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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堆造型夸张的沙发中间找到徐光辉，他正在为自己的但丁家居布展做准备。欧式家具很容易陷入金子晃眼、银子傻白的暴发户气，但这些来自靴子国家的床和柜子确实讨人喜欢，细致的雕花搭配暗沉沉的金银箔，不会让人有拔腿想跑的冲动。
张扬而懂得内敛，家具的风格契合着主人的气场。黑框眼镜，一身剪裁得当的黑色西服让徐光辉看起来很沉稳，但说话时，少年般的诙谐表情不经意就会跑出来，不时会加上些手势，不像一个50多岁的人。
他在意大利生活久了，空气里都是热情奔放的因子，呼吸了20多年，似乎少了些岁月沉淀的僵腐气。徐光辉一边介绍展厅的设计，一回身又悄悄地说，他受够了意大利设计师，那个毛衣同围巾的颜色总是搭配得丝毫不紊，洗练十足的老头，他会因为一块木板不满意让工人把整个地板重新铺过，在意大利人的概念里没有装修进度这回事。不过也难怪，意大利根本没有装修这个行当，所有新房都是装修好的，搬进家具就可以住人。
“装修质量出问题找谁?”将这个很“中国思维”的问题抛给他，徐光辉挠挠头，又挠挠头，显然在意大利没遇上过这类纠纷：有质量问题的房子怎么能卖?
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意大利，常年在两国做贸易，徐光辉了解“效率”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明白意大利人对“品质”的纠结。“两者结合就完美了。”华人在意大利生意做得好的，多半是胜在比意大利人高效，而意大利人在中国市场游刃有余，正是在中国人对粗糙的现代化开始反胃的这几年，满足了中国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竹把手”赚得第一桶金
1986年，刚毕业的徐光辉去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在佛罗伦萨一落脚，就像走进了中世纪的历史。“街上的房子动不动就是900年，800年历史，100年的算年轻的了，当时以为国外都是纽约华盛顿摩天大楼，没想到还有这种地方。”
初出国门的兴奋劲还没过，他就遇到了现实的困难。徐光辉一下飞机直奔学校，没想到周末学校不开门，要到周一才能注册，而他身边只剩下50美元，住不起佛罗伦萨的旅馆，只好搭几个意大利年轻人的车到Bologna小镇找便宜住处。
等徐光辉省吃俭用熬过了这两天，回到学校报到，头等大事就是去领奖学金，但是领完一个月的奖学金又犯愁了，交了房租押金就所剩无几，这一个月怎么活?当时他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信用卡这回事。
巧的是，校方介绍他投宿的人家，是一位极“左”的意大利老太太，一听房客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拿出了十倍的热情，答应不收押金，先住后算钱。从此，每天晚餐时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使徐光辉的意大利语突飞猛进。
学业还未开始，这一连串的经济难题就让徐光辉心力交瘁，勤工俭学的念头冒了出来，很快第一份差事就找上了他。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的纺织重镇，徐光辉通过朋友介绍为一家工厂销售纺织机器，除了每个月2000欧元的底薪，每卖出一台机器可以得到5000欧元的佣金。他很快卖出3台机器给一家香港公司，净赚1.5万美元，对于一个身处象牙塔的留学生而言，这笔钱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要一个学生继续安心读书就很难。”徐光辉开始研究不同型号的纺织机械，比较织出的面料优劣，奔波于各个展会推销纺织机，随着对意大利纺织行业日益了解，徐光辉又捕捉到了更大的商机。
佛罗伦萨最著名的企业就是GUCCI，徐光辉敏锐地发现，GUCCI很多款手袋都有一个竹制的把手设计，这种材料在佛罗伦萨价格很高，而在中国几乎遍地都是。于是他化想法为行动，回国找竹制品的生产厂家，又拿着样品去和GUCCI谈判，这个留学生很快有了一个新的身份——GUCCI原料供应商。当时一个竹把手可以赚1.5美元，一年销售100万个竹把手，就是上百万的利润。
“90年代初，所有人拿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了100万美元，他会干什么?”徐光辉在北京饭店底楼的奢侈品店逛一圈，LV、万宝龙等各种奢侈品牌眼花缭乱，但他什么都没买——这些东西太便宜了。他在济南买下一座饭店，又在佛罗伦萨近郊买下一栋别墅——意大利人通常要还50年贷款才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
掘到第一桶金后，徐光辉彻底辍学从商，利用自己对国内外信息的了解寻找商机。90年代“制造”是关键词，他把意大利的纺织机械搬回来；新世纪初人们开始玩“品位”，他做过GUCCI钟表的中国总代理；而当“豪宅”进入NEWMONEY(新贵)的词典时，他的目光又瞅准了意大利家具。他总是能从礼帽里拽出一只活奔乱跳的兔子——市场需要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环境赋予的发挥到极致”。事实上，那个年代意大利华商的奋斗史，基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
华商的崛起
徐光辉初到意大利时，一个80万人的小城里只有两三家中国餐馆(算上打包店)，主打菜色只有腰果鸡丁和春卷。现在小镇上已经有100多家中国餐馆，虽然大部分还是低档消费，人均10到15欧元就可以搞定一餐，但在佛罗伦萨，米兰已经有高档的中餐馆。
四分之一个世纪，徐光辉见证了华商在这个长靴国家的崛起。
一直以来，意大利并不是中国人移民的最好选择，它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六七十年代经济才得以迅猛发展，与欧共体主要经济强国并驾齐驱。因此意大利在历史上是向外移民国家，其法律法规，公权机构和民间组织都不利于移民发展与归化，成为一个特殊的移民国家。另外，意大利语的特殊性也给中国人融入当地社会增加了难度。
90年代初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可以被列入“珍稀物种”，徐光辉“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就想追上去和人家讲话”。近5至10年来，移民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意大利将近有30万华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温州人总是“唐人街”的主力军。
“过去在意大利的华人移民多是经济移民，大部分是中低端劳动力的迁徙。”徐光辉介绍说，在意大利这样的欧洲高福利国家，对于那些不具备出类拔萃特殊劳动技能的人们来讲，同等条件下收入几乎是中国国内收入的3到5倍。
“华人带来让意大利人目瞪口呆的工作效率。”徐光辉记得，有一次他想找工匠重新铺一下庭院的地砖，因为是周末，意大利工匠给他的答复一律是“周一来看一下”，他无奈找了一家温州作坊，对方立马带着工具赶来，半天就完工。
“温州军团”给佛罗伦萨附近普拉图地区的时装制造业打了一针“强心针”，在10年内迅速发展并成为业内异数。华人勤劳勇敢能吃苦的特点也注定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华人反客为主征服了不少意大利的手工行业，在当地站稳脚跟。不过华人在几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绝对垄断和统治，也引发与意大利当地的社会化矛盾和利益冲突。
除了行业需求，意国“大赦”也是吸引华人移民的主要原因。25年来意大利历史上有过5次大赦，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极少见的。“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意大利的大赦不存在任何功利色彩，没有对特殊人群的偏好与鼓励，更多地讲求平等和合法性，因而吸引了包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批华人，他们多是中低端的劳动大军。”
每次大赦，不但在意大利的“黑户”能获得正常公民待遇，法国、南斯拉夫等其他国家的“黑户”也会赶到意大利，因为获得了意大利公民的身份，在欧盟其他国家也能立足。
低端经济移民的时代逐渐褪色，近5年来，意大利投资和文化移民的比例开始上升。不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比，前往意大利投资移民的比例极小。
“我很爱意大利的家，百年老宅7亩地，几十种花木果树，如果有噪音也是小鸟和狗的叫声。”每年5月，徐光辉能从小鸟的掠劫中抢回一小篮子樱桃，11月能收获足够用一年的橄榄油，在地中海的气候和水土中，几乎每个月都能收获某一种花木或果实。
地中海的异域风情成为不少富豪考虑移民的砝码，不过欧洲的教育资源似乎更有诱惑力。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涌进意大利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而习惯教育竞争“幼齿化”的家长，更希望让孩子从小就在达·芬奇的故乡受熏陶。
徐光辉还记得女儿上学的第一课，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花园里辨认植物——这在中国归在“玩”的范畴，不算正儿八经学习，不过女儿却很高兴。老师布置一篇作文“20年后我的好朋友”，女儿写道，“20年后，她的指甲会长得卷起来，头发会拖到地上，牙齿又黑又黄……”这篇在中国必定归为不及格的作文却被老师夸为“想象力丰富”。除了文艺复兴和歌剧，这只欧洲靴子里也许还有其他。
张扬而懂得内敛，家具的风格契合着主人的气场。黑框眼镜，一身剪裁得当的黑色西服让徐光辉看起来很沉稳，但说话时，少年般的诙谐表情不经意就会跑出来，不时会加上些手势，不像一个50多岁的人。
他在意大利生活久了，空气里都是热情奔放的因子，呼吸了20多年，似乎少了些岁月沉淀的僵腐气。徐光辉一边介绍展厅的设计，一回身又悄悄地说，他受够了意大利设计师，那个毛衣同围巾的颜色总是搭配得丝毫不紊，洗练十足的老头，他会因为一块木板不满意让工人把整个地板重新铺过，在意大利人的概念里没有装修进度这回事。不过也难怪，意大利根本没有装修这个行当，所有新房都是装修好的，搬进家具就可以住人。
“装修质量出问题找谁?”将这个很“中国思维”的问题抛给他，徐光辉挠挠头，又挠挠头，显然在意大利没遇上过这类纠纷：有质量问题的房子怎么能卖?
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意大利，常年在两国做贸易，徐光辉了解“效率”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明白意大利人对“品质”的纠结。“两者结合就完美了。”华人在意大利生意做得好的，多半是胜在比意大利人高效，而意大利人在中国市场游刃有余，正是在中国人对粗糙的现代化开始反胃的这几年，满足了中国人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竹把手”赚得第一桶金
1986年，刚毕业的徐光辉去意大利攻读博士学位，在佛罗伦萨一落脚，就像走进了中世纪的历史。“街上的房子动不动就是900年，800年历史，100年的算年轻的了，当时以为国外都是纽约华盛顿摩天大楼，没想到还有这种地方。”
初出国门的兴奋劲还没过，他就遇到了现实的困难。徐光辉一下飞机直奔学校，没想到周末学校不开门，要到周一才能注册，而他身边只剩下50美元，住不起佛罗伦萨的旅馆，只好搭几个意大利年轻人的车到Bologna小镇找便宜住处。
等徐光辉省吃俭用熬过了这两天，回到学校报到，头等大事就是去领奖学金，但是领完一个月的奖学金又犯愁了，交了房租押金就所剩无几，这一个月怎么活?当时他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信用卡这回事。
巧的是，校方介绍他投宿的人家，是一位极“左”的意大利老太太，一听房客是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拿出了十倍的热情，答应不收押金，先住后算钱。从此，每天晚餐时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使徐光辉的意大利语突飞猛进。
学业还未开始，这一连串的经济难题就让徐光辉心力交瘁，勤工俭学的念头冒了出来，很快第一份差事就找上了他。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的纺织重镇，徐光辉通过朋友介绍为一家工厂销售纺织机器，除了每个月2000欧元的底薪，每卖出一台机器可以得到5000欧元的佣金。他很快卖出3台机器给一家香港公司，净赚1.5万美元，对于一个身处象牙塔的留学生而言，这笔钱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要一个学生继续安心读书就很难。”徐光辉开始研究不同型号的纺织机械，比较织出的面料优劣，奔波于各个展会推销纺织机，随着对意大利纺织行业日益了解，徐光辉又捕捉到了更大的商机。
佛罗伦萨最著名的企业就是GUCCI，徐光辉敏锐地发现，GUCCI很多款手袋都有一个竹制的把手设计，这种材料在佛罗伦萨价格很高，而在中国几乎遍地都是。于是他化想法为行动，回国找竹制品的生产厂家，又拿着样品去和GUCCI谈判，这个留学生很快有了一个新的身份——GUCCI原料供应商。当时一个竹把手可以赚1.5美元，一年销售100万个竹把手，就是上百万的利润。
“90年代初，所有人拿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有了100万美元，他会干什么?”徐光辉在北京饭店底楼的奢侈品店逛一圈，LV、万宝龙等各种奢侈品牌眼花缭乱，但他什么都没买——这些东西太便宜了。他在济南买下一座饭店，又在佛罗伦萨近郊买下一栋别墅——意大利人通常要还50年贷款才能拥有这样一栋房子。
掘到第一桶金后，徐光辉彻底辍学从商，利用自己对国内外信息的了解寻找商机。90年代“制造”是关键词，他把意大利的纺织机械搬回来；新世纪初人们开始玩“品位”，他做过GUCCI钟表的中国总代理；而当“豪宅”进入NEWMONEY(新贵)的词典时，他的目光又瞅准了意大利家具。他总是能从礼帽里拽出一只活奔乱跳的兔子——市场需要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环境赋予的发挥到极致”。事实上，那个年代意大利华商的奋斗史，基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
华商的崛起
徐光辉初到意大利时，一个80万人的小城里只有两三家中国餐馆(算上打包店)，主打菜色只有腰果鸡丁和春卷。现在小镇上已经有100多家中国餐馆，虽然大部分还是低档消费，人均10到15欧元就可以搞定一餐，但在佛罗伦萨，米兰已经有高档的中餐馆。
四分之一个世纪，徐光辉见证了华商在这个长靴国家的崛起。
一直以来，意大利并不是中国人移民的最好选择，它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六七十年代经济才得以迅猛发展，与欧共体主要经济强国并驾齐驱。因此意大利在历史上是向外移民国家，其法律法规，公权机构和民间组织都不利于移民发展与归化，成为一个特殊的移民国家。另外，意大利语的特殊性也给中国人融入当地社会增加了难度。
90年代初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可以被列入“珍稀物种”，徐光辉“在街上看到一个亚洲面孔就想追上去和人家讲话”。近5至10年来，移民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意大利将近有30万华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温州人总是“唐人街”的主力军。
“过去在意大利的华人移民多是经济移民，大部分是中低端劳动力的迁徙。”徐光辉介绍说，在意大利这样的欧洲高福利国家，对于那些不具备出类拔萃特殊劳动技能的人们来讲，同等条件下收入几乎是中国国内收入的3到5倍。
“华人带来让意大利人目瞪口呆的工作效率。”徐光辉记得，有一次他想找工匠重新铺一下庭院的地砖，因为是周末，意大利工匠给他的答复一律是“周一来看一下”，他无奈找了一家温州作坊，对方立马带着工具赶来，半天就完工。
“温州军团”给佛罗伦萨附近普拉图地区的时装制造业打了一针“强心针”，在10年内迅速发展并成为业内异数。华人勤劳勇敢能吃苦的特点也注定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华人反客为主征服了不少意大利的手工行业，在当地站稳脚跟。不过华人在几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绝对垄断和统治，也引发与意大利当地的社会化矛盾和利益冲突。
除了行业需求，意国“大赦”也是吸引华人移民的主要原因。25年来意大利历史上有过5次大赦，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极少见的。“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意大利的大赦不存在任何功利色彩，没有对特殊人群的偏好与鼓励，更多地讲求平等和合法性，因而吸引了包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批华人，他们多是中低端的劳动大军。”
每次大赦，不但在意大利的“黑户”能获得正常公民待遇，法国、南斯拉夫等其他国家的“黑户”也会赶到意大利，因为获得了意大利公民的身份，在欧盟其他国家也能立足。
低端经济移民的时代逐渐褪色，近5年来，意大利投资和文化移民的比例开始上升。不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比，前往意大利投资移民的比例极小。
“我很爱意大利的家，百年老宅7亩地，几十种花木果树，如果有噪音也是小鸟和狗的叫声。”每年5月，徐光辉能从小鸟的掠劫中抢回一小篮子樱桃，11月能收获足够用一年的橄榄油，在地中海的气候和水土中，几乎每个月都能收获某一种花木或果实。
地中海的异域风情成为不少富豪考虑移民的砝码，不过欧洲的教育资源似乎更有诱惑力。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涌进意大利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而习惯教育竞争“幼齿化”的家长，更希望让孩子从小就在达·芬奇的故乡受熏陶。
徐光辉还记得女儿上学的第一课，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花园里辨认植物——这在中国归在“玩”的范畴，不算正儿八经学习，不过女儿却很高兴。老师布置一篇作文“20年后我的好朋友”，女儿写道，“20年后，她的指甲会长得卷起来，头发会拖到地上，牙齿又黑又黄……”这篇在中国必定归为不及格的作文却被老师夸为“想象力丰富”。除了文艺复兴和歌剧，这只欧洲靴子里也许还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