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1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从容在向读者介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象愚的最新中译本《尤利西斯》时，回忆起了她读书时第一次读完《尤利西斯》时的场景：当时她合上书本，躺在宿舍的床上，感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打开了”。
　　在1998年美国兰登书屋评选的“20世纪百部小说”榜单中，《尤利西斯》名列榜首。由于种种原因，《尤利西斯》诞生72年来一直没有中文译本。直到1994年到1996年期间，才有两个著名的中文全译本问世：由作家萧乾和翻译家文洁若夫妇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萧文版”，以及由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金隄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隄版”。如今刚问世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刘象愚版《尤利西斯》，是第三个中文全译本。
　　刘象愚版《尤利西斯》的编辑冯涛认为，每一个严肃的翻译家译本都是抵达这本書的一个通路。“角度越多，越可能接近真相”。

前人基础上的再创造

　　《尤利西斯》原著首次出版于1922年，讲述主人公勃鲁姆在1904年6月16日当天，从早上8时到次日午夜2时这18个小时的时间里，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漫游”时的所见所闻和心理状态。它与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形成全文对照，但主人公不再是英雄，而是一个浑身毛病的普通人。书中将意识流写法和多种语言、典故和多学科知识混杂在一起，其中18个章节运用了不同的风格和文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小说形式。由于大胆的性描写和对宗教的冒犯，《尤利西斯》一度在美国、爱尔兰等地遭禁，解禁之后却逐渐风靡全球。
　　复旦大学教授戴从容是乔伊斯所著另一部著名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译者。用她的话说，仅用“意识流”“现代派”等词汇已经无法概括《尤利西斯》的内容，它蕴含了很多后现代的因素，可以称为诸多现代派小说的鼻祖。正因为其原文的难度，翻译《尤利西斯》就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翻译工作，而是一项结合了研究、考据、文学再创作等工作的极其复杂的事业。

　　在刘象愚的译本正式完成之前，学界对“萧文”和金隄两种译本的《尤利西斯》的比较研究，一直在进行。研究者公认“萧文”版本更注重文学性，更通俗流畅，媒体曝光和销量也更好，起到了向大众普及《尤利西斯》的作用。金隄的版本则以文雅、严谨著称，以充分传递原作的主旨为中心，口碑很好。美国“乔学家”魏尓登·桑顿盛赞金隄的版本，称“很难想象另一种译本能像金的译本那样忠实于乔伊斯虚构的各种目的”。
　　此次的刘象愚译本在挑战翻译文体难度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熟悉《尤利西斯》的人都知道，它的第十四章原文就是这种“难度”的集中体现。这一章戏仿的是英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所有文体，从史前、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古英文，历经中古英语，再从伊丽莎白时代到17世纪以后的各种文体，借以反映生命的诞生。文洁若曾回忆，翻译到这一章时，她和萧乾都觉得自身国学功底不够，力不从心，必须去寻求《尤利西斯》的日本译者帮忙解决问题。
　　在“萧文”译本中，这一章的文字是由古文逐渐转到白话的，而金隄译本也是从古文到白话。刘象愚想在前两个译本的基础上，用汉语的文体发展去对应英语文体的演化，比如第十四章的开头三段原文，他所用的翻译方式就是从金文、小篆、隶书过渡到古文体，再到现代口语体。
　　另外，刘象愚译本《尤利西斯》的注释和译者札记也是极致详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刘象愚给《尤利西斯》正文加上了4771个注释，以脚注的形式标注在每一章中，平均每章有200多个注释。另外，在随《尤利西斯》一起出版的、由刘象愚撰写的《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一书中，他对“萧文”和金隄的两个译本以及自己译本中的不同作了详尽的讨论和解释，光是这本札记的厚度就有500多页。
　　其实，作为中国社科院培养的第一批外国文学研究生，刘象愚很早就开始了对现代派作品的研究和对《尤利西斯》的译介，他的行动甚至早于“萧文”。1985年3月印行的《外国现代派小说概观》上就发表了他翻译的《尤利西斯》第三章。而刘象愚开始译介《尤利西斯》的时间虽然不晚，但他的《尤利西斯》译本却比前两个版本晚了20多年才正式出版。

　　漫长的出版过程背后有一些客观原因。早在20世纪末，时任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出版人王亚民决心出版《世界文豪书系》，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邀请王逢振和刘象愚主编《乔伊斯全集》，刘象愚负责《尤利西斯》的翻译。到了2004年，刘象愚已经完成了《尤利西斯》翻译初稿，却因为其他事务缠身没有时间修订，最终无法按合同约定出版，后来，这套书的实际策划人王亚民也离开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事项就耽搁了下来。直到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冯涛在了解到《乔伊斯全集》无法出版的情况后，主动联系签下了这套书的合同，并改名为《乔伊斯文集》。
　　刘象愚开始重启《尤利西斯》的修订，本来计划一年多就可以完成，结果这一修订又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

横跨四十年的三个中译本

　　实际上，《尤利西斯》出版的当年，就开始有文学家向中国人介绍这样一本奇书。1922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介绍乔伊斯作品的文章，此后郑振铎、周立波等文学名家也都零散地向国内读者介绍过乔伊斯，留学英国的徐志摩更赞其为“大手笔”。 　　不过，这本书的思想始终与当时的文学主流相悖，翻译难度也太大，从民国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很少有人关注《尤利西斯》的中译问题。乃至日后到了80年代，《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为了《尤利西斯》联系翻译时，翻译家叶君健还说，这本书只有钱锺书能翻译，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钱锺书则认为以80岁高龄翻译这样一本书是“别开生面的自杀”，拒绝参与。
　　1979年以后，由于文学领域对“现代派”研究资料的渴求以及出版事业的发展，《尤利西斯》重新引起各大出版社的關注。1979年，学者袁可嘉编写《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介绍到乔伊斯的作品时，特意到天津找他在西南联大读外文系时的老同学、天津外国语学院教授金隄，邀请他做《尤利西斯》第二章的全文翻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于1981年出版面世，这是《尤利西斯》的完整章节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
　　另一方面，1987年，李景端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时，就开始研究有哪些外国名著还未被出版引进，《尤利西斯》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联系了自己认识的20多位翻译名家，包括王佐良、赵罗蕤、冯亦代等人在内，但在那个历史时期，由于《尤利西斯》在西方国家曾经被禁和翻译它的超高难度，这些老人都对翻译一事婉言谢绝。
　　在寻找翻译的过程中，李景端听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副总编辑秦顺新说，他们曾向金隄提出翻译出版《尤利西斯》需要多久的问题，金隄回答，大概还需要10年的时间。李景端听后觉得10年时间太长了，读者等不起。
　　但据金隄的讲述，他真正译完这本书其实一共花了16年时间，前10年主要都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而即使“杀青”，他也感觉“未达到十分满意的程度”。金隄年轻时受过英国文学家燕卜荪的指导，也曾将沈从文的小说集翻译成英语，他的研究风格一直是认真严谨的，主张在翻译中还原译者的真实意图，还曾提出著名的“等效翻译理论”——即翻译要准确地传递原文中的信息。他对译文的完美主义要求，可见一斑。
　　两年后，开始主持译林出版社工作的李景端终于联系到了合适的翻译人选——作家萧乾的夫人、翻译家文洁若。实际上，萧乾也是最早接触《尤利西斯》，研读现代派作品的文学家之一，1939年他在伦敦东方大学执教，就购买了《尤利西斯》和乔伊斯的其他作品阅读。文洁若精通日语，英语也很好，而《尤利西斯》在日本已经有了不少译本和研究成果，这也是他们夫妇二人进行翻译研究的便利条件。
　　文洁若自然了解《尤利西斯》在文学上的重要性，她先参考日语试译了一部分内容，发表到《译林》，引发读者的积极回响。萧乾一开始有自己年纪太大，出版社不赚钱等顾虑，后来他同意文洁若做翻译，负责翻译“信、达、雅”原则中“信”的部分，他自己负责校订。1990年起，两位老人足不出户地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使用20多种参考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花3年多的时间将译稿完成。
　　1994年5月，金隄版本的《尤利西斯》（上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月，萧乾和文洁若共同翻译的《尤利西斯》（上卷）也在译林出版社出版。1995年，译林版本的全本《尤利西斯》首先出版，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本《尤利西斯》问世。至此，通过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尤利西斯》终于和中文世界的读者见面了。
　　如今，面对《尤利西斯》的三个中文译本，作为国内最早引进《尤利西斯》的出版人之一，李景端充分肯定了出版多个版本的重要性。他对最早参与翻译《尤利西斯》的每个译者都表示了敬意。“那个时候条件很困难，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有的工具书、参考材料都不如现在那么多。” 戴从容则认为，虽然没有一个译本能够百分之百传递原著的意思，但《尤利西斯》中文版本的几个译者都是“严肃的文学家”，他们都有对这本书、对乔伊斯的爱。
　　（实习生杨璐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