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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社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一个底层化的过程，一个从“共和国的长子”到市场经济的“丑角”的变化过程。东北的二人转，是“小丑的艺术”，是底层的、民间的、草根的艺术形式。我一直在期待着正剧的出现，期待着新的有概括力的宏大叙事的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艺术。黄纪苏编剧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戏剧，它使我们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思文学”。
黄纪苏回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大游行时，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滚滚人潮，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特别让我感动，觉得历史又重新开始了”。粉碎“四人帮”，人们在普遍的憧憬中走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憧憬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但是经过二十年，“我们”成了陌生的、不同的人类。今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继续一路狂奔，而被抛却的许多人则感觉到了不对劲。近年来，各种思想派别围绕着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一种对改革反思的态度已经形成了。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追求，已经转变成为对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再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简单盲目追求的目标，而是也成为我们思考、讨论的对象。《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对象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剧中黄纪苏借助历史学家的“旁白”，站在一种相对“超脱”的历史高度，以一种忧郁的“历史眼光”关注着中华民族任重道远、艰难曲折的历史探索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关系不断发生转变：“抢滩，计划要变市场！/抢滩，书记要变老板！”三十年来语言的改变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每个时代都创造了它自己时代的语言。这个时代也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语言：“效率优先”，“利益最大化”，“骗出一套新体制”，“腐败是次优选择”，“白送”，“吐痰”，“原罪”，“砸烂铁饭碗”，“减员增效”，“弱势群体”…… 社会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表现在语汇的变化上。这些语言的意象成为时代变化的标记。“欲望”、“本能、“自私”、“恶”这些新词的流行伴随着“新时期”对于“人”和“人性”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人的真相是兽，是私，是恶，“他人就是地狱”。人类历史是欲望的跑道，人类社会是强者的猎场。“我看见，竞赛已将两条腿变成四条/我看见，四条腿已将路面变成案板/我看见，案板已将二十世纪变成遥远、漆黑的史前。”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人性不断降落丧失的过程。“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要不你给社会下跪，要不社会给你下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和“强者哲学”使人丧失了人性，变成了野兽：“一九八○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一时间磨牙吮血之声、伤心惨目之象充斥华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借道日益宽阔的社会鸿沟马不停蹄，拉着中华民族迅速‘回归主流’，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更上层楼。”“接轨”和“组合”是剧中最有冲击力的演出场景。“强者跟菜刀接轨/弱者跟肉末接轨”，“人心跟防盗门接轨/人际跟大峡谷接轨/人情跟打火机接轨/人世跟火药桶接轨”。在黄纪苏看来，归根到底，偷天换日、野蛮粗暴的接轨，是人性和兽性接轨，是人间和地狱接轨。
伴随着“与国际接轨”的，是民族内部的分化。社会分化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剧的中心思想，隐含了作者的巨大伤痛。这个戏剧的根本思考正如作者自己所概括的:“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作者对于发展的道路有着挥之不去的忧虑和沉痛：“再往前流——水就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尤其是《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了两条》明显地表达了这种忧思：“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两条/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就这样/一颗心切成两半/你把人间隔成了天壤。”作者把中华民族看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利益的大家庭。《我们是姐妹兄弟》充分体现了黄纪苏有关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和想象：“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黄纪苏的思想及其解决方案鲜明地体现在“我们一起走”的结尾上，这种“和解”的结局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体的民族危机，我们历史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践踏的命运。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构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同一性。因此，他激烈地批判二十多年来流行并且造成了中国民族内部分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黄纪苏反对将“丛林原则”运用于民族共同体内部，反对民族内部的“竞争”，而是要将中华民族整合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去与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竞争。导演王焕青说：“我觉得黄纪苏不是简单地和底层站在一起，不仅是出于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底层站在一起，而是出于一种民族长远利益的忧虑，是对于这个民族灾难的忧惧。”黄纪苏对这种民族前途的深刻忧虑，使他忧心如焚，怒不可遏地谴责自私短视、缺乏民族整体意识的精英阶级，“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到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黄纪苏看到了阶级分化的事实，他所忧虑的是，阶级分化可能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了的民族再一次仆倒。当中华民族以一种崛起的姿态走向新的世纪的时候，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民族”的课题。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隐含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使民族具有高度的政治凝聚力，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具有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
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上演的同时，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文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迷失”的问题。潘维和黄纪苏一样都把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思考的起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基本的原理。然而，今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已经支离破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地冲击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在第三世界内部造成了一个广泛、强大的买办阶级，创造了为其效忠的买办官僚和买办学者，而广大的底层则被排斥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之外。三好将夫在《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指出，跨国资本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最大的排外战略。他追问：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希望。他认为，首先要努力去夺回国家。“现在国家是唯一能够保护人民免受无法控制的混乱或不能调解的暴力侵害的政治机构。”在今天，天生具有全球化本质的资本越来越具有“激进”的性质，与此同时，左翼相反失掉了它的激进政治的性质，表现为明显的“保守”倾向。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着被殖民的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黄纪苏认为，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一八四○年西方强加于我们的命运，“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现代民族国家垄断了所有合法的暴力，因此，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说，“当代没有哪一类民族—国家能与潜在的极权统治完全绝缘”。作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种抵抗机制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暴力机制充满了高度暧昧的性质和复杂的含义。在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内部的暴力和压迫性质被忽视甚至合理化了。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民族主义是一种男权主义话语。用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祖国。”女性主义关注到了民族国家内部性别的压迫。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则可以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里揭示了一条朴素的真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当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的时候，左翼思想应该意识到，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可以凭借的堡垒，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陷阱。盖尔纳说，马克思主义者抱怨，社会主义的信被错误地送到了民族主义的手中。（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因此，如果不超越民族主义的视野，左翼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在黄纪苏看来，中国现代历史的第一步是推翻一八四○年以来强加于我们的“近代史”，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华民族向虎狼学习仅仅是一种手段，最终必然克服虎狼之道——“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规律’为人类另辟蹊径”，而不是在这一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本性。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部戏中，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民族国家的观念，一个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黄纪苏对民族国家利益有着清醒的意识，他意识到中华民族只有克服分裂才能在这个虎狼世界中获得生存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民族被贫富分化所撕裂，他看到民族被分成了天差地别不同的阶级，他看到了民族内部的“竞争”和践踏，他看到了同一个民族被分成了吃者和被吃者。他看到一方面是陈良宇、周正毅，一方面是孙志刚、王斌余；一方面是践踏、侮辱，一方面是被损害、被侮辱；一方面是巧取豪夺、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命如草芥、哀苦无告。他克服分裂的药方是古老的人道主义。他向精英阶级发出人道主义的呐喊、呼告：我们同属一个民族。他认为，在一个民族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携手，而不应该是互相践踏：“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王焕青说，黄纪苏站在普通的大众身边，站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主义的过程当中，在这条大路上无力往前走的人，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那些被忽略的人的立场上。在本质上，黄纪苏是一位像杜甫一样的“诗史”性的诗人。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他不喜欢打打杀杀，不喜爱“竞争”，宁愿看到的是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场景。然而，他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结尾“我们一起走”的这种想象是美丽的，然而却是无力的。知识界围绕着这个戏的上演所发生的争论，也清楚地说明了“共识破裂”，说明了利益和思想深刻的分化已然是一种不争的现实，“我们一起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借用最近读到的吴君的长篇小说的书名，“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在野兽的叫啸中，人道主义的呼声是没有力量的。
黄纪苏尽管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可是另一方面却将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加怀疑地接受下来，很自然地按照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把人划分为强者和弱者，在某种程度上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之中。他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类比。他戏剧中人物分成两类：强者和弱者。精英等同于强者，民众等同于弱者。这种基本的分类方式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根本不同的。黄纪苏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中的强者和弱者与自然界的强者和弱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强比弱，并不是像自然界一样是比智力拼体力，社会上的强者和弱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权力配置，而不是他们自身的能力所决定的。黄纪苏在某种意义上将强者和弱者本质化、自然化了，从根本上来说，强者和弱者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实际上，要从根本上推翻弱肉强食的现象，首先是要揭露出这种强者和弱者的秩序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与社会权力以及财富结合的不同方式，人们才被分化成了强者和弱者。要改变强和弱的对比，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结构，创造新的话语和游戏。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弱肉强食的现象，不能依靠道德、良心，不是幻想感动“精英”、“强者”，而是需要产生一种反抗“强者”的思想，赋予“弱者”以知识的武器，使“弱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归根到底，必须使“弱者”产生集体和认同，使他们组织团结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因此，思想的本质就是“非神秘化”，就是使“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使“陌生”的东西成为“自然”。真正革命性的戏剧应该是对统治逻辑进行强有力的、毁灭性的爆破的戏剧，革命性的思想就是一切使权力非神秘化的思想，批判就是将一切装神弄鬼的意识形态打回它的原形。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黄纪苏实际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向“精英”呼吁，尤其把眼光停留在知识精英上，他实际上根本“无视”大众和底层的力量。
二○○○年上演的《格瓦拉》，是在当时左右翼交锋的思想背景下浮现出来的。当一些人兴奋不已的时候，我却将它看做是当代左翼思想失败的一个症候。我不喜欢那种苍白抽象、近乎歇斯底里的叫嚣，正与反简单的二元对立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力量。如果左翼仅仅是利用一种社会情绪，而不是生产新的知识，那么就不会有希望和力量。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给人以强烈的“暴力”的印象，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它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巨大剧烈的变化过程放进这一戏剧形式之中。它涵盖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剧烈的冲突，它使我们被迫去思考。在整个几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观众的心灵和大脑被撕裂着，自始至终窒息一般地紧张，没有喘息放松的机会。这个戏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语言的力量。黄纪苏的语言非常有个性，鲜活俏皮，泼辣有力，机智幽默，既带有生活本身的气味，又充满着浪漫的诗意。他的语言工作使人联想到浓缩铀的工作，他使“现实”达到一种“思想”的临界状态。
《我们走在大路上》令人想起老舍的《茶馆》，它们都有关民族国家的主题。《茶馆》表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通过表现三个时代而为一个旧的世界送葬。它通过个体的悲剧来表现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黄纪苏说他比较喜欢写意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个戏的缺点却是太“实”。它和刚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历史贴得太紧。《茶馆》集中写三个时代，《我们走在大路上》却过于平均用力，平铺直叙地将三十年用一种“世说新语”的方式“放”到舞台上。这个正面强攻的戏剧，需要更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需要更好地提炼，使戏剧性更集中强烈。它过分地依赖了那些流行一时的“段子”。密集的“段子”与其说真正揭示了我们的时代，还不如说壅塞了我们的思考。我们不由自主地被“段子”的洪流席卷而去，天旋地转。这些“段子”既表现了时代，同时，又遮蔽时代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走在大路上》好像抓住了时代，实际上时代却仍然从我们手中逃逸了。我们应该把它打碎，并且重新铸造。
二○○六年十二月九日
黄纪苏回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大游行时，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滚滚人潮，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特别让我感动，觉得历史又重新开始了”。粉碎“四人帮”，人们在普遍的憧憬中走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憧憬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但是经过二十年，“我们”成了陌生的、不同的人类。今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继续一路狂奔，而被抛却的许多人则感觉到了不对劲。近年来，各种思想派别围绕着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一种对改革反思的态度已经形成了。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追求，已经转变成为对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再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简单盲目追求的目标，而是也成为我们思考、讨论的对象。《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对象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剧中黄纪苏借助历史学家的“旁白”，站在一种相对“超脱”的历史高度，以一种忧郁的“历史眼光”关注着中华民族任重道远、艰难曲折的历史探索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关系不断发生转变：“抢滩，计划要变市场！/抢滩，书记要变老板！”三十年来语言的改变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每个时代都创造了它自己时代的语言。这个时代也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语言：“效率优先”，“利益最大化”，“骗出一套新体制”，“腐败是次优选择”，“白送”，“吐痰”，“原罪”，“砸烂铁饭碗”，“减员增效”，“弱势群体”…… 社会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表现在语汇的变化上。这些语言的意象成为时代变化的标记。“欲望”、“本能、“自私”、“恶”这些新词的流行伴随着“新时期”对于“人”和“人性”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人的真相是兽，是私，是恶，“他人就是地狱”。人类历史是欲望的跑道，人类社会是强者的猎场。“我看见，竞赛已将两条腿变成四条/我看见，四条腿已将路面变成案板/我看见，案板已将二十世纪变成遥远、漆黑的史前。”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人性不断降落丧失的过程。“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要不你给社会下跪，要不社会给你下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和“强者哲学”使人丧失了人性，变成了野兽：“一九八○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一时间磨牙吮血之声、伤心惨目之象充斥华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借道日益宽阔的社会鸿沟马不停蹄，拉着中华民族迅速‘回归主流’，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更上层楼。”“接轨”和“组合”是剧中最有冲击力的演出场景。“强者跟菜刀接轨/弱者跟肉末接轨”，“人心跟防盗门接轨/人际跟大峡谷接轨/人情跟打火机接轨/人世跟火药桶接轨”。在黄纪苏看来，归根到底，偷天换日、野蛮粗暴的接轨，是人性和兽性接轨，是人间和地狱接轨。
伴随着“与国际接轨”的，是民族内部的分化。社会分化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剧的中心思想，隐含了作者的巨大伤痛。这个戏剧的根本思考正如作者自己所概括的:“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作者对于发展的道路有着挥之不去的忧虑和沉痛：“再往前流——水就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尤其是《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了两条》明显地表达了这种忧思：“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两条/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就这样/一颗心切成两半/你把人间隔成了天壤。”作者把中华民族看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利益的大家庭。《我们是姐妹兄弟》充分体现了黄纪苏有关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和想象：“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黄纪苏的思想及其解决方案鲜明地体现在“我们一起走”的结尾上，这种“和解”的结局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体的民族危机，我们历史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践踏的命运。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构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同一性。因此，他激烈地批判二十多年来流行并且造成了中国民族内部分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黄纪苏反对将“丛林原则”运用于民族共同体内部，反对民族内部的“竞争”，而是要将中华民族整合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去与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竞争。导演王焕青说：“我觉得黄纪苏不是简单地和底层站在一起，不仅是出于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底层站在一起，而是出于一种民族长远利益的忧虑，是对于这个民族灾难的忧惧。”黄纪苏对这种民族前途的深刻忧虑，使他忧心如焚，怒不可遏地谴责自私短视、缺乏民族整体意识的精英阶级，“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到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黄纪苏看到了阶级分化的事实，他所忧虑的是，阶级分化可能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了的民族再一次仆倒。当中华民族以一种崛起的姿态走向新的世纪的时候，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民族”的课题。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隐含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使民族具有高度的政治凝聚力，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具有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
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上演的同时，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文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迷失”的问题。潘维和黄纪苏一样都把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思考的起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基本的原理。然而，今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已经支离破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地冲击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在第三世界内部造成了一个广泛、强大的买办阶级，创造了为其效忠的买办官僚和买办学者，而广大的底层则被排斥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之外。三好将夫在《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指出，跨国资本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最大的排外战略。他追问：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希望。他认为，首先要努力去夺回国家。“现在国家是唯一能够保护人民免受无法控制的混乱或不能调解的暴力侵害的政治机构。”在今天，天生具有全球化本质的资本越来越具有“激进”的性质，与此同时，左翼相反失掉了它的激进政治的性质，表现为明显的“保守”倾向。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着被殖民的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黄纪苏认为，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一八四○年西方强加于我们的命运，“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现代民族国家垄断了所有合法的暴力，因此，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说，“当代没有哪一类民族—国家能与潜在的极权统治完全绝缘”。作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种抵抗机制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暴力机制充满了高度暧昧的性质和复杂的含义。在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内部的暴力和压迫性质被忽视甚至合理化了。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民族主义是一种男权主义话语。用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祖国。”女性主义关注到了民族国家内部性别的压迫。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则可以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里揭示了一条朴素的真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当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的时候，左翼思想应该意识到，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可以凭借的堡垒，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陷阱。盖尔纳说，马克思主义者抱怨，社会主义的信被错误地送到了民族主义的手中。（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因此，如果不超越民族主义的视野，左翼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在黄纪苏看来，中国现代历史的第一步是推翻一八四○年以来强加于我们的“近代史”，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华民族向虎狼学习仅仅是一种手段，最终必然克服虎狼之道——“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规律’为人类另辟蹊径”，而不是在这一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本性。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部戏中，有两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民族国家的观念，一个是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黄纪苏对民族国家利益有着清醒的意识，他意识到中华民族只有克服分裂才能在这个虎狼世界中获得生存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民族被贫富分化所撕裂，他看到民族被分成了天差地别不同的阶级，他看到了民族内部的“竞争”和践踏，他看到了同一个民族被分成了吃者和被吃者。他看到一方面是陈良宇、周正毅，一方面是孙志刚、王斌余；一方面是践踏、侮辱，一方面是被损害、被侮辱；一方面是巧取豪夺、为所欲为，一方面是命如草芥、哀苦无告。他克服分裂的药方是古老的人道主义。他向精英阶级发出人道主义的呐喊、呼告：我们同属一个民族。他认为，在一个民族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携手，而不应该是互相践踏：“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王焕青说，黄纪苏站在普通的大众身边，站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主义的过程当中，在这条大路上无力往前走的人，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那些被忽略的人的立场上。在本质上，黄纪苏是一位像杜甫一样的“诗史”性的诗人。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说他不喜欢打打杀杀，不喜爱“竞争”，宁愿看到的是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场景。然而，他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结尾“我们一起走”的这种想象是美丽的，然而却是无力的。知识界围绕着这个戏的上演所发生的争论，也清楚地说明了“共识破裂”，说明了利益和思想深刻的分化已然是一种不争的现实，“我们一起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借用最近读到的吴君的长篇小说的书名，“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在野兽的叫啸中，人道主义的呼声是没有力量的。
黄纪苏尽管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可是另一方面却将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加怀疑地接受下来，很自然地按照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思路，把人划分为强者和弱者，在某种程度上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圈套之中。他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类比。他戏剧中人物分成两类：强者和弱者。精英等同于强者，民众等同于弱者。这种基本的分类方式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根本不同的。黄纪苏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中的强者和弱者与自然界的强者和弱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强比弱，并不是像自然界一样是比智力拼体力，社会上的强者和弱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权力配置，而不是他们自身的能力所决定的。黄纪苏在某种意义上将强者和弱者本质化、自然化了，从根本上来说，强者和弱者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实际上，要从根本上推翻弱肉强食的现象，首先是要揭露出这种强者和弱者的秩序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由于与社会权力以及财富结合的不同方式，人们才被分化成了强者和弱者。要改变强和弱的对比，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结构，创造新的话语和游戏。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弱肉强食的现象，不能依靠道德、良心，不是幻想感动“精英”、“强者”，而是需要产生一种反抗“强者”的思想，赋予“弱者”以知识的武器，使“弱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归根到底，必须使“弱者”产生集体和认同，使他们组织团结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因此，思想的本质就是“非神秘化”，就是使“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使“陌生”的东西成为“自然”。真正革命性的戏剧应该是对统治逻辑进行强有力的、毁灭性的爆破的戏剧，革命性的思想就是一切使权力非神秘化的思想，批判就是将一切装神弄鬼的意识形态打回它的原形。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黄纪苏实际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向“精英”呼吁，尤其把眼光停留在知识精英上，他实际上根本“无视”大众和底层的力量。
二○○○年上演的《格瓦拉》，是在当时左右翼交锋的思想背景下浮现出来的。当一些人兴奋不已的时候，我却将它看做是当代左翼思想失败的一个症候。我不喜欢那种苍白抽象、近乎歇斯底里的叫嚣，正与反简单的二元对立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力量。如果左翼仅仅是利用一种社会情绪，而不是生产新的知识，那么就不会有希望和力量。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给人以强烈的“暴力”的印象，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巨大的震撼和冲击。它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巨大剧烈的变化过程放进这一戏剧形式之中。它涵盖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剧烈的冲突，它使我们被迫去思考。在整个几个小时的演出过程中，观众的心灵和大脑被撕裂着，自始至终窒息一般地紧张，没有喘息放松的机会。这个戏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语言的力量。黄纪苏的语言非常有个性，鲜活俏皮，泼辣有力，机智幽默，既带有生活本身的气味，又充满着浪漫的诗意。他的语言工作使人联想到浓缩铀的工作，他使“现实”达到一种“思想”的临界状态。
《我们走在大路上》令人想起老舍的《茶馆》，它们都有关民族国家的主题。《茶馆》表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通过表现三个时代而为一个旧的世界送葬。它通过个体的悲剧来表现一个民族的悲剧命运。黄纪苏说他比较喜欢写意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个戏的缺点却是太“实”。它和刚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历史贴得太紧。《茶馆》集中写三个时代，《我们走在大路上》却过于平均用力，平铺直叙地将三十年用一种“世说新语”的方式“放”到舞台上。这个正面强攻的戏剧，需要更强大的思想穿透力，需要更好地提炼，使戏剧性更集中强烈。它过分地依赖了那些流行一时的“段子”。密集的“段子”与其说真正揭示了我们的时代，还不如说壅塞了我们的思考。我们不由自主地被“段子”的洪流席卷而去，天旋地转。这些“段子”既表现了时代，同时，又遮蔽时代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走在大路上》好像抓住了时代，实际上时代却仍然从我们手中逃逸了。我们应该把它打碎，并且重新铸造。
二○○六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