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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杰出的部落首领,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人。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千年来,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一道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世代尊敬。
炎帝和他所带领的原始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的发轫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最初的物质、文化基础。在炎帝神农氏时代形成的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直接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包容性。炎帝文化历史悠久,它主要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陶器文化、市场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
农耕文化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时,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徒,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经过多次迁徙,炎帝部落来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广阔平原。这里,土地平衍广袤,土壤松软肥沃,是播种作物的好地方。
频繁的迁徙,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炎帝决心改进耕地、播种和种植方法。《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
中医药文化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恶劣,“疾病毒伤之害”成为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
上古先民长期采集、食用野生植物,他们发现食用某些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痛、腹泻、昏迷甚至死亡;而食用另一些植物,可以消除、减轻疼痛和不适,或解除中毒和昏迷现象。炎帝神农氏从中受到启发,决心利用植物为民治病。于是,他经常背着药篓,一手持石斧,一手持赭鞭,爬山涉水,去采集药用植物。高处采不到的,就将赭鞭甩上去,再扯下来;悬崖陡壁下不去的,就用赭鞭缠住岩石或树木,再抓着赭鞭下去。每采到一种植物,他都要辨别其气味,观察其颜色,嚼尝其滋味,感受其在体内的反应,判断其“平、毒、燥、寒”,确定其治病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他还根据植物的外形特点或功用起下名字,以便记忆和教给大家。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磨蜃鞭茇,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这些记载,生动地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在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不断探索实践,逐渐总结出各种治病疗疾的医药知识的动人情景。炎帝亲尝百草,在用药草为民治病的过程中,帮助人民认识了许多药物,掌握了许多治病的方法,从而成为了中医药学的鼻祖。
炎帝神农氏为了救民疾苦而舍生忘死,鞠躬尽瘁,“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路史》)。后人不忘炎帝神农氏在开创医药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献身精神,将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归功于神农氏,称为《神农本草经》。我国的中医药学自神农氏首创以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药学体系,在世界药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陶器文化
冶陶,是人类利用火,改变天然材料的性质,创制全新材料的开始。最早的冶陶技术是由炎帝神农氏发明的。《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逸周书》说,神农“作陶冶斤斧,耒耜徂耨,以垦草莽”。炎帝部落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发现被烧过的土块很坚硬,于是将泥土做成刀斧形状,然后放在柴火中煅烧,待泥土烧得透红后停火冷却,制成陶质刀斧,用于锄草垦地。
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改进,先民们逐渐大量制作凿、锉、耜、纺轮等陶质生产工具和各种生活用具,陶业制作的规模越来越大,陶器的造型越来越多,并且有了红色或黑色的彩陶和各种雕塑陶。炎帝时代,已经有了陶质鼎(鬲)、甑、釜、罐等炊具和钵、碗、盆、盘、杯等饮食器具,此外还有汲水用的小口尖底罐、盛储东西用的瓮、罐以及灶与釜连成一体的釜灶等。陶器的发明和使用,给原始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也为原始的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先民们在各种各样的器皿之上,用拙朴的工具、质朴的色彩、纯朴的手法,描绘自然、记录生活、传递信息,孕育了最初的原始艺术。
炎帝神农氏耕而作陶,始创了陶器文明。我国陶器的发明不仅比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要早,而且技术上也更先进。瓷器的出现恰恰是在制陶的基础上实现的,陶器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发明和使用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筑建了一个坚实的台阶。
市场文化
耕播农业的兴起使原始社会实现了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行业日渐多样化,畜牧业和以制陶、纺织为主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生产活动,实现了人类的第一次、第二次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行业的分工,一些产品出现剩余,开始萌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首先是在部落内部进行,后来发展到部落与部落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进行。
为了便于人们进行物品交换,炎帝想到了在部落的中心设立“墟场”,并约定在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让大家都到墟场上进行交换,这就是“日中为市”。对此,不少古籍都有记载。《易经·系辞》说,炎帝“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书·食货志上》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衣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具,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可以说,炎帝创立的市场是我国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此外,炎帝神农氏教先民造房屋,以避雨雪;织麻为布,以制作衣裳;制作了弓箭,用来防御野兽的攻击,狩猎以获取食物,又用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发明了五弦琴,以娱乐百姓,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
精神文明之光
炎帝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辟市场;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耕而作陶,冶制斤斧;建屋造房,台榭而居”,他带领先民所开创的农耕文化、医药文化、工业文化、市场文化、火文化和原始艺术等,是炎帝文化外延的具体内容,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不仅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编辑 刘小苏)
炎帝和他所带领的原始氏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和实践中,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中华文明的发轫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最初的物质、文化基础。在炎帝神农氏时代形成的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直接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包容性。炎帝文化历史悠久,它主要包括: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陶器文化、市场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
农耕文化
原始的刀耕火种,只能是广种薄收,而且经过多次种植的土地日趋贫瘠,收获量越来越少。这时,部落只有整体或部分迁徒,到新的地方披荆斩棘,烧荒垦土,刺穴播种,以取得更多的谷物。经过多次迁徙,炎帝部落来到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广阔平原。这里,土地平衍广袤,土壤松软肥沃,是播种作物的好地方。
频繁的迁徙,繁重的劳动,先民们疲惫不堪。为了让部落能够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炎帝决心改进耕地、播种和种植方法。《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含文嘉》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都讲到炎帝神农制作耕播工具——耒耜。
这一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和耕播农业。炎帝部落开始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后人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并留下许多“神农创五谷”的美好传说。
中医药文化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恶劣,“疾病毒伤之害”成为先民生存的最大威胁。
上古先民长期采集、食用野生植物,他们发现食用某些植物,会发生呕吐、腹痛、腹泻、昏迷甚至死亡;而食用另一些植物,可以消除、减轻疼痛和不适,或解除中毒和昏迷现象。炎帝神农氏从中受到启发,决心利用植物为民治病。于是,他经常背着药篓,一手持石斧,一手持赭鞭,爬山涉水,去采集药用植物。高处采不到的,就将赭鞭甩上去,再扯下来;悬崖陡壁下不去的,就用赭鞭缠住岩石或树木,再抓着赭鞭下去。每采到一种植物,他都要辨别其气味,观察其颜色,嚼尝其滋味,感受其在体内的反应,判断其“平、毒、燥、寒”,确定其治病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他还根据植物的外形特点或功用起下名字,以便记忆和教给大家。
《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磨蜃鞭茇,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这些记载,生动地描述了炎帝神农氏在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不断探索实践,逐渐总结出各种治病疗疾的医药知识的动人情景。炎帝亲尝百草,在用药草为民治病的过程中,帮助人民认识了许多药物,掌握了许多治病的方法,从而成为了中医药学的鼻祖。
炎帝神农氏为了救民疾苦而舍生忘死,鞠躬尽瘁,“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路史》)。后人不忘炎帝神农氏在开创医药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和献身精神,将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归功于神农氏,称为《神农本草经》。我国的中医药学自神农氏首创以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药学体系,在世界药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陶器文化
冶陶,是人类利用火,改变天然材料的性质,创制全新材料的开始。最早的冶陶技术是由炎帝神农氏发明的。《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逸周书》说,神农“作陶冶斤斧,耒耜徂耨,以垦草莽”。炎帝部落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发现被烧过的土块很坚硬,于是将泥土做成刀斧形状,然后放在柴火中煅烧,待泥土烧得透红后停火冷却,制成陶质刀斧,用于锄草垦地。
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改进,先民们逐渐大量制作凿、锉、耜、纺轮等陶质生产工具和各种生活用具,陶业制作的规模越来越大,陶器的造型越来越多,并且有了红色或黑色的彩陶和各种雕塑陶。炎帝时代,已经有了陶质鼎(鬲)、甑、釜、罐等炊具和钵、碗、盆、盘、杯等饮食器具,此外还有汲水用的小口尖底罐、盛储东西用的瓮、罐以及灶与釜连成一体的釜灶等。陶器的发明和使用,给原始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变革,也为原始的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先民们在各种各样的器皿之上,用拙朴的工具、质朴的色彩、纯朴的手法,描绘自然、记录生活、传递信息,孕育了最初的原始艺术。
炎帝神农氏耕而作陶,始创了陶器文明。我国陶器的发明不仅比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要早,而且技术上也更先进。瓷器的出现恰恰是在制陶的基础上实现的,陶器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们的发明和使用给人类的文明和进步筑建了一个坚实的台阶。
市场文化
耕播农业的兴起使原始社会实现了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社会生产力得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行业日渐多样化,畜牧业和以制陶、纺织为主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生产活动,实现了人类的第一次、第二次分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行业的分工,一些产品出现剩余,开始萌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首先是在部落内部进行,后来发展到部落与部落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进行。
为了便于人们进行物品交换,炎帝想到了在部落的中心设立“墟场”,并约定在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让大家都到墟场上进行交换,这就是“日中为市”。对此,不少古籍都有记载。《易经·系辞》说,炎帝“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书·食货志上》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衣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具,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可以说,炎帝创立的市场是我国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此外,炎帝神农氏教先民造房屋,以避雨雪;织麻为布,以制作衣裳;制作了弓箭,用来防御野兽的攻击,狩猎以获取食物,又用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发明了五弦琴,以娱乐百姓,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衣食住行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
精神文明之光
炎帝神农氏“始作耒耜,教民耕种;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辟市场;治麻为布,制作衣裳;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耕而作陶,冶制斤斧;建屋造房,台榭而居”,他带领先民所开创的农耕文化、医药文化、工业文化、市场文化、火文化和原始艺术等,是炎帝文化外延的具体内容,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不仅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编辑 刘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