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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中塑造了与传统文本相隔甚远的女性形象：她们虽仍具社会伦理性身份，但其话语与行动、思想与爱欲却无不清楚地勾勒出女性对男性世界的规训和塑造的叛离。这种叛离，建立在日常生活复杂的面相之上，是女性基于自身经验的绽开。这些真正在场的女性，表明了女性在压抑当中艰难的突围。
关键词：阿里斯托芬 “妇女剧” 女性 在场 突围
在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十一部喜剧中，有三部以女性为题，分别是《吕西斯特拉特》《地母节妇女》和《公民大会妇女》①，虽然在传统对阿里斯托芬戏剧的分类中，这三者分属不同类型②，但其中都关涉由女性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古典学界用“妇女剧”来统称这三个剧目，表明在性别问题日益显明的现代，对女性形象独立性的关注。阿里斯托芬的三部“妇女剧”，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传统文本相隔甚远，从中可以依稀辨认出女性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生命状态，揭示了男性社会中女性的在场和突围。
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是：仅靠男性完全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不管是现实还是文本的世界，女性必然也存身其间。但在这男女共存的世界中，女性从来只作为对象而存在着。《荷马史诗》中的海伦与佩涅诺普，一个是爱欲的俘虏，一个是忠贞的节妇，她们看似不同，但究其根本也不过是男性自我确证而争夺的标的而已。同样，在希腊悲剧中，虽有对女性处境的关切，比如索福克勒斯的传世名作《安提戈涅》，尤其欧里庇得斯现存的十八个剧目中就有十一个以女性命名，但在这些文本的世界中，女性的存在方式往往较为单一：她们囿于社会伦理中的传统角色，是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一旦越出这样的家庭伦理性存生状态，就会被归结为疯癫与野蛮。而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的女性，远比以上角色都要复杂，她们虽也具有社会伦理性身份，但她们的话语与行动、思想与爱欲却无不清楚地勾勒出女性对这种规定和局限的出离。这些出离与叛逆，本身又建立在日常生活复杂的面相之上，是女性基于自身生命状态的绽开。女性的在场，是并非仅仅只有生命的活着，而是在生命肌体的持存状态中，辨认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成为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主体。
一、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按阿格尼丝赫勒的理解，指的是“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人类条件，在历史的变动中其总体结构相对不变。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规范性特征，并凝结为符号系统去提供对人类的日用常行和日常实践的解释。{3}从这个意义上讲，赫勒的日常生活强调的是对个体的约束控制，与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相关。然而，日常生活在哲学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身正当性的理解，意味着差异、经验和生活本身同样具备深刻的意义。因此，在日常生活的集体与个体、规范与差异、传统与经验的张力中，真实性得到了确认。具体说来，女性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网络结构中，也就生活在传统对她们的规定和塑造当中。这种规定和塑造是通过具体的情景性生活介入女性生活的，就使她们能够从规定与塑造的话语规范与切身的经验的纠缠中意识到自身的女性身份，同时产生对这一性别化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和领悟。从个人的直接环境这一基本寓所出发，传统习俗、天然情感、个人经验、姐妹情谊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是女性全体的又是具体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性别意识。因此，这里的女性意识，并不单单是女性主义者一般所理解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性别压迫意识以及对男权社会挑战和摧毁的意识，是更为具体的，依赖于个体经验、动机和起因的千差万别，也更为复杂与微妙。阿里斯托芬“女性剧”中的女性展现的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在与男性的交往当中对性别差异的发现、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并由此产生的叩问与思考。
《地母节妇女》以欧里庇得斯为参照系，辩证地谈及女性的本性与真实问题。文本的语境有两个：一是以欧里庇得斯悲剧为代表的对于女性的权威表达和日常言谈。雅典悲剧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文体，在城邦公共教化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威。欧里庇得斯大量以女性为名的悲剧，使女性的爱欲、疯狂、野蛮深入人心。在这种规约式的话语中，女性自会以自身为基点来思考：我是男性所谈及的那类人么？文本的第二个语境是女性因为宗教身份而获得的暂时独立空间。地母节，作为只允许女性参加的宗教节日，带来了大量女性的自然集聚，女性在这种相似性的交往中，自然会产生性别意义上的排他性。她们会讨论：为什么男性这样谈论我们？我们的真实情况是如此吗？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们能怎么办？女性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一种鲜活的女性意识。同样，《吕西斯特拉特》中不伦不类的性罢工，也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现实语境之中女性的思考和选择。在传统的观念中，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女性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战争真的与女性无涉吗？“我们生儿育女，难道只是让他们去打仗送死？”“当我们青春年少、向往欢乐之时，战争却让我们独守空闺，尝尽孤眠滋味。”“青春苦短，红颜易衰”，到头来一场空想。女性从日常生活中男性的缺席这一角度来理解战争，于是她们阻止战争的方式也就别具一格：拒绝男性的求欢。《公民大会妇女》中妇女们的政治行动合法性的基础，是女性对自己家庭生活和劳作方式的认可。妇女们生活在传统中，从不“冥思苦想，标新立异”，这种“像过去一样”的生活既然能够很好地照管家庭，当然也能“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女性完全能比那些“暴露国家秘密”“拖欠抵赖”“无端兴讼”“喜欢告密”“煽动骚乱”的男人做得更好。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的女性正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而又反思性地建构了自身。
二、女性的行动
虽然女性主义的法国学派认为，语言能够颠覆世界，无言的女性如果发声，就具备了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力量，但是，话语的颠覆不等于颠覆话语，要实现后者，必须在现实的维度对男性的秩序和历史进行否定，也就是说，要从话语到行动。在对女性的传统理解中，行动力的缺乏是女性的一个基本标签，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我们不能认为她们对自身的生存处境完全麻木，作为一种活着的生命，她们也会抱怨、不满，甚至激愤，但是这一切往往都止于语言，不能更进一步。当然，我们不能说女性没有活动，但她们的活动只是在传统控制下的历史惯性而已。然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中，这些女性把对自身和世界的领悟最终转化为了具体的行动。 在《地母节妇女》中，女性利用地母节给她们提供的独立空间，对欧里庇得斯进行审判。在此处，欧里庇得斯代表的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贬低、歧视、想象和操纵，对他的审判就是真正女性的站出。为了让审判显示出正义性，她们严格模仿了人民法庭的程序和原则，主席、传令兵、控告者、辩护人、陪审员一个不少。尽管其中欧里庇得斯的亲戚化妆成女人混入其中进行破坏，但她们还是非常聪明地拆穿了他的伪装。最后女性更以此为契机，成功逼使欧里庇得与她们讲和。如果说《地母节妇女》的行动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女性场合的话，《吕西斯特拉特》和《公民大会妇女》中妇女的行为，其范围和影响，已经越出了传统女性的活动空间，介入到男性的政治领域当中。关于女性和战争的关系，古典文本一般把女性看成战争的诱因，或者讲述战争失败后女性的悲苦命运，承受与忍耐是女性与战争的传统性关联，但吕西斯特拉特却认为只要妇女齐心协力，就能终止战争，挽救希腊。她把所有城邦的妇女都团结起来，一方面要求大家采取性罢工的方式督促各自的丈夫去签订和平条约；一方面派老年妇女装作献祭去攻占卫城，掌握宗教和财富，让战争失去神的佑护和金钱的支援。面对男性的威胁和暴力，她们毫不退缩，最终达成了全希腊的和解。《公民大会妇女》把公民大会和妇女并置在一起，在传统看来本身就是荒谬的。公民大会作为雅典最基础的权力机构，几乎决定着雅典所有重要的政治行为，是雅典民主制度的象征。但不管民主的范围有多广泛，妇女始终与其无涉。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妇女们既然生活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她们当然能从其生活的变动中体悟政治的好与坏、正义与邪恶。妇女们认为现在公民大会的决议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做出的，对城邦毫无益处。为了寻求改变，在珀拉克萨戈拉的领导下，她们组织起来仔细谋划，最终通过变装参加了传统中只允许男子参加的公民大会，并成功通过决议获得了本由男性掌控的政治权柄。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这些女性，不会被动地等待男性拯救，而是主动面对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问题，在具体的行动中展开了女性在被压抑的氛围当中的艰难突围。
三、女性的身体
在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中，女性不仅在意识和行动中思考践行自身的存在，而且还把以上的一切建立在对自身身体的挖掘当中。特纳认为：“身体，乃是人的本体，它既为个体存活的肉之躯，也是社会观念和话语实践的产物。”{4}身体不仅仅是生物性的肉体，其本身包容了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在现实的社会中，女性身体的他属性质是极为明显的，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直接就是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展现出来的，它限制女性身体的活动空间，规定女性身体的装扮，矫正女性身体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女性身体的肉体欲望追求。因此，对女性的压抑和剥夺，最根本的就是对其身体的属己性的剥夺。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对自身的辨认和对男性的反抗必然会从对自身身体的关切开始，女性意识的萌发和女性行动的力量都出自对自己身体性的领悟。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宣称，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5}，女性的身体本身蕴含着反抗性的力量，把女性的身体交还给她自身，才能开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正是在向女性交还她们的身体，把合法性赋予日常生活中女性的身体性存在。
阿里斯托芬在《地母节妇女》中描绘了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在没有男性介入的场合，女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承认自己的欲望。她们之所以要审判欧里庇得斯，实际上是因为他权威性的表达改变了男性对妇女的日常认识和言谈。欧里庇得斯把妇女叫作“淫妇、男人迷、酒鬼、叛徒、长舌妇、废物、丈夫的大祸害”，于是男人们就随时用警惕的眼光来监控女性的行为，让女性的身体不得自由。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欧里庇得斯的“诽谤“，而是妇女再不能在佩涅诺普之类的人物掩饰下来获取身体欲望的满足。她们越是反对欧里庇得斯，就越是凸显自己的身体追求，尽管这种追求不合于男性的社会规范。《吕西斯特拉特》中女性对于性格外敏感，她们之所以反对战争，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让男性在她们的生命中缺失，她们无法获得身体的满足，性权利受损。于是，她们采用简单的类推式思维，认为若是女性缺失也必然让男性无法实现性的满足，可以以此来要挟男性被迫结束战争。尽管对女性而言，“拒绝上床，这比什么都可怕”，但对自己身体的克制只是一时，恢复日常生活身体欲望性维度才是目的。这样，身体在战争面前获得了优先性。与以上两个文本相比，《公民大会妇女》在对女性的身体和性欲的表达中显得更为荒诞。首先是变装。女性穿上男性的衣着就能从私人家庭空间进入公共政治空间，因此身体的装扮既是性别控制的方式，也可以成为改变女性被压抑地位、反抗社会剥夺的起点；其次是女性的性需求和性公平。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是男性满足自身性需求的工具，女性被“他”所“纠缠”，并无自身的主体性。然而，当珀拉克萨戈拉把性理解为“两个身躯交合时的激情”，是“阿佛洛狄忒在狭小卧房中的游戏”，已经潜藏着女性对自身性需求的肯定和性平等的诉求。一旦女性掌握权柄，她们就把这样的要求付诸现实，她们可以“同男人自由做爱，按她们的意愿为男人育女生儿”，甚至为了保证所有女性个体的性需求，要求男人在拥抱美人之前，先要与丑女、泼妇、老太婆亲热。两个老妇争夺男青年的画面尽管荒谬可笑，但却是女性身体欲望的显现。阿里斯托芬在对女性身体的挖掘中，抓住了真实的女性脉络。
与崇高的悲剧相比，喜剧天生是一种倾向身体的文类。悲剧通过身体的磨难和死亡肯定更高价值的存在，而喜剧通过身体的狂欢和在场将生活中的真实呈现。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关心的正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她们虽身处男性传统的规训与塑造中，但她们的身体、她们的话语和她们的行动都展现出女性在压抑当中的突围，她们一直在艰难地寻找着自身。
{1} 本文所引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一文出自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另两文出自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7卷）阿里斯托芬喜剧（下）》，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 一般认为，《地母节妇女》属于阿里斯托芬剧，《吕西斯特拉特》属于和平剧，《公民大会妇女》属于乌托邦剧。
{3} [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4} [美]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关键词：阿里斯托芬 “妇女剧” 女性 在场 突围
在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十一部喜剧中，有三部以女性为题，分别是《吕西斯特拉特》《地母节妇女》和《公民大会妇女》①，虽然在传统对阿里斯托芬戏剧的分类中，这三者分属不同类型②，但其中都关涉由女性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古典学界用“妇女剧”来统称这三个剧目，表明在性别问题日益显明的现代，对女性形象独立性的关注。阿里斯托芬的三部“妇女剧”，其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传统文本相隔甚远，从中可以依稀辨认出女性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生命状态，揭示了男性社会中女性的在场和突围。
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是：仅靠男性完全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不管是现实还是文本的世界，女性必然也存身其间。但在这男女共存的世界中，女性从来只作为对象而存在着。《荷马史诗》中的海伦与佩涅诺普，一个是爱欲的俘虏，一个是忠贞的节妇，她们看似不同，但究其根本也不过是男性自我确证而争夺的标的而已。同样，在希腊悲剧中，虽有对女性处境的关切，比如索福克勒斯的传世名作《安提戈涅》，尤其欧里庇得斯现存的十八个剧目中就有十一个以女性命名，但在这些文本的世界中，女性的存在方式往往较为单一：她们囿于社会伦理中的传统角色，是母亲、妻子、女儿和姐妹；一旦越出这样的家庭伦理性存生状态，就会被归结为疯癫与野蛮。而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的女性，远比以上角色都要复杂，她们虽也具有社会伦理性身份，但她们的话语与行动、思想与爱欲却无不清楚地勾勒出女性对这种规定和局限的出离。这些出离与叛逆，本身又建立在日常生活复杂的面相之上，是女性基于自身生命状态的绽开。女性的在场，是并非仅仅只有生命的活着，而是在生命肌体的持存状态中，辨认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成为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主体。
一、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按阿格尼丝赫勒的理解，指的是“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是“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人类条件，在历史的变动中其总体结构相对不变。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规范性特征，并凝结为符号系统去提供对人类的日用常行和日常实践的解释。{3}从这个意义上讲，赫勒的日常生活强调的是对个体的约束控制，与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相关。然而，日常生活在哲学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身正当性的理解，意味着差异、经验和生活本身同样具备深刻的意义。因此，在日常生活的集体与个体、规范与差异、传统与经验的张力中，真实性得到了确认。具体说来，女性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网络结构中，也就生活在传统对她们的规定和塑造当中。这种规定和塑造是通过具体的情景性生活介入女性生活的，就使她们能够从规定与塑造的话语规范与切身的经验的纠缠中意识到自身的女性身份，同时产生对这一性别化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和领悟。从个人的直接环境这一基本寓所出发，传统习俗、天然情感、个人经验、姐妹情谊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既是女性全体的又是具体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性别意识。因此，这里的女性意识，并不单单是女性主义者一般所理解的，女性对于男性的性别压迫意识以及对男权社会挑战和摧毁的意识，是更为具体的，依赖于个体经验、动机和起因的千差万别，也更为复杂与微妙。阿里斯托芬“女性剧”中的女性展现的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在与男性的交往当中对性别差异的发现、对女性身份的认识，并由此产生的叩问与思考。
《地母节妇女》以欧里庇得斯为参照系，辩证地谈及女性的本性与真实问题。文本的语境有两个：一是以欧里庇得斯悲剧为代表的对于女性的权威表达和日常言谈。雅典悲剧作为一种神圣的宗教文体，在城邦公共教化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威。欧里庇得斯大量以女性为名的悲剧，使女性的爱欲、疯狂、野蛮深入人心。在这种规约式的话语中，女性自会以自身为基点来思考：我是男性所谈及的那类人么？文本的第二个语境是女性因为宗教身份而获得的暂时独立空间。地母节，作为只允许女性参加的宗教节日，带来了大量女性的自然集聚，女性在这种相似性的交往中，自然会产生性别意义上的排他性。她们会讨论：为什么男性这样谈论我们？我们的真实情况是如此吗？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们能怎么办？女性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认识与反思，正是一种鲜活的女性意识。同样，《吕西斯特拉特》中不伦不类的性罢工，也是在战争这一特殊的现实语境之中女性的思考和选择。在传统的观念中，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女性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战争真的与女性无涉吗？“我们生儿育女，难道只是让他们去打仗送死？”“当我们青春年少、向往欢乐之时，战争却让我们独守空闺，尝尽孤眠滋味。”“青春苦短，红颜易衰”，到头来一场空想。女性从日常生活中男性的缺席这一角度来理解战争，于是她们阻止战争的方式也就别具一格：拒绝男性的求欢。《公民大会妇女》中妇女们的政治行动合法性的基础，是女性对自己家庭生活和劳作方式的认可。妇女们生活在传统中，从不“冥思苦想，标新立异”，这种“像过去一样”的生活既然能够很好地照管家庭，当然也能“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女性完全能比那些“暴露国家秘密”“拖欠抵赖”“无端兴讼”“喜欢告密”“煽动骚乱”的男人做得更好。阿里斯托芬“妇女剧”中的女性正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具体而又反思性地建构了自身。
二、女性的行动
虽然女性主义的法国学派认为，语言能够颠覆世界，无言的女性如果发声，就具备了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力量，但是，话语的颠覆不等于颠覆话语，要实现后者，必须在现实的维度对男性的秩序和历史进行否定，也就是说，要从话语到行动。在对女性的传统理解中，行动力的缺乏是女性的一个基本标签，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我们不能认为她们对自身的生存处境完全麻木，作为一种活着的生命，她们也会抱怨、不满，甚至激愤，但是这一切往往都止于语言，不能更进一步。当然，我们不能说女性没有活动，但她们的活动只是在传统控制下的历史惯性而已。然而，在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中，这些女性把对自身和世界的领悟最终转化为了具体的行动。 在《地母节妇女》中，女性利用地母节给她们提供的独立空间，对欧里庇得斯进行审判。在此处，欧里庇得斯代表的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贬低、歧视、想象和操纵，对他的审判就是真正女性的站出。为了让审判显示出正义性，她们严格模仿了人民法庭的程序和原则，主席、传令兵、控告者、辩护人、陪审员一个不少。尽管其中欧里庇得斯的亲戚化妆成女人混入其中进行破坏，但她们还是非常聪明地拆穿了他的伪装。最后女性更以此为契机，成功逼使欧里庇得与她们讲和。如果说《地母节妇女》的行动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女性场合的话，《吕西斯特拉特》和《公民大会妇女》中妇女的行为，其范围和影响，已经越出了传统女性的活动空间，介入到男性的政治领域当中。关于女性和战争的关系，古典文本一般把女性看成战争的诱因，或者讲述战争失败后女性的悲苦命运，承受与忍耐是女性与战争的传统性关联，但吕西斯特拉特却认为只要妇女齐心协力，就能终止战争，挽救希腊。她把所有城邦的妇女都团结起来，一方面要求大家采取性罢工的方式督促各自的丈夫去签订和平条约；一方面派老年妇女装作献祭去攻占卫城，掌握宗教和财富，让战争失去神的佑护和金钱的支援。面对男性的威胁和暴力，她们毫不退缩，最终达成了全希腊的和解。《公民大会妇女》把公民大会和妇女并置在一起，在传统看来本身就是荒谬的。公民大会作为雅典最基础的权力机构，几乎决定着雅典所有重要的政治行为，是雅典民主制度的象征。但不管民主的范围有多广泛，妇女始终与其无涉。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妇女们既然生活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她们当然能从其生活的变动中体悟政治的好与坏、正义与邪恶。妇女们认为现在公民大会的决议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做出的，对城邦毫无益处。为了寻求改变，在珀拉克萨戈拉的领导下，她们组织起来仔细谋划，最终通过变装参加了传统中只允许男子参加的公民大会，并成功通过决议获得了本由男性掌控的政治权柄。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这些女性，不会被动地等待男性拯救，而是主动面对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与问题，在具体的行动中展开了女性在被压抑的氛围当中的艰难突围。
三、女性的身体
在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中，女性不仅在意识和行动中思考践行自身的存在，而且还把以上的一切建立在对自身身体的挖掘当中。特纳认为：“身体，乃是人的本体，它既为个体存活的肉之躯，也是社会观念和话语实践的产物。”{4}身体不仅仅是生物性的肉体，其本身包容了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在现实的社会中，女性身体的他属性质是极为明显的，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直接就是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展现出来的，它限制女性身体的活动空间，规定女性身体的装扮，矫正女性身体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拒绝承认女性身体的肉体欲望追求。因此，对女性的压抑和剥夺，最根本的就是对其身体的属己性的剥夺。但正因为如此，女性对自身的辨认和对男性的反抗必然会从对自身身体的关切开始，女性意识的萌发和女性行动的力量都出自对自己身体性的领悟。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宣称，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5}，女性的身体本身蕴含着反抗性的力量，把女性的身体交还给她自身，才能开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正是在向女性交还她们的身体，把合法性赋予日常生活中女性的身体性存在。
阿里斯托芬在《地母节妇女》中描绘了一个独立的女性空间，在没有男性介入的场合，女性可以最大限度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承认自己的欲望。她们之所以要审判欧里庇得斯，实际上是因为他权威性的表达改变了男性对妇女的日常认识和言谈。欧里庇得斯把妇女叫作“淫妇、男人迷、酒鬼、叛徒、长舌妇、废物、丈夫的大祸害”，于是男人们就随时用警惕的眼光来监控女性的行为，让女性的身体不得自由。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欧里庇得斯的“诽谤“，而是妇女再不能在佩涅诺普之类的人物掩饰下来获取身体欲望的满足。她们越是反对欧里庇得斯，就越是凸显自己的身体追求，尽管这种追求不合于男性的社会规范。《吕西斯特拉特》中女性对于性格外敏感，她们之所以反对战争，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让男性在她们的生命中缺失，她们无法获得身体的满足，性权利受损。于是，她们采用简单的类推式思维，认为若是女性缺失也必然让男性无法实现性的满足，可以以此来要挟男性被迫结束战争。尽管对女性而言，“拒绝上床，这比什么都可怕”，但对自己身体的克制只是一时，恢复日常生活身体欲望性维度才是目的。这样，身体在战争面前获得了优先性。与以上两个文本相比，《公民大会妇女》在对女性的身体和性欲的表达中显得更为荒诞。首先是变装。女性穿上男性的衣着就能从私人家庭空间进入公共政治空间，因此身体的装扮既是性别控制的方式，也可以成为改变女性被压抑地位、反抗社会剥夺的起点；其次是女性的性需求和性公平。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是男性满足自身性需求的工具，女性被“他”所“纠缠”，并无自身的主体性。然而，当珀拉克萨戈拉把性理解为“两个身躯交合时的激情”，是“阿佛洛狄忒在狭小卧房中的游戏”，已经潜藏着女性对自身性需求的肯定和性平等的诉求。一旦女性掌握权柄，她们就把这样的要求付诸现实，她们可以“同男人自由做爱，按她们的意愿为男人育女生儿”，甚至为了保证所有女性个体的性需求，要求男人在拥抱美人之前，先要与丑女、泼妇、老太婆亲热。两个老妇争夺男青年的画面尽管荒谬可笑，但却是女性身体欲望的显现。阿里斯托芬在对女性身体的挖掘中，抓住了真实的女性脉络。
与崇高的悲剧相比，喜剧天生是一种倾向身体的文类。悲剧通过身体的磨难和死亡肯定更高价值的存在，而喜剧通过身体的狂欢和在场将生活中的真实呈现。阿里斯托芬的“妇女剧”关心的正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她们虽身处男性传统的规训与塑造中，但她们的身体、她们的话语和她们的行动都展现出女性在压抑当中的突围，她们一直在艰难地寻找着自身。
{1} 本文所引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一文出自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另两文出自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7卷）阿里斯托芬喜剧（下）》，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 一般认为，《地母节妇女》属于阿里斯托芬剧，《吕西斯特拉特》属于和平剧，《公民大会妇女》属于乌托邦剧。
{3} [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4} [美]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