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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大学的文化典范和教育典范，能使大学得以树立起来，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些大师级人物。即使不是大师，也缺少一些能成为文化典范意义上的教授，这一点与国民教育息息相关。
“教育离不开一些教育的典范，离不开大师和第一流的学者，一个学校没有大师，没有第一流的学者，大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我演讲的题目叫“国学和国民教育”，讲教育离不开一些教育的典范，离不开大师和第一流的学者，一个学校没有大师，没有第一流的学者，大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上世纪4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一次演讲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和胸怀，现在不容易找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是中科院院士，学问很好，负责任，把华中科技大学建设得很不错，我与他有很好的交谊。但是他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完全用网络语言发表演讲，大学校长不必这样，不要投学生所好，大学校长的演讲，不论开学还是毕业，都应该是有理想的憧憬，有思想，有问题意识，完全用网络语言，学生很高兴，又能怎样？随后不久，据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也有类似的演讲，这与北京大学的传统没有关系。
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大学的文化典范和教育典范，能使大学得以树立起来，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些大师级人物。即使不是大师，也缺少一些能成为文化典范意义上的教授，这一点与国民教育息息相关。
现在的应试教育误人不浅
“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完全失败，大家不够相信，换个说法，相当不成功，你们没法反对。”
什么叫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算不算国民教育？其实不是，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所有年轻人都走到这一条路上，通过一级一级不断考试拿学位，给未来的工作奠一个基，可真正到工作的时候，所学知识与工作能否连接大成问题，误人不浅。当前教育就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内容来讲，是不完全的知识教育，是自晚清民国以来，吸收西方教育体系演化而成，以知识教育为中心的学校教育。
如果大学或中小学都是应试教育，那么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内容主要是知识性教育，也有极大缺陷。这种教育方式除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吗？或者换个说法，有没有价值教育参与其间？仔细对教育有一些反思，就会知道在我们的大学以及中小学，价值教育微乎其微，沾一点价值教育，也是极端混乱，不知从何说起。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完全失败，大家不够相信，换个说法，相当不成功，你们没法反对。我说它不成功是有证据的，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已有63年，虽然培养出大量人才，但科学技术方面属于独立知识产权的发明或发现极少。
我研究思想文化史，对教育问题的破解主要站在人文学科角度，如果大家觉得我对当今教育现状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学与国民教育这个题目就能够成立。
国学概念混乱且过于宽泛
“这几年有一点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是国学热。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能回答出来吗？不容易回答，因为国学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
长期以来，教育告诉我们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更不用说在动乱时期的一些极端做法，社会提倡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揭发老师，街坊揭发邻里，整个社会伦理的毁坏不知有多么严重，所有传统美德被抛得干干净净，所带来的后果至今仍存在，对基本伦理的毁坏表现在各个方面，甚至语言所反映出的伦理价值都是混乱的。
幸好改革开放30年以后，特别在近10年开始有一点文化自觉，有些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及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不一定已经成为过去，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成长也有直接的好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此认识。但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文化有兴趣的人，已经开始出现这些文化自觉。
这几年有一点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是国学热，报刊上相关的文章很多。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能回答出来吗？不容易回答，因为国学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
“国学”这一词汇《周礼》中就出现，魏晋时期也经常使用，唐宋以后一直沿用。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国学只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庐山旁边有个白鹿洞书院，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就叫白鹿洞国学，是一个学校。
现在所使用的国学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晚清，国学概念是在与西学相比较中提出来的，此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是在1902年黄遵宪在广东老家与梁启超通信，梁启超在信里提出可以考虑办一个《国学报》，黄遵宪回信说现在办《国学报》可能还不是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信，梁启超给黄遵宪的信还没看到，至少国学这一概念在1902年就出现。
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东京开始讲国学。上海的刘师培等人办《国粹学报》，章太炎也参加，其中发表的国学文章比较多，对国学的概念也有所探讨。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讨论了国学，称现在有人担心西学一来，国学可能就被吞并，梁启超认为不会，越是西学进来，国学才能够在比较中得到彰显。
这一时期所讲“国学”，与张之洞在1898年讲的“中学”或者“旧学”，在概念上有同等意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大家都觉得最早是由张之洞提出，其中有一个误读，张之洞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出自《劝学篇》。梁启超把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大的差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明权也就算到张之洞的名下。梁启超转述的“中学”，以及张之洞原来讲的“旧学”与“国学”概念非常相似，但是大家都没有对国学概念做分梳，没有人探讨到底什么是国学。
第一次开始探讨什么是国学是在1923年，1921年底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编者注：由蔡元培创立的人文学科研究机构，因为“整理国故”口号获得许多北大教授响应，兼具今日大学研究所与专门研究机构两种性质），清华大学国学院1925年成立。后来因为北大国学门创办刊物《国学季刊》，创刊词请胡适撰写，胡适在发刊词中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概念是章太炎发明的，指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人物、语言等一套知识，国故学简称国学。 胡适最早也是第一次对国学概念做分梳。胡适虽然这么讲，但30、40年代的长时间内，学术界并没有采纳这个定义，因为定义太过宽泛，不容易成立。后来大家一致比较同意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但是，如果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它与一般民众有什么关系呢？与国民教育有什么关系？什么又是中国固有学术？
中国的固有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代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等，中国的学术史无外乎这些内容，这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
中国的固有学术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与一般的国民不会发生关系，你不能向一般的国民讲王阳明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这都是很难的事情。
国学应指“六艺之学” 永远作为国民教育内容
“《六经》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它与汉代、宋代的学术一点不相犯，是独立的，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属于全体中国人。”
1938年，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他第一次讲座就叫“国学讲座”，在第一讲中想厘清“国学”定义，标题叫《楷定国学之名》，“楷定”是佛教用语，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他认为将国学界定为中国固有学术，概念还是太宽泛，到底是什么学术、哪一家的学术、什么时期的学术？
所以，他觉得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叫《六经》。六艺是中国文化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我很赞成马先生的看法。如果把国学主要看作是《六经》，牵涉到经学还需要“小学”（编者注：古代把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叫小学，就是古汉语文字学），“小学”是经学的入门途径，如此，国学就是一个与其他学问有联系而不相犯，非常高的一个学问。
《六经》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它与汉代、宋代的学术一点不相犯，是独立的，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属于全体中国人。《六经》的基本内容应该永远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内容，不会过时。实际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教育都是以《六经》义理来培养中国人的心性，上世纪的几位大师，比如马一浮、熊十力等，都不约而同说《六经》是立国和作人的基本依据。
《六经》文本比较难读，而且《乐》已经流逝，现在剩下来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直接作为学校文本比较难，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来源都是《六经》，我把《论语》和《孟子》看作《六经》最简易课本，这样就没那么复杂。《论语》把《六经》的基本义理化作日用常行，比较容易理解，孔子讲的话最简便亲切，非常好懂，都是《六经》的意思，孟子话说的多一些，读起来稍微有点麻烦。
《六经》的基本义理都有哪些？比如，最重要的一个义理是“敬”，不要以为是对他人尊敬，虽然后来有这个意思，但敬本意是指人的自性庄严，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带有不可动摇性和终极的意味。现在我们经常讲“孝”，对孝也有误解。孔子弟子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就是孝的话，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孝的核心内涵还是敬，敬父母。
从拜佛来看，核心内涵也是敬。孔子讲，“祭神如神在”，祭神就要相信神在，进而内心才能产生真正的敬，而这种敬的态度带有永恒性，是不变的。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什么是“志”？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解释最清晰的是马一浮，他认为“志”就是内心的庄严，也就是敬。你可以夺取我很多东西，但人性的庄严你夺不去。敬实际上具有信仰层面的含义，是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更不用说充满社会的各种礼仪。
文化是一种限制，和自然状态区别开，一旦谈到文化，就使人与社会带有一整套约束，你不是随便的无限自由的。虽然现在社会中什么现象都有，可大体上人所追寻的文明规则，比如要穿衣服之类，还是会遵守。开会有开会的礼仪，朋友见面有见面的礼仪，互相称呼之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礼仪，而所有这些礼仪的内核就是敬。孔子说，“无敬不成礼”。
敬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当然不过时，可当代人的精神中所缺少的就是敬。敬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古代一系列概念黏合在一起，比如诚、信，比如孟子所讲“四端”，人要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以及辞让之心。
中国古代典籍中围绕“敬”展开的概念，比如“知耻”也非常重要。孔子说，“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有耻最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耻辱感就不得了。顾炎武还把耻与廉放在一起，人如果要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如果要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廉耻。
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还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同情心，在今天社会有非常实在的现实意义，大家不觉得同情精神非常缺失吗？
中国教育遗漏“传道”功能造成国民精神缺失
“用西方教育体制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遗漏，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是知识教育，这没错，问题是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丢掉了‘传道’方面的内容。”
精神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与百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直接相关。我们的教育基本采取西方教育体系（中间一段是前苏联），继续按传统方法来教古代的东西恐怕也不行，吸纳西方教育体系必不可免。但是，在采用西方教育体制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遗漏，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是知识教育，这没错，问题是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丢掉了“传道”方面的内容，而传统教育是知识传授与道的传授并重，甚至把道的传授放到知识教育的前面。
韩愈的《师说》就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受业就是知识，解惑是回答学生的问题，而传道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百年以来的现代知识教育，传道的内容没有了。有人会问，西方知识教育也不传道，它不是很好吗？错了，西方有单独的传道系统，也就是教会，宗教信仰是合法的，普遍的，人人为之的，传道内容继续存在。
我们早已经忘记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中国所传之道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立国作人的基本义理，在《论语》、《孟子》中，也在《六经》之中，敬、知耻、恕、诚、信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把它丢失，损失不得了，没有这层教育，中国人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人，我们缺少一个深层价值的根。
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开国学课进行价值教育
“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作为基本选本，慢慢再加上《六经》精选本，这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
如果把国学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马一浮的定义，我觉得主要内容是经学和小学，如果这个意见能达成一致，那么就可以在学校，特别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作为基本选本，但要做到精选，慢慢再加上《六经》精选本，这个教育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如果这一教育能够成立，几百年后，中国几千年的基本价值，敬、恕、诚、信、仁、爱等，就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我的想法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的支持，他说我是试图在现代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价值教育，我一开始只是讲了比较简单的想法，这个理念是他写信告诉我的。我采纳金先生的意见，近几年一直论述这个问题，提出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都要开设国学课。
百年之后，《六经》的义理化作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基本德性不会缺失，而且都能写出浅显的文言文，以后国家公文，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白俗。五四时期废除文言文，变成白话，是历史进展的一个过程，不可阻挡。白话使文化知识与大家联系更紧密，但文言文的全废是传统不能接续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领导者们没有实行价值教育的决心，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
礼仪也非常重要，我在不同的场合除了讲国学基本教材外，还提出中小学的校服问题。现在中小学的校服，都是质量很差的运动装，北京的孩子现在长得都很胖，父母给孩子挑大号校服，中午他们有的在大街上提着裤子走，没人管。到日本、韩国等看看，校服不是随时都穿，开学或者毕业典礼一定穿校服，都是深色，非常好看，女生白袜子、皮鞋。但是我们的中学生就这么提着裤子，我讲了6、7年都没有一个人管。这些说法很多人都同意，但是做起来千难万难，没人去做。
我希望不虚此行，你们在座的哪一位，将来谁做了教育部长，还记得多少年前刘梦溪有此夙愿，你们帮我做做，好不好？谢谢，我就讲这些了。
（此文是刘梦溪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由凤凰网视频编辑李杨、周东旭整理制作）
（编辑 墨非）
“教育离不开一些教育的典范，离不开大师和第一流的学者，一个学校没有大师，没有第一流的学者，大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我演讲的题目叫“国学和国民教育”，讲教育离不开一些教育的典范，离不开大师和第一流的学者，一个学校没有大师，没有第一流的学者，大学内涵就会大打折扣。上世纪4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一次演讲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和胸怀，现在不容易找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是中科院院士，学问很好，负责任，把华中科技大学建设得很不错，我与他有很好的交谊。但是他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完全用网络语言发表演讲，大学校长不必这样，不要投学生所好，大学校长的演讲，不论开学还是毕业，都应该是有理想的憧憬，有思想，有问题意识，完全用网络语言，学生很高兴，又能怎样？随后不久，据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也有类似的演讲，这与北京大学的传统没有关系。
大师级的人物就是大学的文化典范和教育典范，能使大学得以树立起来，而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一些大师级人物。即使不是大师，也缺少一些能成为文化典范意义上的教授，这一点与国民教育息息相关。
现在的应试教育误人不浅
“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和知识教育。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完全失败，大家不够相信，换个说法，相当不成功，你们没法反对。”
什么叫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算不算国民教育？其实不是，现在的教育是应试教育，所有年轻人都走到这一条路上，通过一级一级不断考试拿学位，给未来的工作奠一个基，可真正到工作的时候，所学知识与工作能否连接大成问题，误人不浅。当前教育就形态而言是应试教育，就内容来讲，是不完全的知识教育，是自晚清民国以来，吸收西方教育体系演化而成，以知识教育为中心的学校教育。
如果大学或中小学都是应试教育，那么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内容主要是知识性教育，也有极大缺陷。这种教育方式除传授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吗？或者换个说法，有没有价值教育参与其间？仔细对教育有一些反思，就会知道在我们的大学以及中小学，价值教育微乎其微，沾一点价值教育，也是极端混乱，不知从何说起。这样一种教育，如果我说它完全失败，大家不够相信，换个说法，相当不成功，你们没法反对。我说它不成功是有证据的，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已有63年，虽然培养出大量人才，但科学技术方面属于独立知识产权的发明或发现极少。
我研究思想文化史，对教育问题的破解主要站在人文学科角度，如果大家觉得我对当今教育现状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学与国民教育这个题目就能够成立。
国学概念混乱且过于宽泛
“这几年有一点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是国学热。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能回答出来吗？不容易回答，因为国学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
长期以来，教育告诉我们要与传统彻底决裂，更不用说在动乱时期的一些极端做法，社会提倡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揭发老师，街坊揭发邻里，整个社会伦理的毁坏不知有多么严重，所有传统美德被抛得干干净净，所带来的后果至今仍存在，对基本伦理的毁坏表现在各个方面，甚至语言所反映出的伦理价值都是混乱的。
幸好改革开放30年以后，特别在近10年开始有一点文化自觉，有些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成分以及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不一定已经成为过去，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成长也有直接的好处，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此认识。但是，作为教育者的老师、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文化有兴趣的人，已经开始出现这些文化自觉。
这几年有一点传统文化热，相伴而来是国学热，报刊上相关的文章很多。但是，如果问到底什么是国学，能回答出来吗？不容易回答，因为国学概念本来就比较混乱。
“国学”这一词汇《周礼》中就出现，魏晋时期也经常使用，唐宋以后一直沿用。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国学只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庐山旁边有个白鹿洞书院，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就叫白鹿洞国学，是一个学校。
现在所使用的国学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晚清，国学概念是在与西学相比较中提出来的，此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我所看到的材料，最早是在1902年黄遵宪在广东老家与梁启超通信，梁启超在信里提出可以考虑办一个《国学报》，黄遵宪回信说现在办《国学报》可能还不是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信，梁启超给黄遵宪的信还没看到，至少国学这一概念在1902年就出现。
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东京开始讲国学。上海的刘师培等人办《国粹学报》，章太炎也参加，其中发表的国学文章比较多，对国学的概念也有所探讨。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讨论了国学，称现在有人担心西学一来，国学可能就被吞并，梁启超认为不会，越是西学进来，国学才能够在比较中得到彰显。
这一时期所讲“国学”，与张之洞在1898年讲的“中学”或者“旧学”，在概念上有同等意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大家都觉得最早是由张之洞提出，其中有一个误读，张之洞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出自《劝学篇》。梁启超把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大的差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明权也就算到张之洞的名下。梁启超转述的“中学”，以及张之洞原来讲的“旧学”与“国学”概念非常相似，但是大家都没有对国学概念做分梳，没有人探讨到底什么是国学。
第一次开始探讨什么是国学是在1923年，1921年底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编者注：由蔡元培创立的人文学科研究机构，因为“整理国故”口号获得许多北大教授响应，兼具今日大学研究所与专门研究机构两种性质），清华大学国学院1925年成立。后来因为北大国学门创办刊物《国学季刊》，创刊词请胡适撰写，胡适在发刊词中讲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概念是章太炎发明的，指所有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人物、语言等一套知识，国故学简称国学。 胡适最早也是第一次对国学概念做分梳。胡适虽然这么讲，但30、40年代的长时间内，学术界并没有采纳这个定义，因为定义太过宽泛，不容易成立。后来大家一致比较同意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但是，如果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它与一般民众有什么关系呢？与国民教育有什么关系？什么又是中国固有学术？
中国的固有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代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等，中国的学术史无外乎这些内容，这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
中国的固有学术是非常高深的学问，与一般的国民不会发生关系，你不能向一般的国民讲王阳明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这都是很难的事情。
国学应指“六艺之学” 永远作为国民教育内容
“《六经》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它与汉代、宋代的学术一点不相犯，是独立的，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属于全体中国人。”
1938年，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他第一次讲座就叫“国学讲座”，在第一讲中想厘清“国学”定义，标题叫《楷定国学之名》，“楷定”是佛教用语，马先生的佛学造诣很深。他认为将国学界定为中国固有学术，概念还是太宽泛，到底是什么学术、哪一家的学术、什么时期的学术？
所以，他觉得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所谓“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叫《六经》。六艺是中国文化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我很赞成马先生的看法。如果把国学主要看作是《六经》，牵涉到经学还需要“小学”（编者注：古代把研究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学问叫小学，就是古汉语文字学），“小学”是经学的入门途径，如此，国学就是一个与其他学问有联系而不相犯，非常高的一个学问。
《六经》最基本的义理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它与汉代、宋代的学术一点不相犯，是独立的，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属于全体中国人。《六经》的基本内容应该永远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内容，不会过时。实际上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教育都是以《六经》义理来培养中国人的心性，上世纪的几位大师，比如马一浮、熊十力等，都不约而同说《六经》是立国和作人的基本依据。
《六经》文本比较难读，而且《乐》已经流逝，现在剩下来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直接作为学校文本比较难，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来源都是《六经》，我把《论语》和《孟子》看作《六经》最简易课本，这样就没那么复杂。《论语》把《六经》的基本义理化作日用常行，比较容易理解，孔子讲的话最简便亲切，非常好懂，都是《六经》的意思，孟子话说的多一些，读起来稍微有点麻烦。
《六经》的基本义理都有哪些？比如，最重要的一个义理是“敬”，不要以为是对他人尊敬，虽然后来有这个意思，但敬本意是指人的自性庄严，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带有不可动摇性和终极的意味。现在我们经常讲“孝”，对孝也有误解。孔子弟子问到底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人们以为能养就是孝，如果能养就是孝的话，犬马也能养，“没有敬，何以别乎”。孝的核心内涵还是敬，敬父母。
从拜佛来看，核心内涵也是敬。孔子讲，“祭神如神在”，祭神就要相信神在，进而内心才能产生真正的敬，而这种敬的态度带有永恒性，是不变的。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什么是“志”？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解释最清晰的是马一浮，他认为“志”就是内心的庄严，也就是敬。你可以夺取我很多东西，但人性的庄严你夺不去。敬实际上具有信仰层面的含义，是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更不用说充满社会的各种礼仪。
文化是一种限制，和自然状态区别开，一旦谈到文化，就使人与社会带有一整套约束，你不是随便的无限自由的。虽然现在社会中什么现象都有，可大体上人所追寻的文明规则，比如要穿衣服之类，还是会遵守。开会有开会的礼仪，朋友见面有见面的礼仪，互相称呼之间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礼仪，而所有这些礼仪的内核就是敬。孔子说，“无敬不成礼”。
敬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当然不过时，可当代人的精神中所缺少的就是敬。敬不是孤立的，与中国古代一系列概念黏合在一起，比如诚、信，比如孟子所讲“四端”，人要有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以及辞让之心。
中国古代典籍中围绕“敬”展开的概念，比如“知耻”也非常重要。孔子说，“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有耻最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耻辱感就不得了。顾炎武还把耻与廉放在一起，人如果要无耻的话将无所不为，如果要不廉的话将无所不取，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廉耻。
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还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同情心，在今天社会有非常实在的现实意义，大家不觉得同情精神非常缺失吗？
中国教育遗漏“传道”功能造成国民精神缺失
“用西方教育体制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遗漏，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是知识教育，这没错，问题是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丢掉了‘传道’方面的内容。”
精神的缺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与百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直接相关。我们的教育基本采取西方教育体系（中间一段是前苏联），继续按传统方法来教古代的东西恐怕也不行，吸纳西方教育体系必不可免。但是，在采用西方教育体制之后，产生一个重大的遗漏，西方的教育体系基本是知识教育，这没错，问题是传统教育转到知识教育以后，我们丢掉了“传道”方面的内容，而传统教育是知识传授与道的传授并重，甚至把道的传授放到知识教育的前面。
韩愈的《师说》就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受业就是知识，解惑是回答学生的问题，而传道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百年以来的现代知识教育，传道的内容没有了。有人会问，西方知识教育也不传道，它不是很好吗？错了，西方有单独的传道系统，也就是教会，宗教信仰是合法的，普遍的，人人为之的，传道内容继续存在。
我们早已经忘记了传什么道，中国应该传什么道？中国所传之道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立国作人的基本义理，在《论语》、《孟子》中，也在《六经》之中，敬、知耻、恕、诚、信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把它丢失，损失不得了，没有这层教育，中国人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人，我们缺少一个深层价值的根。
小学中学大学都要开国学课进行价值教育
“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作为基本选本，慢慢再加上《六经》精选本，这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
如果把国学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按照马一浮的定义，我觉得主要内容是经学和小学，如果这个意见能达成一致，那么就可以在学校，特别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作为基本选本，但要做到精选，慢慢再加上《六经》精选本，这个教育基本上就是价值教育，会很慢，不是几年，十几年能够解决，可能要几百年，百年树人。如果这一教育能够成立，几百年后，中国几千年的基本价值，敬、恕、诚、信、仁、爱等，就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我的想法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的支持，他说我是试图在现代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价值教育，我一开始只是讲了比较简单的想法，这个理念是他写信告诉我的。我采纳金先生的意见，近几年一直论述这个问题，提出在小学、中学、大学一、二年级都要开设国学课。
百年之后，《六经》的义理化作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基本德性不会缺失，而且都能写出浅显的文言文，以后国家公文，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白俗。五四时期废除文言文，变成白话，是历史进展的一个过程，不可阻挡。白话使文化知识与大家联系更紧密，但文言文的全废是传统不能接续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是，领导者们没有实行价值教育的决心，我也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
礼仪也非常重要，我在不同的场合除了讲国学基本教材外，还提出中小学的校服问题。现在中小学的校服，都是质量很差的运动装，北京的孩子现在长得都很胖，父母给孩子挑大号校服，中午他们有的在大街上提着裤子走，没人管。到日本、韩国等看看，校服不是随时都穿，开学或者毕业典礼一定穿校服，都是深色，非常好看，女生白袜子、皮鞋。但是我们的中学生就这么提着裤子，我讲了6、7年都没有一个人管。这些说法很多人都同意，但是做起来千难万难，没人去做。
我希望不虚此行，你们在座的哪一位，将来谁做了教育部长，还记得多少年前刘梦溪有此夙愿，你们帮我做做，好不好？谢谢，我就讲这些了。
（此文是刘梦溪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由凤凰网视频编辑李杨、周东旭整理制作）
（编辑 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