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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曾是鼓舞几代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响亮口号。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八大又做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在今年两会上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雾霾、人口红利拐点、产能过剩、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空壳村、农地征用矛盾……这些两会上讨论的热点，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阶段性难题，千头万绪的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晰线索，答案都指向“新四化”。
“四化”即四个现代化的简称，虽然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在每一代中国人心里却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四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新中国历史上曾先后提出过四个“四化”，纵观其内涵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每个版本“四化”的提出，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体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而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最新提出的“四化”，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既继承了以往“四化”中工业化和农业化的内容，又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表述相比，增加了信息化相关的新内容，这不仅表明信息化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且也描绘出未来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趋势。信息技术的泛在性和寄生性决定了信息化能够融入三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这在十七大以来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及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部分证实。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的同时，实现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而我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问题，这其中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特殊国情，也有我国重化工业追赶策略带来的连锁反应。如何破解同步发展难题，不仅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广大后发工业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三化建设”成绩与挑战
工业革命以前，城镇就有人口集中、生产要素集聚、服务设施完善的特点。但是以小农自给自足分散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对服务业和资源集聚的需求很低，城市发展极为缓慢，17世纪初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只有3%左右。
18世纪末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兴起，实现了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诞生了工厂制。工厂制规模化、集中化、垂直化的生产特点，要求各类生产要素和服务功能在空间上的集聚。城镇的服务设施和集聚效应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迅速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伴随着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城镇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服务业日渐繁荣，城镇化获得了高速发展，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纺织城、钢铁城、汽车城等新兴工业城市群。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工业革命后10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幅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业人口，农村的耕地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为农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的现代化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装备支持和技术服务等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化高效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既保证了农产品供应，又进一步释放富余的农业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服务，形成了三化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从我国情况来看，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三化建设。经过近60年的努力，到2010年我国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在三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匹配，城乡差别日益增大的问题。反思传统工业化路线，我国的特殊国情是三化同步国际经验在我国失灵的主要原因：
其一，重化工业的赶超策略。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是在承接前苏联转移的大型制造业的背景下起步的，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策略。虽然我国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初步实现赶超的战略构想。但是重工业排斥劳动而亲资本的特点，使重工业吸纳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工业行业的能力远低于轻工业。在资本挤出效应的影响下，重结构工业化既没有解决富余农业人口的就业，也没能促进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而要从农村提取更多的补贴，压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保证推进重结构的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以轻工业吸纳就业人口，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农业现代化。我国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虽然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却影响了工业、城镇、农业三化同步发展的节奏。
其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体制，它通过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隔离开来，从而实现对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对控制人口盲目流动、维持资本密集的城市大工业战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我国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工业创造了条件。但是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城市与农村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导致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的单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日益下降。
多数发达国家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但是城乡居民是平等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自由的。我国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却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其三，统购统销的农业市场。统购统销是我国对农产品定产、定购、定销的一种计划管理形式，对保证长期稳定的农产品供应，以及借助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农业补贴工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统购统销使农业生产脱离市场需求，影响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以农补工”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但是多通过产业关联的机制实现，为工业化后期工业反哺农业打下了基础。我国统购统销制度，虽然在工业化初期起到了以农业补贴工业的作用，却不能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向集约、高效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四化同步”思路和切入点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化极大扩展和丰富了传统工业化的内涵，为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知识驱动的发展新动力。传统工业化是由劳动要素和资本的相互作用推动的，地区间自然资源的差异、资本丰裕程度等经济要素影响着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新型工业化以知识要素为重要驱动因素，技术创新取代资本积累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动力，信息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工业基础资源。
并发实时的协同新模式。传统工业化以城市为载体实现空间规模集聚，企业间协同是单向线性、紧耦合的控制关系。新型工业化以互联网为载体，实现研发和制造的空间分离。民主分布式取代集中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扁平式取代纵向科层制的组织模式；分散的横向合作模式取代自上而下的垄断商业模式。联网取代规模成为协同价值网的核心。
分布式大数据的流通新方式。传统工业化以有形的流通市场来实现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和组合，产品流通受到地域、时机的限制。新型工业化以电子商务为手段，实现跨地域、全天候的流通。无形虚拟取代有形实体的交易市场；信息透明取代信息不对称的流通环境；消费者导向取代产品导向的商业形态。数据取代渠道成为流通的关键资源。
信息社会新环境决定了信息化能够有力地推进其他三化，成为四化同步的节拍器，以下两个切入点值得关注：
生产性服务业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
传统重结构工业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劳动生产率高，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业率下降。作为人口大国，我国需要依靠工业化来进一步消化剩余的农业人口。在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进程中，需要从四化同步发展的全局进行战略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点，是制造业的“心脏”和“大脑”，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撑。近年来，信息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变革，产生了以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软件与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工业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城镇化和农业化现代化。
吸纳城乡人口就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大量吸纳城镇的就业人口，通过网络化分布式的服务模式，还能吸纳偏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就地为工业生产服务。既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又减轻了城市接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压力。
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广大偏远农村地区很难从发达地区辐射效益中获益。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的跨地域特性，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空间布局，为落后地区接入协同价值网提供了机遇，起到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
信息技术赋能农民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间劳动要素的正常流动，改革开放后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有所放松，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户籍、社保等社会管理制度的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不到市民权利，大部分人没有摆脱“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
农民工变市民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涉及很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同户籍和社保权利相比，缩小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数字鸿沟，保障农民工信息化权利具有更大意义。
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高技术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信息技术、技能教育，帮助提升农民工的信息化技能，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推动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信息闭塞和劳动者素质低下是信息时代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信息化技能较高的返乡务工人员将成为农村信息化的中坚力量，在建设城乡信息平台，促进城乡信息流动，以及推动农村地区利用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加入社会化价值网络，参与网络协同分工体系，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发展的新浪潮昭示着前进道路上的中国，信息化革命正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唯有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布局、人口分布等的衔接，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发展梦”和“全面小康梦”。
“四化”即四个现代化的简称，虽然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在每一代中国人心里却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因为“四化”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新中国历史上曾先后提出过四个“四化”，纵观其内涵演变的历程可以看出，每个版本“四化”的提出，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体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而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最新提出的“四化”，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既继承了以往“四化”中工业化和农业化的内容，又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表述相比，增加了信息化相关的新内容，这不仅表明信息化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而且也描绘出未来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趋势。信息技术的泛在性和寄生性决定了信息化能够融入三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这在十七大以来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及深度融合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部分证实。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的同时，实现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而我国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的问题，这其中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特殊国情，也有我国重化工业追赶策略带来的连锁反应。如何破解同步发展难题，不仅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广大后发工业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三化建设”成绩与挑战
工业革命以前，城镇就有人口集中、生产要素集聚、服务设施完善的特点。但是以小农自给自足分散生产为主的农业社会，对服务业和资源集聚的需求很低，城市发展极为缓慢，17世纪初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只有3%左右。
18世纪末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兴起，实现了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诞生了工厂制。工厂制规模化、集中化、垂直化的生产特点，要求各类生产要素和服务功能在空间上的集聚。城镇的服务设施和集聚效应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迅速成为工业化的载体。伴随着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城镇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服务业日渐繁荣，城镇化获得了高速发展，英、美、德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纺织城、钢铁城、汽车城等新兴工业城市群。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步发展，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工业革命后10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幅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了大量农业人口，农村的耕地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为农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专业化的现代化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装备支持和技术服务等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化高效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既保证了农产品供应，又进一步释放富余的农业劳动力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服务，形成了三化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从我国情况来看，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三化建设。经过近60年的努力，到2010年我国工业化率、城镇化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在三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匹配，城乡差别日益增大的问题。反思传统工业化路线，我国的特殊国情是三化同步国际经验在我国失灵的主要原因：
其一，重化工业的赶超策略。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工业化是在承接前苏联转移的大型制造业的背景下起步的，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策略。虽然我国用几十年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初步实现赶超的战略构想。但是重工业排斥劳动而亲资本的特点，使重工业吸纳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工业行业的能力远低于轻工业。在资本挤出效应的影响下，重结构工业化既没有解决富余农业人口的就业，也没能促进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反而要从农村提取更多的补贴，压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保证推进重结构的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的，以轻工业吸纳就业人口，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农业现代化。我国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虽然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却影响了工业、城镇、农业三化同步发展的节奏。
其二，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体制，它通过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隔离开来，从而实现对劳动力的计划管理。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体制对控制人口盲目流动、维持资本密集的城市大工业战略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为我国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工业创造了条件。但是城乡二元体制限制了城市与农村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导致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的单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日益下降。
多数发达国家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但是城乡居民是平等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自由的。我国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却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其三，统购统销的农业市场。统购统销是我国对农产品定产、定购、定销的一种计划管理形式，对保证长期稳定的农产品供应，以及借助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农业补贴工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统购统销使农业生产脱离市场需求，影响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以农补工”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但是多通过产业关联的机制实现，为工业化后期工业反哺农业打下了基础。我国统购统销制度，虽然在工业化初期起到了以农业补贴工业的作用，却不能带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业向集约、高效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四化同步”思路和切入点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化极大扩展和丰富了传统工业化的内涵，为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知识驱动的发展新动力。传统工业化是由劳动要素和资本的相互作用推动的，地区间自然资源的差异、资本丰裕程度等经济要素影响着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新型工业化以知识要素为重要驱动因素，技术创新取代资本积累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动力，信息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工业基础资源。
并发实时的协同新模式。传统工业化以城市为载体实现空间规模集聚，企业间协同是单向线性、紧耦合的控制关系。新型工业化以互联网为载体，实现研发和制造的空间分离。民主分布式取代集中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扁平式取代纵向科层制的组织模式；分散的横向合作模式取代自上而下的垄断商业模式。联网取代规模成为协同价值网的核心。
分布式大数据的流通新方式。传统工业化以有形的流通市场来实现不同产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换和组合，产品流通受到地域、时机的限制。新型工业化以电子商务为手段，实现跨地域、全天候的流通。无形虚拟取代有形实体的交易市场；信息透明取代信息不对称的流通环境；消费者导向取代产品导向的商业形态。数据取代渠道成为流通的关键资源。
信息社会新环境决定了信息化能够有力地推进其他三化，成为四化同步的节拍器，以下两个切入点值得关注：
生产性服务业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
传统重结构工业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劳动生产率高，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业率下降。作为人口大国，我国需要依靠工业化来进一步消化剩余的农业人口。在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进程中，需要从四化同步发展的全局进行战略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点，是制造业的“心脏”和“大脑”，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撑。近年来，信息化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变革，产生了以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软件与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工业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城镇化和农业化现代化。
吸纳城乡人口就业。生产性服务业不仅能大量吸纳城镇的就业人口，通过网络化分布式的服务模式，还能吸纳偏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就地为工业生产服务。既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又减轻了城市接纳外来务工人员的压力。
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广大偏远农村地区很难从发达地区辐射效益中获益。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的跨地域特性，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空间布局，为落后地区接入协同价值网提供了机遇，起到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作用。
信息技术赋能农民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间劳动要素的正常流动，改革开放后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有所放松，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户籍、社保等社会管理制度的二元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进城务工的农民享受不到市民权利，大部分人没有摆脱“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
农民工变市民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涉及很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同户籍和社保权利相比，缩小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数字鸿沟，保障农民工信息化权利具有更大意义。
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高技术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信息技术、技能教育，帮助提升农民工的信息化技能，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推动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信息闭塞和劳动者素质低下是信息时代地区落后的重要原因。信息化技能较高的返乡务工人员将成为农村信息化的中坚力量，在建设城乡信息平台，促进城乡信息流动，以及推动农村地区利用电子商务等信息化手段加入社会化价值网络，参与网络协同分工体系，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发展的新浪潮昭示着前进道路上的中国，信息化革命正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唯有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布局、人口分布等的衔接，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发展梦”和“全面小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