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谈到，波兰有5％的中央财政支出用于农民养老保险，我国中央财政对此则没有一分钱。我国中央财政支出只要拿出2％,用于农民养老保险，就能建立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的农民养老保险体系。他还透露，该部的方案力争年底之前上报国务院，方案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使农民养老保险达到80％的覆盖面和60％的参保率；下届政府任期内，这两个数字将分别提高到100％和80％。我认为，农民的养老金应当纳入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之中一并考虑。中央财政投入农民养老，其实比投入铁路建设更为迫切，更有利于拉动内需,更符合以人为本。
　　新中国成立59年来,我国农村的养老责任一直由农民家庭承担。农民年老，总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所谓土地养老，实际上是让子女承担对长辈养老的义务，这就带来许多现实问题。而且,农村老人靠子女赡养，就无法改变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现在，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20，有的省份甚至高达130，男女比例失衡必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不改变现行的养老机制，光靠宣传教育，禁止为孕妇做B超,实为舍本逐末。人们往往把这些现象当作司法问题或者是道德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的缺位。到目前为止，只有干部职工享受退休金，市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养老仍然置于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之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投入地方财政，建立失地农民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制度，受到欢迎。但这种政策远远不能惠及全国农民。建立以中央财政为主的普遍的农民养老金，不应当再拖延了。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今年将超过6万亿元。拿出1000亿元建立低水平的农民养老金，让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先拿到100元，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财政完全有这个能力。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再解决多和少的问题，逐步过渡到城乡一体的养老制度。
　　早有专家指出，我国人均GDP1987年已达到欧盟国家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时的最低水平，1994年达到其平均水平，2000年达到最高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建立农民养老金已经滞后。农民和市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纳税人，国家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农民当然不应排除在外。我国在工业化初期，靠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取了大量的建设资金，这是几亿农民勒紧腰带为国家工业化做出的贡献。城乡二元的户口制度，又使得农民长期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利。国家已经亏欠农民太多了。让老年农民尽快享受退休养老金，让农民分享国家财政收入的成果，对历史的债务做一点补偿,再也不要迟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