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名满天下”的北大哲学教授张竞生，竟然凭借薄薄一册《性史》，赢得生前无数骂名，也收获了半个多世纪后的风光。
　　不过，单就“性学”、“计划生育”或“爱情大讨论”等立论，尚不足以穷尽张竞生五彩斑斓的一生；更何况，所谓“性博士”的命名，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嘲讽意味。实际上，这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讲究“体悟”与“会通”、刻意追求“读活书”，并以“鉴赏的态度”
　　看待人生的哲学家。有趣的是，此奇才之所以长期被埋没，政府迫害以及民众愚昧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此外，还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事实：真正让张竞生“无地自容”的，正是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主流地位的五四新文化人及其后学。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所谓“以‘美治主义’为社会一切事业组织上的根本政策”，虽妙不可言，可在我看来，却纯属乌托邦。批判真假道学，主张“爱情四定则”，提倡“情人制”，或者编一套玄秘的“审美丛书”，这都没有问题，偶尔还能得到“何等痛快”的赞许；可出版“赤裸裸”的《性史》以及主编“专注性学”的《新文化》，却不可避免地会与主流学界反目成仇。
　　我并不否认，张竞生因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谈论“性教育”时，多想象与夸饰之词。也正是这一点，导致其在论战中不断败北。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敏感的卢梭与学识渊博的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之所以由合作走向冲突，原因既有政治立场的分歧，更包括性格与才情的差异。如此天性叛逆，自信而又孤僻，多情且又放诞，注定了张竟生一路走来，不可能步步莲花，反而是处处荆棘。好在张博士屡败屡战，勇气实在可嘉；而这背后的因素是：留学法国，学的是唯心论哲学，喜欢的是浪漫派文学，一生行事，师法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在我看来，不仅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最合适作为卢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过于张竞生。其主张“痛快地生活”的《浮生漫谈》，以“山野”开篇，以“儿童”作结，某种程度说明了其为何与20世纪中国主流学界分道扬镳。特立独行、敏感而偏执、思维跳跃、推崇常识而蔑视专家、想象力丰富而执行力薄弱、逆境中抗争、终其一生不断进行哲学思考且将这种思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物，不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选错了职业因而注定命运多舛的浪漫派文人。
　　作为最早译介卢梭《忏悔录》的哲学家，张竞生曾谈及此书的意义：“这部《忏悔录》供给我们许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样，这已值得一读了。况且有许多奇事逸致，非在18世纪的法兰西不能得到，更使读者得了无穷的宝藏。”不妨借用此视角，来谈论张竞生惊涛骇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会惊叹，此人怎么经常与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大人物”或“关键时刻”擦身而过?这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可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帮助我们串起了一部“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