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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常说：“到中国是回家，去美国是探亲。”
2017年，距离罗斯高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已经整整33年。33年间，他由一名普通的硕士生、博士生，成为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再成为中国教育部聘请的“长江学者”、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和国家外专局“中国友谊奖”的荣膺者。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完成论文500余篇，多篇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文献杂志》等顶尖学术期刊上。
罗斯高每年大多数时间在中国。“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熟悉他的人这么说。
与中国结缘
罗斯高的中文说得很好。学中文主要得益于自己的父亲，1945年，父亲曾在上海呆过半年，当时就认为中国未来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1966年，罗斯高12岁时正式接触中文，所就读的初中被选为全美开设中文课程的少数学校之一。1974年，正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罗斯高，参加了一个到台湾学中文的交换项目。“一开始我只计划去三个月，结果待了三年。” 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年，已在康奈尔大学读硕士的罗斯高，申请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准备在1982年到中国山东，研究农村承包责任制课题。但因故未能成行，他也暂离学校工作了几年。1984年，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南京农业大学邀请康奈尔大学派员来华教授西方经济学。因为会说中文，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的罗斯高被推荐来到中国，后成为首位获准到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学习、搜集资料的外国学人。
1990年，罗斯高在菲律宾参加一场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主办的会议时，结识了当时在马尼拉访学的青年农业经济学家黄季焜，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近二十五年的合作。
黄季焜回国后，与罗斯高分头争取经费赞助，联手开办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他们一同观察了中国农业市场改革路径的反复，见证了农民离开土地，投入乡镇企业或进城打工的变化。中心的研究范畴，还涵盖了农业推广、农村发展和农技科研等领域。中心的政策建议日渐得到农业部和国务院分管领导的重视。
2000年，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由农科院转入中国科学院，并能直接向决策层提交政策简报。在2009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该中心曾向国务院提交了34份政策简报，其中有31份被采用；还有25份得到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批示。对罗斯高来说，从事学术研究、影响政策变革、改善贫困地区的实际面貌，不但互不排斥，还可以三端并举、相互为用。
陈辞于庙堂之高、奔走于田垄之间的人生轨迹，也让他比绝大多数出身西洋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获得了更多实际改变中国的机会。“我的角色有了一些转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某种倡议者，”
解决实际问题
罗斯高的团队曾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调研，发现西北地区小学四、五年级学生中，有近四成都患有缺铁性贫血。而缺铁性贫血又造成了农村儿童发育不良、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走访许多农村后，罗斯高发现，贫困农村儿童的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对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摄取严重不足。“近70%的家长知道把小猪养成膘肥体壮的大猪，需要足够多的微量元素，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婴儿也需要这些。”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每天补助每个贫困地区儿童3元至4元，用于兴办营养午餐。
但这点钱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全面的营养。他提出建议：给农村孩子补足铁质的性价比最好的方式，是提供维生素片。每片只要两到三角钱，就能补充必需的铁质。
罗斯高还发现，在贵州和其他气候条件相似的南方地区，可能有数百万的农村学龄儿童正为寄生虫病所苦。在他的调研试点中，50%的学童感染了蛔虫、钩虫、鞭虫当中的至少一种。早在2010年，罗斯高和团队便针对此一问题提出报告，并呼吁防治儿童寄生虫病有多么重要、又多么简单，“只需每半年吃两片驱虫药，每片不到2元钱，一两天之内就可见效。一个孩子，一年只要8元钱就可以摆脱疾病困扰。”
另一个提升农村儿童学习效率的是保护视力。中国10岁至12岁学生的近视率平均达到三成，但他走访了中国各地上千所农村小学，很少看到小学生戴眼镜；在规模达百人以上的农村中学，戴眼镜的学生大概也只有一两个。
学生是否恰当地戴眼镜，对学习效果影响巨大。有的差生戴了眼镜后能够成为中等生，学生分数的前后差幅平均能达十分。他向镜片厂商募来了8000多组眼镜免费发放。
从营养到防治疾病，从补充铁质到佩戴眼镜，罗斯高意识到，许许多多的细节都在影响着扶贫教育政策的成效。
转向健康与教育
近年来，罗斯高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思考和对策，已从早年关注的农业政策，扩展到另外两大关键领域：健康及教育。中国教育体系的生源结构和阶层流动前景让他忧心。“中国5岁的孩子中，75%都在农村。但是在农村，只有37%的人上高中。”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能不能获得高素质劳动人才的充足供应？
以欧洲成衣产业的专业工人为例：一名欧洲工人需掌握数学、语文、计算机等基础知识方能胜任工作，他的工资每小时可达到11欧元。
他在中国工厂对年轻工人进行考试时发现，若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设置考卷，“有60%的人数学不及格，有70%的人语文不及格，英文就更不用说了”。罗斯高忧心，这样的年轻劳动者，未来恐将无法进入中国经济转型后的高收入劳动人群行列。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培养，是在为未来培养技术人才。“中国过度重视单一岗位技能的职业教育，只是为转瞬即逝的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2014年12月，教育部終于出台一份文件，严格规定，职教院校除了专业技能课，也要开足语文、数学、英文、计算机、体育、历史等各类公共基础课程，职中的公共课程学时应占总学时的1/3，职高的则应不少于1/4。
罗斯高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村家长根本就不重视优生优育，“我在中国农村听到太多祖父母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跟婴儿说话？为什么要唱歌给他听？为什么要给他玩玩具？’”
“我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在谈到城乡孩子的区别时，罗斯高忧心忡忡。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
2017年，距离罗斯高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已经整整33年。33年间，他由一名普通的硕士生、博士生，成为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再成为中国教育部聘请的“长江学者”、中国科学院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得主和国家外专局“中国友谊奖”的荣膺者。在数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完成论文500余篇，多篇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文献杂志》等顶尖学术期刊上。
罗斯高每年大多数时间在中国。“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熟悉他的人这么说。
与中国结缘
罗斯高的中文说得很好。学中文主要得益于自己的父亲，1945年，父亲曾在上海呆过半年，当时就认为中国未来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1966年，罗斯高12岁时正式接触中文，所就读的初中被选为全美开设中文课程的少数学校之一。1974年，正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罗斯高，参加了一个到台湾学中文的交换项目。“一开始我只计划去三个月，结果待了三年。” 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年，已在康奈尔大学读硕士的罗斯高，申请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准备在1982年到中国山东，研究农村承包责任制课题。但因故未能成行，他也暂离学校工作了几年。1984年，一个新的机会出现了，南京农业大学邀请康奈尔大学派员来华教授西方经济学。因为会说中文，在康奈尔大学读博士的罗斯高被推荐来到中国，后成为首位获准到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学习、搜集资料的外国学人。
1990年，罗斯高在菲律宾参加一场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主办的会议时，结识了当时在马尼拉访学的青年农业经济学家黄季焜，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近二十五年的合作。
黄季焜回国后，与罗斯高分头争取经费赞助，联手开办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他们一同观察了中国农业市场改革路径的反复，见证了农民离开土地，投入乡镇企业或进城打工的变化。中心的研究范畴，还涵盖了农业推广、农村发展和农技科研等领域。中心的政策建议日渐得到农业部和国务院分管领导的重视。
2000年，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由农科院转入中国科学院，并能直接向决策层提交政策简报。在2009年到2012年的四年间，该中心曾向国务院提交了34份政策简报，其中有31份被采用；还有25份得到副国级以上领导人的批示。对罗斯高来说，从事学术研究、影响政策变革、改善贫困地区的实际面貌，不但互不排斥，还可以三端并举、相互为用。
陈辞于庙堂之高、奔走于田垄之间的人生轨迹，也让他比绝大多数出身西洋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获得了更多实际改变中国的机会。“我的角色有了一些转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某种倡议者，”
解决实际问题
罗斯高的团队曾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调研，发现西北地区小学四、五年级学生中，有近四成都患有缺铁性贫血。而缺铁性贫血又造成了农村儿童发育不良、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走访许多农村后，罗斯高发现，贫困农村儿童的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对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摄取严重不足。“近70%的家长知道把小猪养成膘肥体壮的大猪，需要足够多的微量元素，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婴儿也需要这些。”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定每天补助每个贫困地区儿童3元至4元，用于兴办营养午餐。
但这点钱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全面的营养。他提出建议：给农村孩子补足铁质的性价比最好的方式，是提供维生素片。每片只要两到三角钱，就能补充必需的铁质。
罗斯高还发现，在贵州和其他气候条件相似的南方地区，可能有数百万的农村学龄儿童正为寄生虫病所苦。在他的调研试点中，50%的学童感染了蛔虫、钩虫、鞭虫当中的至少一种。早在2010年，罗斯高和团队便针对此一问题提出报告，并呼吁防治儿童寄生虫病有多么重要、又多么简单，“只需每半年吃两片驱虫药，每片不到2元钱，一两天之内就可见效。一个孩子，一年只要8元钱就可以摆脱疾病困扰。”
另一个提升农村儿童学习效率的是保护视力。中国10岁至12岁学生的近视率平均达到三成，但他走访了中国各地上千所农村小学，很少看到小学生戴眼镜；在规模达百人以上的农村中学，戴眼镜的学生大概也只有一两个。
学生是否恰当地戴眼镜，对学习效果影响巨大。有的差生戴了眼镜后能够成为中等生，学生分数的前后差幅平均能达十分。他向镜片厂商募来了8000多组眼镜免费发放。
从营养到防治疾病，从补充铁质到佩戴眼镜，罗斯高意识到，许许多多的细节都在影响着扶贫教育政策的成效。
转向健康与教育
近年来，罗斯高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思考和对策，已从早年关注的农业政策，扩展到另外两大关键领域：健康及教育。中国教育体系的生源结构和阶层流动前景让他忧心。“中国5岁的孩子中，75%都在农村。但是在农村，只有37%的人上高中。”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能不能获得高素质劳动人才的充足供应？
以欧洲成衣产业的专业工人为例：一名欧洲工人需掌握数学、语文、计算机等基础知识方能胜任工作，他的工资每小时可达到11欧元。
他在中国工厂对年轻工人进行考试时发现，若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设置考卷，“有60%的人数学不及格，有70%的人语文不及格，英文就更不用说了”。罗斯高忧心，这样的年轻劳动者，未来恐将无法进入中国经济转型后的高收入劳动人群行列。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培养，是在为未来培养技术人才。“中国过度重视单一岗位技能的职业教育，只是为转瞬即逝的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2014年12月，教育部終于出台一份文件，严格规定，职教院校除了专业技能课，也要开足语文、数学、英文、计算机、体育、历史等各类公共基础课程，职中的公共课程学时应占总学时的1/3，职高的则应不少于1/4。
罗斯高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村家长根本就不重视优生优育，“我在中国农村听到太多祖父母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跟婴儿说话？为什么要唱歌给他听？为什么要给他玩玩具？’”
“我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在谈到城乡孩子的区别时，罗斯高忧心忡忡。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