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中国地图，在长江之滨，洞庭湖以北，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心脏，而这颗明珠的中心就是凤凰的故乡——历史文化名城荆州。从两千年前的屈原、宋玉开始，古往今来的文人、学者、政治家从荆江两岸走向中国的大舞台。他们熠放着凤凰故乡的光彩，以那真诚的爱国之心、渊博的学识，驰骋风云，为中国创造着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从古城荆州的陋巷中走出的名人，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好戏。今天，我们缅怀他们，颂扬他们，绝不仅仅只是图解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他们——中华民族的脊梁身上，发现出那亘古不变的精神，以激励后人。
　　 至今，年逾花甲的浦士培仍然难以忘怀1982年那个冬天，他与著名文学家欧阳山的一面之缘。这位当年负责编撰《江陵县志》的负责人每每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一幕时，仍然心潮澎湃。“先生身着一套旧蓝卡其中山服，脚下穿着一双软底皮鞋”。“亲切、平易”的欧阳回忆起儿时的往事时，仍掩饰不住内心的伤感，“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也不知道亲生父母的姓名”。欧阳山那藏在皱纹中的深深叹息让浦士培也戚戚不止。
　　 “欧阳山，1908年12月生于湖北荆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因家境穷困，幼时被卖给姓杨的人家，从小随着杨父四处流浪。”这是《江陵县志》中对文学家欧阳山的一段介绍。
　　似乎，每个在历史上划过一道光亮痕迹的人在童年时总是受到命运的戏弄。或许是必“先苦其心志”吧，或许是造化弄人吧，那一段贫苦、漂流的生活却赋予了欧阳山深切的人生感受，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正是依存着这感受、这记忆，这个坚强而不愿意屈服的人把满心的忧愁和呐喊写在了纸上。于是，16岁那年，欧阳山的处女作《那一夜》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此后，勤奋的欧阳山踏上了宽广的文学之路。
　　20世纪20、30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混乱、波折的一段时期，中华民族何去何从，在普通人眼中，依然是无情的幻灭和希望的消逝。军阀、政客、投机家粉墨登场，神州大地乌烟瘴气。然而，大混乱的时代也孕育着社会的新生，饱受着苦难，心怀大志的忧国士们挺立潮头，为中国的未来力挽狂澜。青年欧阳山也尝试着用笔去为真理战斗，他写文章，针砭时弊；他办刊物，唤醒国人。很快，在文学泰斗郭沫若的关怀和指导下，他被介绍到中山大学去当旁听生。后来，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欧阳山受命主持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州分盟”的工作。他拥护鲁迅，高呼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启迪国人。在反动派的通缉中，他一次又一次流离失所，但从未放弃心中熊熊燃烧的革命文学火焰。
　　抗日战争时期，身处革命圣地延安的欧阳山，被根据地人民火热的革命热情所感染。他用他那勤奋的笔记下了这一切，《活在新社会里》、《高干大》等作品迅速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名作。1944年的7月1日，36岁的欧阳山收到了毛主席写给他和丁玲的信，信中说：“快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建国后，孜孜不倦的欧阳山赢来了其人生创作中的又一个写作高峰。生活的稳定，国家的朝气，火热的年代，使激情的欧阳山如椽之笔，一泻千里，《三家巷》、《苦斗》等等一时风行大江南北。欧阳山也因此得到许多荣誉，先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华南文联主席，广东文联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晚年的欧阳山过着恬静的生活，虽然在1984年就患上了眼疾，但“壮心未与年俱老”，欧阳山始终没有放下一生中陪伴他的笔。他抱疾写下了100多篇杂文和回忆录。1988年，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又开始修改他150万字的巨著《一代风流》，其校改和增删的地方竟有1039处之多，可见老人的认真和仔细。
　　在跨入新世纪的2000年1月，92岁的欧阳山被授予中国文艺界最高荣誉“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奖章。然而，8个月之后，这位以文学为武器、以革命为已任的老人静静地离开了人间。
　　这位从小就流浪外地的荆州故人直到逝世之前，也未踏上回家乡探访那儿时伙伴的路程，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如今，那苍老的古城墙，那蜿蜒的护城河，那低矮的民居，那现代的高楼，把古城荆州装扮成为一座繁华的都市。年轻的人们，你们可曾记得90多年前，从这片土地中走向全中国的文学家——欧阳山么！
　　一副善良的面容，但带着一丝严肃和认真，薄薄的镜片后面藏着一双明亮而睿智的眼睛。他讲话虽然没有豪言壮语，却始终如潺潺流水，渐入人心。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樊明武。
　　出生于沙市小巷的樊明武，早年以回旋加速器和磁铁理论闻名于世，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数十年，在离开母校——华中科技大学36年后，年逾花甲的樊明武院士在2001年受命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重回母校，我冲的不是权位和享受，而是报恩来的。我要像当年学校培养我那样，为学生创造更好的环境。”樊明武在上任之初曾这样说。
　　这位从荆楚大地走出并响誉中国乃至全球的院士与校长也曾有过难忘的贫困经历，因此，他十分关注校园里的贫困生，他曾勉励那些因出生寒门而深感自卑的学子：现在不是一个有钱人，为何不去想做一个有钱人的先辈呢！他颂扬开放的精神和回报社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举行华中科技大学开放日，让学生接触社会，让社会了解大学。而在樊明武院士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华中科技大学要成为精神的大熔炉。
　　有一件事情曾在樊明武院士的内心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见过一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一个阿拉伯人把吃过的冰棍包装纸随手扔在公园的地上，一个小学年龄的女孩拾起这张纸仍进了垃圾桶，然后对那个阿拉伯人说：‘你不要把我们美国弄脏了。’”樊院士感叹道：“一个美国的小学生都能够把‘仍垃圾’、‘捡垃圾’这件事与‘爱国’联系起来，这真是让我们汗颜。”然而，更让他汗颜的却是他在国内遇到的一件事。“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边吃零食边将杂物抛进长江，我劝告他不要这样做。但他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深刻地刺痛了这位学者的心。
　　因此，在赴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后，他向全校师生提出“明德厚学”的校训。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是最重要的。他常常说起他的老师钱三强的一段话，“科学是人类前进的动力，而人文是矢量，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基于这些思考，樊明武提出了建立“三个无污染”的大学，即“无学术污染”、“无信誉污染”、“无环境污染”。樊明武感叹地说：现在总有人研究我国的诺贝尔空缺现象，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教育、学术界的“浮躁”之风盛行是根本原因。试想，如果连一篇普通的论文都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诺贝尔奖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砸到我们头上来吗？因此，要强调“无学术污染”、“无信誉污染”、“无环境污染”，就是要为我们的心灵固守一份精神的净地。
　　至今，华中科技大学的师生员工还记得樊明武刚担任校长不久的一件事情。那是雨后的一天，他在晨练时看到学生们在泥宁的操场上锻炼，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安排铺设了草坪。没过多久，他发现操场上的学生反而少了，原来有关部门在此围起了栅栏，进去锻炼要收费。“立即拆掉”。下了这道命令，过了一周仍不见动静，一向温和的樊明武火了：“今天我要看着你们拆，不拆完，我就不走了！”
　　一切为了学生，这是樊明武孜孜追求的信念。于是，可以容纳1.8万名学生同时上课的西十二教学楼拔地而起；宽敞明亮、方便实用的学生澡堂装修一新；物美价廉的学生食堂闻名全国；完全学分制逐步推广。而学校的行政楼，樊明武的办公室，却依然简朴。
　　在世纪之初，樊明武曾回家乡荆州做过一次演讲，那次演讲的阵势和影响力至今仍在家乡人们的笑谈中。假如你深入那窄窄的陋巷，也许那些老街坊们会与你津津乐道地谈论从这里走出的樊明武和他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学者的荣誉。当他时常仰望星空有所思时，是否会常常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还有那巍峨的古城墙呢？
　　倘若你仔细看他的眼睛，同样的是薄薄的镜片后那似曾睿智，却也有着独特的神采。你一定会想起一个人，不错，那就是前面刚介绍过的院士樊明武，可那份独特的神采却属于樊明武的哥哥——武汉大学医学院院长，我国著名口腔医学家樊明文。
　　兄弟俩齐出名的事情在当代的荆州还不多见，但他们兄弟俩绝对是足以让家乡骄傲的。医学家樊明文是全国政协委员，早年留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回国后致力于口腔学的研究。与弟弟樊明武一样，他们都在国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和开发。早在1986年，樊明文就从国外引进口腔生物教学内容，并撰写《口腔疾病发生的生物学基础》，最早开设了口腔内科学课程，一时引起轰动。随后，他又首创将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技术应用于龋病等口腔疾病的病因及控制研究，使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获得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于成绩卓越，他在1994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称号。
　　不过，一直以来，樊明文都不太愿抛头露面。对于他而言，学问才是一个学者的根本，将科学应用于实际则更是他回报社会的终极目的所在。直到前年的年初，时年61岁的樊明文出任武汉大学医学院院长，而他的弟弟樊明武一个月后出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之时，才渐渐成为媒体所关注的焦点。一对兄弟，一“文”一“武”，几乎同时在同一座城市的两所名牌大学出任要职，这成为当时湖北教育界乃至全国的“头等佳话”。
　　走向公众视野的樊明文倡导“真人做真事”，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学界生态。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他常常向政府谏言、向社会呼吁“以人为本”。因为医学的本身就是“人的学”。他曾直言：“现在职称和工资挂钩，而不是学术能力的体现。我建议废除职称评审，改为单位聘任！”在樊明文看来：“初期的职称评审对调动工作积极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今，它已经失去设置的本意，反而滋生出许多怪现象。中国科学院已经取消职称评审，改为单位聘任，工资与职称从此脱钩。”樊明文说：“应把它推而广之。”
　　他还痛斥科技成果鉴定的弊病，主张“科技成果鉴定应背对背”。“我们常常收到这样的信息：某某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真有那么多的省级鉴定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吗？”在樊明文看来，成果鉴定会本意是促进科技发展，可国内的科技成果鉴定会水平逐年下降。在思考之后，樊明文认为是因为鉴定的主导模式有问题：如果有了成果，就报到当地相关部门鉴定，并由本人提名专家参加鉴定会，以单位名义出面邀请专家。这种鉴定会常常是面对面的。而这种“面对面”的模式会导致鉴定会的不科学。“实际连在正规杂志上发表的资格也没有”。因此，樊明文曾奔走疾呼，取消这种“面对面”的鉴定会制度，期望成立省部级鉴定委员会。背对背作出书面评审，并对评审意见绝对保密。
　　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医学实践，但也期望用自己的社会能量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樊明文目前所做的事情。
　　只是，当年养育着这对“国宝级”兄弟的父母，在摆着小摊，卖些杂货，以维持生计、艰苦度日时，会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因为知识改变了命运，而成为当代中国的风云人物吗？
　　上海，明亮的客厅里悬挂着李锐赠的手书条幅，抄录着刘禹锡的《浪淘沙》：
　　 莫道谗言如浪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地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这幅手书条幅的主人是原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国务院第一届、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荆州人——王元化。
　　王元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王芳荃教授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平铁道学院（现北京交大）执教，闻一多、余上沅、梁实秋等我国一批现代著名学人，都曾是他的学生。由此王元化在清华南院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并在清华附属的成志小学接受启蒙教育。自幼生长在一个文化气氛很浓的家庭中的王元化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和陶冶。西方文明的理性思辨和东方文明的德行操守，都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危机四伏，日本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深地刺痛了青年王元化。偌大的中国已经摆放不下一个书桌了。中断学业的王元化早在北平时期就参加了“民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战热潮中，后来他又在上海参加了平津同学流亡会的活动。
　　1938年年初，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元化，在江苏省文委的领导下，与杨帆、郑山尊等战友一道，做一些文艺界的联络工作。他激情奔放，血气方刚。有许多老作家，如包天笑等都记得这个“很能说话”的青年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王元化在中共华东局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负责筹建新文艺出版社。王元化为人耿直，淡泊名利，但却继承了父亲的暴烈脾气。生为楚蛮的王元化常常为了自己笃信的真理坚持不渝，他不愿意圆滑，不愿意委曲求全，总觉得有个真理的殿堂等着自己去朝拜。
　　于是，在一个颠倒而混乱的年代，有着独立思维和做人原则的王元化成为不合时宜的人。因为负责出版胡风的两本书，王元化被隔离审查。“革命内部的清理”比对反革命的清理其声势似乎更为严厉，在迎面掷来的嚣嚣盈耳的“交待问题”的斥责声中，审查指定给王元化的是一个不公平的位置。他所需要做的其实只是承认一种声音的力量，这种声音是权威性的，因而也是“无可置疑”的。而他个人所代表的另外一种声音是这么弱小，并因隔离又显得如此孤寒，他不由怀疑：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非该如何判定？如果这对立的双方必定有一方是错误的，这错误又究竟是谁呢？
　　在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幕后，王元化思想的光束却越来越明亮。在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讲课中，他对学生讲得最多的，还是要他们好好念书做学问。他常常讲自己过去的经历，尤其是隔离时期的读书生活。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意思：理论不仅是求知，学问不仅是博闻，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来，这才是求学的真谛。他说，他在遭受磨难时，最能够体会到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受腐刑、下蚕室，本可一死，一了百了，却忍辱负重，偷生苟活，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把生命看得太重？真是好死不如赖活么？他绝不是的！司马迁当时如果就那样死了，他简直就像一只蚂蚁、一根干草，与粪壤土蛆同朽。然而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司马迁真正懂得人格的尊严、生命的高贵。他把人的精神存在的意义，看得高于形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他视人格的力量，寄予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人格力量，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所以能战胜逆境，战胜屈辱、战胜人生的最大不幸。从粪土之中，昂起不可屈辱的头颅。司马迁的生命气质，是真正的高贵。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思想解放年代，王元化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为改革摇旗呐喊，并参与评选出了改革开放后首批大学教授。在辞去一系列职务后，他致力于对近现代思想家类型的人物，如杜亚泉、汤用彤、熊十力以及顾准等作进一步研究，从而迎来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红红火火的春天。
　　1948年的云南昆明，西南大戏院。
　　一位年轻的女孩子用她优雅的唱功和敏捷的身手征服了在场的观众。她前面演的是花旦戏《铁弓缘》，后面又演武生戏《周瑜归天》，旦角兼演武生，这在京剧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意气风发的文武全才就是祖籍荆州、成长在汉口的关肃霜。
　　然而，仅仅只是五年前1943年的汉口天声舞台上，刚担任主唱不久的关肃霜却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那时正直火炉武汉的夏天，太阳如烧着的煤炉掀起滚滚的热浪，没有舞台经验但一心想唱好戏的关肃霜早早的就在后台化好妆，等候开场。不料时间一长，等挨到她上场的时候，头上出的汗把涂抹在脸上的油彩弄得七零八落，不仅成了大花脸，还让初次担任主唱的关肃霜头晕和恶心，在唱了几段后，终于忍不住一屁股坐在台上。观众顿时冷嘲热讽，骂声四起，一片哗然。
　　旧时戏班里有一句俗话，说什么“若要人前显贵，别怕吃苦受罪”。关肃霜之所以日后成为京剧名旦、一代京剧大师，享誉神州大舞台，正是当年不断的吃苦受罪锤炼出来的。
　　关肃霜学名关鹩鹃，小名大毛，1928后出生在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父亲关永斋原是梆子班唱花面的，后来改习文场，因为他肚子里的货多，什么戏都能打，成了汉口有名的鼓师。关永斋原先常常打鼓的地方是汉口的新市场，后来易名为民众乐园，有如当时上海的大世界，是一个百戏杂陈的喧嚣场所。耳闻目睹的关肃霜满怀着好奇心欣赏着这些眼花缭乱的戏剧。天长日久也就浸入其中了。最初只是自学，和戏班里一群娃娃们练些杂技中的“前翘”、“后翘”之类的。14岁那年，已经人模人样的关肃霜哀求父亲要学戏，然而旧时的拜师除了一套陈腐的礼节外，还要礼送师傅大烟和黄金，身处贫困家庭的关肃霜自然是力不从心，也只好暗自叹息。
　　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1942年，江南武生王韵武和刀旦戴绮霞夫妇来到武汉，在大舞台挑班，经人托书，戴绮霞决意收关肃霜为徒，学徒6年。荆州本是凤凰的故乡，远古时代在荆楚大地的人们曾把凤凰作为自己的图腾，直到现代，它仍然是吉祥的象征。于是，父亲将学名为关鹩鹃改为关肃霜。肃霜就是传说中凤凰的别名。果然，若干年后，这只飞起的凤凰翱翔千里，在中国的京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平心而论，关肃霜不是很聪明的人，不过，她的勤奋足以使她在同龄人中独占鳌头。自从1943年在汉口天声舞台上出足洋相后，关肃霜就下定决心要把戏演好。她的秘诀就是“多看”、“多问”、“多练”。看到谁演得出色，就一声“叔叔”、“大爷”，然后恭恭敬敬地上前求教。每天除了伺候师傅，烧水端茶洗衣服外，一有空，她就去练功。于是，老生戏、花脸戏、小生戏、武生戏等等，都一一被关肃霜攻克。一位京剧全才从此耀眼神州。
　　在1948年云南昆明的那次演出大获成功后，关肃霜便留在了春城。后任昆明京剧团团长、云南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云南省京剧院的谢鲁至今还津津乐道地回忆说：“80年代《铁弓缘》在北京上演时，关肃霜唱的那段‘娃娃调’，一句一个好，12句被观众叫了12个好。”
　　直到1992年，在昆明举办的第三届艺术节上，作为压轴戏的大型京剧舞蹈《水漫金山》由已60多岁的关肃霜领衔主演。但不幸的是，三天后，刚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绝妙绝伦大戏的关肃霜终因劳累过度，与世长辞，《水漫金山》成为了她最后一次辉煌的演出和绝响。
　　人们还记得郭沫若看了《水慢金山》的演出后曾题诗称赞她的演出：
　　舞姿轩昂回落照，
　　歌喉嘹亮遏行云。
　　身披铁锁温侯活，
　　水漫金山白氏真。
　　一代京剧大师就好似香缕随风去了，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形象却永远放射光彩。
　　有人曾说过：历史就像河水一样漫过人生，人们以为自己是岸，可以永远乐观地眺望，最终生命却成为河床，与最初的愿望一起沉默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至少，他们不会。欧阳山、樊明武、樊明文、王元化、关肃霜不会，他们勇敢地跳进历史的长河中。不管是已经去世的，还是至今仍用绵薄之力为社会职守真诚的他们，故乡的人永远为他们骄傲，那摇曳在护城河边上的柳树永远是他们生命中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