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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是“大跃进”最轰轰烈烈的一年。首都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兴建了十大建筑。打头炮的是十三陵水库。上自国家主席，下至一般百姓，凡能有幸参加劳动的，莫不你追我赶。我当年30多岁，年富力强，是高教部派去水库劳动的第三批突击队员，常年坐办公室的我，经过几天的艰苦磨练，居然能挑起百斤沙子，行走如飞。工地上竞赛高潮迭起，即使再缺乏热情的人，到此场合也不免会激动起来。紧张的强劳动之后，吃起饭来分外香。有一天工地改善伙食，小碗口大的肉包子，我竟吃了八个，真是有生以来破天荒的记录!原以为会引起胃病复发，后来发现这个顾虑完全多余。原因很简单，一来劳动强度大，消化能力大大增强，二来心情轻松愉快，只须劳力而不须劳心，无忧无愁。半个月后，我回到部里，人们都说我变得又黑又壮，与参加劳动前恍若两人了。这可能就是劳动创造的奇迹吧!
两个月后，我们一批年轻人又轮流参加了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劳动。轮到我时，领导指定我担任队指导员，也就是说，既要劳力还要劳心，不能再像在十三陵劳动时那样轻松了。那一时期，十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要求每个队在质量上作风上不得出一点差错，劳动终结时要参加评比。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把木料从地上沿着木板临时搭成的坡路向高空扛送，劳动强度相当大，而且要赶进度，保质量。为了取得优胜红旗，队长、指导员、小队长们全部由年轻党员组成，几乎每晚收工后，都要碰一次头，汇集当天队员们的表现以及导员或队长在全队会上作有针对性地讲评，好的表扬，差的批评。个别有实际困难的还要辅之以谈话，帮助其解决。由于工作做得细，纪律严明，全队五六十人，竟没有一个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的，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劳动结束时，我们这个队终于得到了一面“优胜红旗”。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正是在首都人民这种冲天热情和无私奉献下，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顺利而且高质量地建成了，可以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度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接着迎来的是建国十周年大庆。10月1日这天，我换上了崭新的毛料西服套裙，天不亮就起了床，在部内大操场集合，列队步行至东单，参加规模空前盛大的游行。天安门前到处是十周年成就的彩车、图表，到处是服装绚丽，神情焕发的人群。十年，多么辉煌的十年啊!它把一个破碎不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工业体系的、初步繁荣昌盛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它把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地主官僚资本残酷剥削的旧社会，变成了一个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哪能有今日的成就!百年来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怎能不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当我们经过天安门前，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游行队伍热情招手时，个个激动得连呼“毛主席万岁!”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千千万万的游行者几乎都沉浸在这热浪翻腾的大海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二
这一年，天灾人祸(旱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北京尚不大看得出来，而在广大农村却已逐渐地暴露了。也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于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着重检讨农村形势，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问题。那时，实际上风是“两风”刮得比较严重的地区，已经造成了严重缺粮，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这年7月，党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不过向广大党员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时间却是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大典之后。在此之前，我的姑母从安徽乡下来京参观国庆十周年盛典时，曾悄悄地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安徽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大搞一平二调，干部虚报产量，家乡已经有饿死人现象的情况。初听到这些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与建国十年大庆的红火气氛是何等不协调啊!但姑母是一个不识字、贫农出身的劳动妇女，她不可能向侄女凭空编造出一套谎言来。一切毕竟不是我亲眼所见，出于慎重，我从未向任伺人透露过，惟恐因此造成不良影响。彭德怀万言书事件传达后，我在纪律上必须拥护中央决定，而在内心深处，不免打了几个问号：党章上不是规定党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批评、意见吗?彭德怀绐毛主席写信坦陈自己的调查所得和忧虑，正是出于一个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为什么不可以?彭的信既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对照农村的现实(如我姑母所言)，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不允许党员如实反映情况，那末，以后谁还敢说真话，这不是堵塞言路吗?然而，传达中还说彭德怀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结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联合攻击三面红旗。这似乎又不仅是一般的向党提出意见，而是涉及非组织活动的问题了。普通党员不明真相以为其中或许有什么阴谋活动，尤其是其中还涉及“苏修”的背景，大家也就不再深想内中的是非了。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大家都默默地接受了庐山会议的决定。接着，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于这个斗争，据我所知，有些党员是有看法的。明明当时各地已“左”得不能再“左”，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此时此地不反“左”，反而反右，大家的劲头自是不大。中央高教部所属各单位开了几次批判会，最后以划了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内部矛盾)而结束(至1963年后已全部平反)。
三
1960年，北京已能较多地听到不少地方传来的饿死人的消息，就连北京的居民也出现了饥饿状态。粮食定量虽基本未减，但猪肉供应几乎等于零。每人仅靠每月的28斤粮食、半斤菜籽油和一些青菜是无论如何吃不饱的。即使像我这样坐机关的妇女，平时每月20斤粮食足够了，这时因脂肪、蛋白质涉入量骤减，也不免时常感到饥肠辘辘，那些青壮年男子更可想而知了。我们秘书室有个男同志，其时经常在饭厅门前徘徊，起初我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他饭前徘徊是急于等开饭，饭后徘徊是在进行思想斗争，考虑是否再买一个窝头。因定量有限，这顿吃多了，下顿就得减，月初不控制，月底就得挨饿。谁也支援不了谁。寒冬腊月，北京街头竟然出现了买冰棍的长蛇阵。人们裹着大衣，戴着棉帽围巾，顶着寒风，为的就是买几根小冰棍充饥。现在的青年人也许不相信，新中国怎么还会有这种事?但这毕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时中央主管财经的陈云同志为了利用有限的物资，决定在国营商店出售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每斤约在5元至8元。这样，一来可以大量回笼货币，二来可以满足部分人的需要。北京城里虽未听说饿死人，但许多人身体出现了浮肿症状，尤其是一些大肚汉，几乎没有一个不掉十几斤乃至几十斤体重的。高价点心和糖果一出笼，备受欢迎。凡是有存款的人，这时深感救命要紧，纷纷提取存款大量购买。我家也把仅有的600元存款取出来吃了。这也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如此大方。
这年，对我最大的考验还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南省信阳专区的遂平县。记得从1959年起．中央就决定实行干部轮流下放劳动制度，以解决干部脱离体力劳动、脱离群众的问题，每期一年。高教部第一批下放地点是山西省稷山县。那里生活虽也远较北京艰苦，但还能吃饱肚子。轮到我们第二批下放时，竞选择了河南遂平——全国第一个升起人民公社红旗的地方。决策人可能认为这地方最先进，最能锻炼人。然而，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无情的事实。这个地方恰恰是1959年饿死人最多、浮夸风最严重、粮食最匮乏，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最有名的灾区。不过在1960年初我们尚未发现罢了。我们下乡，所遇老百姓，竞没有一个向我们夸说人民公社好的。而是含着眼泪指着村边座座新坟对我们诉说，这都是他们去冬今春饿死的亲人。作为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面对贫下中农在解放后多年遭遇如此巨大的苦难，我们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待我们把行李安顿好，到村里的公共食堂一看，心里更加有说不出的沉重。社员们每人捧着一大海碗野菜汤，里面洒了少许高梁面，这便是劳动一天的晚餐!上午也只是每人增加一个不到二两重的苜蓿与高粱面掺和的窝头，一天两餐，想多吃一点也不行。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北京下来、吃惯精米白面的国家干部来说，真是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想到今后一年将过这样的日子，食于斯，劳动于斯，不能搞一点特殊(同吃同住同劳动乃是下放干部务必遵守的纪律)，人人心中都像坠了一块大石头。这将是何等严峻的考验啊!
我被分配查岈山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里当组长，并按规定兼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组里共有下放干部20人。其中有五旬开外的年长者，也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有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同志。当组长，不仅意味着吃苦在前，劳动带头，而且还要经常做政治思想工作，使每个人都能保持饱满的情绪，不说怪话，不偷懒。我那年是32岁，虽已有四个孩子，但身体还不错；且又经过十三陵水库和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锻炼，再加上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我不得不勉力克服困难，振作精神，为全组作出表率。在夏秋收中，我学会了插秧、割稻、锄地、扬场等农活。这可说是下乡的一大收获。
劳动这一关不算难过，可饥饿这一关实在难熬。每天开饭前一小时，大家默默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盼着开饭，尽管所谓开饭，只是野菜馍馍加稀糊汤，但就这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宝贝。每晚没有干粮，只有野菜熬成的稀汤，大家也要美美地喝上几大海碗，有的肚大的男同志和老乡干脆用面盆端着喝。为了保存体力，晚餐后一律不开展活动，要求大家上床休息。每人在床下准备了一个瓦盆盛小便。向来不起床的我，这时每夜也要起来两三次。开始时，大家腹中可能还贮存了一些脂肪，挺一挺问题不大。一个月过去后，饥饿使每人都瘦了许多，不少人已出现了浮肿。组内同志情绪低落，工作越来越难做了。我也饿得连夜里做梦都在想吃饭，白天还不敢有丝毫的表露。日子实在太艰苦了。1960年中秋节时，公社额外给下放干部每人发了一块粗制的糖月饼，大家都用手帕仔细包好舍不得吃，每天仅以舌头舔舔那甜味就似乎很满足了。这在现在的青年人看来是十分可笑，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苦与甜。
中央高教部党委得知遂平的实际情况后，也颇后悔把干部下放到这里，但中途撤退是无论如何不行的，那将造成恶劣的影响。怎么办呢?总不能眼看自己的干部饿成那个样子不管吧!办法之一便是每隔一至一个半月，把下放干部集中到县城招待所住7至10天，名为休整，实为休养。部里悄悄从北京以木箱运来米、油、糖果、点心等食物，背着县里干部暗地分给下放干部补充营养，其中浮肿严重的多分一些。此外，还弄来大量葡萄糖、酵母片。说起这酵母片，平时只是助消化用的，这时竞也成了抢手的宝贝，当你感到饥饿时嚼上一片，可起到解馋充饥的作用。遂平县政府的招待所本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地方，一间间大平房内放着一溜大通铺，以草褥为垫，衣服为枕，加上一床污秽的棉被。开会没有会议室，大家脱鞋上炕，拥被而坐；吃饭没有饭厅，大家盛一碗糊糊，拿个馒头蹲地而食，却个个吃得那样香，睡得那样甜。大家从乡下来到这里，好像一步登上了天堂。如果没有在公社里那一段又饥又累的日子，又怎能烘托出县招待所生活的美好呢!每当休整结束，大家又要回到乡下和老乡一样过着那饿着肚子干活的日子时，谁又能不留恋这个可爱的招待所呢?
因为我们是国家干部，所以有“权”到县城里休整，可以吃到从北京千里迢迢送来的点心、糖果，而老百姓呢，他们又用什么来补充营养呢?每念及此，心情又颇感沉重。他们不仅默默地承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还要勒紧裤带从事日晒雨淋的田间劳动，把希望寄托在丰收的明天。实际上，这时的党中央、毛主席也已觉察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损失(实际情况比彭德怀万言书上说的要严重得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纠正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和层层阻力，纠正得一直不够彻底。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较好地解决，不过由于后来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解散了公共食堂，加上年景较好，此后未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1960年底，我们在遂平下放劳动十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北京，浮肿者十有八九。当我在北京车站上看到车站迎接我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时，竞有恍若隔世之感。孩子们一个个紧紧搂抱着我久久不放。年方4岁的小儿子更是抽泣不止，我也顿觉热泪盈眶。回到家中，丈夫老韩早已给我准备好了大筒高级点心，我拿出来和孩子们共享，感到从未有过的香甜。
回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从万马奔腾、轰轰烈烈开始，到以饿死千万人结束，给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从主观上讲，党中央以至全国人民当年都有一种不甘落后、急于“超英赶美”的要求。但欲速则不达，社会发展自有其难以违背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挫折，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终于清除了“左”的影响，大步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958年是“大跃进”最轰轰烈烈的一年。首都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兴建了十大建筑。打头炮的是十三陵水库。上自国家主席，下至一般百姓，凡能有幸参加劳动的，莫不你追我赶。我当年30多岁，年富力强，是高教部派去水库劳动的第三批突击队员，常年坐办公室的我，经过几天的艰苦磨练，居然能挑起百斤沙子，行走如飞。工地上竞赛高潮迭起，即使再缺乏热情的人，到此场合也不免会激动起来。紧张的强劳动之后，吃起饭来分外香。有一天工地改善伙食，小碗口大的肉包子，我竟吃了八个，真是有生以来破天荒的记录!原以为会引起胃病复发，后来发现这个顾虑完全多余。原因很简单，一来劳动强度大，消化能力大大增强，二来心情轻松愉快，只须劳力而不须劳心，无忧无愁。半个月后，我回到部里，人们都说我变得又黑又壮，与参加劳动前恍若两人了。这可能就是劳动创造的奇迹吧!
两个月后，我们一批年轻人又轮流参加了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劳动。轮到我时，领导指定我担任队指导员，也就是说，既要劳力还要劳心，不能再像在十三陵劳动时那样轻松了。那一时期，十分强调政治思想工作，要求每个队在质量上作风上不得出一点差错，劳动终结时要参加评比。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把木料从地上沿着木板临时搭成的坡路向高空扛送，劳动强度相当大，而且要赶进度，保质量。为了取得优胜红旗，队长、指导员、小队长们全部由年轻党员组成，几乎每晚收工后，都要碰一次头，汇集当天队员们的表现以及导员或队长在全队会上作有针对性地讲评，好的表扬，差的批评。个别有实际困难的还要辅之以谈话，帮助其解决。由于工作做得细，纪律严明，全队五六十人，竟没有一个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的，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劳动结束时，我们这个队终于得到了一面“优胜红旗”。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正是在首都人民这种冲天热情和无私奉献下，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就顺利而且高质量地建成了，可以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度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接着迎来的是建国十周年大庆。10月1日这天，我换上了崭新的毛料西服套裙，天不亮就起了床，在部内大操场集合，列队步行至东单，参加规模空前盛大的游行。天安门前到处是十周年成就的彩车、图表，到处是服装绚丽，神情焕发的人群。十年，多么辉煌的十年啊!它把一个破碎不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工业体系的、初步繁荣昌盛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它把一个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地主官僚资本残酷剥削的旧社会，变成了一个傲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哪能有今日的成就!百年来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民，怎能不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当我们经过天安门前，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向游行队伍热情招手时，个个激动得连呼“毛主席万岁!”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千千万万的游行者几乎都沉浸在这热浪翻腾的大海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二
这一年，天灾人祸(旱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共产风、浮夸风)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北京尚不大看得出来，而在广大农村却已逐渐地暴露了。也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于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着重检讨农村形势，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问题。那时，实际上风是“两风”刮得比较严重的地区，已经造成了严重缺粮，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这年7月，党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不过向广大党员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时间却是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大典之后。在此之前，我的姑母从安徽乡下来京参观国庆十周年盛典时，曾悄悄地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安徽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大搞一平二调，干部虚报产量，家乡已经有饿死人现象的情况。初听到这些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与建国十年大庆的红火气氛是何等不协调啊!但姑母是一个不识字、贫农出身的劳动妇女，她不可能向侄女凭空编造出一套谎言来。一切毕竟不是我亲眼所见，出于慎重，我从未向任伺人透露过，惟恐因此造成不良影响。彭德怀万言书事件传达后，我在纪律上必须拥护中央决定，而在内心深处，不免打了几个问号：党章上不是规定党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批评、意见吗?彭德怀绐毛主席写信坦陈自己的调查所得和忧虑，正是出于一个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为什么不可以?彭的信既肯定了成绩又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对照农村的现实(如我姑母所言)，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不允许党员如实反映情况，那末，以后谁还敢说真话，这不是堵塞言路吗?然而，传达中还说彭德怀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结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联合攻击三面红旗。这似乎又不仅是一般的向党提出意见，而是涉及非组织活动的问题了。普通党员不明真相以为其中或许有什么阴谋活动，尤其是其中还涉及“苏修”的背景，大家也就不再深想内中的是非了。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任，大家都默默地接受了庐山会议的决定。接着，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于这个斗争，据我所知，有些党员是有看法的。明明当时各地已“左”得不能再“左”，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此时此地不反“左”，反而反右，大家的劲头自是不大。中央高教部所属各单位开了几次批判会，最后以划了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内部矛盾)而结束(至1963年后已全部平反)。
三
1960年，北京已能较多地听到不少地方传来的饿死人的消息，就连北京的居民也出现了饥饿状态。粮食定量虽基本未减，但猪肉供应几乎等于零。每人仅靠每月的28斤粮食、半斤菜籽油和一些青菜是无论如何吃不饱的。即使像我这样坐机关的妇女，平时每月20斤粮食足够了，这时因脂肪、蛋白质涉入量骤减，也不免时常感到饥肠辘辘，那些青壮年男子更可想而知了。我们秘书室有个男同志，其时经常在饭厅门前徘徊，起初我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他饭前徘徊是急于等开饭，饭后徘徊是在进行思想斗争，考虑是否再买一个窝头。因定量有限，这顿吃多了，下顿就得减，月初不控制，月底就得挨饿。谁也支援不了谁。寒冬腊月，北京街头竟然出现了买冰棍的长蛇阵。人们裹着大衣，戴着棉帽围巾，顶着寒风，为的就是买几根小冰棍充饥。现在的青年人也许不相信，新中国怎么还会有这种事?但这毕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那时中央主管财经的陈云同志为了利用有限的物资，决定在国营商店出售高价点心和高价糖果，每斤约在5元至8元。这样，一来可以大量回笼货币，二来可以满足部分人的需要。北京城里虽未听说饿死人，但许多人身体出现了浮肿症状，尤其是一些大肚汉，几乎没有一个不掉十几斤乃至几十斤体重的。高价点心和糖果一出笼，备受欢迎。凡是有存款的人，这时深感救命要紧，纷纷提取存款大量购买。我家也把仅有的600元存款取出来吃了。这也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如此大方。
这年，对我最大的考验还不在北京，而是在河南省信阳专区的遂平县。记得从1959年起．中央就决定实行干部轮流下放劳动制度，以解决干部脱离体力劳动、脱离群众的问题，每期一年。高教部第一批下放地点是山西省稷山县。那里生活虽也远较北京艰苦，但还能吃饱肚子。轮到我们第二批下放时，竞选择了河南遂平——全国第一个升起人民公社红旗的地方。决策人可能认为这地方最先进，最能锻炼人。然而，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无情的事实。这个地方恰恰是1959年饿死人最多、浮夸风最严重、粮食最匮乏，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最有名的灾区。不过在1960年初我们尚未发现罢了。我们下乡，所遇老百姓，竞没有一个向我们夸说人民公社好的。而是含着眼泪指着村边座座新坟对我们诉说，这都是他们去冬今春饿死的亲人。作为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面对贫下中农在解放后多年遭遇如此巨大的苦难，我们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待我们把行李安顿好，到村里的公共食堂一看，心里更加有说不出的沉重。社员们每人捧着一大海碗野菜汤，里面洒了少许高梁面，这便是劳动一天的晚餐!上午也只是每人增加一个不到二两重的苜蓿与高粱面掺和的窝头，一天两餐，想多吃一点也不行。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北京下来、吃惯精米白面的国家干部来说，真是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想到今后一年将过这样的日子，食于斯，劳动于斯，不能搞一点特殊(同吃同住同劳动乃是下放干部务必遵守的纪律)，人人心中都像坠了一块大石头。这将是何等严峻的考验啊!
我被分配查岈山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里当组长，并按规定兼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组里共有下放干部20人。其中有五旬开外的年长者，也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还有几个弱不禁风的女同志。当组长，不仅意味着吃苦在前，劳动带头，而且还要经常做政治思想工作，使每个人都能保持饱满的情绪，不说怪话，不偷懒。我那年是32岁，虽已有四个孩子，但身体还不错；且又经过十三陵水库和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锻炼，再加上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我不得不勉力克服困难，振作精神，为全组作出表率。在夏秋收中，我学会了插秧、割稻、锄地、扬场等农活。这可说是下乡的一大收获。
劳动这一关不算难过，可饥饿这一关实在难熬。每天开饭前一小时，大家默默地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盼着开饭，尽管所谓开饭，只是野菜馍馍加稀糊汤，但就这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宝贝。每晚没有干粮，只有野菜熬成的稀汤，大家也要美美地喝上几大海碗，有的肚大的男同志和老乡干脆用面盆端着喝。为了保存体力，晚餐后一律不开展活动，要求大家上床休息。每人在床下准备了一个瓦盆盛小便。向来不起床的我，这时每夜也要起来两三次。开始时，大家腹中可能还贮存了一些脂肪，挺一挺问题不大。一个月过去后，饥饿使每人都瘦了许多，不少人已出现了浮肿。组内同志情绪低落，工作越来越难做了。我也饿得连夜里做梦都在想吃饭，白天还不敢有丝毫的表露。日子实在太艰苦了。1960年中秋节时，公社额外给下放干部每人发了一块粗制的糖月饼，大家都用手帕仔细包好舍不得吃，每天仅以舌头舔舔那甜味就似乎很满足了。这在现在的青年人看来是十分可笑，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苦与甜。
中央高教部党委得知遂平的实际情况后，也颇后悔把干部下放到这里，但中途撤退是无论如何不行的，那将造成恶劣的影响。怎么办呢?总不能眼看自己的干部饿成那个样子不管吧!办法之一便是每隔一至一个半月，把下放干部集中到县城招待所住7至10天，名为休整，实为休养。部里悄悄从北京以木箱运来米、油、糖果、点心等食物，背着县里干部暗地分给下放干部补充营养，其中浮肿严重的多分一些。此外，还弄来大量葡萄糖、酵母片。说起这酵母片，平时只是助消化用的，这时竞也成了抢手的宝贝，当你感到饥饿时嚼上一片，可起到解馋充饥的作用。遂平县政府的招待所本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地方，一间间大平房内放着一溜大通铺，以草褥为垫，衣服为枕，加上一床污秽的棉被。开会没有会议室，大家脱鞋上炕，拥被而坐；吃饭没有饭厅，大家盛一碗糊糊，拿个馒头蹲地而食，却个个吃得那样香，睡得那样甜。大家从乡下来到这里，好像一步登上了天堂。如果没有在公社里那一段又饥又累的日子，又怎能烘托出县招待所生活的美好呢!每当休整结束，大家又要回到乡下和老乡一样过着那饿着肚子干活的日子时，谁又能不留恋这个可爱的招待所呢?
因为我们是国家干部，所以有“权”到县城里休整，可以吃到从北京千里迢迢送来的点心、糖果，而老百姓呢，他们又用什么来补充营养呢?每念及此，心情又颇感沉重。他们不仅默默地承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还要勒紧裤带从事日晒雨淋的田间劳动，把希望寄托在丰收的明天。实际上，这时的党中央、毛主席也已觉察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严重损失(实际情况比彭德怀万言书上说的要严重得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纠正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和层层阻力，纠正得一直不够彻底。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较好地解决，不过由于后来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解散了公共食堂，加上年景较好，此后未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
1960年底，我们在遂平下放劳动十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北京，浮肿者十有八九。当我在北京车站上看到车站迎接我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时，竞有恍若隔世之感。孩子们一个个紧紧搂抱着我久久不放。年方4岁的小儿子更是抽泣不止，我也顿觉热泪盈眶。回到家中，丈夫老韩早已给我准备好了大筒高级点心，我拿出来和孩子们共享，感到从未有过的香甜。
回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从万马奔腾、轰轰烈烈开始，到以饿死千万人结束，给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从主观上讲，党中央以至全国人民当年都有一种不甘落后、急于“超英赶美”的要求。但欲速则不达，社会发展自有其难以违背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巨大的挫折，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终于清除了“左”的影响，大步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