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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似乎每个国家都有那么一个地方拥有这样的气质：美好的山水、户外天堂、低廉的消费、大批欧美背包客。譬如泰国的清迈、尼泊尔的博卡拉、老挝的万荣、中国的阳朔。
它们的命运图谱也类似：欧美背包客进行价值挖掘，中国旅行者蜂拥随至，连锁酒店品牌跟进，价格飞涨，个陛消失，商业化严重，欧美背包客离开，游客类型迭代。阳朔没有逃过这个套路。阳朔西街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洋人街”称号的地方，据说过去光是常住于此的外国人就有近两千人。跟大理、丽江、平遥相比，它把这个套路演绎得格外惨烈。
我在一个闷热的初秋下午重返阳朔西街。桂花还没开，它们还在等每年中秋前后的那几场暴雨。暴雨来临之前，夏天的蝉在闷热里发出最后的嘶叫，漓江水位降低，清清地从河底的卵石上流过。
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五年前。在那之前，大概来过十次。把我彻底逼走的是五年前某个夜晚，霓虹灯下的街边坐着摇头晃脑的手鼓男青年，他们带着个非洲手鼓，自我陶醉在腕下僵硬的节奏里，身边是那些逃离办公室报表的姑娘们，将片刻臆想成永恒。
只是，那些追寻着“柔软时光”和“忽然今夏”的手鼓青年，在今日的西街上也算得上卓尔不群的个性人士了。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形象资本把自己塞在西街两边那些极小的巷子里，在“空调大床房60元起”的招牌下，向街上那些沉醉于芒果帮或者桂林鸡血石的游客们投以空茫而鄙视的目光。
那么那些常年住在阳朔的攀岩党呢？他们到哪里去了？在那些早年的夜里，他们聚集在街上的攀岩俱乐部里，在昏黄的灯下喝酒，整理装备，讲解路线。那些泯灭了国界区别的年轻人有着各种颜色的头发、瞳孔、皮肤。在漓泉啤酒的泡沫里讲着那些传奇：“来自某国的某人，把一个挂钩留在了月亮山的岩壁上，八年了，还没有人有本事把它取下来。”
昂贵和过度商业化的阳朔早就不是嬉皮士或者户外爱好者的天堂了。
西街上现在都是一百多块钱一斤的啤酒鱼，五块钱一对的藏银耳环。当然还有无穷的桂花糕——天晓得是不是整个广西的桂花最后都从阳朔被卖掉了。这些东西离游客很近，离那群热爱桂林山水的人很远。
“他们都在村里。”西街上的人说。
他们都在村里
悦榕庄位于福利镇的—个角落。
我曾经有个理论：如果你找不到新的好玩去处，就找那些精品度假酒店的所在地，它们都是选址的高手，本身就是目的地。就算你不打算这么早进入这种享受型的度假模式，至少可以到那儿附近玩一玩。譬如，和几个著名的漓江竹筏漂流处相比，悦榕庄提供的竹筏漂流是最接近“旧时光”的。因为它安静。
“漓江竹筏漂流”这几个字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小而窄的人工竹筏全面退出了江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巨大的塑料管子筏子。它们更大、更平稳、更安全，更能满足那些永远撑着阳伞的女人，以及无论去哪里都穿白色领子条纹POLO衫的男人。船工不再需要辛苦撑筏，筏子都安上了发动机，在“突突”的发动机声中，漓江有点儿像奥运会的田径赛场，是接力赛。
穿过那个能看到山的泳池，穿过那些白墙青瓦的小房子，就来到悦榕庄的码头。这一路走过去，总能遇到一些堪称美好的广西姑娘，她们在酒店工作，都有着亲切的笑容和脆脆的嗓子，像成熟的青皮柚子。
酒店对面是留公村。和江边正在修缮的妈祖庙相比，村口那个勉力描出来的英文招牌更具备古迹的气质。它几乎讲述了一个时代：Barnboo Rafting Restanrant，Bike，Hotel Cheap Room。
招牌已经斑驳歪斜了，村民们说以前常有骑车的外国人来，看附近的三色潭，看村里的老房子。村里一度也想过发展旅游业，渡口开了家农家饭，还有英文菜牌。“不过他们好久都不来了。”
留公村里还有些老建筑，失修的失修，推倒的推倒。通往三色潭的道路长满荒草，迟滞的潭水中绿藻满塘。在那些颓墙边走过，墙上的凤尾蕨和青苔茂盛，新建的村屋在入画的山水里突兀得像一群入侵者。
我并不十分惋叹那些老建筑的逝去——阳朔以山水闻名，古镇和老建筑倒是可以勾起一些游客浪漫主义的幽思，只不过“破烂老房子”和“古建筑”之间的差别，应该不止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老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建筑学价值、民俗价值等，决定了它留存的必要性。否则，日子总是一日一日过的，又有哪一个房子没有“历史”呢？
路过福利古镇，这个曾经号称“中华画扇第一村”渔村的活路已被义乌小商品市场打得七零八落。街上最大的莫氏扇艺坊里，主人莫先生淡淡地守着他的铺头。他说扇骨和扇面的制作都不在本地，福利工匠只画扇。只不过画工不比江浙出众，价格不比江浙低廉，作为纪念品又有点儿落伍。
每样事物都有生命周期，莫先生也并非想不开。画了30年扇子，他对他的丹青怀着自傲——但也只能自傲了。十年前，在山水的映衬下，再差的笔墨都难免带点诗意，十年后，这点诗意早被码头上的筏子击碎了。
离开福利老街，穿过福利菜市场。那里依旧是—派接着地气的市井温度。田螺、鱼、新下来的柿子，餐桌上无法或缺的豆角。另外一端热气腾腾的，女人在做粑粑，夹在叶子里蒸熟或者下油锅炸。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扎了两个调皮的羊角辫儿，“一个一块钱！”她说。
咬着散发着苦艾味道的青绿色的叶儿粑往悦榕庄走，远处的青瓦几乎隐没在雨水落下的天空里。低矮而朴素的房子，人字山墙，悦榕庄比眼下任何一个村落都更接近想象中村落该有的样子。若说旅行的人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地方，把身上的寻常日子气抖一抖，那么，“有着旧村庄模样的新酒店”和“有着新城镇模样的老村庄”到底哪个更适合抖落日子里的俗气，真是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
那个“疯子”
“你去旧县村玩？”
“去秘密花园。”
“哦，那个老外那里，他很有名，呵呵。”开车的小刘低着头笑。车窗外是堵得一塌糊涂的县城主干道，新领导上任，修路。
那个很有名的外国人叫伊恩，大家更习惯叫他“疯子”。
旧县村在遇龙河附近。雨一停，云就从山脚的树叶上长出来。广西的山，在晴天里看见的是喀斯特地形，在烟云暮霭里看到的是中国水墨。
稻子快要成熟了，青色开始褪去，直立稻穗也开始呈现某种沉重感。一只公鸡带着成群的母鸡在田间啄食，鸭子不知道为什么也紧随其后。沟里有田螺蠕动，中秋节要到了，桌上是一定要有田螺的。
村口有家人正在装修他们的新房。一楼是餐厅，二楼也要做成客栈。主人说：“可能三四百一晚吧，五六百也说不定，也许六七百。”随着“逃离西街”的潮流，遇龙河沿岸出现了不少精品民宿，价格普遍为600～1000，超过千元的也不在少数。
秘密花园是个精品民宿，它是整个旧县村成为今日这个面貌的源代码。民宿由六栋老宅改建而成，有二十多个房东。穿过一个牌楼，招牌很小，门口很小，躲在一大丛绿植之间。入门就是个小庭院，“疯子”坐在两堵黄泥砖之间等我。
来自南非的建筑师伊恩一直喜欢中国的四合院、老建筑。机缘巧合来了广西，见到旧县村的老房子，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2011年，几经周折，一次性付了20年房租，开始打造他的秘密花园。一个帮村民装修破房子的外国人从此得名“疯子”。
夯土黄泥砖、青砖、黛瓦、当地的竹子和木头，伊恩用他的专业知识对这些老房子完成了一次维持原貌的现代化改建。“当时啊，我要黄泥砖。村里有好几个兄弟，他们的老房子倒掉了。我说黄泥砖要不要卖给我？他们都说卖什么卖，你要就送给你呀。所以现在我很清楚这些房子哪一面墙是来自我哪个兄弟的，哈哈。”
在村里住了那么些年，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疯子”特别理解为什么村民要推倒老房子来建那些毫无美感的新房。“儿子要娶老婆，老房子不好看，没面子，不好住。我懂。”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凡是见到村民要推倒自家老房子，他就会去游说别人，说老房子是有故事、有温度的，是需要珍陪的。他甚至愿意免费教村民如何重建老房子。“但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也许因为我是‘疯子’，没有人听我的。我要是有钱就好了，有钱就可以都租下来。”
美丽又有特色的秘密花园很快吸引来了很多游客。它开始赚钱，钞票比“疯子”的执念有说服力。投资者陆续到来，村民们意识到这些老房子的价值，租金开始三级跳。
秘密花园旁边开了一家美庐乡居酒店，抗日将领黎行恕老宅旁边开了瑞华庭院酒店，或多或少走的都是乡村老宅重建的路子。主人的初衷到底是盈利还是保育不得而知，但至少旧县村的面貌有了一种新的蓬勃态度。
政府也开始来向“疯子”取经，了解这些黄泥房子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吸引游客。取了会儿经之后，开始张罗着把村里的一部分房子刷成黄色，“看起来像泥砖房子”，另一部分刷成青色，再画上白色的线条，也算是“仿古青砖”……
“我想也是我的错！英语里有句话是说拿枪打自己的脚，你听过吗？”“中文里我们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就是这样。我是想保护老房子，不是要他们把房子弄得更难看。我都劝他们不要，但是他们不听。”“疯子”有点儿沮丧。
但“疯子”很快就振作起来了。他村里的兄弟以极低的价格租了一栋黄泥砖的老房子给他作为个人居所，参考秘密花园的改造费用，他决定用三四万元把那个黄泥砖老宅彻底改成一个适合现代生活的美好居所。他说：“我自己做，就不用花很多钱。”
他想用这个事例让村民们明白，其实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在很好的房子里结婚，有面子，同时保住这些有感隋、有温度的老房子。它们真的很美。
秘密花园的租约是二十年，它倾尽了“疯子”的全部家财和心思。它成为了阳朔的地标，再有十几年，“疯子”就要把它还给原来的房东了。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如果我可以通过这十几年，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走了以后，给他们留一个很好的、可以持续给他们带来收入的房子。我再去保护别的老房子。这样很好。”“疯子”耸耸肩。
“疯子”这个名字要跟着他一辈子了。
所谓理想主义
通过“酒店旅游”模式活化乡村，是时下流行的方式。资本以外，以一己之力起源的故事主人公通常都是外国人，譬如旧县村的疯子，给兴坪老寨山修登山阶梯的日本人，然而在兴坪的杨家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上海人曲明。
这是我住在喜岳云庐的第二晚。傍晚，从漓江的步道散步回来，穿过杨家村往山边的云庐走，村里的狗都已经认识我了，摇了摇尾巴，不叫。因为我昨天才从它家主人屋子前扛了两节竹子回酒店。
主人杨大哥是个憨厚的男人，他家老房子租了给云庐，20年的租金足以让他在村里另盖了栋新房子。他的妻子在云庐厨房里工作，在云庐出现之前，也只是在家务农。
杨大嫂穿着云庐的工作服，拿着撮箕从云庐大门里走出来倒垃圾：“回来啦，饿不？开饭不？”笑吟吟的，还就是乡亲打招呼的方式，并没有任何“酒店感”，与悦榕庄里那些精修培训过的热情又不—样。
云庐是杨家村里的一组老房子，和秘密花园—样，夯土黄砖配小黑瓦，前后两厝为一户人家的物业。主人曲明以旅行者的身份抵达这个河湾里的村庄，觉得自己总会回来，就回来了。于是有了云庐。
云庐几乎隐在了山边。周围的一圈小白楼都是它的房东新盖的，从完美主义的角度看，当然影响了酒店的景观，然而这也是一种共同生长——如果只图自己酒店的品位，用钱逐走村民，跟凭资本掠夺也没了两样。 这一带被规划成漓江公园，是个大景区。开发商负责这些新修的农民房的外立面装修，统一为白墙灰瓦，人字顶，翘檐山墙。和这些簇新的房子相比，云庐的土房子是无声无息的。在这些老建筑间，点缀着咖啡室、阳光房、餐厅三个新式建筑，也极简，低矮自制。
住在村子里的感觉很妙，尤其对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而言。进进出出，跟大叔大伯寒暄几句，同样是问“你要不要坐竹排”，就要比在兴坪码头上听着入耳。因为他们还会加一句：“早上六点之前，傍晚六点之后，趁他们还没上班或者下班。”他们嘴里的“他们”，是公园的管理处。
自从竹排被统一管理之后，游客付出的钱涨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船家的收入则降低了一半。只是乡村里总有乡村里的狡黠，就像那些被水泥铺过的小路，照样冒出许多草来。
人在泥土里很容易放松下来。才第二天，我就开始穿着拖鞋，抱着零食、书籍、电脑、茶叶，在云庐各个公共空间里自在出没，习惯性丢三落四。时不时就有打扫的阿姨举着一样东西在我眼前晃：“丢了哦。”
我把云庐的花挨盆看了一遍。花都是日常的乡下草花，种在旧的鱼篓里、朽掉的麻竹节里、木头和石头缝里，看起来倒像是村民自己随手种的。
到村里找了个大伯问：“你家有没有那种旧竹篓？”
大伯笑：“早没有了，被他家老板全部买了去。”他指着云庐。
“你要这东西就去街上买呀，今天赶集。”前台的小姑娘捂着嘴笑。她们说的“街”，是兴坪老街上的定期市集。
要去要去，我跳起来。日头暴暴的，真不想骑车，可是酒店司机十分钟前才离开。
“叫他带你去啊。”小姑娘冲门口正在发动汽车的顺丰小哥努了努嘴。
“等我啦！”我把怀里的零碎全部扔在前台，“先放这儿。”一出门，一头看起来才出生了三天的小黄牛一脸无辜地站在酒店门口哞哞直叫，刚掏出手机要给它拍张照，一阵狂暴的蹄声中，一头巨大的母牛以置我于死地的架势正奔过来护犊子。
我吓得贴在酒店门口的泥砖墙上，路的尽头出现了牛的主人——一位老大叔，他背着手，在淡淡的青山背景下悠哉悠哉地走过来，丝毫没感觉到自家母牛的杀意：“出门去啊？”“嗯嗯嗯。”我—边应着，一边挪走。唉，顺丰小哥竟然跑掉了，只好回云庐。日头落点儿，就骑车去渡口买小鱼吃。
如果有人问我，你光在兴坪就待了四天三晚，玩什么呢？回答不出来，我只是像门口那些老母鸡和老狗那样，看云彩、看芭蕉、数柚子，又是一天。
但我满心都是欢喜。
它们的命运图谱也类似：欧美背包客进行价值挖掘，中国旅行者蜂拥随至，连锁酒店品牌跟进，价格飞涨，个陛消失，商业化严重，欧美背包客离开，游客类型迭代。阳朔没有逃过这个套路。阳朔西街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洋人街”称号的地方，据说过去光是常住于此的外国人就有近两千人。跟大理、丽江、平遥相比，它把这个套路演绎得格外惨烈。
我在一个闷热的初秋下午重返阳朔西街。桂花还没开，它们还在等每年中秋前后的那几场暴雨。暴雨来临之前，夏天的蝉在闷热里发出最后的嘶叫，漓江水位降低，清清地从河底的卵石上流过。
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五年前。在那之前，大概来过十次。把我彻底逼走的是五年前某个夜晚，霓虹灯下的街边坐着摇头晃脑的手鼓男青年，他们带着个非洲手鼓，自我陶醉在腕下僵硬的节奏里，身边是那些逃离办公室报表的姑娘们，将片刻臆想成永恒。
只是，那些追寻着“柔软时光”和“忽然今夏”的手鼓青年，在今日的西街上也算得上卓尔不群的个性人士了。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形象资本把自己塞在西街两边那些极小的巷子里，在“空调大床房60元起”的招牌下，向街上那些沉醉于芒果帮或者桂林鸡血石的游客们投以空茫而鄙视的目光。
那么那些常年住在阳朔的攀岩党呢？他们到哪里去了？在那些早年的夜里，他们聚集在街上的攀岩俱乐部里，在昏黄的灯下喝酒，整理装备，讲解路线。那些泯灭了国界区别的年轻人有着各种颜色的头发、瞳孔、皮肤。在漓泉啤酒的泡沫里讲着那些传奇：“来自某国的某人，把一个挂钩留在了月亮山的岩壁上，八年了，还没有人有本事把它取下来。”
昂贵和过度商业化的阳朔早就不是嬉皮士或者户外爱好者的天堂了。
西街上现在都是一百多块钱一斤的啤酒鱼，五块钱一对的藏银耳环。当然还有无穷的桂花糕——天晓得是不是整个广西的桂花最后都从阳朔被卖掉了。这些东西离游客很近，离那群热爱桂林山水的人很远。
“他们都在村里。”西街上的人说。
他们都在村里
悦榕庄位于福利镇的—个角落。
我曾经有个理论：如果你找不到新的好玩去处，就找那些精品度假酒店的所在地，它们都是选址的高手，本身就是目的地。就算你不打算这么早进入这种享受型的度假模式，至少可以到那儿附近玩一玩。譬如，和几个著名的漓江竹筏漂流处相比，悦榕庄提供的竹筏漂流是最接近“旧时光”的。因为它安静。
“漓江竹筏漂流”这几个字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小而窄的人工竹筏全面退出了江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巨大的塑料管子筏子。它们更大、更平稳、更安全，更能满足那些永远撑着阳伞的女人，以及无论去哪里都穿白色领子条纹POLO衫的男人。船工不再需要辛苦撑筏，筏子都安上了发动机，在“突突”的发动机声中，漓江有点儿像奥运会的田径赛场，是接力赛。
穿过那个能看到山的泳池，穿过那些白墙青瓦的小房子，就来到悦榕庄的码头。这一路走过去，总能遇到一些堪称美好的广西姑娘，她们在酒店工作，都有着亲切的笑容和脆脆的嗓子，像成熟的青皮柚子。
酒店对面是留公村。和江边正在修缮的妈祖庙相比，村口那个勉力描出来的英文招牌更具备古迹的气质。它几乎讲述了一个时代：Barnboo Rafting Restanrant，Bike，Hotel Cheap Room。
招牌已经斑驳歪斜了，村民们说以前常有骑车的外国人来，看附近的三色潭，看村里的老房子。村里一度也想过发展旅游业，渡口开了家农家饭，还有英文菜牌。“不过他们好久都不来了。”
留公村里还有些老建筑，失修的失修，推倒的推倒。通往三色潭的道路长满荒草，迟滞的潭水中绿藻满塘。在那些颓墙边走过，墙上的凤尾蕨和青苔茂盛，新建的村屋在入画的山水里突兀得像一群入侵者。
我并不十分惋叹那些老建筑的逝去——阳朔以山水闻名，古镇和老建筑倒是可以勾起一些游客浪漫主义的幽思，只不过“破烂老房子”和“古建筑”之间的差别，应该不止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差别。老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建筑学价值、民俗价值等，决定了它留存的必要性。否则，日子总是一日一日过的，又有哪一个房子没有“历史”呢？
路过福利古镇，这个曾经号称“中华画扇第一村”渔村的活路已被义乌小商品市场打得七零八落。街上最大的莫氏扇艺坊里，主人莫先生淡淡地守着他的铺头。他说扇骨和扇面的制作都不在本地，福利工匠只画扇。只不过画工不比江浙出众，价格不比江浙低廉，作为纪念品又有点儿落伍。
每样事物都有生命周期，莫先生也并非想不开。画了30年扇子，他对他的丹青怀着自傲——但也只能自傲了。十年前，在山水的映衬下，再差的笔墨都难免带点诗意，十年后，这点诗意早被码头上的筏子击碎了。
离开福利老街，穿过福利菜市场。那里依旧是—派接着地气的市井温度。田螺、鱼、新下来的柿子，餐桌上无法或缺的豆角。另外一端热气腾腾的，女人在做粑粑，夹在叶子里蒸熟或者下油锅炸。老太太花白的头发扎了两个调皮的羊角辫儿，“一个一块钱！”她说。
咬着散发着苦艾味道的青绿色的叶儿粑往悦榕庄走，远处的青瓦几乎隐没在雨水落下的天空里。低矮而朴素的房子，人字山墙，悦榕庄比眼下任何一个村落都更接近想象中村落该有的样子。若说旅行的人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地方，把身上的寻常日子气抖一抖，那么，“有着旧村庄模样的新酒店”和“有着新城镇模样的老村庄”到底哪个更适合抖落日子里的俗气，真是一个始料不及的问题。
那个“疯子”
“你去旧县村玩？”
“去秘密花园。”
“哦，那个老外那里，他很有名，呵呵。”开车的小刘低着头笑。车窗外是堵得一塌糊涂的县城主干道，新领导上任，修路。
那个很有名的外国人叫伊恩，大家更习惯叫他“疯子”。
旧县村在遇龙河附近。雨一停，云就从山脚的树叶上长出来。广西的山，在晴天里看见的是喀斯特地形，在烟云暮霭里看到的是中国水墨。
稻子快要成熟了，青色开始褪去，直立稻穗也开始呈现某种沉重感。一只公鸡带着成群的母鸡在田间啄食，鸭子不知道为什么也紧随其后。沟里有田螺蠕动，中秋节要到了，桌上是一定要有田螺的。
村口有家人正在装修他们的新房。一楼是餐厅，二楼也要做成客栈。主人说：“可能三四百一晚吧，五六百也说不定，也许六七百。”随着“逃离西街”的潮流，遇龙河沿岸出现了不少精品民宿，价格普遍为600～1000，超过千元的也不在少数。
秘密花园是个精品民宿，它是整个旧县村成为今日这个面貌的源代码。民宿由六栋老宅改建而成，有二十多个房东。穿过一个牌楼，招牌很小，门口很小，躲在一大丛绿植之间。入门就是个小庭院，“疯子”坐在两堵黄泥砖之间等我。
来自南非的建筑师伊恩一直喜欢中国的四合院、老建筑。机缘巧合来了广西，见到旧县村的老房子，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2011年，几经周折，一次性付了20年房租，开始打造他的秘密花园。一个帮村民装修破房子的外国人从此得名“疯子”。
夯土黄泥砖、青砖、黛瓦、当地的竹子和木头，伊恩用他的专业知识对这些老房子完成了一次维持原貌的现代化改建。“当时啊，我要黄泥砖。村里有好几个兄弟，他们的老房子倒掉了。我说黄泥砖要不要卖给我？他们都说卖什么卖，你要就送给你呀。所以现在我很清楚这些房子哪一面墙是来自我哪个兄弟的，哈哈。”
在村里住了那么些年，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疯子”特别理解为什么村民要推倒老房子来建那些毫无美感的新房。“儿子要娶老婆，老房子不好看，没面子，不好住。我懂。”他说。
刚开始的时候，凡是见到村民要推倒自家老房子，他就会去游说别人，说老房子是有故事、有温度的，是需要珍陪的。他甚至愿意免费教村民如何重建老房子。“但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也许因为我是‘疯子’，没有人听我的。我要是有钱就好了，有钱就可以都租下来。”
美丽又有特色的秘密花园很快吸引来了很多游客。它开始赚钱，钞票比“疯子”的执念有说服力。投资者陆续到来，村民们意识到这些老房子的价值，租金开始三级跳。
秘密花园旁边开了一家美庐乡居酒店，抗日将领黎行恕老宅旁边开了瑞华庭院酒店，或多或少走的都是乡村老宅重建的路子。主人的初衷到底是盈利还是保育不得而知，但至少旧县村的面貌有了一种新的蓬勃态度。
政府也开始来向“疯子”取经，了解这些黄泥房子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吸引游客。取了会儿经之后，开始张罗着把村里的一部分房子刷成黄色，“看起来像泥砖房子”，另一部分刷成青色，再画上白色的线条，也算是“仿古青砖”……
“我想也是我的错！英语里有句话是说拿枪打自己的脚，你听过吗？”“中文里我们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就是这样。我是想保护老房子，不是要他们把房子弄得更难看。我都劝他们不要，但是他们不听。”“疯子”有点儿沮丧。
但“疯子”很快就振作起来了。他村里的兄弟以极低的价格租了一栋黄泥砖的老房子给他作为个人居所，参考秘密花园的改造费用，他决定用三四万元把那个黄泥砖老宅彻底改成一个适合现代生活的美好居所。他说：“我自己做，就不用花很多钱。”
他想用这个事例让村民们明白，其实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在很好的房子里结婚，有面子，同时保住这些有感隋、有温度的老房子。它们真的很美。
秘密花园的租约是二十年，它倾尽了“疯子”的全部家财和心思。它成为了阳朔的地标，再有十几年，“疯子”就要把它还给原来的房东了。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如果我可以通过这十几年，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我走了以后，给他们留一个很好的、可以持续给他们带来收入的房子。我再去保护别的老房子。这样很好。”“疯子”耸耸肩。
“疯子”这个名字要跟着他一辈子了。
所谓理想主义
通过“酒店旅游”模式活化乡村，是时下流行的方式。资本以外，以一己之力起源的故事主人公通常都是外国人，譬如旧县村的疯子，给兴坪老寨山修登山阶梯的日本人，然而在兴坪的杨家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上海人曲明。
这是我住在喜岳云庐的第二晚。傍晚，从漓江的步道散步回来，穿过杨家村往山边的云庐走，村里的狗都已经认识我了，摇了摇尾巴，不叫。因为我昨天才从它家主人屋子前扛了两节竹子回酒店。
主人杨大哥是个憨厚的男人，他家老房子租了给云庐，20年的租金足以让他在村里另盖了栋新房子。他的妻子在云庐厨房里工作，在云庐出现之前，也只是在家务农。
杨大嫂穿着云庐的工作服，拿着撮箕从云庐大门里走出来倒垃圾：“回来啦，饿不？开饭不？”笑吟吟的，还就是乡亲打招呼的方式，并没有任何“酒店感”，与悦榕庄里那些精修培训过的热情又不—样。
云庐是杨家村里的一组老房子，和秘密花园—样，夯土黄砖配小黑瓦，前后两厝为一户人家的物业。主人曲明以旅行者的身份抵达这个河湾里的村庄，觉得自己总会回来，就回来了。于是有了云庐。
云庐几乎隐在了山边。周围的一圈小白楼都是它的房东新盖的，从完美主义的角度看，当然影响了酒店的景观，然而这也是一种共同生长——如果只图自己酒店的品位，用钱逐走村民，跟凭资本掠夺也没了两样。 这一带被规划成漓江公园，是个大景区。开发商负责这些新修的农民房的外立面装修，统一为白墙灰瓦，人字顶，翘檐山墙。和这些簇新的房子相比，云庐的土房子是无声无息的。在这些老建筑间，点缀着咖啡室、阳光房、餐厅三个新式建筑，也极简，低矮自制。
住在村子里的感觉很妙，尤其对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而言。进进出出，跟大叔大伯寒暄几句，同样是问“你要不要坐竹排”，就要比在兴坪码头上听着入耳。因为他们还会加一句：“早上六点之前，傍晚六点之后，趁他们还没上班或者下班。”他们嘴里的“他们”，是公园的管理处。
自从竹排被统一管理之后，游客付出的钱涨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船家的收入则降低了一半。只是乡村里总有乡村里的狡黠，就像那些被水泥铺过的小路，照样冒出许多草来。
人在泥土里很容易放松下来。才第二天，我就开始穿着拖鞋，抱着零食、书籍、电脑、茶叶，在云庐各个公共空间里自在出没，习惯性丢三落四。时不时就有打扫的阿姨举着一样东西在我眼前晃：“丢了哦。”
我把云庐的花挨盆看了一遍。花都是日常的乡下草花，种在旧的鱼篓里、朽掉的麻竹节里、木头和石头缝里，看起来倒像是村民自己随手种的。
到村里找了个大伯问：“你家有没有那种旧竹篓？”
大伯笑：“早没有了，被他家老板全部买了去。”他指着云庐。
“你要这东西就去街上买呀，今天赶集。”前台的小姑娘捂着嘴笑。她们说的“街”，是兴坪老街上的定期市集。
要去要去，我跳起来。日头暴暴的，真不想骑车，可是酒店司机十分钟前才离开。
“叫他带你去啊。”小姑娘冲门口正在发动汽车的顺丰小哥努了努嘴。
“等我啦！”我把怀里的零碎全部扔在前台，“先放这儿。”一出门，一头看起来才出生了三天的小黄牛一脸无辜地站在酒店门口哞哞直叫，刚掏出手机要给它拍张照，一阵狂暴的蹄声中，一头巨大的母牛以置我于死地的架势正奔过来护犊子。
我吓得贴在酒店门口的泥砖墙上，路的尽头出现了牛的主人——一位老大叔，他背着手，在淡淡的青山背景下悠哉悠哉地走过来，丝毫没感觉到自家母牛的杀意：“出门去啊？”“嗯嗯嗯。”我—边应着，一边挪走。唉，顺丰小哥竟然跑掉了，只好回云庐。日头落点儿，就骑车去渡口买小鱼吃。
如果有人问我，你光在兴坪就待了四天三晚，玩什么呢？回答不出来，我只是像门口那些老母鸡和老狗那样，看云彩、看芭蕉、数柚子，又是一天。
但我满心都是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