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势正日趋微妙。
　　在“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定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后，相信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配套体制改革的大幕即将启动。
　　只是站在不同市场主体角度乃至全球维度来观察，各个层面对“十二五”时期的改革期许其实是很矛盾的。例如，改革的获益者肯定会设法维护既得利益，而相对弱势的市场主体则期望通过深层次的改革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相关的福利损失；作为决策层，更是既要承担统筹协调的重任，又要以全球视野来审思中国的发展定位，进而梳理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逻辑。
　　一个时期以来，关心中国经济的有关人士都有这样的担忧，即：中国应当构建何种经济格局，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均衡增长？中国能否在面对经济沉疴的情况下尽力避免患上新兴经济体综合症？
　　谨防“受制于人”
　　也许，由富士康加薪为标志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华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到其它价值洼地或回流母国，但站在整个中国劳动力成本重估和区域经济分工的角度，只要中国梯度经济转移仍存在，只要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只要中国内地到周边国家的通道保持畅通，即便“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中国仍可在实现沿海核心经济地带产业升级的前提下，保持在低端经济领域的强大竞争优势。
　　只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特别需要警惕国外资本对本土企业的打压。例如，要警惕外资企业通过吸引行业内的优秀人才进入由其控制的投资企业或研究机构，冲击中国制造行业中多年来形成的科研队伍，以及外资企业通过运用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手段遏制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努力。因此，中国必须在产业升级中格外重视自主技术的有效供给，在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的同时，切实提高本土制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避免产业发展与产业升级受制于人。
　　力争“先发制人”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在金融危机结束后将会加速洗牌。美欧等沉浸于“金融化享受”多年的发达经济体肯定会在巩固既有金融优势的情况下，更加重视抢占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高端甚至中端环节的利益。因为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卡梅伦，都不会无视每天价值800亿美元的3000万吨原材料在全球各地流转产生的巨大价值。未来一段时期，美国也许会变得更加“斤斤计较”，而劳动力成本高企难下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则会通过适当瘦身来同中国展开制造业的竞争。
　　因此，从战略层面来说，在“十二五”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既要注意保持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既有份额的相对稳定，更应以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引领经济结构向高端产业和服务业倾斜。力争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构筑“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
　　笔者建议，中国在拿出一整套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框架和操作方案之后，理应着力构筑较为合理的国内经济分工格局，有效整合地区资源优势，实现资本市场与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有效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够使经济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发展机制。而在构筑“高低搭配”的经济布局过程中，优化产业配套环境，培育和引进一大批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管理工具的高端产业人才，是政府和其它市场主体的“必修课”。
　　（本文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诸葛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