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被称为“一代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钱穆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但他凭借自己的勤学苦读，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钱穆自小聪明异常，尤擅记忆、模仿。9岁时，他便能背诵《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而且还能揣摩人物个性、身份表演，深受众人夸赞。自1904年起，钱穆先后在国育小学、常州府中学、南京钟英中学求学。钱穆虽有报考北大之想，但因家贫而作罢。
　　钱穆在走向大学讲台前，先在小学任教10余年，后又在中学担任多年的教师。在这近20年中，钱穆一边教学一边苦读，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学”。夏夜，为防蚊虫叮咬，他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期间，他出版过《论语文解》《论语要略》等著作，并写成《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等书稿。
　　192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苏州中学发现了在此担任教师的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他带回去读罢大加赞赏，对钱穆说：“你似乎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该去大学教历史。”当时，顾颉刚就推荐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去中山大学任教，因苏州中学挽留，未成。1930年，顾又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得以成行。
　　自1930年起，钱穆开始在燕京大学教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的肯定和欢迎。他的学生李素回忆：“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上讲起来，总是兴致勃勃，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他讲到最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面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他的快乐。”
　　1933年秋，钱穆在北大一人独任“中国通史”课。当时钱穆借住在好友汤用彤家，汤家离太庙不远。钱穆在上课前一天下午必去太庙，在古柏树下一边品茶，一边准备第二天讲课的内容。当时钱穆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课听者近三百人，坐立皆满。钱穆充实而又有特点的讲授长期吸引着大批的学生，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北大叫座的教授之一。据说只有胡适一人可与之媲美，当时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一生勤勉，著述不倦，毕生著作70余种，如《国史大纲》《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等，总共达1700万言之多。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因此，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他能有如此卓然成就，可以说与他的读书观、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至于读书方法，钱穆谈道：“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至于读书的方式，钱穆说：“或采直阅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曲。”钱穆是自学成才的名家，这些治学和读书的经验，是他多年积累而得，对后来的治学者多有启迪。
　　钱穆自1911年登上讲台，先小学，再中学，最后大学，并创立大学的教学经历，在现代诸多国学大师中实属罕见。钱穆的成功，自然归功于他艰苦自学而取得的扎实学问功底；但是，毫无疑问，也归功于那个时代中看重真才实学，不唯学历文凭的学术空气；也归功于那个时代中教授学者无私推荐人才的高风亮节。
　　（若子摘自《闽南日报》2016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