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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以及国家改造》（Homesick：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美国杜克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与影像艺术研究的罗鹏（Carlos Rojas）教授，继专著The Naked Gaze：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裸观：反思中国现代性》，哈佛，1998 ）、The Great Wall：A Cultural History（《长城：文化史》，哈佛，2010）之后，出版的又一部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专著。书中的很多观点，得益于2010年春季他在杜克主持的“病毒知识：现代中国的感染与信息（viral knowledge：infection and in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研讨会，以及为学术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CLC）客座编辑的“疾病话语（Discourses of Disease）”专题。全书以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涉及医学术语为譬喻的著述为研究对象，正文分为三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1906：吞噬细胞》（Phagocytes），包括了《改良》（Reform）、《叛乱》（Rebellion）、《复兴》（Rebirth）三章；第二部分《1967：药》（Pharmakons），包括了《革命》（Revolution）一章；第三部分《2006：幻象》（Phantasms），包括了《信息》（Information）、《资本》（Capital）、《劳工》（Labor）、《膈膜》（Membranes）四章，从这些小标题，就可以窥见其内容跨医学、政治文化及中国近现代史之一斑。
所选择的这三个时间节点共通性，是都位于现代中国历史两个分水岭间的下跌中途。如1906年是义和团运动结束的1901年和清政府被推翻的1911年之间的一半，因此可以一窥中国从王朝过渡到共和政体；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1958年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运动的1978年间的一半，因此抓住了一个从坚持毛泽东思想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转型中的关键时刻；2006年标志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和2011年宣告中国取代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间的一半，提供一个从狭隘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快照。总的来说，这三年提供了进入从一个垂死的王朝政权转变为世界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百年中国的一个窗口。
该书以文本和话语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探究使“东亚病夫”“黄祸”等疾病比喻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社会中如此坚韧而又有力的话语，其潜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逻辑。并试图通过考察感染病原体等文化表达，探求更好地理解文化、政治和科学间密切关联性的方式，特别是那种能使某种比喻和话语逻辑在三者间流畅地来回的方式。如他所言，“我的研究目标，不只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去分析医学现象，也不是用医学思想来重估我们怎么进行文化分析的方法，而是要提出一种分析模式来挑战在文化、政治和科学之间假想的边界”①，因此，《离乡病》一书，无疑是一次探索话语跨界旅行的有益尝试。
全书以对李汝珍小说《孽海花》中一个情节分析为引言开篇：兰音得了一种病，腹部肿胀得像鼓一样紧，她爸爸让唐敖等访客把她带走治病，然而在他们成功发现一些药剂可以治好她并试图带她回岛时，他们发现一进入她故乡岛屿的海岸线，她的症状就又出现了。这种出人意料的复发，就是被小说中的这些旅行者讽刺性地称为“离乡病”的古怪形式。因此，所谓“离乡病”，即指这样一种情况，不是因为渴望家“思乡”而生病，而是因为过分接近家而导致。换句话说，家本身就是病的寓所。他进而指出，“离乡病”的形象捕捉到了一个内在疏离感和向外运动的逻辑，其实质在于，为了象征性地重申同一实体内可察觉的一致性，他者性（alterity）节点被驱逐出个体或集合体的结构。因此，“他者”成为跨越科学、政治、文化，穿越身体、家庭与社会的关键词，对“他者”的认识、评价，及逻辑探究，成为《离乡病》写作的核心。
外在于自我（self），并与其相对应的“他者””（the other），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在黑格尔、萨特、拉康的论述中，都认为“他者”对于主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有重要意义。从哲学的主客体对立关系中分离转化出来后，他者，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中的重要理论术语，也常被用作文化人类学、文学形象学分析时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常被与身份（identity）、本土的（native）联系。而《离乡病》中所使用的“他者”，更强调的是集合体内部的异质性特征，“other”，也会偶尔使用，但更多的是用“alterity”，甚或是“internal alterity”。与其联系使用较多的词并不是“native”或“identity”，偶尔也会有“status”，但更多的是以“dynamism”（活力），alien（异己的）为词根的一些词。这表明罗鹏对于“他者”认识与以往学者不同。
“他者”（alterity），首先是一个被放逐或将被驱逐的对象，是“病”（sickness或dysfunction）因。以《镜花缘》为例，罗鹏将“他者”做了社会、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的切分。就社会层面而言，百花仙女触犯天条而被放逐，男主人公唐敖被诬告参与策划了谋反而自我放逐，他们都是象征着暴乱与抵抗行为，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而必须被放逐的“他者”，不然，社会就会“病”。在家庭层面，罗鹏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析，他认为小说后半部围绕唐敖得道升天后女儿对他无果的寻找，是對父女分离的强调，如同兰音的“离乡病”使她必须离开家一样，说明青年女子成为家庭中的“他者”，成年后就必须离开家庭嫁入夫家，进行异族通婚的必要性，以免乱伦。至于个体肉身的层面，他认为兰音隆起的腹部，也隐含有怀孕的寓意，并将怀孕视为是妇女的身体中孕育了一个终将被驱逐的“他者”的“病”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就是“他者”被驱逐，母亲和孩子因此得以幸存。 因此，“离乡病”中的“他者”，代表了一个自我分化和向外运动的进程：民族、家庭甚至是肉身，从本质上说都是异质集合体，对于政治团体，这种内部异质采取叛乱或起义的形式，频繁地通过流亡或是内部边缘化的方式得以表达。同时，家庭和宗族中，乱伦的幽灵也频繁出没，通过异族通婚得到结构性调整；而个体持续不断地受到疾病和感染可能性的威胁，这些疾病和感染可能通过用药和自身免疫系统来消灭或移除内部病因，甚至再传染他人。在每种情况下，内部异质都会产生一个向外的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中，各种“疾病”（illness或dysfuction）症候得以解决。“他者”不仅穿越了社会、家庭与肉身等有形空间，也完成了在政治（叛乱或起义）、文化（乱伦和异族通婚）、科学（疾病、感染和药剂）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跨界。
更重要的是，《离乡病》中“他者”的内涵，主要不是与自我（self）相对应的外在的他人（others），更是一种内在的“他性”（alterity）、异类（alien），是源于自然界与社会内部差异性所产生的一种动力（dynamic），这种动程的趋势及结果是个体进化和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者”不仅是病因（书中他用的是直接音译的“du”），而且本身就是药，这就是《离乡病》中的“他者”辩证法。可见，《离乡病》中与“他者”相对应的，不是主体、身份、本土等词语，而是集合体（collectives）、一致性（coherence或homogeneity），以“他者”的理论视角来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疾病修辞的相关论述，不只是进行个体身份识别或是构建民族形象特征，更在于揭示出潜藏在跨界的疾病话语逻辑之下如何认识中国的思维模式，因此“paradigm”也是《离乡病》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
如果说，疾病（sickness，illness）或是社会失序（dysfunction、disorder），是离乡病、他者存在的主要表征，假设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谓的健康状态，则是离乡病、他者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运动的方向与结果，因此，事物所产生的一致感，并不代表同一性，只是一种假设的幻象，本身就是内部这种异质内核持续参与并达成妥协的结果。那么，兼具“毒”和“药”身份的“他者”，是如何实现两种状态转换的呢？这里仅举书中以病毒分析和梁启超《新民说》中对于宋的分析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病毒因缺乏许多被认为是生命的前提条件，如具有细胞壁、能代谢营养、产生蛋白质，和自我繁殖等，而寄生性地依赖于宿主，进而导致宿体的虚弱，故而被视为“毒”。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生命进化中，病毒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病毒就是基因创新的虚拟实验室。它以一个比其他生物快得多的速度产生基因突变。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病毒甚至可以把他们自己写入宿主的基因组中（具体而言，基于RNA的逆转录病毒有回信到宿主的DNA遗传密码的能力，如果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干细胞，这些变化可能传递到生物体的后代），因此，他们提供了一种为进化发展不断灌输新的遗传物质的可能。简言之，就是病毒作为他者入侵宿主体内后，在受到宿体的免疫系统等防御机制驱逐的过程中，可能会与体内的基因结合，形成内在他性，反而提高了宿体的免疫能力。
书中还引用了梁启超《新民说》中对宋朝文弱的分析，认为中国因它文弱的品质而为天下所知，它羞怯的毛病已经深深地浸透它的内核。甚至当那些凶残的、勇敢的“野蛮人”被我们同化，他们也变得被这个病传染了，因此变得虚弱并且完全失去了凶残的气质。这一评价表明，与女真、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相比，宋朝与武力相对的“文”的特质意味着弱，然而当被征服成为蒙古所建元朝中的“他者”，“文”的价值观又感染了征服者，元朝挪用了宋和更早期中国王朝的许多社会文化制度，同时也开启了大量被明清沿用的制度革新。可见，作为“他者”，“文”不仅是王朝衰落的病因，同时也是汉民族强大的根源，社会文化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因。
综上所述可知，《离乡病》中对“他者”的论述，表面上遵循了一条由身体—家庭—社会的物理空间逻辑，其对应的是由医学—文化—政治的潜在意识空间逻辑，而使两条平行脉络得以有效缝合的是，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疾病话题。
回溯中西方把身体视为政治社会的象征这一悠久传统，是《离乡病》中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疾病讨论，用疾病譬喻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念得以流行的逻辑基点。通过对比代表中国传统医学观念的《黄帝内经》、唐代道教大师司马承桢相关论述，与从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到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西方传统中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比喻，罗鹏指出：虽然两个传统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即身体与器官的关系可以用来借喻个体与社会制度间的关系，但基于中西医潜在认识论的差异，中国传统医疗理论强调身体所处于自身与外部环境间这个流动系统中的位置，而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医疗理论则更倾向于把身体视为一个离散而有边界的实体，可以外推出对于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的两种不同理解。他引用日本药学史家栗山茂久《人体表象及希腊、中国医学之趋异》中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提出西方医疗理论传统对应的是米歇尔·福柯所描述超可见的君主权利部署模式，而中医传统则对应的是被福柯描述为通过广泛社会机构进行“毛细管”权力分配的模式。这种曾被诟病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权利分配模式，其超官僚属性，恰被福柯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同特征。
《离乡病》中所提到与20世纪中国社会相关的医学譬喻有很多，如东亚病夫、黄热病、病毒、梅毒、微生物、真菌、单细胞朊毒体、吞噬细胞、传染、感染、SARS、AIDS、精神错乱（alienation）、处女膜等。就其话语分析方法的不同，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以“东亚病夫”“黄热病”“病毒”“吞噬细胞”等为代表的谱系爬梳，和SARS、AIDS、精神错乱（alienation）、处女膜等以作品分析为主，挖掘其象征意义。而在两种分析方法中，一以贯之的是作者的辩证态度。
鉴于病夫（sickman）与黄祸（the yellow peril）的比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疾病话语得以流行的起点，作者借鉴知识考古的方法，爬梳了病夫和黄祸的譬喻如何成为时代共识的进程，进而分析了其潜在的社会心理逻辑。从严复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中，借鉴了欧洲19世纪中叶以来视奥匈为病夫的流行语，而用“病夫”一词来形容中国，被视为该譬喻的开始，一年后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字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土耳其、波斯、中国和摩洛哥并称为世界上的四大病族，病夫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代名词，不僅为外国批评所接受，也成为中国内部知识分子和改革者的共识。同样是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被确认是第一个用“黄祸”来指称亚洲人中的日本人，1898年英国作家M.P.希尔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用了“Yellow Danger”，来指称中国人，十五年后，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在他的傅满楚系列（1913—1959）小说中进一步使这个标签大众化传播开来。黄祸的比喻表达了西方对于亚洲人的恐惧，特别是对中国人。 作者用了一些篇幅来论述1896年匿名发表在英文版《字林报》上，后来被《时务报》以《中国事情》为题名转载的《中国情况》（Condition of China），以及梁启超《新民说》（1903—1905）中对中国境况的分析，辩证地指出病夫和黄祸两种比喻，无论是把中华民族比作病体，或是把中国人比拟为一种传染病，都是他者的一种无根据的想象，病夫的弱，引来帝国列强的瓜分狂潮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列强权利的威胁。《中国事情》这篇散文，主要就是描述了中国可能很快被撕成碎片的前景是怎样被看作是对西方的威胁，因为中国分裂会导致西方列强对于这个民族的残余部分相互竞争，从而把中国自己的软弱转换成对其他国家的一个直接威胁。
他进而指出，吊诡的是，不仅西方人将现代中国的病弱视为威胁，西学东渐运动中，编译《海国图志》的魏源所强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中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因为有中华民族汉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支撑，表面上认为弱而倡导学习西方，本质上对中国文化都有坚定自信的。即使那些彻底失去民族自信力的改革者，如把中国政体被感染的病原体，想象中国为传统“儒、道、佛教僧侣”影响的结果这一内源性病毒的鲁迅，或是用中西疗法对比不同来强调中国缺陷的其他现代作家如丁玲、郁达夫、老舍等，夏志清也早已指出他们所用疾病话语下的共通逻辑——“中国迷”，其关键的症状是狭隘地专注于中国特点的倾向，而不解决“人类境况”更普遍的主题。夏志清认为，比起“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每一个现代作家在人类现代世界状态中，自动识别他的国家的病态，……中国作家把中国国情视为特殊的中国而不适用于别处”②。由此可见，《离乡病》中对于病、弱的分析，与价值判断无涉，其想透视的是话语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除了语用学意义上的知识考古，作者在论述病毒（virus）和模因（meme）时还使用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谱系梳理，细数了病毒这个词从拉丁语、法语、英语到生物医学术语的词源学演变史：拉丁语词“virus”，指的是一种有毒或药物性质的分泌；中古法语词“virus”，指一种隐藏传染媒介的物质；而在19世纪早期，一个相应的英语词被用于指涉一种能够很容易通过社会传播的有害的或有破坏性的影响；直到1890年代，生物病毒被确认并独立出来，指称一种能通过并进入机体的活性细胞感染主体并且利用细胞内部的染色体组来复制自身的生物体。事实上，病毒能成为喻体来类比文化模因（meme），源于它自身的感染与复制能力，话语的跨界譬喻，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病毒感染的过程。
这里作者借用了德里达对于J.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语言分类的批评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进而指出德里达主张语言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反复引用——并且因此脱离了说话人/作者，同样也脱离了使语言沟通称为可能的最初的它的所指，而寄生性地感染了所有话语的“比喻病毒”（figurative virus），表示的正是语言自身的有利条件之一。因此，词根（root）溯源、类比（parallel）和比拟（metaphor）是《离乡病》中疾病话语分析所采用的主要修辞形式，也是话语得以跨科学、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范畴的主要思维逻辑形式。比如他在分析鲁迅作品《狂人日记》时，举俄国细菌学家梅奇尼科夫命名吞噬细胞（phagocytes）为例，是源于希腊词根“phagien”，意思是“去吃”，并且这个细胞消费的过程给他提供了发现免疫系统中的白细胞能够识別且消耗有害微生物的灵感。陈独秀将其译作“噬菌细胞”，就是一种比拟修辞思维逻辑的体现。
另一类是集中在该书第三部分的以作品分析为主的医学譬喻话语：SARS、AIDS、处女膜、精神错乱（alienation），其基本论述逻辑是将同为2006年出版发行的小说《如焉@SARS.come》（胡发云）、《丁庄梦》（阎连科）、《兄弟》（余华）和影片《黑眼镜》（蔡明亮）视为在生产、流通、消费的社会生活中，某些信息、资本、劳力和政治含义等社会现象的载体，用模因分析的方法探究这些疾病和感染譬喻话语背后的“他者”节点。并持续不断地强调了“他者”的重要性——不仅是在躯体内部，而且也存在于更为抽象的文化、政治和科学集合体中。尽管这一系列文本中的每一个都反映了一套不同的特点和考量，他们无疑地都是围着他者这个轴心，这些节点不只是代表了软弱和不稳定性的状况，而且也可能促进他自身所依赖存在的集合体，籍以保证长期健康的更新和转换的进程。
总体看来，《离乡病》中，作者透过“sickness”和“infection”等疾病比喻的讨论，来分析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医药和政治间、秩序和失序间、语言和现实间的概念边界，考察与一组话语重叠的现代生物医学和政治模式相关的“身体”话语的位移，并提出来很多有趣也有意义的新见解。书中形象生动的语言、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纵横古今中外，跨越医学、社会政治的话语批评与术语运用，彰显了作者丰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知识架构。其思考的广度与深度，不仅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分析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书中关于“他者”的认识与分析，无疑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也有重要意义。因此，《离乡病》一书的中文版是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的。
【注释】
①Carlos Rojas，Homesickness：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X.
②C.T.Hsia，“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y of Morden Chinese Fiction，second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533-554.
所选择的这三个时间节点共通性，是都位于现代中国历史两个分水岭间的下跌中途。如1906年是义和团运动结束的1901年和清政府被推翻的1911年之间的一半，因此可以一窥中国从王朝过渡到共和政体；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1958年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运动的1978年间的一半，因此抓住了一个从坚持毛泽东思想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转型中的关键时刻；2006年标志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和2011年宣告中国取代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间的一半，提供一个从狭隘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一个全球超级大国的快照。总的来说，这三年提供了进入从一个垂死的王朝政权转变为世界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百年中国的一个窗口。
该书以文本和话语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探究使“东亚病夫”“黄祸”等疾病比喻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社会中如此坚韧而又有力的话语，其潜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逻辑。并试图通过考察感染病原体等文化表达，探求更好地理解文化、政治和科学间密切关联性的方式，特别是那种能使某种比喻和话语逻辑在三者间流畅地来回的方式。如他所言，“我的研究目标，不只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去分析医学现象，也不是用医学思想来重估我们怎么进行文化分析的方法，而是要提出一种分析模式来挑战在文化、政治和科学之间假想的边界”①，因此，《离乡病》一书，无疑是一次探索话语跨界旅行的有益尝试。
全书以对李汝珍小说《孽海花》中一个情节分析为引言开篇：兰音得了一种病，腹部肿胀得像鼓一样紧，她爸爸让唐敖等访客把她带走治病，然而在他们成功发现一些药剂可以治好她并试图带她回岛时，他们发现一进入她故乡岛屿的海岸线，她的症状就又出现了。这种出人意料的复发，就是被小说中的这些旅行者讽刺性地称为“离乡病”的古怪形式。因此，所谓“离乡病”，即指这样一种情况，不是因为渴望家“思乡”而生病，而是因为过分接近家而导致。换句话说，家本身就是病的寓所。他进而指出，“离乡病”的形象捕捉到了一个内在疏离感和向外运动的逻辑，其实质在于，为了象征性地重申同一实体内可察觉的一致性，他者性（alterity）节点被驱逐出个体或集合体的结构。因此，“他者”成为跨越科学、政治、文化，穿越身体、家庭与社会的关键词，对“他者”的认识、评价，及逻辑探究，成为《离乡病》写作的核心。
外在于自我（self），并与其相对应的“他者””（the other），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在黑格尔、萨特、拉康的论述中，都认为“他者”对于主体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有重要意义。从哲学的主客体对立关系中分离转化出来后，他者，作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中的重要理论术语，也常被用作文化人类学、文学形象学分析时所使用的重要概念，常被与身份（identity）、本土的（native）联系。而《离乡病》中所使用的“他者”，更强调的是集合体内部的异质性特征，“other”，也会偶尔使用，但更多的是用“alterity”，甚或是“internal alterity”。与其联系使用较多的词并不是“native”或“identity”，偶尔也会有“status”，但更多的是以“dynamism”（活力），alien（异己的）为词根的一些词。这表明罗鹏对于“他者”认识与以往学者不同。
“他者”（alterity），首先是一个被放逐或将被驱逐的对象，是“病”（sickness或dysfunction）因。以《镜花缘》为例，罗鹏将“他者”做了社会、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的切分。就社会层面而言，百花仙女触犯天条而被放逐，男主人公唐敖被诬告参与策划了谋反而自我放逐，他们都是象征着暴乱与抵抗行为，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而必须被放逐的“他者”，不然，社会就会“病”。在家庭层面，罗鹏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分析，他认为小说后半部围绕唐敖得道升天后女儿对他无果的寻找，是對父女分离的强调，如同兰音的“离乡病”使她必须离开家一样，说明青年女子成为家庭中的“他者”，成年后就必须离开家庭嫁入夫家，进行异族通婚的必要性，以免乱伦。至于个体肉身的层面，他认为兰音隆起的腹部，也隐含有怀孕的寓意，并将怀孕视为是妇女的身体中孕育了一个终将被驱逐的“他者”的“病”的过程，生产的过程就是“他者”被驱逐，母亲和孩子因此得以幸存。 因此，“离乡病”中的“他者”，代表了一个自我分化和向外运动的进程：民族、家庭甚至是肉身，从本质上说都是异质集合体，对于政治团体，这种内部异质采取叛乱或起义的形式，频繁地通过流亡或是内部边缘化的方式得以表达。同时，家庭和宗族中，乱伦的幽灵也频繁出没，通过异族通婚得到结构性调整；而个体持续不断地受到疾病和感染可能性的威胁，这些疾病和感染可能通过用药和自身免疫系统来消灭或移除内部病因，甚至再传染他人。在每种情况下，内部异质都会产生一个向外的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中，各种“疾病”（illness或dysfuction）症候得以解决。“他者”不仅穿越了社会、家庭与肉身等有形空间，也完成了在政治（叛乱或起义）、文化（乱伦和异族通婚）、科学（疾病、感染和药剂）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跨界。
更重要的是，《离乡病》中“他者”的内涵，主要不是与自我（self）相对应的外在的他人（others），更是一种内在的“他性”（alterity）、异类（alien），是源于自然界与社会内部差异性所产生的一种动力（dynamic），这种动程的趋势及结果是个体进化和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者”不仅是病因（书中他用的是直接音译的“du”），而且本身就是药，这就是《离乡病》中的“他者”辩证法。可见，《离乡病》中与“他者”相对应的，不是主体、身份、本土等词语，而是集合体（collectives）、一致性（coherence或homogeneity），以“他者”的理论视角来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疾病修辞的相关论述，不只是进行个体身份识别或是构建民族形象特征，更在于揭示出潜藏在跨界的疾病话语逻辑之下如何认识中国的思维模式，因此“paradigm”也是《离乡病》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
如果说，疾病（sickness，illness）或是社会失序（dysfunction、disorder），是离乡病、他者存在的主要表征，假设的一致性，也就是所谓的健康状态，则是离乡病、他者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运动的方向与结果，因此，事物所产生的一致感，并不代表同一性，只是一种假设的幻象，本身就是内部这种异质内核持续参与并达成妥协的结果。那么，兼具“毒”和“药”身份的“他者”，是如何实现两种状态转换的呢？这里仅举书中以病毒分析和梁启超《新民说》中对于宋的分析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病毒因缺乏许多被认为是生命的前提条件，如具有细胞壁、能代谢营养、产生蛋白质，和自我繁殖等，而寄生性地依赖于宿主，进而导致宿体的虚弱，故而被视为“毒”。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生命进化中，病毒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病毒就是基因创新的虚拟实验室。它以一个比其他生物快得多的速度产生基因突变。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病毒甚至可以把他们自己写入宿主的基因组中（具体而言，基于RNA的逆转录病毒有回信到宿主的DNA遗传密码的能力，如果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干细胞，这些变化可能传递到生物体的后代），因此，他们提供了一种为进化发展不断灌输新的遗传物质的可能。简言之，就是病毒作为他者入侵宿主体内后，在受到宿体的免疫系统等防御机制驱逐的过程中，可能会与体内的基因结合，形成内在他性，反而提高了宿体的免疫能力。
书中还引用了梁启超《新民说》中对宋朝文弱的分析，认为中国因它文弱的品质而为天下所知，它羞怯的毛病已经深深地浸透它的内核。甚至当那些凶残的、勇敢的“野蛮人”被我们同化，他们也变得被这个病传染了，因此变得虚弱并且完全失去了凶残的气质。这一评价表明，与女真、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相比，宋朝与武力相对的“文”的特质意味着弱，然而当被征服成为蒙古所建元朝中的“他者”，“文”的价值观又感染了征服者，元朝挪用了宋和更早期中国王朝的许多社会文化制度，同时也开启了大量被明清沿用的制度革新。可见，作为“他者”，“文”不仅是王朝衰落的病因，同时也是汉民族强大的根源，社会文化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因。
综上所述可知，《离乡病》中对“他者”的论述，表面上遵循了一条由身体—家庭—社会的物理空间逻辑，其对应的是由医学—文化—政治的潜在意识空间逻辑，而使两条平行脉络得以有效缝合的是，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疾病话题。
回溯中西方把身体视为政治社会的象征这一悠久传统，是《离乡病》中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疾病讨论，用疾病譬喻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念得以流行的逻辑基点。通过对比代表中国传统医学观念的《黄帝内经》、唐代道教大师司马承桢相关论述，与从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到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西方传统中身体与社会关系的比喻，罗鹏指出：虽然两个传统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即身体与器官的关系可以用来借喻个体与社会制度间的关系，但基于中西医潜在认识论的差异，中国传统医疗理论强调身体所处于自身与外部环境间这个流动系统中的位置，而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医疗理论则更倾向于把身体视为一个离散而有边界的实体，可以外推出对于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的两种不同理解。他引用日本药学史家栗山茂久《人体表象及希腊、中国医学之趋异》中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提出西方医疗理论传统对应的是米歇尔·福柯所描述超可见的君主权利部署模式，而中医传统则对应的是被福柯描述为通过广泛社会机构进行“毛细管”权力分配的模式。这种曾被诟病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权利分配模式，其超官僚属性，恰被福柯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同特征。
《离乡病》中所提到与20世纪中国社会相关的医学譬喻有很多，如东亚病夫、黄热病、病毒、梅毒、微生物、真菌、单细胞朊毒体、吞噬细胞、传染、感染、SARS、AIDS、精神错乱（alienation）、处女膜等。就其话语分析方法的不同，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以“东亚病夫”“黄热病”“病毒”“吞噬细胞”等为代表的谱系爬梳，和SARS、AIDS、精神错乱（alienation）、处女膜等以作品分析为主，挖掘其象征意义。而在两种分析方法中，一以贯之的是作者的辩证态度。
鉴于病夫（sickman）与黄祸（the yellow peril）的比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疾病话语得以流行的起点，作者借鉴知识考古的方法，爬梳了病夫和黄祸的譬喻如何成为时代共识的进程，进而分析了其潜在的社会心理逻辑。从严复1895年发表在天津《直报》上的《原强》中，借鉴了欧洲19世纪中叶以来视奥匈为病夫的流行语，而用“病夫”一词来形容中国，被视为该譬喻的开始，一年后上海的英文版报纸《字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土耳其、波斯、中国和摩洛哥并称为世界上的四大病族，病夫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代名词，不僅为外国批评所接受，也成为中国内部知识分子和改革者的共识。同样是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被确认是第一个用“黄祸”来指称亚洲人中的日本人，1898年英国作家M.P.希尔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用了“Yellow Danger”，来指称中国人，十五年后，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在他的傅满楚系列（1913—1959）小说中进一步使这个标签大众化传播开来。黄祸的比喻表达了西方对于亚洲人的恐惧，特别是对中国人。 作者用了一些篇幅来论述1896年匿名发表在英文版《字林报》上，后来被《时务报》以《中国事情》为题名转载的《中国情况》（Condition of China），以及梁启超《新民说》（1903—1905）中对中国境况的分析，辩证地指出病夫和黄祸两种比喻，无论是把中华民族比作病体，或是把中国人比拟为一种传染病，都是他者的一种无根据的想象，病夫的弱，引来帝国列强的瓜分狂潮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列强权利的威胁。《中国事情》这篇散文，主要就是描述了中国可能很快被撕成碎片的前景是怎样被看作是对西方的威胁，因为中国分裂会导致西方列强对于这个民族的残余部分相互竞争，从而把中国自己的软弱转换成对其他国家的一个直接威胁。
他进而指出，吊诡的是，不仅西方人将现代中国的病弱视为威胁，西学东渐运动中，编译《海国图志》的魏源所强调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中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因为有中华民族汉化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支撑，表面上认为弱而倡导学习西方，本质上对中国文化都有坚定自信的。即使那些彻底失去民族自信力的改革者，如把中国政体被感染的病原体，想象中国为传统“儒、道、佛教僧侣”影响的结果这一内源性病毒的鲁迅，或是用中西疗法对比不同来强调中国缺陷的其他现代作家如丁玲、郁达夫、老舍等，夏志清也早已指出他们所用疾病话语下的共通逻辑——“中国迷”，其关键的症状是狭隘地专注于中国特点的倾向，而不解决“人类境况”更普遍的主题。夏志清认为，比起“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每一个现代作家在人类现代世界状态中，自动识别他的国家的病态，……中国作家把中国国情视为特殊的中国而不适用于别处”②。由此可见，《离乡病》中对于病、弱的分析，与价值判断无涉，其想透视的是话语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除了语用学意义上的知识考古，作者在论述病毒（virus）和模因（meme）时还使用了词源学意义上的谱系梳理，细数了病毒这个词从拉丁语、法语、英语到生物医学术语的词源学演变史：拉丁语词“virus”，指的是一种有毒或药物性质的分泌；中古法语词“virus”，指一种隐藏传染媒介的物质；而在19世纪早期，一个相应的英语词被用于指涉一种能够很容易通过社会传播的有害的或有破坏性的影响；直到1890年代，生物病毒被确认并独立出来，指称一种能通过并进入机体的活性细胞感染主体并且利用细胞内部的染色体组来复制自身的生物体。事实上，病毒能成为喻体来类比文化模因（meme），源于它自身的感染与复制能力，话语的跨界譬喻，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病毒感染的过程。
这里作者借用了德里达对于J.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语言分类的批评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进而指出德里达主张语言能够在不同语境中反复引用——并且因此脱离了说话人/作者，同样也脱离了使语言沟通称为可能的最初的它的所指，而寄生性地感染了所有话语的“比喻病毒”（figurative virus），表示的正是语言自身的有利条件之一。因此，词根（root）溯源、类比（parallel）和比拟（metaphor）是《离乡病》中疾病话语分析所采用的主要修辞形式，也是话语得以跨科学、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范畴的主要思维逻辑形式。比如他在分析鲁迅作品《狂人日记》时，举俄国细菌学家梅奇尼科夫命名吞噬细胞（phagocytes）为例，是源于希腊词根“phagien”，意思是“去吃”，并且这个细胞消费的过程给他提供了发现免疫系统中的白细胞能够识別且消耗有害微生物的灵感。陈独秀将其译作“噬菌细胞”，就是一种比拟修辞思维逻辑的体现。
另一类是集中在该书第三部分的以作品分析为主的医学譬喻话语：SARS、AIDS、处女膜、精神错乱（alienation），其基本论述逻辑是将同为2006年出版发行的小说《如焉@SARS.come》（胡发云）、《丁庄梦》（阎连科）、《兄弟》（余华）和影片《黑眼镜》（蔡明亮）视为在生产、流通、消费的社会生活中，某些信息、资本、劳力和政治含义等社会现象的载体，用模因分析的方法探究这些疾病和感染譬喻话语背后的“他者”节点。并持续不断地强调了“他者”的重要性——不仅是在躯体内部，而且也存在于更为抽象的文化、政治和科学集合体中。尽管这一系列文本中的每一个都反映了一套不同的特点和考量，他们无疑地都是围着他者这个轴心，这些节点不只是代表了软弱和不稳定性的状况，而且也可能促进他自身所依赖存在的集合体，籍以保证长期健康的更新和转换的进程。
总体看来，《离乡病》中，作者透过“sickness”和“infection”等疾病比喻的讨论，来分析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医药和政治间、秩序和失序间、语言和现实间的概念边界，考察与一组话语重叠的现代生物医学和政治模式相关的“身体”话语的位移，并提出来很多有趣也有意义的新见解。书中形象生动的语言、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纵横古今中外，跨越医学、社会政治的话语批评与术语运用，彰显了作者丰厚的学养和开阔的知识架构。其思考的广度与深度，不仅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分析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书中关于“他者”的认识与分析，无疑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建构也有重要意义。因此，《离乡病》一书的中文版是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的。
【注释】
①Carlos Rojas，Homesickness：Culture，Contagion，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p.X.
②C.T.Hsia，“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y of Morden Chinese Fiction，second ed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533-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