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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正值中国和平崛起，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全面阐述构建和谐世界的新主张，标志着中国外交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转变。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思想的演变历程，从外交哲学、外交心态、外交文化、外交理想和外交利益五个方面看 “和谐世界”蕴含的外交新思维，这种新思维是受到国内国际大背景的深刻影响的。
[关键词]和谐世界；思想轨迹；外交哲学；外交文化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4－0044－03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每一步前进，无不彰显出外交思想的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方针，到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再到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深远眼光，外交思想的嬗变，与国内国际环境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正值青年之际的中国，在新的时代节点处打开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纪元。
探寻新中国外交思想的轨迹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未尽的战火和硝烟中坚定地站立起来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艰巨使命，是如何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政权，以及怎样应对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由于此时中国国内的元气大伤，百废待兴，为维护国家安全，毛泽东只能选择与大国结盟的道路；而又由于此时世界两极对峙初露端倪，美国则痴迷地寄渺茫希望于他“台湾朋友”身上，中国只能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领头羊的苏联身边。于是，此时的中国外交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受到苏联领导人及其方针政策的影响，“一边倒”忽视了民族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停战谈判出现突破，有利于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气氛也出现了”。〔１〕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周恩来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外交战略的伟大创新，也是广泛团结民族国家共同反殖反霸的客观需要。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后，中国外交一度陷入了困境，先是反帝国主义(美国)和反修正主义(苏联)同时出击，然后到与美缓和，联美反苏，再到联合对付苏联威胁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直至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中国“自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经过十年之久在国际政治风云中颠沛漂泊之后，终于基本上找到了其在国际上应有的位置”。〔2〕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三个世界”，贯穿始终的都是“联合”的外交思想，不同的只是结盟与反对对象的变化，因而也可以说是同盟战略或是统一战线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标志，在其指引下，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外政策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调整。〔3〕其一是时代观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轨，即摒弃过去“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念，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而中国新时期的外交任务，就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和平有利的环境；其二是外交政策改行“真正的不结盟”原则，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4〕1989至1991的短短三年内，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骤然严峻。此时的邓小平沉着冷静地提出了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28字方针，进一步坚定和深化了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思想。不难看出，之后江泽民同志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对睦邻友好、改善邻国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国陆续提出的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无不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外交正沿着和平发展的主脉络不断发展和创新。而在新世纪曙光初现的今天，构建“和谐世界”带来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新演变。
解读“和谐世界”的新思想
“和谐世界”观从其提出之时，就屹立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看法。其核心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安全，经济上实现互利合作与共同繁荣，文化上倡导包容精神和文明的多样性，以使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美好理想。〔5〕无疑，“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6〕。同时，构建“和谐世界”也要求并代表了中国外交新的发展。以下，本文将从外交哲学、外交心态、外交文化、外交理想和外交利益五个角度探讨“和谐世界”观蕴含的外交思想的新变化。
从外交哲学上看，“和谐世界”理念既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古为今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陈出新。中国传统外交哲学以“和”为重心，所谓“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而不同”。〔7〕“和谐世界”的思想不仅继续坚定并深化了“和为贵”在外交哲学中的中心地位，更是从“和”上升为了“和谐”，而和谐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的理想中，在庄子“天人合一”的天和与人和的状态中,在墨子“视人之国若其国”的“非攻”思想中，在《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中都可找到思想的根源。另一方面，“和谐”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和平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平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发展，而发展也不意味着绝对的和平(这从中国清朝坐拥大国却国力日衰和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却带来全球侵略扩张就可见一斑)，只有将和平与发展统一起来，相辅才能相成，这也正是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要求。不仅如此，“和谐世界”的思想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认识，升华为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中坚持多边主义，运用多元的制度结构化解国际矛盾、寻求共同安全。
从外交心态上看，首先，“和谐世界”代表了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中的角色转换。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中国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对战后的国际秩序大力反对和批判。而从70年代到冷战结束，随着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逐步走入了国际体系中，但总体而言，扮演的主要是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和打破“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革命者的角色。而“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反映出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愤怒者、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为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8〕构建“和谐世界”所需要的“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以及“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9〕蕴含的实质上是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积极因素的认识与肯定。这些积极因素，包括对各国人权和主权的维护、促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以及制衡大国力量等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的外交心态正向着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国际规则的遵守者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转变。其次，“和谐世界”代表了中国对自身定位的调整，即中国已由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为在地区事务和全球问题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遵循这种认识的转变，中国展现出作为一个区域性(甚至世界性)大国，对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的倡导，对国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和，以及对地区和全球发展与稳定的重要责任。
中国对于外交文化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久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体现的往往是一种战略性思维，其重心是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物质力量的运用和考虑。而“和谐世界”的提出，充分表明了中国外交思想正由一般性的战略维度向着更高层次的文化维度提升。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阐述“和谐世界”观时，都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紧密结合，有力地将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深邃精华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例如，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时，就先后解释了“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以及这种和谐文化对于世界和谐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和谐世界的外交思想已经将文化这种外交资源中重要的“软权力”〔10〕囊括其中并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以“和谐”为核心，中国外交更加注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或者说是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在理论上，温家宝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客观现实。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而在实践上，中国与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等各个象征不同文化的国家开展了“文化年”的交流活动，使文化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自由流动在人类对和谐世界美好追求的宏伟蓝图上。
从外交理想上看，“和谐世界”观构建的不仅是一个和谐的世界，而且还是具有新高度的中国国际理想。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小华总结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体现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的国际理想从1982年起沿革的概要为：十二大时期(打破现存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十三大时期(未提及)→ 十四大时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十五大时期(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十六大时期(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11〕从十二大时期开始中国外交理想的演变不难发现，“和谐世界”作为对国际社会新的愿望和中国对外政策新的目标，实际上是对以往国际理想的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是对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希冀，发展的则是对以往不同时期国际理想的总概括，以及提出追求世界和谐的新要求。在更深的层面上，“和谐世界”的思想更可探源到马克思关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消除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国际主义理想。因为所谓“和谐”，就是消除了矛盾与对立的人与人的和谐，国与国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后，“和谐世界”理念还代表了中国外交利益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新拓展。从思想层面上看，外交利益是指国家对外交活动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的认识。体现在深度上，“和谐世界”观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外交利益从过去着眼安全、政治、经济等硬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逐渐向强调文化和制度等软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的拓展。对软权力的重视在之前外交文化方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而体现在广度上，“和谐世界”所论述的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2〕深层含义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跨越了地理上的国家边界，正向着周边和世界范围拓展。中国积极要求参与国际事务，领导和参与构建和谐世界，正是暗含着对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认定和维护。
浅析中国外交新思想产生的背景
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总是同国家的内外环境密不可分的。一国外交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应该而且必须作出迅速的反应和应对。中国外交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就是一个根据国际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应对、不断作为的历史。〔13〕因此，在领悟“和谐世界”的外交新思想时，不能不将其置于当前国内外大环境的考量中。
从国内环境来看，提出“和谐世界”的论述是中国国内创建和谐社会战略的延伸，也是为国内的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当前，中国自身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污染、民族分离主义、贫富差距、能源紧缺都严重制约着中国前进的步伐。举数字为证，2003年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即10%最富和10%最穷的居民收入之差，已经达到18.6倍，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28飚升到2004年的0.45。〔14〕正是基于这种不和谐的社会现状，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中国开始了构建“和谐社会”之路。而如果把国内社会的和谐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冲突与动荡之上，这样的和谐必然是不稳定的、不持久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国际社会的和谐才能保障国内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和谐世界”观的提出正是国内形势的客观要求。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和谐世界”的思想的提出，也是中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以经济为例，2005年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家实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提高自己的话语权，而这也带来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性呼吁。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的国际形势主要是两股潮流的并存，“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另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15〕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基本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都面临巨大挑战：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集团、宗教极端势力给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和现实损害，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人类的头顶；全世界53%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在世界上最贫困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西南亚，这一比例高达75%，〔16〕这一数字无疑为世界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正是对世界和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的清醒认识，也是缓解和调节这些矛盾的新尝试。另一股“冷战和冲突”的潮流，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始终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霸权论”的不和谐声音。一些西方国家的思维还没有从冷战时代的阴影下走出来，对中国的发展也总是抱着敌对、恐惧的心态，企图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中国对世界的宣告，表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也表明中国同世界共同发展的愿望。总而言之，中国“和谐世界”的新思想，既深深根植于国内外环境的现实形势，体现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构建了人类美好未来的宏伟理想。迈入弱冠之际，新中国的外交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揭开了崭新的、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1〕〔2〕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3〕〔13〕杨勉.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1，2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7.
〔5〕〔9〕〔12〕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北京：人民日报，2005-09-16.
〔6〕徐坚，等.建设“和谐世界”的理论思考〔J〕.国际问题研究，2007(1).
〔7〕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
〔8〕孟祥青.国际角色的限定：戴着“镣铐”“跳舞”〔J〕.新华文摘，2006(23).
〔10〕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李小华.观念与国家安全：中国安全观的变化(1982-2002)〔D〕.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论文，168-170.
〔14〕林跃勤.冷静看待我国GDP的调整增加〔J〕.经济与社会观察，2006(1).
〔15〕吴建民.外交与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14.
〔16〕沈骥如.促进普遍发展的重要力量〔N〕.人民日报，2005-09-23.
〔责任编辑：张振华〕
[关键词]和谐世界；思想轨迹；外交哲学；外交文化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4－0044－03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每一步前进，无不彰显出外交思想的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从建国初的“一边倒”方针，到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再到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深远眼光，外交思想的嬗变，与国内国际环境的发展密切相关。而正值青年之际的中国，在新的时代节点处打开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纪元。
探寻新中国外交思想的轨迹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未尽的战火和硝烟中坚定地站立起来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艰巨使命，是如何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政权，以及怎样应对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由于此时中国国内的元气大伤，百废待兴，为维护国家安全，毛泽东只能选择与大国结盟的道路；而又由于此时世界两极对峙初露端倪，美国则痴迷地寄渺茫希望于他“台湾朋友”身上，中国只能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领头羊的苏联身边。于是，此时的中国外交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受到苏联领导人及其方针政策的影响，“一边倒”忽视了民族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斯大林去世和朝鲜停战谈判出现突破，有利于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气氛也出现了”。〔１〕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周恩来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外交战略的伟大创新，也是广泛团结民族国家共同反殖反霸的客观需要。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后，中国外交一度陷入了困境，先是反帝国主义(美国)和反修正主义(苏联)同时出击，然后到与美缓和，联美反苏，再到联合对付苏联威胁的“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直至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中国“自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经过十年之久在国际政治风云中颠沛漂泊之后，终于基本上找到了其在国际上应有的位置”。〔2〕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三个世界”，贯穿始终的都是“联合”的外交思想，不同的只是结盟与反对对象的变化，因而也可以说是同盟战略或是统一战线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标志，在其指引下，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判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外政策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调整。〔3〕其一是时代观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轨，即摒弃过去“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念，认识到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而中国新时期的外交任务，就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和平有利的环境；其二是外交政策改行“真正的不结盟”原则，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4〕1989至1991的短短三年内，世界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骤然严峻。此时的邓小平沉着冷静地提出了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28字方针，进一步坚定和深化了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思想。不难看出，之后江泽民同志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对睦邻友好、改善邻国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国陆续提出的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无不表明：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外交正沿着和平发展的主脉络不断发展和创新。而在新世纪曙光初现的今天，构建“和谐世界”带来了中国外交思想的新演变。
解读“和谐世界”的新思想
“和谐世界”观从其提出之时，就屹立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看法。其核心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安全，经济上实现互利合作与共同繁荣，文化上倡导包容精神和文明的多样性，以使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美好理想。〔5〕无疑，“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6〕。同时，构建“和谐世界”也要求并代表了中国外交新的发展。以下，本文将从外交哲学、外交心态、外交文化、外交理想和外交利益五个角度探讨“和谐世界”观蕴含的外交思想的新变化。
从外交哲学上看，“和谐世界”理念既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古为今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陈出新。中国传统外交哲学以“和”为重心，所谓“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而不同”。〔7〕“和谐世界”的思想不仅继续坚定并深化了“和为贵”在外交哲学中的中心地位，更是从“和”上升为了“和谐”，而和谐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的理想中，在庄子“天人合一”的天和与人和的状态中,在墨子“视人之国若其国”的“非攻”思想中，在《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观念中都可找到思想的根源。另一方面，“和谐”的观点实质上代表了和平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平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发展，而发展也不意味着绝对的和平(这从中国清朝坐拥大国却国力日衰和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却带来全球侵略扩张就可见一斑)，只有将和平与发展统一起来，相辅才能相成，这也正是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要求。不仅如此，“和谐世界”的思想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认识，升华为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在外交中坚持多边主义，运用多元的制度结构化解国际矛盾、寻求共同安全。
从外交心态上看，首先，“和谐世界”代表了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中的角色转换。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中国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基本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对战后的国际秩序大力反对和批判。而从70年代到冷战结束，随着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逐步走入了国际体系中，但总体而言，扮演的主要是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和打破“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革命者的角色。而“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反映出中国“由国际体系的愤怒者、反对者、旁观者正在变为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8〕构建“和谐世界”所需要的“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以及“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9〕蕴含的实质上是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积极因素的认识与肯定。这些积极因素，包括对各国人权和主权的维护、促进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以及制衡大国力量等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的外交心态正向着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国际规则的遵守者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转变。其次，“和谐世界”代表了中国对自身定位的调整，即中国已由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为在地区事务和全球问题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遵循这种认识的转变，中国展现出作为一个区域性(甚至世界性)大国，对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的倡导，对国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和，以及对地区和全球发展与稳定的重要责任。
中国对于外交文化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久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体现的往往是一种战略性思维，其重心是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物质力量的运用和考虑。而“和谐世界”的提出，充分表明了中国外交思想正由一般性的战略维度向着更高层次的文化维度提升。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阐述“和谐世界”观时，都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紧密结合，有力地将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深邃精华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例如，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演讲时，就先后解释了“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以及这种和谐文化对于世界和谐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和谐世界的外交思想已经将文化这种外交资源中重要的“软权力”〔10〕囊括其中并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以“和谐”为核心，中国外交更加注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或者说是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在理论上，温家宝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客观现实。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而在实践上，中国与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等各个象征不同文化的国家开展了“文化年”的交流活动，使文化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自由流动在人类对和谐世界美好追求的宏伟蓝图上。
从外交理想上看，“和谐世界”观构建的不仅是一个和谐的世界，而且还是具有新高度的中国国际理想。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小华总结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体现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的国际理想从1982年起沿革的概要为：十二大时期(打破现存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十三大时期(未提及)→ 十四大时期(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十五大时期(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十六大时期(国际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11〕从十二大时期开始中国外交理想的演变不难发现，“和谐世界”作为对国际社会新的愿望和中国对外政策新的目标，实际上是对以往国际理想的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是对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希冀，发展的则是对以往不同时期国际理想的总概括，以及提出追求世界和谐的新要求。在更深的层面上，“和谐世界”的思想更可探源到马克思关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消除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国际主义理想。因为所谓“和谐”，就是消除了矛盾与对立的人与人的和谐，国与国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最后，“和谐世界”理念还代表了中国外交利益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新拓展。从思想层面上看，外交利益是指国家对外交活动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的认识。体现在深度上，“和谐世界”观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外交利益从过去着眼安全、政治、经济等硬权力为核心的国家利益，逐渐向强调文化和制度等软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的拓展。对软权力的重视在之前外交文化方面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而体现在广度上，“和谐世界”所论述的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2〕深层含义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跨越了地理上的国家边界，正向着周边和世界范围拓展。中国积极要求参与国际事务，领导和参与构建和谐世界，正是暗含着对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认定和维护。
浅析中国外交新思想产生的背景
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总是同国家的内外环境密不可分的。一国外交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应该而且必须作出迅速的反应和应对。中国外交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就是一个根据国际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应对、不断作为的历史。〔13〕因此，在领悟“和谐世界”的外交新思想时，不能不将其置于当前国内外大环境的考量中。
从国内环境来看，提出“和谐世界”的论述是中国国内创建和谐社会战略的延伸，也是为国内的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当前，中国自身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环境污染、民族分离主义、贫富差距、能源紧缺都严重制约着中国前进的步伐。举数字为证，2003年全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即10%最富和10%最穷的居民收入之差，已经达到18.6倍，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28飚升到2004年的0.45。〔14〕正是基于这种不和谐的社会现状，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中国开始了构建“和谐社会”之路。而如果把国内社会的和谐建立在国际社会的冲突与动荡之上，这样的和谐必然是不稳定的、不持久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有国际社会的和谐才能保障国内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和谐世界”观的提出正是国内形势的客观要求。另外，不可否认的是，“和谐世界”的思想的提出，也是中国国家力量和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以经济为例，2005年中国以2.229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家实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提高自己的话语权，而这也带来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性呼吁。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的国际形势主要是两股潮流的并存，“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另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15〕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基本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都面临巨大挑战：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集团、宗教极端势力给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和现实损害，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人类的头顶；全世界53%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在世界上最贫困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西南亚，这一比例高达75%，〔16〕这一数字无疑为世界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正是对世界和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的清醒认识，也是缓解和调节这些矛盾的新尝试。另一股“冷战和冲突”的潮流，典型代表就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始终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霸权论”的不和谐声音。一些西方国家的思维还没有从冷战时代的阴影下走出来，对中国的发展也总是抱着敌对、恐惧的心态，企图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中国对世界的宣告，表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也表明中国同世界共同发展的愿望。总而言之，中国“和谐世界”的新思想，既深深根植于国内外环境的现实形势，体现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构建了人类美好未来的宏伟理想。迈入弱冠之际，新中国的外交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揭开了崭新的、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1〕〔2〕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3〕〔13〕杨勉.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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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