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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华上吊自杀了！”一进门，妈妈就叹息地说，“多好的孩子啊，就这样毁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万分惊讶，脑海里满是他挥之不去的样子，宛如电影胶片般不断地晃过。
一
记忆中的故乡依旧是童年时的模样：村落中鳞次栉比的房屋笼罩在成片的柏树林下，村后流水潺潺的小河上，不时有蹲着鱼鹰的小船划过，门前垂柳下清澈的池塘边，依稀可见抑扬顿挫的捶衣声。远处一望无垠的水田，打谷场上群山似的草垛，还有那多年未改的乡音……
阿华住我家隔壁，在兄妹中排行老三，上面有姐姐和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六口挤在墙壁剥落的三间砖瓦房里。
阿华的年纪比我大一些，尽管我们都曾在同一间小学读书，但我刚上学时，他已是毕业班的大孩子了。起初，爷爷奶奶轮流拎着书包送我去学堂，没等放学，老人就早早守候在村口了，直到看见阿华牵着我信步走来。班上有几个淘气的小朋友老爱抢我漂亮的铅笔，把我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文具盒偷偷藏起来，急得我大哭，他们却在一旁没心没肺的傻笑。我抹着眼泪向阿华求救，阿华皱着眉头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你们这些小萝卜头，谁要是再欺负安安，我对你们不客气，小心我把你们一个个丢进粪坑里去。”边说边把拳头握得很紧，胳膊挥起老高。
爷爷奶奶对阿华感激不尽，我也常悄悄地把果丹皮、山楂丸朝他怀里塞。有一回，他拿着一罐健力宝左看右看直挠头，竟不知道怎么开启。我教他拉环盖，他一用力，开口朝着自己，碳酸饮料如自来水一般，喷得他全身都是，头发湿漉漉的滴着水，像刚游过泳似的，让人哭笑不得。
我每天很早就去门口等他，常看见他提着两挂粘满泥浆的蒿子（竹篾做的酷似丝瓜的器具，放入蚯蚓，埋在水田沼泽里，用以引诱黄鳝），穿着黑色的雨鞋远远地从田埂边回来，一个个地解开尖尖的封口，倒出大小肥瘦不一的鳝鱼（当地对黄鳝的俗称），装进早准备好的桐油木桶里，有时还会倒出一两条喜欢没事瞎搀和的水蛇，它们可没权享受贵宾的待遇，往往被请出木桶，落个身斩五六截的下场。
运气好的话，一天能下两斤鳝鱼，换回三块多钱毛票。人常说：将心比心，周日阿华去镇上卖完鳝鱼回来，也不忘给我捎根一毛钱的油条，他口上总说：“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可嘴上却没见一抹油的痕迹。尽管挑食的我对太油腻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二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阿华已经在家务农了。
阿华的父亲张二叔平时沉默寡言，患有严重的“妻管严”，活像头老黄牛，就知道埋首苦干。母亲张二婶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瘦得一阵风就能给吹跑，唠叨起来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越说越上瘾，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放过，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张二婶超乎寻常的勤俭持家，衣服破了就补补，常常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接着穿，难得碰上开一次荤，也是挑剩下的五花肉，恨不得一块铜板掰成两半花；电也舍不得用，晚上多点一盏油灯都嫌费油。那年张二叔进城打兔子叫车把腿给撞了，送医院一瞧：要住院半月，少不得花一千多块钱。她二话没说，连夜冒雨用板车把老伴拖回了家，伤口化脓也不肯送医院，就着土方子草药对付，这一养就是半年，人受罪不说，钱没少花，还把活耽搁了。
在乡亲们眼里，阿华是个听话的孩子。他的姐姐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前带回男朋友，二婶嫌人家黑，死活都不同意，甚至以死相威胁。女孩一赌气，找了河对岸四十开外面目狰狞的瘸子。没等登记，俩人就搬到一块住了。他大哥考高中考了三回也没戏，心一横，当兵去了，弟弟太小，张二叔忙着在城里拉板车挣钱，这样，家里的农活就落到了花季少年的肩上。
那年“双抢”阿华挑完草头（即：稻谷捆成的一捆）摸黑回家，忘了带回铳担，黑灯瞎火的半天也没找到，正好被二婶抓到了把柄，“紧箍咒”念叨个没完，张二叔屁都不敢放一个，心里烦了拿阿华撒气，一巴掌打碎了孩子鸡蛋壳般的自尊心。阿华收拾几件衣服就溜出了家门，发誓不回去了，在村口的坟地里跟蚊子苍蝇搏斗了大半宿，直到天亮。他神情恍惚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滴水未进，没等爬上火车就晕倒在地，衣衫不整，身上全是红疙瘩，乞丐一般。幸亏火车站附近的好心人发现了他，喊了个“麻木”（摩托车）把他接到家里，鸡鸭鱼肉、空调可乐地招待了五天，又反复的劝导孩子，这才派车送他回来，千叮万嘱，说破了嘴皮子，让大人善待孩子。好心人前脚走，二婶后脚就唠叨上了，指着孩子骂：“你这个短阳寿的，有本事就在人家屋里呆一辈子啊，莫回来了！”
家本是最温馨的地方，可对阿华来说，回家就是又一次身陷囹圄。
三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湖北农村，年轻人如潮水般涌向东北。每到11月份，忙碌在外的小伙子们荷包鼓鼓的回家过春节，这叫张二婶分外眼红。动不动就在屋里唠叨，板着一张苦瓜脸：“你看人家张勋比你大不了多少，已经去东北赚了3000块回来，你呢？还窝在家里。”这不，眼瞅着春节刚过，她就猴急猴急地捆好棉被装进彩条塑料袋里，早早把阿华打发去了哈尔滨。
17岁的阿华面黄肌瘦，看上去更小。工地上十几个人挤一间黑暗的棚子，烟雾弥漫，袜子的恶臭、小便的骚味混杂一起叫人窒息，一天干16个小时，生病偷懒几分钟也不可以。吃的饭菜如同猪食，米饭里不时有沙子和黑乎乎的东西，一大锅的汤里看不到油的影子，几片煮烂的菜叶，漂在水面上，看得人胃口全无。阿华没有手艺，掌不了泥刀，只能干扛水泥、提灰、挑桶的纯体力活，工作累不说，工钱也少。一天到晚，扛着上百斤重的水泥爬上爬下，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熬到下工已是晚上8点，累得都快散架了。
尽管如此辛苦，他仍时刻记着母亲的“嘱托”，咬咬牙，一天也没耽搁过。发工钱的那天，扣除生活及相关费用，他领到2500块，头一回摸到这么多钞票。心里那个美啊，满眼是揣着钱兴冲冲跑回家递到母亲手中，母亲舔舔舌头、眯着眼点钱的样子。在阿华眼里，回家开始成为一种骄傲的等待。
他盼啊盼啊，好不容易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中间在北京倒车。趁着空闲时间，眼看大伙都出去看世面了，他也心动了，打算去天安门广场转一转，顺便给爸爸妈妈弟弟们捎点礼物回去。出门的时候，不时地摸摸自己的口袋，左顾右盼，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有钱似的。他去了趟前门，又去地摊买了些衣服鞋袜，还有一袋5块钱的北京果脯。可就在次日凌晨的火车到来之前，他的全部钱款就被别人偷了。有人说，这孩子心眼太实，把所有的钱加上送家人的衣物全裹一块了。醒来时，阿华望着空空的床铺，他绝望得哭起来。多亏同村的老乡凑钱买了车票，这才磕磕碰碰到家。似乎是在一夜间，他从天堂跌进地狱，刚才还手揣钞票，满眼憧憬的，一转眼就两手空空，眼前发黑，心头是母亲的苦瓜脸、紧箍咒和无穷无尽的绝望，看不到一丝光亮。
母亲比想象中的还要凶狠，当他头发蓬乱哭涕涕地跪倒在大门口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张二婶苦涩的叹息：“真是没半点用处……”
回到家了，阿华原本以为回到了停靠的港湾，可现实中他的家却没有给他一丁点儿安慰，阿华的港湾，又在哪呢？
四
古语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仿佛天经地义。阿华的婚事也是父母一手操办的。新娘子是八里外赵家村的，离我外婆家不远，扎着马尾辫，长得水灵，像只熟透了的苹果，平时穿件粉红的浅口毛衣，胸部凸起，衬出优美的曲线，黑色的紧身裤带出性感，眉目间显露出几分妖媚，嘴巴特甜，碰到我母亲时总是亲切地喊“阿姨”。
结婚前，阿华虽然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过，但对男女之事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在东北打工那会，经常听同乡们侃女人，他自己还偷偷地在枕头底下藏了本“澡堂子”画报。可当喜事真正来临时，他对着身边的美人反而哆嗦起来。一次两次也就罢了，连着几个月，面对身边的爱人，阿华依然无动于衷。
新娘子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你这个废物！”这句话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彻底击溃了他的心底防线。半夜蠢蠢欲动，新娘子早已穿戴整齐背过身梦里寻欢去了。到后来，新娘子碰都不让他碰，仿佛要保持清白之身另择快婿似的。
有人说，女人一旦变心，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新娘子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死活不肯回来，年近六十的老丈人硬是气喘吁吁地拖着她朝婆家赶。如此三番两次，新娘子由麻木开始变为愤怒。终于有天晚上，新娘子打扮漂亮，躺在床上目光深情地注视他，带着一丝哀求说：“我们离婚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我对不住你，可是你看你都这样了，过下去还有盼头吗？”阿华呆呆地看着她，没有点头，也没摇头。他不明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
阿华感到莫大的羞辱。那一晚，他们相安无事。
在尚未开化的农村，男人有隐患是件丢脸的事情，阿华没能抬起头上城里的大医院查查，听信镇上的赤脚医生摆布，偷偷的四处寻找偏方。连买药也要用黑色手提袋包着，生怕给旁人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阿华家都弥漫着中药的味道。也许是心急，也许是药喝的不够，阿华的身体还是没太大转机，这让新娘子彻底绝望了。
趁着熬药的机会，阿华媳妇把钾胺磷（剧毒农药）倒进了药罐。阿华端着滚烫的中药，闻出刺鼻的农药味，心里彻底凉了。他给了妻子一个冷眼，颤抖着端起碗走出老远把药倒了，进屋后没打也没骂，只说了一句：“我们离婚吧！”
妻子指使亲友搬空了娘家置办的所有物品，装上大卡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墙上两人甜蜜的结婚照还在，她还在微笑，带着些许恐怖的挖苦，仿佛聊斋故事的画皮，露出狰狞獠牙的真面目。他冲上去，一把扯下撕得稀烂，碎片散落一地，如同他们的婚姻。
离婚没一个月，女的就迫不及待的跟邻村的小伙走到了一起。
阿华更加沉默寡言，他跟着远房的堂兄学起木匠活，在呵斥与叫骂声中苟延残喘，连跟我打招呼也是一脸的冷笑，无奈、迷茫、苦痛。他陷入了绝望的泥潭，连呼喊都来不及。
五
后来，好长时间里我都没他的消息。听说他去了武汉，不久就在江夏区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悬根麻绳离开了人世。
阿华的灵魂终于得以解脱，不再遭受人世间痛苦的折磨了，我本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可不知怎的，每次回想起往事，我的眼里都充满泪花。罗素说，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为什么，阿华的母亲就不明白这一点呢？为何，周围的人不能多点理解和宽容呢？
如果真有来世，真希望阿华过得幸福。
（编辑·烟雨）
一
记忆中的故乡依旧是童年时的模样：村落中鳞次栉比的房屋笼罩在成片的柏树林下，村后流水潺潺的小河上，不时有蹲着鱼鹰的小船划过，门前垂柳下清澈的池塘边，依稀可见抑扬顿挫的捶衣声。远处一望无垠的水田，打谷场上群山似的草垛，还有那多年未改的乡音……
阿华住我家隔壁，在兄妹中排行老三，上面有姐姐和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六口挤在墙壁剥落的三间砖瓦房里。
阿华的年纪比我大一些，尽管我们都曾在同一间小学读书，但我刚上学时，他已是毕业班的大孩子了。起初，爷爷奶奶轮流拎着书包送我去学堂，没等放学，老人就早早守候在村口了，直到看见阿华牵着我信步走来。班上有几个淘气的小朋友老爱抢我漂亮的铅笔，把我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文具盒偷偷藏起来，急得我大哭，他们却在一旁没心没肺的傻笑。我抹着眼泪向阿华求救，阿华皱着眉头摆出一副凶恶的样子：“你们这些小萝卜头，谁要是再欺负安安，我对你们不客气，小心我把你们一个个丢进粪坑里去。”边说边把拳头握得很紧，胳膊挥起老高。
爷爷奶奶对阿华感激不尽，我也常悄悄地把果丹皮、山楂丸朝他怀里塞。有一回，他拿着一罐健力宝左看右看直挠头，竟不知道怎么开启。我教他拉环盖，他一用力，开口朝着自己，碳酸饮料如自来水一般，喷得他全身都是，头发湿漉漉的滴着水，像刚游过泳似的，让人哭笑不得。
我每天很早就去门口等他，常看见他提着两挂粘满泥浆的蒿子（竹篾做的酷似丝瓜的器具，放入蚯蚓，埋在水田沼泽里，用以引诱黄鳝），穿着黑色的雨鞋远远地从田埂边回来，一个个地解开尖尖的封口，倒出大小肥瘦不一的鳝鱼（当地对黄鳝的俗称），装进早准备好的桐油木桶里，有时还会倒出一两条喜欢没事瞎搀和的水蛇，它们可没权享受贵宾的待遇，往往被请出木桶，落个身斩五六截的下场。
运气好的话，一天能下两斤鳝鱼，换回三块多钱毛票。人常说：将心比心，周日阿华去镇上卖完鳝鱼回来，也不忘给我捎根一毛钱的油条，他口上总说：“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可嘴上却没见一抹油的痕迹。尽管挑食的我对太油腻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二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阿华已经在家务农了。
阿华的父亲张二叔平时沉默寡言，患有严重的“妻管严”，活像头老黄牛，就知道埋首苦干。母亲张二婶是个身材矮小的女人，瘦得一阵风就能给吹跑，唠叨起来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越说越上瘾，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放过，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张二婶超乎寻常的勤俭持家，衣服破了就补补，常常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接着穿，难得碰上开一次荤，也是挑剩下的五花肉，恨不得一块铜板掰成两半花；电也舍不得用，晚上多点一盏油灯都嫌费油。那年张二叔进城打兔子叫车把腿给撞了，送医院一瞧：要住院半月，少不得花一千多块钱。她二话没说，连夜冒雨用板车把老伴拖回了家，伤口化脓也不肯送医院，就着土方子草药对付，这一养就是半年，人受罪不说，钱没少花，还把活耽搁了。
在乡亲们眼里，阿华是个听话的孩子。他的姐姐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毕业前带回男朋友，二婶嫌人家黑，死活都不同意，甚至以死相威胁。女孩一赌气，找了河对岸四十开外面目狰狞的瘸子。没等登记，俩人就搬到一块住了。他大哥考高中考了三回也没戏，心一横，当兵去了，弟弟太小，张二叔忙着在城里拉板车挣钱，这样，家里的农活就落到了花季少年的肩上。
那年“双抢”阿华挑完草头（即：稻谷捆成的一捆）摸黑回家，忘了带回铳担，黑灯瞎火的半天也没找到，正好被二婶抓到了把柄，“紧箍咒”念叨个没完，张二叔屁都不敢放一个，心里烦了拿阿华撒气，一巴掌打碎了孩子鸡蛋壳般的自尊心。阿华收拾几件衣服就溜出了家门，发誓不回去了，在村口的坟地里跟蚊子苍蝇搏斗了大半宿，直到天亮。他神情恍惚地走了两个多小时，滴水未进，没等爬上火车就晕倒在地，衣衫不整，身上全是红疙瘩，乞丐一般。幸亏火车站附近的好心人发现了他，喊了个“麻木”（摩托车）把他接到家里，鸡鸭鱼肉、空调可乐地招待了五天，又反复的劝导孩子，这才派车送他回来，千叮万嘱，说破了嘴皮子，让大人善待孩子。好心人前脚走，二婶后脚就唠叨上了，指着孩子骂：“你这个短阳寿的，有本事就在人家屋里呆一辈子啊，莫回来了！”
家本是最温馨的地方，可对阿华来说，回家就是又一次身陷囹圄。
三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湖北农村，年轻人如潮水般涌向东北。每到11月份，忙碌在外的小伙子们荷包鼓鼓的回家过春节，这叫张二婶分外眼红。动不动就在屋里唠叨，板着一张苦瓜脸：“你看人家张勋比你大不了多少，已经去东北赚了3000块回来，你呢？还窝在家里。”这不，眼瞅着春节刚过，她就猴急猴急地捆好棉被装进彩条塑料袋里，早早把阿华打发去了哈尔滨。
17岁的阿华面黄肌瘦，看上去更小。工地上十几个人挤一间黑暗的棚子，烟雾弥漫，袜子的恶臭、小便的骚味混杂一起叫人窒息，一天干16个小时，生病偷懒几分钟也不可以。吃的饭菜如同猪食，米饭里不时有沙子和黑乎乎的东西，一大锅的汤里看不到油的影子，几片煮烂的菜叶，漂在水面上，看得人胃口全无。阿华没有手艺，掌不了泥刀，只能干扛水泥、提灰、挑桶的纯体力活，工作累不说，工钱也少。一天到晚，扛着上百斤重的水泥爬上爬下，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熬到下工已是晚上8点，累得都快散架了。
尽管如此辛苦，他仍时刻记着母亲的“嘱托”，咬咬牙，一天也没耽搁过。发工钱的那天，扣除生活及相关费用，他领到2500块，头一回摸到这么多钞票。心里那个美啊，满眼是揣着钱兴冲冲跑回家递到母亲手中，母亲舔舔舌头、眯着眼点钱的样子。在阿华眼里，回家开始成为一种骄傲的等待。
他盼啊盼啊，好不容易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中间在北京倒车。趁着空闲时间，眼看大伙都出去看世面了，他也心动了，打算去天安门广场转一转，顺便给爸爸妈妈弟弟们捎点礼物回去。出门的时候，不时地摸摸自己的口袋，左顾右盼，生怕人家不知道你有钱似的。他去了趟前门，又去地摊买了些衣服鞋袜，还有一袋5块钱的北京果脯。可就在次日凌晨的火车到来之前，他的全部钱款就被别人偷了。有人说，这孩子心眼太实，把所有的钱加上送家人的衣物全裹一块了。醒来时，阿华望着空空的床铺，他绝望得哭起来。多亏同村的老乡凑钱买了车票，这才磕磕碰碰到家。似乎是在一夜间，他从天堂跌进地狱，刚才还手揣钞票，满眼憧憬的，一转眼就两手空空，眼前发黑，心头是母亲的苦瓜脸、紧箍咒和无穷无尽的绝望，看不到一丝光亮。
母亲比想象中的还要凶狠，当他头发蓬乱哭涕涕地跪倒在大门口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张二婶苦涩的叹息：“真是没半点用处……”
回到家了，阿华原本以为回到了停靠的港湾，可现实中他的家却没有给他一丁点儿安慰，阿华的港湾，又在哪呢？
四
古语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仿佛天经地义。阿华的婚事也是父母一手操办的。新娘子是八里外赵家村的，离我外婆家不远，扎着马尾辫，长得水灵，像只熟透了的苹果，平时穿件粉红的浅口毛衣，胸部凸起，衬出优美的曲线，黑色的紧身裤带出性感，眉目间显露出几分妖媚，嘴巴特甜，碰到我母亲时总是亲切地喊“阿姨”。
结婚前，阿华虽然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碰过，但对男女之事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在东北打工那会，经常听同乡们侃女人，他自己还偷偷地在枕头底下藏了本“澡堂子”画报。可当喜事真正来临时，他对着身边的美人反而哆嗦起来。一次两次也就罢了，连着几个月，面对身边的爱人，阿华依然无动于衷。
新娘子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你这个废物！”这句话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彻底击溃了他的心底防线。半夜蠢蠢欲动，新娘子早已穿戴整齐背过身梦里寻欢去了。到后来，新娘子碰都不让他碰，仿佛要保持清白之身另择快婿似的。
有人说，女人一旦变心，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新娘子三天两头往娘家跑，死活不肯回来，年近六十的老丈人硬是气喘吁吁地拖着她朝婆家赶。如此三番两次，新娘子由麻木开始变为愤怒。终于有天晚上，新娘子打扮漂亮，躺在床上目光深情地注视他，带着一丝哀求说：“我们离婚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我对不住你，可是你看你都这样了，过下去还有盼头吗？”阿华呆呆地看着她，没有点头，也没摇头。他不明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
阿华感到莫大的羞辱。那一晚，他们相安无事。
在尚未开化的农村，男人有隐患是件丢脸的事情，阿华没能抬起头上城里的大医院查查，听信镇上的赤脚医生摆布，偷偷的四处寻找偏方。连买药也要用黑色手提袋包着，生怕给旁人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阿华家都弥漫着中药的味道。也许是心急，也许是药喝的不够，阿华的身体还是没太大转机，这让新娘子彻底绝望了。
趁着熬药的机会，阿华媳妇把钾胺磷（剧毒农药）倒进了药罐。阿华端着滚烫的中药，闻出刺鼻的农药味，心里彻底凉了。他给了妻子一个冷眼，颤抖着端起碗走出老远把药倒了，进屋后没打也没骂，只说了一句：“我们离婚吧！”
妻子指使亲友搬空了娘家置办的所有物品，装上大卡车头也不回地走了。墙上两人甜蜜的结婚照还在，她还在微笑，带着些许恐怖的挖苦，仿佛聊斋故事的画皮，露出狰狞獠牙的真面目。他冲上去，一把扯下撕得稀烂，碎片散落一地，如同他们的婚姻。
离婚没一个月，女的就迫不及待的跟邻村的小伙走到了一起。
阿华更加沉默寡言，他跟着远房的堂兄学起木匠活，在呵斥与叫骂声中苟延残喘，连跟我打招呼也是一脸的冷笑，无奈、迷茫、苦痛。他陷入了绝望的泥潭，连呼喊都来不及。
五
后来，好长时间里我都没他的消息。听说他去了武汉，不久就在江夏区一间简陋的民房里悬根麻绳离开了人世。
阿华的灵魂终于得以解脱，不再遭受人世间痛苦的折磨了，我本应该为他高兴才是。可不知怎的，每次回想起往事，我的眼里都充满泪花。罗素说，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的。为什么，阿华的母亲就不明白这一点呢？为何，周围的人不能多点理解和宽容呢？
如果真有来世，真希望阿华过得幸福。
（编辑·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