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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编写《任质斌传》而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１９８６年６月由陈立人、冯抗胜（林晚）合著的《百战将星何基沣》一书，是由任质斌提议并委托立传，并为此书作序的。
任质斌在序言的开篇写道：“我从未同何基沣同志见过面。但是通过其他同志的介绍和一些不太直接的接触，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不断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的人。”
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却积极提议并委托他人为其写传，而且亲自为其写序言，对其大力褒扬，并对传主了解得如此深刻，这使不少读者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早在战争年代，任质斌便对何基沣神交已久，几十年来对何基沣的功绩始终不忘。他早就说过：“何基沣是个传奇人物，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应当为他著书立传。”
一
任质斌在序言中写道：“关于何基沣同志在驱逐宣统、喜峰口大战以及卢沟桥抗战中的功绩，我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任质斌这里所说的，是何基沣的前半生。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何基沣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青年时期立志报国，投笔从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６日，身为营长的何基沣跟随鹿钟麟、张壁奉命将溥仪驱逐出故宫。１９３３年，何基沣升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九旅副旅长。
１９３３年３月９日，何基沣率部投入喜峰口保卫战。阵前，他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恩身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尔后，他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夜袭敌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歼敌６０００余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喜峰口大捷，举国振奋，何基沣的名字传遍华夏。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包围宛平城，二十九军一一○旅二一九团官兵奋起反击，何基沣亲临前沿阵地组织部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打退敌人，夺回阵地。当日方谈判代表提出要中国军队退出宛平城时，何基沣拍案而起，怒斥日方：“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七七事变，何基沣的名字又一次展现在国人面前。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旬，何基沣奉命率部退守大名府，与大举围攻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时任师长的何基沣率领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人血战三天两夜，终因孤军奋战而失守。何基沣痛感报国无门，准备战死疆场。在被部下强推上马撤到南乐县城后，何基沣悲愤地仰天长叹：“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的政策。”然后，他拔枪自戕，不惜以死谢天下。当时何基沣左胸中弹，幸得部下及时抢救方得脱险。
１９３８年初，何基沣离军养伤。２月，经中共地下党员李荫南介绍，秘密到达延安访问。在延安的一个月零五天里，他认真地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民风、社情等方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与他交谈，赞扬他的功绩。毛泽东还邀他在抗大为学员作过一个报告。在离开延安的前夕，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军人。过去，我总认为，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人人廉洁奉公，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起来。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战士。”当时，中央决定让他仍旧回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
二
任质斌在序言中说：“１９３９年我在中共河南省委和１９４０年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时，就知道他对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给了很多支持和帮助。他给了新四军驻竹沟部队不少的武器弹药。他以七十七军工作团的名义组建了一支武装部队同新四军在信阳地区的抗日武装配合行动过，以后这两支部队合编成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
这里，任质斌指的是他对何基沣在秘密战线工作情况的了解。
任质斌被派到河南省委（又称豫鄂边区党委）后，省委书记朱理治、组织部长危拱之便向他介绍了何基沣的情况：何基沣回到部队不久，即被任命为七十七军副军长。为改造旧军队，提高战斗力，他在军内建立了军训团（即军官训练团），军训团的教育长便是原在七十七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朱大鹏。何基沣把延安派来的干部分配到军训团各大队、中队，负责政治工作。他们带来了延安的歌、延安的书、延安的思想，成了何基沣治理部队的左膀右臂。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信阳、武汉相继被日军占领，七十七军奉命向鄂西转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联络员向何基沣建议，留下一支部队在信南和桐柏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何基沣采纳了建议，派军训团教育长朱大鹏带７０余名骨干组成一支敌后游击队。何基沣将其命名为“七十七军工作团”，留在豫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何基沣还委托朱大鹏将２万发子弹和２０支手枪转交给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以支援新四军的敌后抗战。
根据何基沣在延安时的请求及回到军队后的表现，１９３９年１月，豫鄂边区特委决定吸收何基沣为中共特别党员。为什么叫特别党员？特委认为，何基沣身份特殊，所处环境特殊，不能像普通党员一样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只能由指定的同志与他保持联系。
５月，任质斌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信南地区帮助工作。当时信南地区党的负责人是刘子厚，武装力量有张裕生领导的地方游击队，还有朱大鹏领导的“七十七军工作团”。
任质斌在信南工作了两三个月，开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解决了信南党内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由于日军南下信阳地区，任质斌看到各游击武装力量小，不利于互相协同作战和配合，便把信南地区的游击武装和“七十七军工作团”合编起来，组成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队（后称信南第三团队），由朱大鹏任团长，任质斌任政治委员，张裕生任副团长，朱立文任参谋长，文敏生任政治处主任。
在信南工作期间，任质斌通过刘子厚、朱大鹏等人的介绍，对何基沣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要求信南党组织和部队抓紧时机组织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深入发动群众，扩充兵员；积极配合七十七军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军事行动；并要朱大鹏及时将部队合编的事向何基沣汇报并征得其同意。
由于信南第三团队有朱大鹏的军训团骨干为基础，又抓住时机进行了正规部队的训练，后来该团与第五团队、第二团队合并，逐渐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团——第五师第十三旅三十八团。该团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一支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硬仗的团队。
三
任质斌在序言中说：“当着豫鄂边区的新四军部队因经费短缺，无力解决冬衣时，他曾支援过大量钱款。当着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封锁我豫鄂边区的新四军时，他曾掩护我们的一些高级负责同志到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当着国民党顽固派要搜捕、捉拿我党在七十七军的干部、党员时，是他把这些同志转移出来……”
这里，任质斌指的是他在豫鄂边区和豫鄂挺进纵队时亲身经历的与何基沣间接交往的事。
１９３９年８月，任质斌奉命回竹沟就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１０月，朱理治和任质斌等人按刘少奇的要求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和一部分部队共６００余人南下，在四望山地区与李先念等部汇合。１９４０年１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省京山县八字门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此时，与何基沣党内的组织联系由豫鄂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负责。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刚建立时，枪支弹药不足，何基沣便想办法给予大力支援。一天，他把心腹营长章召富找来交代说：“荆山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你带一个连打进村去。记住，枪要朝天放。你们进村后，游击队便退出去。下半夜，游击队打进来包围你们，他们的枪也是朝天放的。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你们就把枪扔了赶快回来，不许把枪带回来。”就这样，何基沣一次就支援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１０５支三八式步枪。
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被服给养一时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许多同志在冬天里还穿着单衣和日军作战，条件异常艰苦。何基沣听说此事后，便一次支援了豫鄂挺进纵队２万大洋，帮助豫鄂挺进纵队解决了很大困难。
由于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国民党开始“限制异党”活动，所以豫鄂挺进纵队自成立以后，一直不能和中共中央公开联系，且国民党又采取了陆地封锁包围，豫鄂挺进纵队和延安也无法进行交通联络。何基沣便利用七十七军为豫鄂挺进纵队和中共中央搭桥，掩护交通员，甚至护送党的高级干部到延安。
１９４０年初，由于叛徒告密，供出了七十七军内的不少地下党员。何基沣得知消息后，及时将周宝文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转移出七十七军，使敌人一无所获。
４０多年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和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的同志谈起这段历史时，还深情地说：“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１９４６年中原突围时，时任七十七军军长的何基沣仍然暗中协助中原军区化装转移了大批干部和家属。中原军区不少伤病干部就是化装成七十七军的军官，拿着七十七军开出的关防文书，大摇大摆地越过了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其他解放区的。
１９４８年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何基沣又同张克侠一起，在关键时刻按照党的要求，组织和领导了国民党七十七军、五十九军的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何基沣的名字又一次传遍中华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何基沣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０日病逝于北京。
１９８０年１月，任质斌调到北京工作，遗憾的是始终未能与何基沣见过面。在得知何基沣病逝的消息后，他便有个心愿要为何基沣立传。在１９８２年接受李先念的委托主持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何基沣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贡献”。１９８３年，时任第五届政协常委的任质斌在见到何基沣的夫人宋晓菡之后，便下定决心，“为了慰藉何基沣同志的英灵和激励后人”，“商请冯抗胜、陈立人两位同志为何基沣同志编写传记。经过两年多的工作，现在冯、陈二同志已用文学体裁写出了这部传记”。任质斌感到极大的欣慰，并特为《百战将星何基沣》一书作了序。
任质斌在序言的开篇写道：“我从未同何基沣同志见过面。但是通过其他同志的介绍和一些不太直接的接触，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不断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的人。”
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却积极提议并委托他人为其写传，而且亲自为其写序言，对其大力褒扬，并对传主了解得如此深刻，这使不少读者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早在战争年代，任质斌便对何基沣神交已久，几十年来对何基沣的功绩始终不忘。他早就说过：“何基沣是个传奇人物，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应当为他著书立传。”
一
任质斌在序言中写道：“关于何基沣同志在驱逐宣统、喜峰口大战以及卢沟桥抗战中的功绩，我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任质斌这里所说的，是何基沣的前半生。
１８９８年１０月，何基沣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县。青年时期立志报国，投笔从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６日，身为营长的何基沣跟随鹿钟麟、张壁奉命将溥仪驱逐出故宫。１９３３年，何基沣升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九旅副旅长。
１９３３年３月９日，何基沣率部投入喜峰口保卫战。阵前，他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恩身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尔后，他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夜袭敌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歼敌６０００余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喜峰口大捷，举国振奋，何基沣的名字传遍华夏。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军包围宛平城，二十九军一一○旅二一九团官兵奋起反击，何基沣亲临前沿阵地组织部队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打退敌人，夺回阵地。当日方谈判代表提出要中国军队退出宛平城时，何基沣拍案而起，怒斥日方：“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七七事变，何基沣的名字又一次展现在国人面前。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旬，何基沣奉命率部退守大名府，与大举围攻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时任师长的何基沣率领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人血战三天两夜，终因孤军奋战而失守。何基沣痛感报国无门，准备战死疆场。在被部下强推上马撤到南乐县城后，何基沣悲愤地仰天长叹：“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的政策。”然后，他拔枪自戕，不惜以死谢天下。当时何基沣左胸中弹，幸得部下及时抢救方得脱险。
１９３８年初，何基沣离军养伤。２月，经中共地下党员李荫南介绍，秘密到达延安访问。在延安的一个月零五天里，他认真地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民风、社情等方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与他交谈，赞扬他的功绩。毛泽东还邀他在抗大为学员作过一个报告。在离开延安的前夕，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写道：“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军人。过去，我总认为，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人人廉洁奉公，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起来。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战士。”当时，中央决定让他仍旧回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
二
任质斌在序言中说：“１９３９年我在中共河南省委和１９４０年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时，就知道他对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给了很多支持和帮助。他给了新四军驻竹沟部队不少的武器弹药。他以七十七军工作团的名义组建了一支武装部队同新四军在信阳地区的抗日武装配合行动过，以后这两支部队合编成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
这里，任质斌指的是他对何基沣在秘密战线工作情况的了解。
任质斌被派到河南省委（又称豫鄂边区党委）后，省委书记朱理治、组织部长危拱之便向他介绍了何基沣的情况：何基沣回到部队不久，即被任命为七十七军副军长。为改造旧军队，提高战斗力，他在军内建立了军训团（即军官训练团），军训团的教育长便是原在七十七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朱大鹏。何基沣把延安派来的干部分配到军训团各大队、中队，负责政治工作。他们带来了延安的歌、延安的书、延安的思想，成了何基沣治理部队的左膀右臂。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信阳、武汉相继被日军占领，七十七军奉命向鄂西转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派联络员向何基沣建议，留下一支部队在信南和桐柏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何基沣采纳了建议，派军训团教育长朱大鹏带７０余名骨干组成一支敌后游击队。何基沣将其命名为“七十七军工作团”，留在豫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何基沣还委托朱大鹏将２万发子弹和２０支手枪转交给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以支援新四军的敌后抗战。
根据何基沣在延安时的请求及回到军队后的表现，１９３９年１月，豫鄂边区特委决定吸收何基沣为中共特别党员。为什么叫特别党员？特委认为，何基沣身份特殊，所处环境特殊，不能像普通党员一样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只能由指定的同志与他保持联系。
５月，任质斌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信南地区帮助工作。当时信南地区党的负责人是刘子厚，武装力量有张裕生领导的地方游击队，还有朱大鹏领导的“七十七军工作团”。
任质斌在信南工作了两三个月，开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和党员训练班；解决了信南党内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由于日军南下信阳地区，任质斌看到各游击武装力量小，不利于互相协同作战和配合，便把信南地区的游击武装和“七十七军工作团”合编起来，组成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三团队（后称信南第三团队），由朱大鹏任团长，任质斌任政治委员，张裕生任副团长，朱立文任参谋长，文敏生任政治处主任。
在信南工作期间，任质斌通过刘子厚、朱大鹏等人的介绍，对何基沣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要求信南党组织和部队抓紧时机组织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深入发动群众，扩充兵员；积极配合七十七军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军事行动；并要朱大鹏及时将部队合编的事向何基沣汇报并征得其同意。
由于信南第三团队有朱大鹏的军训团骨干为基础，又抓住时机进行了正规部队的训练，后来该团与第五团队、第二团队合并，逐渐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团——第五师第十三旅三十八团。该团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一支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硬仗的团队。
三
任质斌在序言中说：“当着豫鄂边区的新四军部队因经费短缺，无力解决冬衣时，他曾支援过大量钱款。当着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封锁我豫鄂边区的新四军时，他曾掩护我们的一些高级负责同志到延安开会和汇报工作。当着国民党顽固派要搜捕、捉拿我党在七十七军的干部、党员时，是他把这些同志转移出来……”
这里，任质斌指的是他在豫鄂边区和豫鄂挺进纵队时亲身经历的与何基沣间接交往的事。
１９３９年８月，任质斌奉命回竹沟就任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１０月，朱理治和任质斌等人按刘少奇的要求率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和一部分部队共６００余人南下，在四望山地区与李先念等部汇合。１９４０年１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省京山县八字门正式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此时，与何基沣党内的组织联系由豫鄂挺进纵队军政委员会负责。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刚建立时，枪支弹药不足，何基沣便想办法给予大力支援。一天，他把心腹营长章召富找来交代说：“荆山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你带一个连打进村去。记住，枪要朝天放。你们进村后，游击队便退出去。下半夜，游击队打进来包围你们，他们的枪也是朝天放的。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你们就把枪扔了赶快回来，不许把枪带回来。”就这样，何基沣一次就支援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１０５支三八式步枪。
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被服给养一时跟不上部队发展的需要，许多同志在冬天里还穿着单衣和日军作战，条件异常艰苦。何基沣听说此事后，便一次支援了豫鄂挺进纵队２万大洋，帮助豫鄂挺进纵队解决了很大困难。
由于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国民党开始“限制异党”活动，所以豫鄂挺进纵队自成立以后，一直不能和中共中央公开联系，且国民党又采取了陆地封锁包围，豫鄂挺进纵队和延安也无法进行交通联络。何基沣便利用七十七军为豫鄂挺进纵队和中共中央搭桥，掩护交通员，甚至护送党的高级干部到延安。
１９４０年初，由于叛徒告密，供出了七十七军内的不少地下党员。何基沣得知消息后，及时将周宝文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转移出七十七军，使敌人一无所获。
４０多年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和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的同志谈起这段历史时，还深情地说：“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我们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过我们一些援助。他们在被迫执行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命令时，总是事先向我们打招呼，从未发生过真的武装冲突，有时还供给我们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１９４６年中原突围时，时任七十七军军长的何基沣仍然暗中协助中原军区化装转移了大批干部和家属。中原军区不少伤病干部就是化装成七十七军的军官，拿着七十七军开出的关防文书，大摇大摆地越过了一道道封锁线到达其他解放区的。
１９４８年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何基沣又同张克侠一起，在关键时刻按照党的要求，组织和领导了国民党七十七军、五十九军的起义，对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何基沣的名字又一次传遍中华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何基沣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０日病逝于北京。
１９８０年１月，任质斌调到北京工作，遗憾的是始终未能与何基沣见过面。在得知何基沣病逝的消息后，他便有个心愿要为何基沣立传。在１９８２年接受李先念的委托主持编写新四军第五师战史时，他“很自然地想到何基沣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贡献”。１９８３年，时任第五届政协常委的任质斌在见到何基沣的夫人宋晓菡之后，便下定决心，“为了慰藉何基沣同志的英灵和激励后人”，“商请冯抗胜、陈立人两位同志为何基沣同志编写传记。经过两年多的工作，现在冯、陈二同志已用文学体裁写出了这部传记”。任质斌感到极大的欣慰，并特为《百战将星何基沣》一书作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