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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其在史学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至高无上，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之无愧。然而，其作者我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却生平坎坷人生多舛，但是他仍以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忍辱负重，发愤著书，最终完成了人生的辉煌之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司马迁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人之典范。观其一生，不论为官、做人抑或写文，始终坚守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或许正因其才华与精神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交相辉映，才成就了他的宏篇巨著《史记》。本文从司马迁生平着手，就其生平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进行浅析。
一、家庭出身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据司马迁所说，司马氏在虞夏和周朝均担任史官。西汉时期出生的司马迁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指在家乡干农活。后来父亲司马谈在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来到长安，可谓家境良好。司马迁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刻苦攻读，“年十岁则诵古文”，并研习《左传》、《国语》等各类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拜访过多位名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沿书》，向今文经学学者董仲舒请教公羊《春秋》。做上太史令后更是借工作之机遍览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史资料。其丰富的学习与阅读经历，为其后来的《史记》创作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家族世代为史官，其任务就是记载帝王圣贤之言行，以及搜集整理天下之遗文古事，还有通过叙事论人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资料。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想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巨著。他当上太史令后，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史料，为修史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其年事已高，要独修一部史著谈何容易，另外从时间、精力和才学各方面都已力不从心，故此他寄厚望于儿子司马迁，望他能实现这一人生宏愿。虽然司马谈最终也未能完成夙愿而憾恨而卒。然而其学术思想对司马迁的深远影响却是巨大的。
二、漫游经历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谈寄希望于司马迁后，加大了对其培养力度。先讓其“读万卷书”，接下来让其“行万里路”。在他的鼓励下，20岁的司马迁就踏上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漫游之旅。后来证明这次漫游成为了司马迁《史记》创作的一次实地考察。漫游途中，司马迁深入一线，亲自采——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史记》更具真实性和科学性。此外，这次漫游还体现了《史记》的实录精神。
例如，司马迁漫游到汨罗江畔，他跑到当年屈原投江自沉之地高声朗诵屈原大作，继而痛哭流涕，体悟到了屈原精神，因此《屈原列传》才极富感情色彩。再比如，他在韩信故乡淮阴搜集整理韩信的故事，他详细向别人了解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分析韩信为什么不做非法之事，胸怀坦荡地忍了？但是当时韩信真杀了人，后来他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助刘邦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以后，封侯回乡曾见到当年侮辱他的那人，韩信没有杀他却对他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就没有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忍”字，或者对司马迁今后的人生也不无教育意义吧。
应该说，司马迁的漫游之旅相当充实，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口碑相传的故事，他了解和搜集了许多古籍里找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由于其深入民间，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感触颇深，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逐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壮美山河，在陶冶性情的同时，更提高了文学表现力和审美精神。由此可见，司马迁这次两年“行万里路”的全国漫游之旅，为《史记》创作的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的人生彻底发生了巨变，也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司马迁结束了二年的全国漫游之旅，回来时正值22岁，成为了“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普通侍从。直到38岁时他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才继承父位成了太史令。司马迁从做太史令那天起，就遵照父亲遗愿开始了《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没想到灾难突然降临。天汉三年的时候，匈奴举重兵南下攻汉，大将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出击匈奴，麈战十余日后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后被迫投降，此事震惊了朝野。司马迁自认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虽降敌也定是出于无奈，于是公正直言替李陵辩护，不曾想武帝大怒，不仅将其囚禁起来，还在入狱三年后对其施以了腐刑。
腐刑与死之间司马迁选择死更容易。即使奴隶和婢妾受辱都知道以死摆脱痛苦，何况是司马迁！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不能死！他不能让自己的《史记》创作半途而废！他死了，作为后人，他没有继承祖业完成父亲遗愿，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他死了，作为史官，他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史料，又怎向历史后人交代？再者说，他死了，自杀也好被杀也罢，没有人会认为他是殉节，而都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只能接受腐刑，为了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终被处以腐刑，在狱中他隐忍苟活了三年，期间始终坚持《史记》创作，武帝太始元年，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被封做中书令，相当于一个宦官职务。狱中所受侮辱没有让司马迁屈服，然而出狱后司马迁却感到身心疲惫，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还时常精神恍惚。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的：（下转第68页）（上接第66页）“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此时的司马迁心里深处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限的愤恨，精神上痛苦万分十分无助。每每想起所受奇耻大辱，都会“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此外，他还经常遭到诽谤和中伤，就连好友任安也写信批评他。支撑他活下去的惟一目的只有《史记》，《史记》就是他的终极人生目标！司马迁在用生命书写《史记》！
四、人生悲剧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纵观《史记》，其悲剧色彩较为浓郁。书中有约三分之二篇幅均为悲剧作品，而悲剧人物也多达一百余人，是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之气，这是其它任何史书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记》是在通过悲剧人物在当时社会中的处境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在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司马迁独到的人生哲学观点。从创作选材上看，是一部极富个性化的作品。而这一切都与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有着紧密的联系。司马迁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而后“发愤为做”《史记》，其创作过程不知忍受了多大的巨痛！从《太史公自序》中不难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十分骄傲，对自己的学识也是非常自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骄傲而自负的拥有高贵身躯和灵魂的人，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如此荒谬的人生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可谓情有独钟，他的“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其对悲剧人物进行选择和评价时都具有个性化特点。司马迁并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一观点这是他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人生经历的肯定。正因如此，他对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报任安书》中他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对比之下，足以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及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然而，司马迁并非重生轻死，他支持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如此，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成为其热情歌颂赞美之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某种程度上与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有殊途同归之处。
五、结束语
司马迁是一个思想崇高、人格伟岸的人，他的宏篇巨著《史记》代表了中华文化渊源的史学文化，虽经数千年沧桑巨变仍为后人倍为钦叹。司马迁的人生，正如《报任安书》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向我们阐述了“重于泰山”的真正人生内涵。
司马迁少年时期在父亲和家庭熏陶下成长，长大后在父亲鼓励下用两年时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并借工作之机阅读无数史学典籍，之后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让他一度痛苦不堪，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尊严，然而为了理想和信念，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不朽的史学和文学巨著《史记》。《史记》的成功绝非偶然，期间有司马迁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司马迁沉重苦难后历练出的坚韧与不屈，有他不懈的求索和创作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不屈进取的真实写照。
《史记》不仅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史学巨著，更以其人物传记的卓越文学成就，缔造了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其对于后世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史记》的价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司马迁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人之典范。观其一生，不论为官、做人抑或写文，始终坚守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或许正因其才华与精神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交相辉映，才成就了他的宏篇巨著《史记》。本文从司马迁生平着手，就其生平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进行浅析。
一、家庭出身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据司马迁所说，司马氏在虞夏和周朝均担任史官。西汉时期出生的司马迁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指在家乡干农活。后来父亲司马谈在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来到长安，可谓家境良好。司马迁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刻苦攻读，“年十岁则诵古文”，并研习《左传》、《国语》等各类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拜访过多位名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沿书》，向今文经学学者董仲舒请教公羊《春秋》。做上太史令后更是借工作之机遍览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史资料。其丰富的学习与阅读经历，为其后来的《史记》创作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家族世代为史官，其任务就是记载帝王圣贤之言行，以及搜集整理天下之遗文古事，还有通过叙事论人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资料。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想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巨著。他当上太史令后，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史料，为修史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其年事已高，要独修一部史著谈何容易，另外从时间、精力和才学各方面都已力不从心，故此他寄厚望于儿子司马迁，望他能实现这一人生宏愿。虽然司马谈最终也未能完成夙愿而憾恨而卒。然而其学术思想对司马迁的深远影响却是巨大的。
二、漫游经历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谈寄希望于司马迁后，加大了对其培养力度。先讓其“读万卷书”，接下来让其“行万里路”。在他的鼓励下，20岁的司马迁就踏上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漫游之旅。后来证明这次漫游成为了司马迁《史记》创作的一次实地考察。漫游途中，司马迁深入一线，亲自采——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史记》更具真实性和科学性。此外，这次漫游还体现了《史记》的实录精神。
例如，司马迁漫游到汨罗江畔，他跑到当年屈原投江自沉之地高声朗诵屈原大作，继而痛哭流涕，体悟到了屈原精神，因此《屈原列传》才极富感情色彩。再比如，他在韩信故乡淮阴搜集整理韩信的故事，他详细向别人了解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分析韩信为什么不做非法之事，胸怀坦荡地忍了？但是当时韩信真杀了人，后来他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助刘邦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以后，封侯回乡曾见到当年侮辱他的那人，韩信没有杀他却对他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就没有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忍”字，或者对司马迁今后的人生也不无教育意义吧。
应该说，司马迁的漫游之旅相当充实，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口碑相传的故事，他了解和搜集了许多古籍里找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由于其深入民间，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感触颇深，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逐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壮美山河，在陶冶性情的同时，更提高了文学表现力和审美精神。由此可见，司马迁这次两年“行万里路”的全国漫游之旅，为《史记》创作的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的人生彻底发生了巨变，也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司马迁结束了二年的全国漫游之旅，回来时正值22岁，成为了“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普通侍从。直到38岁时他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才继承父位成了太史令。司马迁从做太史令那天起，就遵照父亲遗愿开始了《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没想到灾难突然降临。天汉三年的时候，匈奴举重兵南下攻汉，大将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出击匈奴，麈战十余日后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后被迫投降，此事震惊了朝野。司马迁自认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虽降敌也定是出于无奈，于是公正直言替李陵辩护，不曾想武帝大怒，不仅将其囚禁起来，还在入狱三年后对其施以了腐刑。
腐刑与死之间司马迁选择死更容易。即使奴隶和婢妾受辱都知道以死摆脱痛苦，何况是司马迁！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不能死！他不能让自己的《史记》创作半途而废！他死了，作为后人，他没有继承祖业完成父亲遗愿，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他死了，作为史官，他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史料，又怎向历史后人交代？再者说，他死了，自杀也好被杀也罢，没有人会认为他是殉节，而都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只能接受腐刑，为了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终被处以腐刑，在狱中他隐忍苟活了三年，期间始终坚持《史记》创作，武帝太始元年，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被封做中书令，相当于一个宦官职务。狱中所受侮辱没有让司马迁屈服，然而出狱后司马迁却感到身心疲惫，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还时常精神恍惚。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的：（下转第68页）（上接第66页）“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此时的司马迁心里深处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限的愤恨，精神上痛苦万分十分无助。每每想起所受奇耻大辱，都会“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此外，他还经常遭到诽谤和中伤，就连好友任安也写信批评他。支撑他活下去的惟一目的只有《史记》，《史记》就是他的终极人生目标！司马迁在用生命书写《史记》！
四、人生悲剧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纵观《史记》，其悲剧色彩较为浓郁。书中有约三分之二篇幅均为悲剧作品，而悲剧人物也多达一百余人，是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之气，这是其它任何史书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记》是在通过悲剧人物在当时社会中的处境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在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司马迁独到的人生哲学观点。从创作选材上看，是一部极富个性化的作品。而这一切都与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有着紧密的联系。司马迁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而后“发愤为做”《史记》，其创作过程不知忍受了多大的巨痛！从《太史公自序》中不难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十分骄傲，对自己的学识也是非常自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骄傲而自负的拥有高贵身躯和灵魂的人，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如此荒谬的人生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可谓情有独钟，他的“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其对悲剧人物进行选择和评价时都具有个性化特点。司马迁并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一观点这是他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人生经历的肯定。正因如此，他对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报任安书》中他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对比之下，足以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及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然而，司马迁并非重生轻死，他支持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如此，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成为其热情歌颂赞美之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某种程度上与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有殊途同归之处。
五、结束语
司马迁是一个思想崇高、人格伟岸的人，他的宏篇巨著《史记》代表了中华文化渊源的史学文化，虽经数千年沧桑巨变仍为后人倍为钦叹。司马迁的人生，正如《报任安书》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向我们阐述了“重于泰山”的真正人生内涵。
司马迁少年时期在父亲和家庭熏陶下成长，长大后在父亲鼓励下用两年时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并借工作之机阅读无数史学典籍，之后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让他一度痛苦不堪，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尊严，然而为了理想和信念，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不朽的史学和文学巨著《史记》。《史记》的成功绝非偶然，期间有司马迁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司马迁沉重苦难后历练出的坚韧与不屈，有他不懈的求索和创作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不屈进取的真实写照。
《史记》不仅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史学巨著，更以其人物传记的卓越文学成就，缔造了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其对于后世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史记》的价值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