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化”已成为一个不需多加思索便能脱口而出的、时尚化名词的今天，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不同个体所遥感的“未来”却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众口一词的、虚拟且快速的空间形态——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真实存在感的同时，也在悄然地定义着一种关于“未来”的、新的规则与边界。
　　“未来”一定就是隐藏在Retina屏幕之后的人机互动吗？除了快速滑过的信息洪流、一张张永不会褪色的数码照片和一部部以假乱真的3D影片之外，“未来”是否能在慢速的“历史空间”中重新找寻到一些热点之外的表现可能性呢？
　　在挪威有一项名为“未来图书馆”的艺术项目，正在以缓慢的进度来应对着今天普遍“快餐化”的生活节奏，并为不可见的未来留下一块可以持续生长的真实空间。
　　“未来图书馆”项目是由苏格兰艺术家凯蒂·安德森发起的，她在挪威奥斯陆附近的诺德玛尔卡森林里种了100棵小树苗，等它们在百年后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时候，这些树木将被制成纸浆并印制成书本。书本的内容是特定的，凯蒂计划由不同作家一年写一本，累积到百年后一起出版。另外，艺术家将地点选择在挪威，是因为就全球变暖的趋势看来，百年后的挪威将会成为一个热带海滨。每隔一段时间，除了不断生长中的树苗本身之外，其周边环境变化的程度亦可以投射出全球变暖过程中的点滴印记。
　　而这种将时间的跨度延长到“此生”范围之外的艺术项目构想，并不是凯蒂·安德森独创的。在艺术史上，与之类似的、最著名的项目是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7000棵橡树”（7000 Eichens）计划。
　　该项目始于1982年的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约瑟夫·博伊斯计划环绕卡塞尔市种植7000颗橡树，并在每一棵树下配一个玄武岩柱子，作为一个重新绿化工业化的德国风景的象征性开始，博伊斯将艺术的概念扩展到“社会雕塑”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改造层面上。他在卡塞尔市民的帮助下，于此后的数年间持续着橡树种植的工作，并最终于1987年第8届文献展开幕时（博伊斯去世1年后）由博伊斯的儿子温策尔种下最后一棵橡树。
　　类似的例子还出生在比利时的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s）的作品《法比奥拉》（Fabiola）：法比奥拉是4世纪古罗马的一位女神学家，也是西欧历史上第一所公共医院的建立者。画家让-雅克·埃内尔（Jean -Jacques Henner）1885年为她绘制了理想化的形象《法比奥拉肖像》，原画作却于1912年丢失并再也没有被找到。大约自1994年起，弗朗西斯·埃利斯开始从世界各地的古董店及跳蚤市场收集这幅肖像的仿制品，到2009年时已收集了300多幅。
　　当这300多幅作品被放在美术馆中进行展览时向观者提出了难题——如何定义一个既没有原作者，又缺少原作品的展览？而对于观众来说，原作者与原作品的缺失却并不妨碍他们饶有兴致地分辨这些整体一致的仿制品彼此各异的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收集”这一行为造就了作品的主体：艺术家至今仍在继续收集法比奥拉的肖像，让我们可以发现在每次展览中都会有新的复制品加入，亦为这一作品提供一个开放式结局。
　　虽然这三个项目的初衷不尽相同，但它们所许诺给未来的并非是科幻小说中相似的玄幻情节。不论是“未来图书馆”和“7000棵橡树”中低速的自然生长历程，还是“法比奥拉”里不断被复制与篡改着的历史，都在以一种以“现在进行时”的方式，为之后的时间演绎着某些无法被当下所确定的可塑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被放缓的也不仅只有时间本身，项目中那些不可预知的空间流转，也会在真实或假设的环境范围内时时变幻着其最初的定义；而如何让沉积的历史之重脱掉其沉寂的外衣，并为以后的时间提供一些可以持续生长着的“历史遗迹”，或许也是艺术在面对着“虚幻”的未来时能够推开的一扇“真实”的窗口吧。（文/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