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耀在屋子上，就像一只艺术花瓶上的金色油漆，四处的斑驳阴影只是增强了光线的力量。在一大片沉闷的树林后面，巴特華斯和拉金家的侧墙赫然在目;只有海珀家的房子完全暴露在阳光里，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冷静态度整日面对着尘土飞扬的街道。这里是佐治亚州最南端的塔里腾市，时间是九月里的一天下午。”
　　这是短篇小说《冰宫》的开头，美国南部映入眼帘。《冰宫》是一篇写给南方的小说，主人公莎莉·卡罗尔·海珀出生于佐治亚州，是一位典型的“飞女郎”，她美艳动人，追求时髦，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在她的眼里，南方“拥有梦幻天空、萤火虫的夜晚和喧嚣的黑人街市的懒人天堂”，这里是她的故乡，但不适合奋斗。莎莉不想浪费自己的生命，她想释放自己狂放的一面，于是离开南方奔赴北方，在令人振奋的天气下开启新的人生，可是在度过新鲜期之后，莎莉意识到北方的冷漠、高傲和压抑，也看到许多北方人嘲笑南方人的懒惰，保守着自己的刻板印象，即便是莎莉一度爱上的男人哈利也认为“他们是些——是些堕落的人——根本不像过去的南方人。他们和黑人在一起呆得太久了，所以自己也变得奇懒无比，只知道混日子”。最终，莎莉对北方的幻想破灭了，在如梦似幻的文字里，作家菲茨杰拉德书写了一个南方女人对故乡的厌恶与重新体认。
　　小说中的“冰宫”是对北方大都市的隐喻。这座冰宫建在鲜艳亮绿的高山上，“它一共有三层，有城垛、斜面墙、垂着冰棱的窄窗，还有无数盏电灯将它装点成一个富丽堂皇、玲珑剔透的中央大厅”。它由辛劳的底层民工建造，供上流贵族享乐。当哈利等北方人着迷于它的鬼斧神工时，莎莉感到的却是“一种远比迷路更为强烈的恐惧感”，她孤身一人失落在这冰里，“如冰冻的北冰洋上的捕鲸人一般孤独寂寥，如堆积着探险者的累累白骨的荒原一般凄清寒凉”。冰宫这个冷酷的意象象征了莎莉对北方大都市的幻灭，在意识到自己与冰宫格格不入后，她才决定返回南方，那个温暖湿润、被北方富人视作慵懒古老之地的南方。
　　《冰宫》的故事需要借助历史背景去理解。这个故事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恰逢美国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乡村人口大量迁往都市，南方人口向北部靠拢，还有就是外国人大量涌入美国本土。据吴忠观的《人口科学辞典》，1891到1915年，美国接受迁入人口升至一千六百九十四点三万人。这次大迁徙的原因主要是产业革命和城乡结构的变化，大量新兴岗位出现在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的都市中，城市与乡村居民贫富差距变大，乡村空心化现象加剧，大机器工业崛起造成人口流动，大量乡村、小镇青年前往都市打工。据《美国城镇历史》统计：1910年时，美国有四千二百万城市居民，其中约有一千一百万是1880年以后从乡村迁往城市的。然而，由于住房、卫生、工作时长、性别歧视等问题，城市人口激增伴随的是冲突加剧，1880年到1890年，全美犯罪收监率就上升了近百分之五十。在许多大都市，劳工们发起罢工运动，抗议企业家的剥削行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很多小说反映了美国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例如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珍妮姑娘》，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刘易斯的《大街》，这一篇《冰宫》也不例外，但它的重点不是城乡差别，而是对工业都市的焦虑和对一种南方精神的追忆。
　　《冰宫》采用了当时很通俗的一种写作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乡村女进城奋斗，逐渐幻灭或反思。主人公大抵是不甘平庸的乡村青年女性，她们厌恶古老的传统、无聊的乡村，渴望实现富裕、享受刺激，新兴的工业大都市成为她们理想的奋斗场所。但在故事中，她们往往会遭遇男人的欺骗、企业主的剥削、上流阶层的冷眼、消费潮流的绑架乃至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她们会在奋斗之路上重新反思城市与乡村、现今与传统，借以传递作家对城市发展和社会阶层悬殊、贫富分化的隐忧。《冰宫》里的莎莉就是嘉莉和“飞女郎”的结合，嘉莉是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塑造的人物，她出身乡村，充满个性，反对禁欲，渴望都市里的繁华生活。这个人物就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启发了菲茨杰拉德的创作。
　　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继承了德莱塞对女性的描写，但更加新潮大胆，是爵士乐时代“飞女郎”的纸上模样。“飞女郎”又叫“飞来波”，这一词汇在英文原意是“刚刚学会飞的小鸟”，在一战后被引申为美丽轻佻的年轻女郎。她们拒绝束腰，嘲笑流俗，穿短裙，梳妹妹头，听爵士乐，化浓妆，饮烈酒，性开放，是一战后暴富的美国男人们的梦中女神，对美国社会文化影响深远。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就是著名的“飞女郎”，他一生也热衷于书写各式各样的“飞女郎”，除了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黛西”，不可不提的还有小说集《飞女郎与哲学家》，《冰宫》就收录于这部集子之中。
　　不过，《冰宫》的重点并不是一位“飞女郎”如何反抗传统，小说前半部分所有对“南方”的厌恶之词，都是为后半部分蓄力，读到后面读者就会恍然大悟：这不是一部批判南方守旧的小说，恰恰相反，菲茨杰拉德使用了非常亲密的笔触来描绘南方;到后面，“南方”在小说中不只是地理坐标，更是莎莉的精神坐标，它虽然慵懒、保守，却也留下了莎莉所眷恋的柔软、温暖、潮湿气息和人情味儿。菲茨杰拉德把他在南方的经验代入到小说中：1918到1919年，他曾因为参军在阿拉巴马州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在南方温润的阳光下，青年菲茨杰拉德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也和泽尔达堕入爱河。南方不是菲茨杰拉德的故乡，却给了他无限的爱与希望。所以，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南方有大片的金色阳光，“令人觉得无比舒适的热气喷洒在整日面对着尘土飞扬的长街的房屋之上”，在“开满鲜花的炎热黄昏”里，“在树木、棚屋和泥泞的河流的上方，流淌着一股又一股热浪，没有丝毫的敌意，只让人感觉安逸，如伟大又温暖的乳房哺育着婴儿般的大地”，即便是南方小屋修修补补的破沙发，“睡在里面做梦依然很舒服”。
　　南方是菲茨杰拉德频频书写和留下暗示的地方。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是一位出生于南方富丽之家的新潮女郎，她和盖茨比最甜蜜的时光是在南方的路易斯维尔，这段经历就取材于作家的真实生活;在《人间天堂》中，艾莫里的母亲比阿特丽斯是一位南方女人，菲茨杰拉德用最深情的笔触刻画这位女性，因为她的原型正是他的母亲;像《本杰明·巴顿奇事》、《离岸的海盗》这些短篇，也有不少南方的影子。此外，菲茨杰拉德还有一篇小说就叫作《最后的南方女郎》，小说中的南方女郎让人魂牵梦绕，“她机智敏捷、能说会道、善于使人迷惑、具有南方英雄时代的父老兄弟和奉献者那种暗示背景的本领。她还有一种不断和炎热做斗争的无可挑剔的冷静态度，有时她说话的腔调好像在对奴隶下命令，有时又变得无比温柔、妩媚，如美好的夜色一样讨人喜欢”。当主人公在印第安纳的小火车站见到那位南方女郎时，他“突然产生了要到南方去的念头。姑娘穿着挺括的玫瑰色蝉翼纱，挽着一位男子——他从我乘坐的车厢下车，坐到一辆等在车站外面的小汽车里。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一阵刺痛，我似乎觉得她把他绑架到过去岁月的迷茫的仲夏世界去，时间好像停住了”。 　　菲茨杰拉德对南方的书写与美国的南方文学传统密不可分，這是一个古老又散乱的文学传统，在它的内部有不同分支，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中国读者最熟知的是福克纳的南方书写，他是和菲茨杰拉德同时代的作家，以《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留名文史。他致力于书写虚构小镇约克纳帕塔法，名字借自约克纳帕塔法河，这条河流过密西西比州拉斐特县南部。福克纳善于以小见大，通过小村镇小家庭影射美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悲剧，美国内战及其后的余波，在福克纳魔幻而绵密的叙述中呈现出新颖的光晕。所以美国批评家弗·R.卡尔在《威廉·福克纳》一书中说：“如果说梅尔维尔通过写鲸鱼追求一个重大的主题，那么福克纳——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所掌握的是美国内战及其余波这样一个更加重大的主题，在经济恐慌处于最高顶点时，他掌握住了美国失败的全部光辉。”
　　在福克纳之前，托马斯·纳尔逊·佩琪、埃伦·格拉斯哥等作家也在书写美国南方。佩琪善于描写南部种植园里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格拉斯哥体现的是“北方视野”下的南方，她眼中的北方激昂向上，南方则衰朽迟暮，代表了落后的奴隶主传统。在福克纳同时期，米切尔的《飘》使用了温婉细腻的笔触重现了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反映了内战时期南方的社会变化。此外，麦卡勒斯在《心是孤独的猎手》里描绘的南方小镇孤独群像、沃尔夫卷帙浩繁的《时间与河流》、卡波蒂笔下充满少年质感的南方、奥康纳对南方哥特风格的延续、田纳西·威廉斯屡屡描绘的南方保守宗教氛围下家庭的悲剧等，也参与到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之中，成为照耀这片广袤土地的明亮繁星。
　　但菲茨杰拉德很少被纳入到美国南方书写的谱系中，评论家会提到威廉·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罗博特·潘·华伦、埃伦·格拉斯哥、尤多拉·韦尔蒂、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丽·奥康纳、凯瑟琳·安·波特、杜鲁门·卡波特、威廉·斯泰伦、沃克·帕西，但很少说起菲茨杰拉德，更多时候，这位爵士乐时代的作家和中西部、美国梦、爵士乐、阶级矛盾、富人生活紧密交织，他深情梦幻中的南方书写则被忽略了。究其原因：一来，菲茨杰拉德没有专门的长篇小说来书写美国南方，他最著名的几部长篇都与南方关系微弱，反而是《冰宫》、《最后一个南方女郎》等短篇深入描写了南方;二来，当时的美国文坛并没有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予以足够重视，相当一段时间，它们只被视作卖钱的玩意，被文学鉴赏家遗忘在垃圾角落，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菲茨杰拉德热兴起，情况才有所好转;第三，菲茨杰拉德的文学贡献更多被纳入到迷惘一代、美国梦、社会问题的维度考虑，他和南方的联系并未被深入发掘。然而，菲茨杰拉德或许是二十世纪初反映美国南北关系最敏锐的一位小说家，他对第三次人口迁徙的观察、对南北双方风俗习惯的差异让他捕捉了那个时代南方人的矛盾态度，以及像《冰宫》里描绘的那样具有普遍性的地域歧视。由于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利以及北方都市的繁荣发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南方逐渐成为美国一个失落的存在，南方的社会风尚、宗教文化和乡村城镇开始发生改变。在当时，美国作家对南方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是激烈地批评南方的传统，讽刺南方人的慵懒守旧;一方，眷恋着南方的风物，警惕迅猛而来的工业浪潮。针对南方的书写矛盾，既取决于书写者如何看待南方的社会文化，也关系到书写者对美国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