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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就像一个操劳了一生的老农民一样,走了……身旁留下一顶草帽,一把砍刀,一支烟斗；身后留下一个依然需要刨土取食的家,家里有风烛残年的老伴……
他奋斗一辈子,掏心扒肺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裕起来,自己却两手空空而去,而把价值几个亿的森林送给了大山里的群众。
他,就是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一辈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后的霞光,化为家乡大亮山上永恒的春天
1988年3月,杨善洲退休了。一头勤勤恳恳劳作数十年的“老黄牛”,卸了架,该休息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选择了另一种活法。这是一次还债,也是最后的报恩。
地处施甸县南边海拔2 619米的大亮山,是杨善洲家乡最高的山。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当地委书记期间,曾带人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亮山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一个“种树扶贫”的梦想在他心中萌芽。
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
现在,他退休了。
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聚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3月8日,杨善洲退休的第三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第二天,他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上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一鼓作气上了山。
杨善洲的大亮山植树造林就这样开始了。
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住下来,成为第一考验。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风吹烂了。他们又修建起40间油毛毡棚,冬天冷,夏天闷,碰上下雨,被窝常被淋湿。上山几年,杨善洲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夜深人静,人们常常听到他阵阵咳嗽声从毡棚里传出。
1992年,林场建起了砖瓦房,职工们首先想到了杨善洲,可他死活不住,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最后硬是把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直到全部人搬进了砖瓦房。
没有路,他们往山上运树苗和物资都是马驮人扛,杨善洲常常一边赶着马,一边挑副担子,在山里一走就是大半天。
1990年,杨善洲跑到省上要了一笔钱,林场开始修路。有人主张请专业设计部门来做公路规划,他不同意:“林场现在没有多少钱,有钱也得用来买树苗呀,我们自己干!”他找来一些仪器,每天背上一袋干粮出去测量,常常天不亮出发,摸黑回来,14千米的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哪里有个窝窝,哪里有块石头,一清二楚。最后,全部路修下来,平均每千米只花了不到1万元钱。
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龙眼核、芒果核……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
一辈子的生命坐标,心永远贴在群众的脉搏上
杨善洲从20多岁起担任县领导直至地委书记,他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
保山市辖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是最远的一个乡,很少有领导去。杨善洲上任保山地委书记不久,便徒步4天,进了木城乡。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一张用竹竿捆扎的床,一张草席,火塘旁放着一只破瓦罐,杨善洲把手伸进瓦罐,抓出一把干瘪的包谷。他走到那位农民面前:“老乡,对不起,我没有当好这个地委书记……”
当夜,杨善洲召开乡干部会议,他说:“我得先做检讨,你们这里的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瘪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尽到责任。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父老乡亲铲除贫穷的根子,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他从木城出发,又徒步3天,跑遍了周围的几个乡,十几天后,保山地委做出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
他专门在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三四百斤。为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他常年跑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推广。
1982年的插秧季节,龙陵县平达乡河尾村的几个农民正在地里忙活。
一个农民打扮的老者走了过来:“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跟你们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
农民们以为他是路过的农民,没好气地答:“你会栽你来栽嘛!”
杨善洲二话不说,卷起裤脚就下了田,一边讲一边示范。插秧是倒着插,越往后插得越快,农民们惊奇地发现,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
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用这个“三岔九垄”。他还种了“坡地改梯田”、“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粮书记”。
一辈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
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洪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212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
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用钱“散”的杨善洲,自己的生活却“抠”得很。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更“抠”的是,他绝不允许自己占公家一丁点便宜。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有100多千米。他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回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在杨善洲眼里,权力是人民的,行使的标准,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的“前门”总是敞开的。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一辈子的为官情怀,宁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与群众一道,承担起通往幸福生活路途上最后的艰难
环抱在山洼洼里的大柳水村,是杨善洲这辈子从未起过根的家。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娶了媳妇成了家。又后来,他跟着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走了。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走出的男人身份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和大山里每一个农民一样,至今依然过着地里刨食、山上找钱的艰辛生活。
看过去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起的。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
1967年,老房子破得挺不住,一到下雨,满处漏水。妻子张玉珍看着婆婆和娃娃在雨水中躲来躲去,无奈之下去了保山,找到当家的说了家中的难。杨善洲听了,半晌无语,摸遍全身,找出仅有的30元钱:“你先拿这些钱去姚关镇买几个瓦罐,哪里漏就先接一下,暂时艰苦一下。”
妻子回到家里,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爹爹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多少艰难困苦,张玉珍靠着山里女人石头一般的坚韧挺了过来。3个娃子上学,当家的捎回的钱不够,一到秋天,她就每天跑十几里山路去采野果子,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背篓能卖2元钱。
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转成城镇户口,他谢绝了。
1988年,家里人想在施甸县城附近建个房,为他下山进城办事方便,家里人也可多照顾他。他同意了,心底里更多是为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于是儿女先借下5万元钱,买了地,盖了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
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到9 600元。老伴问:“9 600块,能还5万?”账还不上了,为了不拖累儿女们,杨善洲做主,房子还没住就卖了。
这件事在保山广为流传,人们编成了顺口溜:“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有人问过杨善洲,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你对家人有愧疚吗?
他点点头,低声地说出两句话:“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啊!”那一刻,他眼里有泪。
这个秉性忠厚质朴的山里人,何曾没有一腔儿女之情?!
母亲早年守寡,他是母亲的孝子。每年,他都会花钱从保山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母亲89岁那年,他回去探望,原打算第二天就走,看到老人家病重在身,便留下来,日夜侍奉,整整住了9天。这是他离家几十年中,回来住得最长的一次。老母亲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抱着母亲的头失声痛哭:“娘,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为您儿子是人民的干部!”
他疼爱妻子。每次回家,哪怕住一晚,他都会下地,把要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他23岁娶了她,那会儿穷,没给她点什么物件。他出去了,可这事一直没忘。直到1997年,他省吃俭用攒下500块钱,塞到她手上:“替我给你买个戒指吧。”
他是慈祥的父亲。3个女儿都是他给起的名——惠菊、惠兰、惠琴,爱树爱花的父亲,把女儿们在自己心里种成了三棵美丽的花。女儿惠兰总忘不了,有一次爹爹给她梳头,扎的两根小辫子就像两只小牛角。
一辈子天高地阔的豪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杨善洲病了。他得了肺癌。尽管家人瞒着他,他心里明白,这一回,是过不去了。其实,对于死亡,他并不在乎。重要的不是死,重要的是如何生。他欣慰,这一辈子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即使在人生最后的年月,他依然没有愧对自己的心。
作为大亮山5万多亩林场的指挥长,他除了拿自己退休后的一份退休金,在林场拒绝拿一分钱工资,只接受每个月7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随物价水平,涨到了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上山是来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仅不要钱,他还倒贴钱。
他下乡、出差都是自己掏腰包,22年里,他在林场从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
上级部门考虑他年纪大,上山下山不容易,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他还是老规矩,私事不用公车,用了就要交钱。他老伴去医院看病,用了4次车,他一共交了370元的汽油钱。
对自己严上加严的杨善洲,对林场职工关怀备至。有一个工人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生命垂危。他一家子都在农村,拿不出钱医治,家人边哭边为他准备后事。杨善洲得知后,连夜赶到县城医院,找到医生说:“我们这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医院第二天调来了特效进口药,工人的命保住了。杨善洲去医院探望他,这位工人抓住老人的手,泪落如雨。
有人曾问,杨善洲凭了什么能拢住十几个铁杆追随者,在一片荒山秃岭上造出这么大一片森林？
林场的人说,我们就是冲着老书记这个人,再苦再累,跟着他心甘情愿!
大亮山就这样在杨善洲带领的这支队伍手中变样了。
树苗儿一片片扩展,一年年长高,长成了林子,汇成了5.6万亩的林海,林海招来了云,蓄住了水,昔日干涸的大亮山在水的滋养下“活”起来了。
多少年,喝水靠马驮人挑,婚丧嫁娶送礼要送两担水的山里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喝上了甘甜的水。有了水,农民种起了蔬菜、蘑菇、茶叶……拉到集市上换回了钱。
多少年,山里人出门没有路,如今,林场的一条大路串通了村村寨寨,山里跑起了大大小小的运输车。
多少年,山里人没有电,如今,林场的电拉到了七岭八坡,夜晚的大亮山如同掉下一片星星。
大亮山成了聚宝盆。
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整个林场约有1 120万棵树,按每株30元的最低价算,总价值也有3亿多元!林子每年成长,又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至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无法估量。
杨善洲笑了。
这时他才感觉自己老了。老了,就要做老了的安排。
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
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转过身来,给保山第一中学捐出10万元,给林场建瞭望哨捐出3万元,给山下老百姓修建澡堂捐出3万元。
他最终留下4万元。因为,他想到了老伴,一个一辈子含辛茹苦、给他撑起整个家、没享过他一天福的老伴。决定把这4万元留给老伴百年之后,让他一生愧疚的这个好女人安安稳稳,一路走好……
2010年,杨善洲突然病倒。他预感到,他真的要走在老伴前头了。他躺在病床上,老伴来看他,俩人都说不出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两双眼睛都在淌泪……她懂他。病床边起身,她轻轻留下一句话:“病好了,就回家……”
他终于要回家了。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告别人世。
他留下话: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遗体火化……
这是大亮山最悲伤的秋天,层林如挽,长风当泣……
成千上万的百姓扶老携幼,涌出家门,为他们的老书记送行……
“一尘不染香到骨,两袖清风昭汗青”……哀思如潮,挽联如织。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这首歌唱遍了整个大亮山。
◇责任编辑王世赋◇
他奋斗一辈子,掏心扒肺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裕起来,自己却两手空空而去,而把价值几个亿的森林送给了大山里的群众。
他,就是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一辈子的赤子之心,把生命最后的霞光,化为家乡大亮山上永恒的春天
1988年3月,杨善洲退休了。一头勤勤恳恳劳作数十年的“老黄牛”,卸了架,该休息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选择了另一种活法。这是一次还债,也是最后的报恩。
地处施甸县南边海拔2 619米的大亮山,是杨善洲家乡最高的山。在风风雨雨的岁月里,杨善洲亲眼看到曾经长满大树的大亮山,一点点变秃变荒,乱砍滥伐,曾成为一个时代的隐痛。他当地委书记期间,曾带人风餐露宿,徒步24天,详细了解大亮山的土壤、气候、地理环境,一个“种树扶贫”的梦想在他心中萌芽。
从不为家人办事、不为家乡办事的杨善洲,对家乡的人说:“退休后,我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的!”
现在,他退休了。
杨善洲婉言谢绝了按规定到昆明安家休养的厚意,说服了家人希望他回家团聚的愿望,留下一句滚烫的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过的话就要兑现,我要回大亮山种树去!”
3月8日,杨善洲退休的第三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第二天,他带领着从各方调集的15个人,雇上18匹马,驮着被褥、锅碗瓢盆、砍刀镢头,一鼓作气上了山。
杨善洲的大亮山植树造林就这样开始了。
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中,住下来,成为第一考验。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风吹烂了。他们又修建起40间油毛毡棚,冬天冷,夏天闷,碰上下雨,被窝常被淋湿。上山几年,杨善洲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夜深人静,人们常常听到他阵阵咳嗽声从毡棚里传出。
1992年,林场建起了砖瓦房,职工们首先想到了杨善洲,可他死活不住,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最后硬是把房子让给了新来的技术员,自己仍住在油毛毡棚里,一住就是9年,直到全部人搬进了砖瓦房。
没有路,他们往山上运树苗和物资都是马驮人扛,杨善洲常常一边赶着马,一边挑副担子,在山里一走就是大半天。
1990年,杨善洲跑到省上要了一笔钱,林场开始修路。有人主张请专业设计部门来做公路规划,他不同意:“林场现在没有多少钱,有钱也得用来买树苗呀,我们自己干!”他找来一些仪器,每天背上一袋干粮出去测量,常常天不亮出发,摸黑回来,14千米的山路,不知跑了多少趟,哪里有个窝窝,哪里有块石头,一清二楚。最后,全部路修下来,平均每千米只花了不到1万元钱。
买树苗资金不足,杨善洲就经常提个口袋下山到镇里和县城的大街上去捡别人吃果子后随手扔掉的果核,桃核、梨核、龙眼核、芒果核……有什么捡什么,放在家里用麻袋装好,积少成多后用马驮上山。他说:“捡果核不出成本,省一分是一分。”
有认识他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他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育了。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如今,杨善洲捡回来的果核,已成为大亮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林。
1999年,杨善洲在山上用砍刀修理树杈时,一脚踩到青苔上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很多人都想,老书记可以留在山下好好休息了。可半年后,他拄着拐棍,又走进了大亮山。
22载辛勤耕耘,大亮山重新披上了绿装:5.6万亩人工造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
一辈子的生命坐标,心永远贴在群众的脉搏上
杨善洲从20多岁起担任县领导直至地委书记,他始终把自己的根牢牢扎在群众之中。
保山市辖5个县,99个乡,每一个乡都留下了杨善洲的脚印。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是最远的一个乡,很少有领导去。杨善洲上任保山地委书记不久,便徒步4天,进了木城乡。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一张用竹竿捆扎的床,一张草席,火塘旁放着一只破瓦罐,杨善洲把手伸进瓦罐,抓出一把干瘪的包谷。他走到那位农民面前:“老乡,对不起,我没有当好这个地委书记……”
当夜,杨善洲召开乡干部会议,他说:“我得先做检讨,你们这里的山是荒着的,地是闲着的,人的肚子是瘪着的,袋子里是空着的,我没尽到责任。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帮助父老乡亲铲除贫穷的根子,让他们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第二天,他从木城出发,又徒步3天,跑遍了周围的几个乡,十几天后,保山地委做出了改变边境贫困乡村面貌的实施方案。
他专门在保场乡种了半亩粳稻试验田,试验“三岔九垄”插秧法。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三四百斤。为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他常年跑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推广。
1982年的插秧季节,龙陵县平达乡河尾村的几个农民正在地里忙活。
一个农民打扮的老者走了过来:“你们插秧的方法不对,村干部没跟你们讲‘三岔九垄’插秧法吗?”
农民们以为他是路过的农民,没好气地答:“你会栽你来栽嘛!”
杨善洲二话不说,卷起裤脚就下了田,一边讲一边示范。插秧是倒着插,越往后插得越快,农民们惊奇地发现,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
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插秧还用这个“三岔九垄”。他还种了“坡地改梯田”、“改条田”、改籼稻为粳稻等各种试验田。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第一,1980年,全国农业会议在保山召开,保山获得“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则被人们称作“粮书记”。
一辈子的精神品格,用手中权力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
1985年,保山地委建办公大楼,第一层已经建起,这时,昌宁金华乡发生洪灾。杨善洲立即赶往灾区,看到老百姓受灾严重,十分难过,回到保山,命令办公大楼在建项目马上停工,把资金拿来救灾。有人想不通,认为可以从其他地方调动资金。杨善洲激动地说:“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在受苦,我们却安逸地坐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大楼里,悠闲地办公,你不觉得有愧吗?”
在杨善洲的心里,对人民群众永远怀着一种谦卑与敬重,他们真正是主人,他是公仆。
他下乡,总像一个三人战斗小组,司机、秘书,一辆212吉普,其他随员一个不要。上路,直奔田头。碰上饭点,老百姓吃什么,他吃什么,吃完结账,绝无例外。
杨善洲用钱“散”是出了名的。走到哪里,看到困难的人家缺衣少被,遇上哪个群众买种子、买牲口少钱,他就从自己兜里往外掏。有人劝他不必,他说:“我是这里的书记,老百姓有困难,我能看着不管吗?”
用钱“散”的杨善洲,自己的生活却“抠”得很。他常年住在办公室旁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木桌,一张木板床,床上一个草垫子和草席；穿的总是一身发了白的灰色中山装,夏天草鞋,冬天胶鞋。他走到哪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干部,曾经闹出几次去宾馆开会被服务员挡在门外的笑话。
杨善洲更“抠”的是,他绝不允许自己占公家一丁点便宜。
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离保山有100多千米。他回家从来没用过一次公车,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回到施甸县城,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他就徒步走回到大柳水村。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车!”
在杨善洲眼里,权力是人民的,行使的标准,就看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多少年来,杨善洲把“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的“前门”总是敞开的。群众说:“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
一辈子的为官情怀,宁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与群众一道,承担起通往幸福生活路途上最后的艰难
环抱在山洼洼里的大柳水村,是杨善洲这辈子从未起过根的家。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娶了媳妇成了家。又后来,他跟着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走了。
然而,对于这个家庭,走出的男人身份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和大山里每一个农民一样,至今依然过着地里刨食、山上找钱的艰辛生活。
看过去很普通的几间砖瓦房,是2008年才建起的。村里人说,他们家原先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
1967年,老房子破得挺不住,一到下雨,满处漏水。妻子张玉珍看着婆婆和娃娃在雨水中躲来躲去,无奈之下去了保山,找到当家的说了家中的难。杨善洲听了,半晌无语,摸遍全身,找出仅有的30元钱:“你先拿这些钱去姚关镇买几个瓦罐,哪里漏就先接一下,暂时艰苦一下。”
妻子回到家里,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爹爹确实没办法,他很穷,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家里的日子我们先凑合着过吧。”
多少艰难困苦,张玉珍靠着山里女人石头一般的坚韧挺了过来。3个娃子上学,当家的捎回的钱不够,一到秋天,她就每天跑十几里山路去采野果子,背到集市上去卖,一背篓能卖2元钱。
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把他的妻子孩子转成城镇户口,他谢绝了。
1988年,家里人想在施甸县城附近建个房,为他下山进城办事方便,家里人也可多照顾他。他同意了,心底里更多是为弥补多年来对家人的愧疚。于是儿女先借下5万元钱,买了地,盖了房。老伴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娃娃们还还账?”
杨善洲东拼西凑只凑到9 600元。老伴问:“9 600块,能还5万?”账还不上了,为了不拖累儿女们,杨善洲做主,房子还没住就卖了。
这件事在保山广为流传,人们编成了顺口溜:“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有人问过杨善洲,作为一个儿子、丈夫、父亲,你对家人有愧疚吗?
他点点头,低声地说出两句话:“自古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啊!”那一刻,他眼里有泪。
这个秉性忠厚质朴的山里人,何曾没有一腔儿女之情?!
母亲早年守寡,他是母亲的孝子。每年,他都会花钱从保山买一包补药,煨给母亲吃几天。母亲89岁那年,他回去探望,原打算第二天就走,看到老人家病重在身,便留下来,日夜侍奉,整整住了9天。这是他离家几十年中,回来住得最长的一次。老母亲是在他的怀里去世的,他抱着母亲的头失声痛哭:“娘,不是儿子心肠硬,只因为您儿子是人民的干部!”
他疼爱妻子。每次回家,哪怕住一晚,他都会下地,把要做的农活做了,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他23岁娶了她,那会儿穷,没给她点什么物件。他出去了,可这事一直没忘。直到1997年,他省吃俭用攒下500块钱,塞到她手上:“替我给你买个戒指吧。”
他是慈祥的父亲。3个女儿都是他给起的名——惠菊、惠兰、惠琴,爱树爱花的父亲,把女儿们在自己心里种成了三棵美丽的花。女儿惠兰总忘不了,有一次爹爹给她梳头,扎的两根小辫子就像两只小牛角。
一辈子天高地阔的豪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杨善洲病了。他得了肺癌。尽管家人瞒着他,他心里明白,这一回,是过不去了。其实,对于死亡,他并不在乎。重要的不是死,重要的是如何生。他欣慰,这一辈子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即使在人生最后的年月,他依然没有愧对自己的心。
作为大亮山5万多亩林场的指挥长,他除了拿自己退休后的一份退休金,在林场拒绝拿一分钱工资,只接受每个月7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随物价水平,涨到了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上山是来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不仅不要钱,他还倒贴钱。
他下乡、出差都是自己掏腰包,22年里,他在林场从没开过一张发票,没报过一张单子。
上级部门考虑他年纪大,上山下山不容易,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他还是老规矩,私事不用公车,用了就要交钱。他老伴去医院看病,用了4次车,他一共交了370元的汽油钱。
对自己严上加严的杨善洲,对林场职工关怀备至。有一个工人得了肝硬化,大量腹水,生命垂危。他一家子都在农村,拿不出钱医治,家人边哭边为他准备后事。杨善洲得知后,连夜赶到县城医院,找到医生说:“我们这个工人够苦了,没享过一天福。你们要全力抢救,只要对病人有用,要什么药就尽快去调,医药费,我负责!”医院第二天调来了特效进口药,工人的命保住了。杨善洲去医院探望他,这位工人抓住老人的手,泪落如雨。
有人曾问,杨善洲凭了什么能拢住十几个铁杆追随者,在一片荒山秃岭上造出这么大一片森林？
林场的人说,我们就是冲着老书记这个人,再苦再累,跟着他心甘情愿!
大亮山就这样在杨善洲带领的这支队伍手中变样了。
树苗儿一片片扩展,一年年长高,长成了林子,汇成了5.6万亩的林海,林海招来了云,蓄住了水,昔日干涸的大亮山在水的滋养下“活”起来了。
多少年,喝水靠马驮人挑,婚丧嫁娶送礼要送两担水的山里人,第一次在家门口喝上了甘甜的水。有了水,农民种起了蔬菜、蘑菇、茶叶……拉到集市上换回了钱。
多少年,山里人出门没有路,如今,林场的一条大路串通了村村寨寨,山里跑起了大大小小的运输车。
多少年,山里人没有电,如今,林场的电拉到了七岭八坡,夜晚的大亮山如同掉下一片星星。
大亮山成了聚宝盆。
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整个林场约有1 120万棵树,按每株30元的最低价算,总价值也有3亿多元!林子每年成长,又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至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无法估量。
杨善洲笑了。
这时他才感觉自己老了。老了,就要做老了的安排。
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
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
施甸县政府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被他当场谢绝:“我早就说过,自己办林场是尽义务,不要报酬。”
保山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他20万元的特别贡献奖。经再三劝说,他接下了。转过身来,给保山第一中学捐出10万元,给林场建瞭望哨捐出3万元,给山下老百姓修建澡堂捐出3万元。
他最终留下4万元。因为,他想到了老伴,一个一辈子含辛茹苦、给他撑起整个家、没享过他一天福的老伴。决定把这4万元留给老伴百年之后,让他一生愧疚的这个好女人安安稳稳,一路走好……
2010年,杨善洲突然病倒。他预感到,他真的要走在老伴前头了。他躺在病床上,老伴来看他,俩人都说不出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两双眼睛都在淌泪……她懂他。病床边起身,她轻轻留下一句话:“病好了,就回家……”
他终于要回家了。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告别人世。
他留下话: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遗体火化……
这是大亮山最悲伤的秋天,层林如挽,长风当泣……
成千上万的百姓扶老携幼,涌出家门,为他们的老书记送行……
“一尘不染香到骨,两袖清风昭汗青”……哀思如潮,挽联如织。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这首歌唱遍了整个大亮山。
◇责任编辑王世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