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周山村前，先收到乐施会寄来的一本书，封面已经很有趣了，大大的腰封，是幅刺绣的山村地图，风格像极了儿童画，天真烂漫。
　　书名叫《咱们的故事咱们绣》—真是一本绣出来的书！看到它前我没想到它会深深地吸引我，以及身边看到它的所有朋友。
　　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人应该亲自看看它，而不是通过我的描述去想象。它的魅力正在于此—没有知识分子优美的文筆和高屋建瓴的视角，翻开每一页，都是深山沟里见到陌生人都会脸红的妇女们一针一线绣出的、拙朴而天真的生活图景，以及她们对生活和命运朴实无华的口述。

生为农家女：改云的故事

　　书很快就翻完了。我想去看看这条小山村，以及这些用绣线绣出生命苦难与力量的农家女，于是跟着乐施会出发了。
　　那是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一个位于香山脚下的穷山村。9月底的香山时而阴雨，城里人走在村里必须得很小心，村子山多地少，房子依山势而建，散布在上上下下蜿蜒的山路上，从改云家出来到郝枝家串门，就得爬山了，路没怎么修，似是人天然走出来的，湿润意味着泥泞，让人惆怅，有时走着走着，干脆隐没在半人高的杂草里。
　　除了偏远和贫穷，这条村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传统。
　　“生男生女，男娶女嫁，不知道是什么在冥冥之中左右着咱们的命运？”书的第一章，一段红字跃然纸上。细细翻看里面每一位妇女的生命故事，你能找到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女性命运的影子，以及背后的问题根源。
　　改云是村里的计生干部。如果对登封一带农村熟悉的话，光看她的名字就能猜到娘家不止她一个闺女。周山村风俗是这样的：家里生了儿子，就把胎盘埋在院子正中央，生女儿则随便埋在角落，甚至是厕所或垃圾堆旁边，因为“女儿的胎盘会阻挡家里的运气”。
　　在如此强烈的“男孩偏好”下，如果家里一再生下女孩，就会像改云父母一样，把“改”或“变”字放进闺女的名字里，希望别再生女孩；若是父母狠心点，女婴甚至会被抛弃。
　　改云不喜欢搞计生，她太理解那些没有男孩的家庭了。她的名字并没有给家里改出“好运气”，母亲一直生了五姊妹，没有男孩，家中成了“纯女户”—这是一个在农村备受歧视的标签，无论从心理还是实质利益上。
　　中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村规民约都规定，已婚妇女无论户口是否在村里，都不再享受村民待遇，也就是说，女孩一旦出嫁即丧失了娘家应得的土地，又无法从婆家处分得土地，只能落得“两头空”。而对纯女户，周山村规定其可以但仅限于有一个女儿招婿上门并享受村民待遇。
　　1989年，改云父亲病逝，彼时她已经结婚嫁到了婆家，妗子（舅妈）让改云回去办理父亲的丧事，不曾想遭到本家哥哥的刁难，“说俺没有名正言顺地招女婿，不能为父亲打幡，得让他的儿子打”，“那时只兴男孩打幡”。
　　她不服气，坚持为父亲打幡。才办完丧事，姐夫和本家哥哥的儿子就撵她走。最让她伤心的是，“俺妈也糊涂了，下着大雨，非要撵我走”。她哭着连夜离开娘家，借宿在一间破房子里。
　　到了自己生孩子时，改云心想：要是生个女孩，坚决送人！结果生了儿子，她放声大哭，“乐极生悲，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

这就像是点燃的生命之火。当长期被潜压的创造力和表达欲被激活后，后续的一切发展都显得顺理成章，周山村妇女们不再满足于把刺绣当成生活点缀或谋生技能，而是开始通过创作表达对生活和生命朴素的理解与诠释。

　　改云的伤痛不仅是周山村妇女的伤痛，也是中国所有农家女子的集体创伤。如果说贫穷的乡村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那穷山村里的农家女就是底层中的底层。被剥夺读书的机会乃至生存资本后，她们只能在家中仰夫家鼻息，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毫无话语权。

走进周山村

　　12年前，乐施会社会性别项目官员钟丽珊跟随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梁军第一次来到这个小村庄，考察推进“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项目。
　　被大家亲切称为“梁大妈”的梁军清楚记得最初自己钻进村里寻找会做刺绣的妇女的情景，这些从未跟外人打过交道的妇女们低着头涨红着脸，扭扭捏捏扯出衣角的图案，“我只会绣这些，老丑了”，声音细不可闻。
　　这正是乡村中国妇女的普遍精神面貌：她们不知道是什么造就了自身的命运，对生活的坚韧和隐忍之下，是骨子里深层的自卑。
　　村小旧址的院子最近被粉刷一新，一进大门，我的目光就被对面墙顶上大大的几幅农妇纺纱图吸引着。墙绘的笔触虽显稚拙，神韵气息却栩栩如生，那都是春芳、改云、郝枝她们爬在梯子上一笔一画绘上去的。要在12年前，这根本不可思议，那时要她们拿起画笔在白纸上画朵花，她们的手恐怕都会发颤。
　　我们知道，乐施会这些年在全球做的事情几乎都和“充权”（Empowerment，社会工作理念，又译增权、赋权）脱不开关系。而协助妇女创办手工艺协会，是他们在广大中国农村常用的一种手法。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斯曾这样描写中国妇女的形象：“这些受到世俗限制，并受到歧视性的虐待的跛脚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理家的本能”，“没有阳光，没有知识”—她们在他眼中是那样毫无生机、毫无情趣。
　　然而他毕竟不够了解她们。生命的能量远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在中国乡村这种极为严酷的人文环境中，女人仍然在缝隙中保留着一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就是各地独具特色的、以女性为主导的刺绣艺术与文化—虽然它们往往被掩埋在粗粝的日常生活中。
　　周山村之行几天里，令我最感慨的是丽珊的一句话，她说，“刺绣是农村妇女的表达方式。” 　　诚然，生而为人，每个人内心都有自我表达的渴求，它与内在的生命力直接连通。一旦基本的表达渠道发生淤堵甚至被切断，烦恼、自责、猜测、敌意，愤怒交加，这些无处宣泄的能量要么通过代际传递下去，要么在某个临界点来一次歇斯底里的爆发。

生命之火

　　景秀说，“我以前就在家里做饭，觉得很自卑，样样不如人，遇到事只知道哭。现在才知道自己也有潜能。”社会性别运动要做的事情，正是要把女性身上这些被压抑到被误以为零的表达和创造能力重新释放出来。
　　这个过程中，相比经济上的援助，为她们提供自我表达的空间，把她们看成有活力的行动者而非“无助者”或“被动的受害者”，反而是最重要的。
　　然而，在丽珊和梁大妈提出在周山村创办手工艺协会之初，除了那些感到新鲜的妇女，没人把它看成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儿。“几个娘儿们成得了什么大事？”景秀芳就在這种背景下被村里的妇女们以“丢玉米粒”方式投票选上协会会长，而现在她俨然已是姐妹们的“大姐大”。
　　连不识字妇女都会做的民间刺绣算不算艺术？这似乎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参加手工协会，对妇女们来说，最直观的收益是经济收入增加了，此外还为她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另一种身份——家庭之外的工作，也就是职业身份。
　　这些都是充权的重要着力点，但决不是全部。
　　一开始，农家女做出来的绣品都带点乡土气，丽珊和梁大妈请来了艺术家与设计师到小山村里做工作坊。“3天工作坊，要求她们结束后每个人都创作出相当数量的设计。”梁大妈说，当时妇女们都“疯”了，抗议说“俺一个都想不出来，还说做几十个呢”，结果到最后，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创作。
　　这就像是点燃的生命之火。当长期被潜压的创造力和表达欲被激活后，后续的一切发展都显得顺理成章，周山村妇女们不再满足于把刺绣当成生活点缀或谋生技能，而是开始通过创作表达对生活和生命朴素的理解与诠释。

妇女在家中担任着母亲和妻子的承载角色，当她们自我价值感低下，心情躁郁甚至歇斯底里的时候，作为权力掌控者的丈夫日子恐怕也不好过。而一旦她们的精神状态得到改变，得益的不仅是自身，同样会给家庭带来一个全新的妻子和母亲。

　　过往，宗族故事都由男性书写。如今农家女们自己绣自己的生活，画自己的故事。画着自己的，瑞粉还想到了母亲，“俺离娘家只有六七里地，但现在闺女儿子都结婚了，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还要照顾孙子，回娘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心里可难受。想想俺妈年轻时的艰难，大冬天到河里把冰砸开，给孩子们洗尿布；牵着牲口去驮煤，一个牲口倒在地下，煤撒了一地，俺妈用手一点一点捧起来……我真想画画俺妈的故事”。
　　2002年，景秀芳作为代表参加河南省组织的村民骨干培训，比其他姐妹更早接触到了社会性别意识。其后，她对待丈夫的心态渐渐发生变化，“以前我是仰视他”，现在平视了，还经常相互辩个理儿，谁也不压倒谁，“更多的是互相尊重”。
　　显然，由创作力激发出的底层妇女的自我感重建，足以成为乡村性别充权运动进一步延伸的重要基石。
　　2008年1月，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成立“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需要寻找一个村庄作为修订村规民约的试点村。理所当然地，梁军推荐了周山村。

移风易俗

　　在真正的乡村，修改村规民约并不是小事，小到争取权利，大到移风易俗。行动者真正的期待正在于后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具有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第一次修订的《周山村村规民约》一共有30条，其中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就包含有：婚居自由、妇女参政、关爱女孩、婚嫁习俗等，全方位清除村里顽固的性别歧视状况。
　　改云的故事不会重演了，现在不仅是“纯女户”，甚至有儿有女的家庭，子女都实现了嫁娶自由，只要户口在本村就享受村民待遇。
　　就在当年年底，村里为郝枝的大女儿涛红举办了一场轰动全村的“女娶男”婚礼，这是她一家人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一天。按照过去登封男娶女嫁的传统习俗，即使是招婿婚礼，也跟娶媳妇一样，女婿先住到岳父家代表儿子，闺女则送到婆婆家代表女儿，然后再去把女儿“娶”回来，而这一回，他们打起了大幅的对联，写着：“男尊女、女尊男、男女平等；男娶女、女娶男、两样都行”。
　　景秀芳记得，另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2011年底，周山村两委换届选举。当时，姐妹们正在协会做绣花拖鞋，不知道是谁先提起选举的事情，“村里的决策都没有妇女参与，实在太不平等”，“妇女参政，我们要主动争取”，有人附和，大家纷纷动员秀芳参加村监委会竞选。在协会成员的积极拉票下，秀芳果然成功当选了监委会主任，负监督村庄财务、政务和村规民约落实的责任，从此村委支出无论大小，都要经过她和监委会另外两名成员的审核和签字。
　　同年，协会副会长瑞粉也连任村委委员兼妇女主任，改云则连任村计生专干。
　　这些故事，如今都成为《咱们的故事咱们绣》里面的作品。

被改变的妻子与丈夫

　　关于周山村移风易俗改革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当然也有不少，不过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这个过程中男性的态度变化。
　　说实话，提到改变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过往我对男性可能产生的反应是悲观的，毕竟作为父权社会的受益者，颠覆传统社会权力结构，表面上撼动的正是他们的地位和切身利益。然而农家女们却告诉我，这些年她们的丈夫无一例外都从当初的反对她们加入手工协会，到现在大力支持她们参与村务。
　　王云的丈夫最典型，“早先我来做活，他不愿意，谁去俺家他也不理，连梁老师（梁大妈）也不理，我真不好意思”，然而现在，大家经常会见到当村医的丈夫骑车把她送到协会上班。“他知道我在这里做活很开心，不在家和他抬杠，就支持了。”
　　瑞粉的改变更大，“以前的我，整天围着锅台转，不高兴，唉声叹气。现在的我，出去参观，见多识广，高兴开心，烫发时尚”。
　　想想也确是如此，妇女在家中担任着母亲和妻子的承载角色，当她们自我价值感低下，心情躁郁甚至歇斯底里的时候，作为权力掌控者的丈夫日子恐怕也不好过。而一旦她们的精神状态得到改变，得益的不仅是自身，同样会给家庭带来一个全新的妻子和母亲。
　　当周山村的男人比较之后，他们显然愿意放弃性别权力带来的获益，换取一个身心都更健康和美好的妻子。
　　临近离开之际，梁大妈感叹，虽然继周山村试点后，修订村规民约活动又推广到了河南很多地方，然而如此成功的例子，却几乎不可复制。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基本品质是人性，人的共同性，即对爱和幸福的追求”—这里发生的，无疑是一场“刺绣革命”，它激发着农村女性和她们所在环境对爱、对幸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