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之精神
　　
　　英国的一位学者曾经辛苦地进行过统计，他发现“文化”这个词有160多种定义，我也在以往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对文化的独特理解。而此时我把文化定义为“社会之精神”，是想从一个新的角度说一说文化的功能。
　　许多人把文化一词作“部门化”的理解，把文化部官员们管辖范围内的事情认定为“文化”，我认为这太狭隘了。有一个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了进行招商引资，请几个歌手唱唱歌，这就“文化”了？——“文化”成了广告词一样的吆喝声。
　　我这里说的是“大文化”，大到几乎无所不包，所有原先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都是文化的产物。这样，能与“文化”相提并论的就只剩下是“社会”一词了。我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文化是作为社会的精神而存在的”，与此相对偶的一句就是“社会是作为文化的肉身而存在的”。实际上，文化与社会实为一物，打个比喻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是文化，他的肉体是社会。精神与肉体无法分离，社会与文化也没有办法被机械地分解为两个东西。借鉴一位大思想家的语言套路说一句话，就是“没有文化的社会和没有社会的文化一样不可思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真能用“运动”和“物质”来比拟。
　　一个民族，要想拥有一个好的健康的“社会”，就应当首先下大力气建设一个健康的文化系统，并虔诚地信仰它，维护它，还要不断地努力发展它。在相当大的意义上，爱国——就是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是，说清这个“爱”，就需要有很多话，此处不展开说了，只说一句话：溺爱和护短也都是爱的一种表现，但对文化的生命力有没有好处则是另外的事情了。文化生成之初，谁也不能指望这个文化系统有多么“先进”，多么“科学”，多么“富有人性”，但是这个文化系统如果能有成长性——“向着大自然所暗示的方向演进”这样的功能，这个系统就是有生命力的，就能期望它与天地同在。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十年顶礼膜拜、那十年彻底否定”，是那个文化体本身太需要好好地重新认识、彻底地进行改造了（如果只寻找文化内在原因的话）。
　　“大文化”对应着整个社会，次一层次的文化（或者称为“亚文化”）也对应着它所依附的次一层次的文明圈。推而广之，一个领域、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也是这样。例如企业，它的外部特征是企业实体，而内在的属性就是它的企业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如果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有整体性特征的而不是分裂的，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是内部和谐的而不是其子系统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那么这个企业就是可以长期存在并不断成长的。因此判断一个企业的生命力，预测一个企业的寿命，别光看它现时的规模和气势，更重要的是看它的企业文化是否健康、是否有企业的天然客观属性（与这个客观属性相对应的是单纯为自身牟利而存在的，是家族意识或“单位主义”），是否先天具有进取功能和自体净化功能。
　　
　　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
　　
　　诊视一个民族的优劣，需要看这个民族的历史表现，研究她的传统文化。我们民族历史中有一大段时间充满艰辛和耻辱。所谓“分久必和，和久必分”，是中国这段历史的形象写照。“大乱”与“大治”交替上演，是由于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作祟。造成这个缺陷或称顽症的始作俑者就是“君子小人哲学”。它把所有的中国人分成两类：君子如何如何，小人如何如何。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的，人的生物本性是同一的。这个歪理的炮制者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客观存在，就制造出十分荒谬的理由，以扭曲人的社会本性，所谓“龙生龙，凤生凤……”。把一个民族用文化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群类”是使得社会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中国人病此久矣，却一直讳疾忌医。鲁迅先生所挑战的这个对手就是它，他一生愤激，就因为这个对手太顽固、太强大了，几乎看不到“战斗完成的行期”。他所说的“国民性”或“劣根性”就束缚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灵魂的传统文化。小时候读《阿Q正传》，感到腌，不理解他老为什么拿这么个丑陋的小人物和他所对应的“大人物”来招读者们“反胃”，而现在却十分佩服他老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笔触，他击中的正是中国人的这个沉疴。
　　这个文化缺陷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后果是使民族逐渐丧失自卫能力。偌大的一个民族轻易地就被一个个小民族欺侮或征服，不止一次地被迫接受“别人”的头目来当自己的“汗”。这比自己“窝里斗”的历史更令人感到羞耻。可见，“窝里斗”比的只是伎俩，斗得越久，越会失去本来具有的那些“元阳”，——如团结、勇敢和献身精神。
　　发明和实施“君子小人哲学”的人并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你看这样的文化观念维持时间这么久了，中国人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被筛选成君子群落（或贵族）和小人群落（或平民）两类，而结果却是把几乎所有人的人格分裂开来，都成了外表的君子，内里的小人。——世界上还有许多民族比我们在这个方面走得更远，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理原因很重要。而存留下来的民族（比如印度民族），由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不能融合，因而所有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种姓”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文化赋予了不同种姓以不同社会地位和职业限制，如此造成他们在当代的社会转型问题比我们更加复杂，解决起来更加艰难。问题的根本，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不符合自然的法则。
　　我们先人依据这样的传统，对不同的人群施行不同的规矩。“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小人”这个说法能最为露骨地揭示出这个传统的不合理性。把这样的规矩奉为国法，就把王朝的基石建立在陆地板块的断裂带上了，到了一定时候，“上层建筑”就会不可避免地坍塌一次。
　　文化作为“社会的精神”，有了此缺陷，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表现出周期性的非正常状态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当下许多为人所热衷讨论的什么“文明体被野蛮人征服”问题、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之有无、甚至什么“李约瑟之谜”，其实都是伪问题，都是人们把眼光局限在一定层面上造成的。御用文人式的学者是最热衷于这样的讨论的。君主专制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病人”，不管他有多么伟大的祖宗，他有多高的“文化造诣”，但是长期为他人所欺侮、甚至一次次地被“蛮夷”所征服，就别再找寻那些局部的偶然事件作为借口进行辩解了。而且，即使是中国历史上那几个可以用来对外炫耀的所谓的“盛世”，可以用现在时髦的一个词来概括，那都是“泡沫”，因为它很快就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使没有外界力量的撞击，那个臃肿的病体也会自行倒下。病灶在体内发作，谁也救不了你。古代中国人最应当被今人挑剔之处，不是犯了多大的错误，是反反复复地犯同一个错误，这就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对待。
　　
　　文化怎样才能进步
　　
　　所幸，现在有先发达的民族在前面做出了这样榜样——民族如何才能进步、社会怎样才能发展。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文化中已经基本清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个主张人有“生物特性差异”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已经从法律上规定：血统、出生地、家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都不应当成为阻隔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或共处的文化障碍，并在社会管理中认真践行。
　　人人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朝着这个方向走路，文化就进步，社会就贤明；逆着这个方向走，文化就受到摧残，社会就陷于混乱。我们如果是聪明的、是上进的，就应当学得谦虚一些，从内部、从传统文化的“因子”方面找寻与上面原则相冲突的原因，挖出病根，走出怪圈，走向文化康复之路。
　　回眼现实，现在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上面所说的那个病灶的外部表征。看起来症状是在农村，受侵害者是农民，最难以走出困境的产业是农业，但其核心问题，还是“人”的问题。长期以来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群（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使得他们成为了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为了自救，不得不靠封闭的家族氛围来保护自身并谋求生存、靠多养活儿女来“投保”自己未来的生活，这都是无奈之举，是那些得不到足够社会关怀的人群的必然选择。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农民所作的这个“集体对策”，反过来又进一步使得这同一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指责他们“落后、自私、就知道一个劲地生养儿子”——是没有道理的，把现在正在参与交流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放到农民堆里，又会有谁能发明出别的什么好着法呢？毕竟，谋求自身的生存和未来的生命保障是每个生命个体完全正当的社会权利，谁也没有权力予以剥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病根时所得到的结论。
　　最近刘军宁教授提议在中国掀起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我完全赞同。我认为一旦这个提议成为现实，这很可能是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一个起点。但是这个文艺复兴，与“红楼选秀”无关，也别借此就把孩子们关起来去读什么经，更与什么部门主持的新的官办“工程”不搭界，而应当在借鉴先进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所有涉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成论”进行广泛的重新鉴定和认识，要广开言路、百家争鸣，不要预先设置下什么“道德”的、“科学”的、以及在现有规章制度框架内的所谓“标准”——因为所有先验的、人为的判断本身很可能就是创新和发展的障碍。无论什么人，大家都来负责任地发言，只要你说的是文化，你就无罪而有功，无害而有益。只有突破陈规戒律，创造出一个宽松的、人人都乐于说话的氛围，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拓出一片新天地，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中国才能走向持久的繁荣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