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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若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
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的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使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地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
2004年,胡舒立写到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离开政府支持,几乎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不仅口头上山呼政府伟大,私底下更是和官府眉来眼去。
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009年,舒立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人民币拒绝升值,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10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國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我所看到的现实是,80年代初期曾经有人呼吁出台一部《新闻法》,20多年过去了,这样一部本应该早就出台的行业法规至今杳无音信,或者干脆说,这甚至是一个话语禁忌。而在另一方面,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一般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弱势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
这正是今天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如今,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新闻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的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使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地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
2004年,胡舒立写到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离开政府支持,几乎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不仅口头上山呼政府伟大,私底下更是和官府眉来眼去。
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009年,舒立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人民币拒绝升值,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10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國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我所看到的现实是,80年代初期曾经有人呼吁出台一部《新闻法》,20多年过去了,这样一部本应该早就出台的行业法规至今杳无音信,或者干脆说,这甚至是一个话语禁忌。而在另一方面,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一般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弱势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
这正是今天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如今,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新闻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