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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错配问题被提上监管日程。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8月初表示，银监会未来将重点关注银行业放大杠杆、期限错配和信用转换三大风险。
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莫斯科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应采取发展债券市场等措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长期金融工具与适用的激励机制，鼓励其承担长期投资风险，从而化解期限错配问题。
期限错配，被称为金融机构的“慢性病”。农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运表示，6月份的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事件，仅仅是银行慢性病的一次急性发作而已。
从6月份开始，银监会开始首次摸底同业业务风险敞口，但由于同业业务缺乏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且牵扯分支部门较多，统计口径和数据一时难以明确。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尽管期限错配是银行盈利的常态手段，但长期过度错配，将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传导性危机，次贷危机中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就源于此。
风险转向同业
所谓期限错配，简单说就是指“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化、资金运用长期化”问题。
在余永定看来，期限错配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存贷款领域，即银行传统存贷业务中的“短存长贷”；二是同业业务领域；三是理财业务领域。风险主要集中在后两者。
2011年以来，大银行通过理财产品获取大规模资金后，常会在同业市场拆借给中小银行，并委托信托公司发行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再以同业存款存入另一家银行，博取利差。
这一路径，是将资金绕行一周，各方得利。
“尽管2012年监管层曾数次叫停同业与信托联合的短期理财产品，但这一操作并未得到遏制，反而得以创新。”一位国有大行司库主管坦言，一些银行利用信托受益权的监管空白，将券商、信托、基金公司等作为过桥机构，发行100%投向同业存款的理财产品，设置期限3个月以下，存入层级较低的中小银行。
“值得欣慰的是，监管层对理财业务的管制有了效果。”一位国有大行风控人士表示。
3月底，银监会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8号文”），明令规定每个理财产品与所投标的必须一一对应，且“投资非标资产的余额，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和该行上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
数据显示，“8号文”后，上半年银行业理财资金环比增速从4月的19.46%降至6月底的-7.38%；非标资产余额2.78万亿元，也比4月份下降7%。其中，非标资产占理财产品余额31%，占银行业总资产2%左右，低于银监会35%和4%的监管红线。
“理财产品已不会成为大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随着年底产品逐渐到期，理财业务的期限错配将降至最低，不足以形成系统性影响。
但部分商业银行为规避“8号文”，将非标资产转给过桥机构，风险开始向同业业务转移。
在银监会上半年工作会议上，尚福林对此绕道行为做出研判，表示“部分银行滚动对接期限较长、变更能力差的非标资产，期限严重错配，风险信息不透明，容易形成现金流缺口”。
同时，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同业负债比例已达13.3%，明显高于以往10%左右的水平。
上述风控人士表示，“同业面临与理财类似的问题，即资产是否‘有根’，是否与投资标的一一对应、期限匹配。”诸如买入返售环节中，大银行不能确切知道最终标的，且如果资金仅进行一次买入返售则还“有根”，两次则变得虚拟化，三次或以上则“完全是在扩大杠杆”。
已有过度之嫌
前述风控人士透露，同业业务错配问题，银监会正在摸底。
据悉，银监会将拿四大行上报的数据进行比对，差异较大的要求说明原因或者重新测算。“首次遇到这类难题，银监会也没底”。
据介绍，上述风控人士所在银行的同业业务分为债券投资、同业存放、正逆回购，以及承诺担保和信用拆借五大类。债券投资占比40%左右，信用拆借占比不足1%，其他三者分别占比20%左右。同业业务风险敞口总量超过2万亿元，占资产规模约20%。
“分类不一定科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量化风险。”他表示，债券投资占比这项，中小银行可能高出十多个百分点。
从交易对象来看，该行风险敞口对应的政策性银行和四大行的交易占比约为40%，小额贷款公司交易占比不到1%，其他中资银行占比约50%，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占比10%。
“后两项是风险主要藏匿之处，尤其中小银行的这两项比例可能更高。”该人士透露。
事实上，同业市场最容易出现“一家拖垮一片”的现象。华宝证券8月6日的研报显示，2010年以来，15家上市银行（宁波银行除外）同业资产年均增速高达21.6%。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市银行买入返售资产规模达4.73万亿元，占同业资产规模45.4%。其中，兴业银行买入返售资产为上市银行之最，年均增速45.7%，被称为“同业之王”。民生银行紧随其后，两家银行买入返售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分别达23.75%和11.48%。
买入返售主要包括信托受益权和票据业务两类。去年，上市银行中仅5家披露了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情况，合计规模6000亿元，兴业一家独占约4000亿元。民生则以票据类为主，达到其买入返售规模的84%。
此外，上市银行中，票据类买入返售规模共计2.4万亿元，为2009年的2.52倍。其中，宁波银行从2009年到2012年的三年间，年均增长16倍之多。
余永定认为，由此导致的期限错配已有过度之嫌。商业银行层出不穷的创新和跟风，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央行和银监会必须高度重视。
区别对待
“但不做同业、不做理财，我们做什么？”前述风控人士反问。
宏观经济增速减缓、实体经济疲软之时，金融机构信誉明显高于企业，资金自然会选择更安全的货币市场。
在前述风控人士看来，当下的房地产、光伏、造船等行业风险系数相当高，产能过剩严重，相关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信誉都大打折扣，加之地方平台贷款之路被切断，银行只能“相信自己人”。
因而，在兴业银行“银银平台”卓见成效后，民生、平安和南京银行等分别推出亚洲金融合作联盟、金橙联盟和银行间市场资金联合投资，平安更是以300%的年业务增速，“在自己人的田地里耕种起来”。
“这无可厚非。”曾刚指出，金融机构的本能是逐利和避险，在两者兼顾的领域自然会一拥而上。同业业务也需细分，不能笼统地冠以风险。
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同业业务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包括财务公司、信托、基金、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所存款、通道业务等；第二类是中小银行的同业业务，涉及清算和资金买卖，比如“农”字头的农信社、农商行等机构资金；第三类是中小银行与国有大行的资产往来，包括买入返售、同业代付以及与其分支机构的资金往来，资金稳定性相对较弱。
李仁杰表示，第三类业务或存在银行隐性担保，即“抽屉协议”等问题，但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很快会消失。
“前两类必须鼓励发展。”曾刚认为，第三类业务则应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适当约束，“区别对待、分类监管”。
事实上，正常的同业业务，其利率市场化程度和资金利用效率反而更高，结构显著优于信贷市场，只是由于资金期限更短，期限错配的情况才高于传统存贷款业务。但这并不表示同业市场风险系数更高，只是改变了银行传统的流动性特征，传导性更强而已。
“期限错配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问题。”曾刚建议，应该加强政策性银行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其对中长期贷款的支持，“不要再让商业银行继续过度参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
有消息称，银监会适时出台《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将根据金融体系变化，进行动态金融监管。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8月初表示，银监会未来将重点关注银行业放大杠杆、期限错配和信用转换三大风险。
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莫斯科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应采取发展债券市场等措施，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长期金融工具与适用的激励机制，鼓励其承担长期投资风险，从而化解期限错配问题。
期限错配，被称为金融机构的“慢性病”。农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运表示，6月份的银行间流动性紧张事件，仅仅是银行慢性病的一次急性发作而已。
从6月份开始，银监会开始首次摸底同业业务风险敞口，但由于同业业务缺乏清晰的概念和范畴，且牵扯分支部门较多，统计口径和数据一时难以明确。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尽管期限错配是银行盈利的常态手段，但长期过度错配，将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传导性危机，次贷危机中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就源于此。
风险转向同业
所谓期限错配，简单说就是指“银行资金来源短期化、资金运用长期化”问题。
在余永定看来，期限错配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存贷款领域，即银行传统存贷业务中的“短存长贷”；二是同业业务领域；三是理财业务领域。风险主要集中在后两者。
2011年以来，大银行通过理财产品获取大规模资金后，常会在同业市场拆借给中小银行，并委托信托公司发行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再以同业存款存入另一家银行，博取利差。
这一路径，是将资金绕行一周，各方得利。
“尽管2012年监管层曾数次叫停同业与信托联合的短期理财产品，但这一操作并未得到遏制，反而得以创新。”一位国有大行司库主管坦言，一些银行利用信托受益权的监管空白，将券商、信托、基金公司等作为过桥机构，发行100%投向同业存款的理财产品，设置期限3个月以下，存入层级较低的中小银行。
“值得欣慰的是，监管层对理财业务的管制有了效果。”一位国有大行风控人士表示。
3月底，银监会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8号文”），明令规定每个理财产品与所投标的必须一一对应，且“投资非标资产的余额，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和该行上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
数据显示，“8号文”后，上半年银行业理财资金环比增速从4月的19.46%降至6月底的-7.38%；非标资产余额2.78万亿元，也比4月份下降7%。其中，非标资产占理财产品余额31%，占银行业总资产2%左右，低于银监会35%和4%的监管红线。
“理财产品已不会成为大问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随着年底产品逐渐到期，理财业务的期限错配将降至最低，不足以形成系统性影响。
但部分商业银行为规避“8号文”，将非标资产转给过桥机构，风险开始向同业业务转移。
在银监会上半年工作会议上，尚福林对此绕道行为做出研判，表示“部分银行滚动对接期限较长、变更能力差的非标资产，期限严重错配，风险信息不透明，容易形成现金流缺口”。
同时，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同业负债比例已达13.3%，明显高于以往10%左右的水平。
上述风控人士表示，“同业面临与理财类似的问题，即资产是否‘有根’，是否与投资标的一一对应、期限匹配。”诸如买入返售环节中，大银行不能确切知道最终标的，且如果资金仅进行一次买入返售则还“有根”，两次则变得虚拟化，三次或以上则“完全是在扩大杠杆”。
已有过度之嫌
前述风控人士透露，同业业务错配问题，银监会正在摸底。
据悉，银监会将拿四大行上报的数据进行比对，差异较大的要求说明原因或者重新测算。“首次遇到这类难题，银监会也没底”。
据介绍，上述风控人士所在银行的同业业务分为债券投资、同业存放、正逆回购，以及承诺担保和信用拆借五大类。债券投资占比40%左右，信用拆借占比不足1%，其他三者分别占比20%左右。同业业务风险敞口总量超过2万亿元，占资产规模约20%。
“分类不一定科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量化风险。”他表示，债券投资占比这项，中小银行可能高出十多个百分点。
从交易对象来看，该行风险敞口对应的政策性银行和四大行的交易占比约为40%，小额贷款公司交易占比不到1%，其他中资银行占比约50%，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占比10%。
“后两项是风险主要藏匿之处，尤其中小银行的这两项比例可能更高。”该人士透露。
事实上，同业市场最容易出现“一家拖垮一片”的现象。华宝证券8月6日的研报显示，2010年以来，15家上市银行（宁波银行除外）同业资产年均增速高达21.6%。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上市银行买入返售资产规模达4.73万亿元，占同业资产规模45.4%。其中，兴业银行买入返售资产为上市银行之最，年均增速45.7%，被称为“同业之王”。民生银行紧随其后，两家银行买入返售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分别达23.75%和11.48%。
买入返售主要包括信托受益权和票据业务两类。去年，上市银行中仅5家披露了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情况，合计规模6000亿元，兴业一家独占约4000亿元。民生则以票据类为主，达到其买入返售规模的84%。
此外，上市银行中，票据类买入返售规模共计2.4万亿元，为2009年的2.52倍。其中，宁波银行从2009年到2012年的三年间，年均增长16倍之多。
余永定认为，由此导致的期限错配已有过度之嫌。商业银行层出不穷的创新和跟风，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央行和银监会必须高度重视。
区别对待
“但不做同业、不做理财，我们做什么？”前述风控人士反问。
宏观经济增速减缓、实体经济疲软之时，金融机构信誉明显高于企业，资金自然会选择更安全的货币市场。
在前述风控人士看来，当下的房地产、光伏、造船等行业风险系数相当高，产能过剩严重，相关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信誉都大打折扣，加之地方平台贷款之路被切断，银行只能“相信自己人”。
因而，在兴业银行“银银平台”卓见成效后，民生、平安和南京银行等分别推出亚洲金融合作联盟、金橙联盟和银行间市场资金联合投资，平安更是以300%的年业务增速，“在自己人的田地里耕种起来”。
“这无可厚非。”曾刚指出，金融机构的本能是逐利和避险，在两者兼顾的领域自然会一拥而上。同业业务也需细分，不能笼统地冠以风险。
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同业业务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包括财务公司、信托、基金、券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交易所存款、通道业务等；第二类是中小银行的同业业务，涉及清算和资金买卖，比如“农”字头的农信社、农商行等机构资金；第三类是中小银行与国有大行的资产往来，包括买入返售、同业代付以及与其分支机构的资金往来，资金稳定性相对较弱。
李仁杰表示，第三类业务或存在银行隐性担保，即“抽屉协议”等问题，但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很快会消失。
“前两类必须鼓励发展。”曾刚认为，第三类业务则应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适当约束，“区别对待、分类监管”。
事实上，正常的同业业务，其利率市场化程度和资金利用效率反而更高，结构显著优于信贷市场，只是由于资金期限更短，期限错配的情况才高于传统存贷款业务。但这并不表示同业市场风险系数更高，只是改变了银行传统的流动性特征，传导性更强而已。
“期限错配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问题。”曾刚建议，应该加强政策性银行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其对中长期贷款的支持，“不要再让商业银行继续过度参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
有消息称，银监会适时出台《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将根据金融体系变化，进行动态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