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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治学中国小说史期间，就中国传统小说这一文类，曾有过总括性的发言。他认为古典小说的演进呈现出“羼杂”（注释：“羼杂”读音为chàn zá，含义为搀杂错乱）这一突出的特征。所谓“羼杂”并非指种类的繁多，而是指小说史上新的种类出现之后，旧的种类并没有因此而被淘汰，新旧力量混杂在一起，各有其创作及受众群体，彼此相安无事。
羼杂的文学面貌之下，志怪文学一支的生命力颇为强韧，从两汉一直延续到晚清。按照陈平原在《中国散文小说史》中的分析，志怪绵延赓续之因在于这一文类中的神仙、阴阳、鬼怪之信仰，乃是农耕传统中人们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内化为某种宗教化的情感。待至晚清，社会思潮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域外新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韦伯于18世纪倡言的“祛魅时代”也莅临东方。思想文化的转向，深刻影响了知识生产、文学生态、受众审美等等层面，志怪文体在写作与接受两个现实环节上皆基础塌陷，终归于沉寂。
新时期文学伊始，小说的百花园内争妍斗丽，内容上包罗万象，体式上繁华过眼，而在写作资源上，经典现实主义、西方现代派、中国古典的文言白话传统，皆成为可资借鉴的对象。小小说的创作，在市场经济兴起文学式微之后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写作者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传统，包括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李庆西、冯骥才等众多名家好手，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精心钩沉市井民俗的百态生活，使得这一文体更加趣味化和文人化，由此衍生出“新笔记小说”的理论命题；另一块的创作阵容，大多受到欧美短篇小说尤其是欧·亨利、契诃夫这两位作家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往往用心于结构的精巧、情节的反转，在表现内容上则以反映现实为主。
时过境迁，我们如今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新笔记小说”的命名，似乎多有仓皇之处，笔记体的新旧命名，是基于写作时段的简化处理方式，尚未触及精神层面的内容。而当我们现在考察其精神内核即可发现，作为志怪的变体，上述言之的“新笔记小说”实际上可归于志异体，而在区分标准上，决定是否为笔记体小说的文类特征大体有两点：一是文人化视角的進入，二是地方志叙事框架的确立。文人化视角的进入，保证了作家之系列作品具备某种“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属性。比方说，江湖道义是孙方友作品最明确的标识，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则是对行业状元或技能卓异者的推举。“到处爱能人，到处爱勤人”这句我少年时常挂在父母嘴头上的言传，在《俗世奇人》这部小说集子里，找到了最佳的心理对应点位。说到笔记体小说与地方志的关联，我们必须提到鲁迅与陈平原两位学者，他们在对小说史的流变勘查过程中，皆注意到古小说与史传的纠葛。志异体式的小说，恰能够补正史之阙。志异的主体是各色人物，故事虽然翻飞，在功能上却次之。而系列人物的钩沉往往集中于一个地方，如此这般，就构建了地方志叙事中的逸事内容。孙方友《陈州笔记》中的淮阳地方人物，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津门人物，文学色彩与史传色彩皆都具备。
冯骥才创作的小说、散文俱佳，他近年来致力于古建筑物和民俗的保护，功勋愈发卓著。《俗世奇人》作为其笔记小说集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共收录36篇小说。从时间跨度来看，《俗世奇人》所收录的篇目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段，而这一时期对于天津卫而言，恰是地方文化浓郁的时期。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天津养育了不同于南方江河沿岸城市的码头文化。近于京畿，且经历了近现代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天津卫又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码头文化、独特政治生态、市井文化等融合交汇，使得这一时期的天津卫如同比武的擂台，各路人物争相上台表演，而台下好事者众，应合者众，因此彰显出爱“热闹”的地方特色。
从文化心理机制上分析，天津卫的好热闹，与鲁迅笔下的看客文化相去甚远，也不像西安、开封这样的老城里人们的闲散与颓废，而是如入戏甚深的观者，他们幽默而达观，心中少酸气和嫉妒，会为擂台上技艺精湛者起身叫好，也在曲终人散之后，将所见所闻反刍，咀嚼出人生中的历历滋味。也因此，虽然是行业精英，书中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结局却不尽相同，其中有金字招牌存续至今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狗不理包子；有稳稳当当行走江湖的苏七块、刷子李、牙医华大夫等人；也有反向的人生故事，一生钓鱼无数的大回，最终被载着鱼的车压死，善饮酒的酒婆之死，善养鸟的贺道台最终却被鸟拆了台。正向也好，反向也好，皆对应了人生中的种种可能。必然性与偶然性纵横错落，方构成了生活的戏剧性内容。
集子《俗世奇人》中的众多笔记小说，在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之勾勒上，也颇具特色。如果留心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传奇故事的发生地，集中于街面、茶馆、酒馆、商铺等公共空间内，换一种说法，故事的进展很少有室内剧。我们可以认为，作家选取公共空间作为故事背景，是出自创作者的匠心，即作家以此设计来提炼一干人物的“表演性”特征。作者如此处理的好处，在于增加小说文本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在小说的价值观预设层面，冯骥才超越了古典小说隐在的以德性为先导的价值判断，在德与能的选择上，技能越过了德性，成为这部小说集子的基本价值预设。书中的人物来自各个行业领域，连钓鱼的、治牙的、粉刷的、造假画的……都有状元，可以说，人们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获得成功。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但都是俗世俗人。小说里头的人，不奇传不成，一奇就演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都是真人真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俗世奇人》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对匠人精神的推举。其中，作者对苏七块、刷子李、泥人张、牙医华大夫、青云楼主这些人物的刻画，就是作家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记录了同样的一种人，也回答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即那种具有“匠人精神”的匠人和手艺人，他们那炉火纯青的技艺如何而来？在开篇《苏七块》中，作者只是写了苏七块在治疗折胳膊断腿方面的手法高超和他的各色，但是却没有说他的高超手法是如何而来的。紧接着，在《刷子李》中，作者借用刷子李对一直想一探他虚实的徒弟曹小三的话——“好好学习本事”来初步回答了《苏七块》中的那个疑问，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苦练。《泥人张》可以看作是对《刷子李》的一种补充。泥人张与刷子李一样，都是手法高超的人，只是刷子李干的是粉刷，泥人张做的是捏泥人。作者并未描写刷子李的生活性格等一些个人身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泥人张身上则鲜明表现了出来。在《认牙》中，作家通过牙医华大夫作为一名牙医“只认牙不认人”这一特点，来进一步更深刻地阐述艺人身上的“匠人精神”，解惑他们的技艺为何能达到如此之高度。而“小文人”青云楼主的故事，则是作者提供的一个与上述这几人相反的反例：青云楼主书画皆可，能刻图章，还可以做托裱。然而，他虽在行内，却也在行外。他的东西没人认可，偶有一个老外认可他的这些玩意，但是却得来了一个讽刺性的结局，这个结局，隐含了作家对那些充满幻想不思专注苦练人们的批判。
地方志叙事形式的根本意义在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工业文明向着古老乡村渗透的情况下，小说家以这种叙事形式捍卫本土性、地域性，从而有效保护了地方经验的差异性。津门故地，市井文化浓郁，冯骥才以平实而又老到的笔触，将那些容易被历史烟云湮没的行业精英的传奇故事，一一加以描绘，向读者呈现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风情画卷。从风格上看，全书行文朴拙，气息平和，尽显作家敦厚之人格。从形制上看，书中的插页部分，皆配上冯骥才亲手制作的手工绘图，质感分明的人物故事，搭配古味浓郁插图，两者恰好相得益彰。
诗人米沃什曾说过：“我到过很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米沃什说出的这一番话，没有自我贬低的意思，他不过是通过这样的表述，传达出生活源头所承载的经验、记忆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毕竟，深植的地方经验及个人记忆的差异性，恰恰为文学的独特性提供了某种保证。
羼杂的文学面貌之下，志怪文学一支的生命力颇为强韧，从两汉一直延续到晚清。按照陈平原在《中国散文小说史》中的分析，志怪绵延赓续之因在于这一文类中的神仙、阴阳、鬼怪之信仰，乃是农耕传统中人们精神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内化为某种宗教化的情感。待至晚清，社会思潮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域外新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韦伯于18世纪倡言的“祛魅时代”也莅临东方。思想文化的转向，深刻影响了知识生产、文学生态、受众审美等等层面，志怪文体在写作与接受两个现实环节上皆基础塌陷，终归于沉寂。
新时期文学伊始，小说的百花园内争妍斗丽，内容上包罗万象，体式上繁华过眼，而在写作资源上，经典现实主义、西方现代派、中国古典的文言白话传统，皆成为可资借鉴的对象。小小说的创作，在市场经济兴起文学式微之后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写作者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写作传统，包括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李庆西、冯骥才等众多名家好手，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法，精心钩沉市井民俗的百态生活，使得这一文体更加趣味化和文人化，由此衍生出“新笔记小说”的理论命题；另一块的创作阵容，大多受到欧美短篇小说尤其是欧·亨利、契诃夫这两位作家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往往用心于结构的精巧、情节的反转，在表现内容上则以反映现实为主。
时过境迁，我们如今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新笔记小说”的命名，似乎多有仓皇之处，笔记体的新旧命名，是基于写作时段的简化处理方式，尚未触及精神层面的内容。而当我们现在考察其精神内核即可发现，作为志怪的变体，上述言之的“新笔记小说”实际上可归于志异体，而在区分标准上，决定是否为笔记体小说的文类特征大体有两点：一是文人化视角的進入，二是地方志叙事框架的确立。文人化视角的进入，保证了作家之系列作品具备某种“吾道一以贯之”的精神属性。比方说，江湖道义是孙方友作品最明确的标识，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则是对行业状元或技能卓异者的推举。“到处爱能人，到处爱勤人”这句我少年时常挂在父母嘴头上的言传，在《俗世奇人》这部小说集子里，找到了最佳的心理对应点位。说到笔记体小说与地方志的关联，我们必须提到鲁迅与陈平原两位学者，他们在对小说史的流变勘查过程中，皆注意到古小说与史传的纠葛。志异体式的小说，恰能够补正史之阙。志异的主体是各色人物，故事虽然翻飞，在功能上却次之。而系列人物的钩沉往往集中于一个地方，如此这般，就构建了地方志叙事中的逸事内容。孙方友《陈州笔记》中的淮阳地方人物，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津门人物，文学色彩与史传色彩皆都具备。
冯骥才创作的小说、散文俱佳，他近年来致力于古建筑物和民俗的保护，功勋愈发卓著。《俗世奇人》作为其笔记小说集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共收录36篇小说。从时间跨度来看，《俗世奇人》所收录的篇目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段，而这一时期对于天津卫而言，恰是地方文化浓郁的时期。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天津养育了不同于南方江河沿岸城市的码头文化。近于京畿，且经历了近现代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天津卫又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码头文化、独特政治生态、市井文化等融合交汇，使得这一时期的天津卫如同比武的擂台，各路人物争相上台表演，而台下好事者众，应合者众，因此彰显出爱“热闹”的地方特色。
从文化心理机制上分析，天津卫的好热闹，与鲁迅笔下的看客文化相去甚远，也不像西安、开封这样的老城里人们的闲散与颓废，而是如入戏甚深的观者，他们幽默而达观，心中少酸气和嫉妒，会为擂台上技艺精湛者起身叫好，也在曲终人散之后，将所见所闻反刍，咀嚼出人生中的历历滋味。也因此，虽然是行业精英，书中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结局却不尽相同，其中有金字招牌存续至今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狗不理包子；有稳稳当当行走江湖的苏七块、刷子李、牙医华大夫等人；也有反向的人生故事，一生钓鱼无数的大回，最终被载着鱼的车压死，善饮酒的酒婆之死，善养鸟的贺道台最终却被鸟拆了台。正向也好，反向也好，皆对应了人生中的种种可能。必然性与偶然性纵横错落，方构成了生活的戏剧性内容。
集子《俗世奇人》中的众多笔记小说，在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之勾勒上，也颇具特色。如果留心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传奇故事的发生地，集中于街面、茶馆、酒馆、商铺等公共空间内，换一种说法，故事的进展很少有室内剧。我们可以认为，作家选取公共空间作为故事背景，是出自创作者的匠心，即作家以此设计来提炼一干人物的“表演性”特征。作者如此处理的好处，在于增加小说文本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在小说的价值观预设层面，冯骥才超越了古典小说隐在的以德性为先导的价值判断，在德与能的选择上，技能越过了德性，成为这部小说集子的基本价值预设。书中的人物来自各个行业领域，连钓鱼的、治牙的、粉刷的、造假画的……都有状元，可以说，人们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获得成功。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但都是俗世俗人。小说里头的人，不奇传不成，一奇就演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都是真人真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俗世奇人》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对匠人精神的推举。其中，作者对苏七块、刷子李、泥人张、牙医华大夫、青云楼主这些人物的刻画，就是作家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记录了同样的一种人，也回答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即那种具有“匠人精神”的匠人和手艺人，他们那炉火纯青的技艺如何而来？在开篇《苏七块》中，作者只是写了苏七块在治疗折胳膊断腿方面的手法高超和他的各色，但是却没有说他的高超手法是如何而来的。紧接着，在《刷子李》中，作者借用刷子李对一直想一探他虚实的徒弟曹小三的话——“好好学习本事”来初步回答了《苏七块》中的那个疑问，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苦练。《泥人张》可以看作是对《刷子李》的一种补充。泥人张与刷子李一样，都是手法高超的人，只是刷子李干的是粉刷，泥人张做的是捏泥人。作者并未描写刷子李的生活性格等一些个人身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泥人张身上则鲜明表现了出来。在《认牙》中，作家通过牙医华大夫作为一名牙医“只认牙不认人”这一特点，来进一步更深刻地阐述艺人身上的“匠人精神”，解惑他们的技艺为何能达到如此之高度。而“小文人”青云楼主的故事，则是作者提供的一个与上述这几人相反的反例：青云楼主书画皆可，能刻图章，还可以做托裱。然而，他虽在行内，却也在行外。他的东西没人认可，偶有一个老外认可他的这些玩意，但是却得来了一个讽刺性的结局，这个结局，隐含了作家对那些充满幻想不思专注苦练人们的批判。
地方志叙事形式的根本意义在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工业文明向着古老乡村渗透的情况下，小说家以这种叙事形式捍卫本土性、地域性，从而有效保护了地方经验的差异性。津门故地，市井文化浓郁，冯骥才以平实而又老到的笔触，将那些容易被历史烟云湮没的行业精英的传奇故事，一一加以描绘，向读者呈现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风情画卷。从风格上看，全书行文朴拙，气息平和，尽显作家敦厚之人格。从形制上看，书中的插页部分，皆配上冯骥才亲手制作的手工绘图，质感分明的人物故事，搭配古味浓郁插图，两者恰好相得益彰。
诗人米沃什曾说过：“我到过很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米沃什说出的这一番话，没有自我贬低的意思，他不过是通过这样的表述，传达出生活源头所承载的经验、记忆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毕竟，深植的地方经验及个人记忆的差异性，恰恰为文学的独特性提供了某种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