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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也招致了西方国家的诸多非议。而这些非议都是建立在对中非双边关系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中非关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不断深化是自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目前，中国是非洲的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非洲旧宗主国法国和英国的对非出口额也只能排在中国之后。不断加深的中非关系受到非洲伙伴欢迎的同时，也招致西方国家的诸多非议。这些非议大多是不公平的，而且建立在对中非双边关系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中非贸易趋于“正常”
中非商业关系以几何级速度不断加深，这是前所未有的。1997年，中国同非洲进行了价值50亿美元的贸易。到2006年，这个数字便上升到555亿美元，而2008年的总额接近1070亿美元。
与大众媒体中不断有文章宣称发现中非关系日趋紧密相比，中非关系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事件早已揭示了这一结论。一是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部长级会议(下次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二是2006年1月12日，中国发布官方白皮书——《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总体勾勒了中国政府对非政策的轮廓。
看待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时，不能把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为当作单一的分析单位。大多数对中非关系的探讨往往忽视了这个最为基本的关键问题。因为在非洲从事小本经营的中国商人数量在迅速增加，而这些商人往往是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单位，本质上是私营业主。这种业主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操纵或引导的。
由于中国相关法律薄弱、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各级国家机关的高度政治化，中央领导层一直以来都对受到国内或国外影响可能产生的经济波动持谨慎的态度。因此，对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动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以为这样就可以操纵中国政府的想法，实则忽视了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复杂的现实。与以往受国家引导或受政府部门直接操纵相比，现在的中非贸易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演变成“正常”而分散的贸易往来，其中包含不同的行为体或私人企业。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在国内、国外都拥有具体行动计划的“公司”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不对的。
中国充当了替罪羊
西方媒体的大量批评中，都曾提出中国对非洲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试图把中国作为替罪羊。不难发现，这些批评具有较强的导向性，集中在中国对非洲的某一类行为上，而这些行为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者对其批评并不属实，要不然就是这些行为造成的消极影响实际上已经被其他积极的因素所抵消。
批评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有时并不是中方的错。例如，在建筑工程和基础设施领域，很多批评认为中国公司完全聘用从中国引进的劳动力，甚至是技术并不熟练的中国工人，而并没给当地居民带来多少就业岗位或传授技术。然而研究显示，在非洲的中国建设公司雇用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當地居民。虽然存在很多中国来的临时工在非技术岗位上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找到很多非洲人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的例子。不管怎么说，非洲大多数地区技术水平如此之低，让非洲人在技术岗位上占据相当比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尽管西方跨国公司在非洲经营多年，在管理岗位上仍旧是依靠高薪的本国外派职员。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工人和经理人愿意在像塞拉利昂这样相对工资比较低的城市工作，才使非洲受益匪浅，而这样的工作条件是西方公司外派职员所无法想象的。另外，还有人指责中国产品正在“淹没”非洲国家，不断排挤中小生产商和本土零售业。然而非洲的消费的特别是那些收入较低的消费者却乐于从中国的廉价产品中受益。无论如何，大部分非洲的制造业在中国的进口产品出现之前就已经瓦解了。
不仅是非洲的生产商不得不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本身也注定会由于像越南这样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的存在而造成失业。中国的出口很可能使非洲不能通过其传统的多样化的出口渠道获得利润，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洲想要摆脱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并超越仅仅出口初级产品的贸易阶段，它就需要发展制造业。然而，非洲国家国内问题造成了其制造商缺乏竞争力，在中国产品出现在这个大陆之前，这些问题就造成非洲生产基础严重受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优秀的非洲企业家通过进口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输入非洲市场而获得大量利润。
非洲国家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进口的规范和管理，而不是当发现劣质或假冒产品时简单地将指责转嫁给中国。应该承认，一些中国公司不管在本土还是非洲都不那么重视安全与健康标准、工人的权益和环境保护。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国内，中央政府正在坚定地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种背景会造成这些公司急功近利而忽视其他问题。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非洲国家政府急需履行自己的责任，采取措施确保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安全的，中国企业所有的煤矿和工厂不损害非洲的环境和工人的劳动权利。不幸的是，大部分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或总体环境缺乏关心，而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实质性行动。
非洲政治精英们的重任
能否处理好中非关系，使非洲经济和老百姓都获得实在的利益，关键因素取决于非洲的领导人，“关照”非洲的利益并不是中国的责任。
然而，非洲并没有像中国制定对非政策一样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据非洲联盟内部人士透露，关于中非关系，不论是有利还是可能不利的方面，非洲联盟内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作为一个整体，非洲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与中国谈判。中国在对非关系中更愿意进行双边贸易，而在这些双边贸易中获益的非洲国家对非洲联盟没什么兴趣。中国同摩洛哥关系融洽，但摩洛哥并不是非洲联盟的成员，然而有四个承认台湾的国家——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却是非洲联盟的成员国。
这些因素使得非洲制定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愈发复杂化。
不过，中国需要与非洲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这种期望实际上给这个地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前提是非洲的政治精英们能聪明地利用这个机动空间。在一些国家，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能力且理智的政府能够管理好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双赢。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那些掠夺成性的政治精英正处在新世袭制度的鼎盛时期，他们对促进发展并不关心，这将错过非洲从中国获益的机会。通过对领导人的监督，普通的非洲人在促进真正的双赢局面中可能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简而言之，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给这个古老的大陆提供了一系列的发展良机，但是，只有双方理智地利用这些机会，谨慎地评估能够从双边关系中获得的利益，才能使这些良机转化成实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中非关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不断深化是自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目前，中国是非洲的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非洲旧宗主国法国和英国的对非出口额也只能排在中国之后。不断加深的中非关系受到非洲伙伴欢迎的同时，也招致西方国家的诸多非议。这些非议大多是不公平的，而且建立在对中非双边关系错误理解的基础上。
中非贸易趋于“正常”
中非商业关系以几何级速度不断加深，这是前所未有的。1997年，中国同非洲进行了价值50亿美元的贸易。到2006年，这个数字便上升到555亿美元，而2008年的总额接近1070亿美元。
与大众媒体中不断有文章宣称发现中非关系日趋紧密相比，中非关系发展中的两个重要事件早已揭示了这一结论。一是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部长级会议(下次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11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二是2006年1月12日，中国发布官方白皮书——《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总体勾勒了中国政府对非政策的轮廓。
看待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时，不能把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为当作单一的分析单位。大多数对中非关系的探讨往往忽视了这个最为基本的关键问题。因为在非洲从事小本经营的中国商人数量在迅速增加，而这些商人往往是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单位，本质上是私营业主。这种业主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操纵或引导的。
由于中国相关法律薄弱、腐败现象的存在和各级国家机关的高度政治化，中央领导层一直以来都对受到国内或国外影响可能产生的经济波动持谨慎的态度。因此，对中国政府在非洲的行动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以为这样就可以操纵中国政府的想法，实则忽视了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复杂的现实。与以往受国家引导或受政府部门直接操纵相比，现在的中非贸易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演变成“正常”而分散的贸易往来，其中包含不同的行为体或私人企业。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在国内、国外都拥有具体行动计划的“公司”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不对的。
中国充当了替罪羊
西方媒体的大量批评中，都曾提出中国对非洲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试图把中国作为替罪羊。不难发现，这些批评具有较强的导向性，集中在中国对非洲的某一类行为上，而这些行为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者对其批评并不属实，要不然就是这些行为造成的消极影响实际上已经被其他积极的因素所抵消。
批评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有时并不是中方的错。例如，在建筑工程和基础设施领域，很多批评认为中国公司完全聘用从中国引进的劳动力，甚至是技术并不熟练的中国工人，而并没给当地居民带来多少就业岗位或传授技术。然而研究显示，在非洲的中国建设公司雇用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當地居民。虽然存在很多中国来的临时工在非技术岗位上工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找到很多非洲人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的例子。不管怎么说，非洲大多数地区技术水平如此之低，让非洲人在技术岗位上占据相当比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尽管西方跨国公司在非洲经营多年，在管理岗位上仍旧是依靠高薪的本国外派职员。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工人和经理人愿意在像塞拉利昂这样相对工资比较低的城市工作，才使非洲受益匪浅，而这样的工作条件是西方公司外派职员所无法想象的。另外，还有人指责中国产品正在“淹没”非洲国家，不断排挤中小生产商和本土零售业。然而非洲的消费的特别是那些收入较低的消费者却乐于从中国的廉价产品中受益。无论如何，大部分非洲的制造业在中国的进口产品出现之前就已经瓦解了。
不仅是非洲的生产商不得不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本身也注定会由于像越南这样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的存在而造成失业。中国的出口很可能使非洲不能通过其传统的多样化的出口渠道获得利润，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洲想要摆脱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并超越仅仅出口初级产品的贸易阶段，它就需要发展制造业。然而，非洲国家国内问题造成了其制造商缺乏竞争力，在中国产品出现在这个大陆之前，这些问题就造成非洲生产基础严重受损。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优秀的非洲企业家通过进口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输入非洲市场而获得大量利润。
非洲国家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进口的规范和管理，而不是当发现劣质或假冒产品时简单地将指责转嫁给中国。应该承认，一些中国公司不管在本土还是非洲都不那么重视安全与健康标准、工人的权益和环境保护。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国内，中央政府正在坚定地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种背景会造成这些公司急功近利而忽视其他问题。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非洲国家政府急需履行自己的责任，采取措施确保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是安全的，中国企业所有的煤矿和工厂不损害非洲的环境和工人的劳动权利。不幸的是，大部分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或总体环境缺乏关心，而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实质性行动。
非洲政治精英们的重任
能否处理好中非关系，使非洲经济和老百姓都获得实在的利益，关键因素取决于非洲的领导人，“关照”非洲的利益并不是中国的责任。
然而，非洲并没有像中国制定对非政策一样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据非洲联盟内部人士透露，关于中非关系，不论是有利还是可能不利的方面，非洲联盟内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作为一个整体，非洲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与中国谈判。中国在对非关系中更愿意进行双边贸易，而在这些双边贸易中获益的非洲国家对非洲联盟没什么兴趣。中国同摩洛哥关系融洽，但摩洛哥并不是非洲联盟的成员，然而有四个承认台湾的国家——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威士兰——却是非洲联盟的成员国。
这些因素使得非洲制定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愈发复杂化。
不过，中国需要与非洲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这种期望实际上给这个地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前提是非洲的政治精英们能聪明地利用这个机动空间。在一些国家，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有能力且理智的政府能够管理好双边关系，最终实现双赢。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却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那些掠夺成性的政治精英正处在新世袭制度的鼎盛时期，他们对促进发展并不关心，这将错过非洲从中国获益的机会。通过对领导人的监督，普通的非洲人在促进真正的双赢局面中可能会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简而言之，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给这个古老的大陆提供了一系列的发展良机，但是，只有双方理智地利用这些机会，谨慎地评估能够从双边关系中获得的利益，才能使这些良机转化成实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