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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海南黎族起源的探究，近现代中外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地名学等学科领域均有诸多著述，但因研究视角不同，多限于局部呈现而难有明确定论。所谓的对海南黎族起源的“再认识”是指认识角度、思路、方法上对原有认识结构的重新梳理。笔者依托已有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考察研究成果，提出以落笔洞人、骆越人及黎族人为主体线索的研究思路，将海南黎族群体的成因作为研究诉求，以海南岛上的人类聚落的历史形态作为研究域，更进一步从文化渊源、族群形成及族称确立等三个方面，综合论述海南黎族的起源。
[关键词] 海南黎族起源；落笔洞人；骆越人
对海南黎族的理论性探讨或者实践性研究，首先要对该民族的族源有明晰的界定，这是与前人文献资料及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对接的前提。民族的形成往往发端于对其他文明的继承，并以群落的生存结构形成为起点，又以族称的确立而延续。从这一概念上理解海南黎族的起源将具有普适性意义。
以往的文献资料称：“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 [1]p2，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化内核继承的渊源。又称：“黎族在海南岛的历史有3000多年”[1]p2，此结论与“最早的居民”有明显矛盾且缺乏祥实的考证依据。至于唐末以后“均以‘黎’字指称海南的土著民族，这种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p2， 此观点有文献记载为依据，已成共识。
对于海南黎族起源的探寻，无论从群体民族意识出发（宏观）还是个体的民俗习惯（微观）入手，都应抱持两个基本观点：其一，黎族的起源是多元的，研究者应该将研究视点集中在诸多民族成因的主因上，这样才能把握民族观念体系形成的主体脉络；其二，黎族的起源是动态的过程，是多重形成因子相互作用、最终融合的结果，其结构的内涵和处延随着不同时代会有所变化。
海南岛的原住民——落笔洞人
1983年，在海南的文物普查工作中，有关人员在崖县（今三亚市）落笔洞发现了含有蚌壳、螺壳及小哺乳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初步认为这是海南岛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其后，1992年3月至1993年12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先后组织了两次发掘工作。考察人员以动物化石为依据，分析了三亚动物种群的生态结构及其结构特征；通过对洞穴中用火遗迹和石、骨、角、蚌、牙制品等遗物研究，确认其文化性质的归属；进而结合古气候、地质、地貌等地理的变迁规律，探讨落笔洞遗存与毗邻地区同期遗存的文化关系。
三亚落笔洞遗址考察确认了落笔洞人为现代智人。他们生活的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处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过渡时期，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通过对毗邻地区文化特征的考量，落笔洞遗址与岭南白莲洞Ⅱ期文化、独石仔、黄岩洞等同类遗存有直接的联系，与岭南地区洞穴石器文化属同一个文化系统。由落笔洞遗址考察成果推论如下：
海南岛在距今一万年前便生活着人类，学术上将他们冠以“落笔洞人”的称谓。当时的海南岛人类生存条件极其有限，因为“在海南尚未发现与落笔洞遗址相近的同期洞穴遗存。”[2]p52据此推断，落笔洞人的出现存在着偶然因素，显然不可能形成规模的人类群落。晚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时期属于地质学上的冰盛期，当时的琼州海峡和北部湾大部分海底都出露成陆，雷州半岛则成为连接海南岛和岭南大陆的“陆桥”。因此，落笔洞人“与大陆居民有紧密的联系与文化交流”[2]169。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中，落笔洞人与岭南其它地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接触并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在生存形态上明显具有岭南地区文化的印迹。
另一方面，由于海南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偏离大陆主体版块，中部山区、四面环海的地质形态和热带雨林气候及热带海洋性气候共同造就了其生活习性有别于岭南文化，故在文化内涵上反映出一些独特性。具体来说，落笔洞人种群缘于岭南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对海南岛自然条件的适应发展，逐渐衍生为具有热带山地性和海洋性生物种群特征的人类群体，文化体系整体凸显出与同期岭南其它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并成为海南岛的原住民。
二、古越民族后裔——骆越人
古越民族是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于亚洲南部的古老的民族群体，是指使用“戉”这种生产工具（兵器）的人类共同体。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古越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有着发展的渊源关系，在历经了马家滨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之后，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前后达到文化发展的较高水平。古越民族支系众多，且分布地域甚广，《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文曰：“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37，故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百越”。
战国末年，百越民族出现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其中先进的部分集中于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并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4年，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其后，原吴、越臣民归于华夏族。短短一百多年的民族分化导致了百越地域急剧向中国东南及南部沿海一带退缩。
驼越作为百越的支系之一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由于与中原文化在空间上相距甚远，故吴、越两国被灭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尚能保持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格局。公元前203年，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粤国，骆越人作为岭南地域主要的百越支系之一归顺于南粤国。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粤国丞相吕嘉谋反，“后兵败率族遁入海洲，即海南岛”[2]p7。此为骆越人进入海南岛的明文记载之始，也是成规模的民族群体南迁海南岛的最早记录。
骆越人出于躲避战乱，逃遁到海南岛之后，历史上的百越民族格局基本上消亡，作为古越民族的后裔——骆越人，也在历史的变迁中，混化于海南岛文化体系之中。
三、海南岛的聚落——黎族人
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在空间中相互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恩格斯语）。海南岛的人类聚落群体的形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规模、方式、源流迁入，通过对落笔洞人和骆越人的研究表明：这些迁入的人类群体的原属地域与海南岛地理位置相邻，体质特征相似、语言相近、生活习俗相仿，在考古学上将他们统称为“古华南类型”[3]p136。在文化人类学上，他们体现出广义的共同种系特征并呈现岭南文化的形态。 落笔洞时期（距今约一万年前），氏族部落尚未形成，从区域文化的大背景考察，当时的岭南地区、海南岛甚至包括今越南的北部区域都属于同一种人类种系生存区域；故在三亚落笔洞所挖掘的遗迹和遗物中，体现出的“文化性质与两广的文化遗存十分接近” [2]p16，“当属岭南地区洞穴石器文化范畴”[2]p52。落笔洞人是生存于岭南文化体系之中偏离高密度聚集人群散居于海南岛的少数人类群体，因此，将他们认定为具有岭南文化特征的海南岛的原住民。骆越人时期（距今约二千年前），战乱导致大规模的驼越先民迁入海南岛，这是促使海南岛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起点。所谓的迁入，并非是民族的地域迁徙，而是在本民族地域范围内由原来聚集的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流动。因此，当百越民族消亡之后，其岭南文化特质依然在其后裔身上得以保存并由骆越人将之带入海南岛。
从新石器时期早期到西汉时期，落笔洞人历经了约几千年漫长的热带海岛生活，将岭南文化根植在海南岛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之中，他们“从事狩猎、捕捞和采集，过着穴居生活，不断地繁衍、生息，开拓这片南缰沃土，创造出海南的远古文化” [2]p181。落笔洞人创造了海南岛原初的生存形态（由于落笔洞人以小数量散居在海南岛上，尚不能形成民族群体，也不具备形成共同文化体系的基础）。而同时，岭南地区由于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以更为先进的方式并行发展着。汉武帝时期，骆越人以较大规模地迁入海南岛，使海南岛上人类的聚居数量骤增，使形成民族群体成为可能，也为其后海南黎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骆越人将更为先进的文化再一次融汇于具有热带山地性和海洋性气候的海南岛原初生存形态之中，由此，造就了有别于岭南文化的海岛文化。
事实上，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随即将海南岛纳入了中原封建统治的范围，于公元110年在海南岛上设置儋耳、珠崖二郡。而对海南岛民的称谓由最初的骆越人到东汉时期改为“里”或“俚”或“僚”，而且一直沿用到唐未宋初。“唐末刘恂著《岭表录异》，有‘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1]p3此可说是以“黎”代替“俚”、“里”、“僚”，作为专有族称的最早记录。宋代以后，海南黎族的族称才得以普遍使用。黎族人世代在海南岛上生活、发展，创造了今天的黎族文化。
海南黎族起源的多元性表现为从一万年前的落笔洞人到西汉初年的骆越人迁入，其间经过了漫长的由荒蛮走向文明的过程，而海南岛自古与岭南地区在地脉上有共属关系，“至全新世早期，海南岛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才最终形成”[4]p4。因此，同属岭南地区的两广地域和越南北部地域的其它人类群体的生存形态，都可能对海南文明进程形成影响。由于黎族本身没有文字，汉以前未见有官方的文字记载，所以对这段发展历史只能依据考古资料的推断。有几点可以确认：其一，黎族的祖先由落笔洞人发展而来；其二，黎族文化的渊源与岭南文化有着继承关系；其三，骆越人是影响海南岛人类发展最为突出的文明因素，他们改变了海南岛的人类结构并形成了民族规模。
海南黎族民族起源的动态过程，涵盖了民族自我界定和民族间相互界定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应着黎族结构的形成和族称的确立。结构的形成是指民族内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族称的确立则是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承认。由于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改变，骆越人缔造了海南的文化共同体。它包括可用以日常交流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共同的生存方式和共同的群体价值观。随之而来的中原封建势力对海南岛的统治，生成了海南岛人类群落稳定的结构关系，这是黎族形成过程中的自我界定。唐末以后，在官方的文献中出现了“黎族”的称谓，专指称海南岛上聚居的人类群体。从此，黎族的族称得以确立，其它民族对海南黎族的承认意味着民族间的相互界定。
综上所述，海南黎族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为对岭南文化的继续和传承；而黎族族群结构形成的源头，应该从西汉骆越人迁入海南岛算起，距今约2200年的历史；至于族称的确立当在唐末宋初，距今约1500年左右。
[参考文献]
[1]王学萍. 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郝思德. 落笔洞遗址[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3]蒋炳钊. 百越文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林日举、黄育琴、李琼兴. 海南民族概论[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5]高泽强、 文珍. 海南黎族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6]彭适凡. 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杨丹（1966—），男，湖南长沙人，三亚学院艺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胜男（1972—），女，黑龙江佳木斯人，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区域综合发展。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1095）；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HNSK11-1）；海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HJSK2012-70）。
（1三亚学院 艺术学院，2 三亚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关键词] 海南黎族起源；落笔洞人；骆越人
对海南黎族的理论性探讨或者实践性研究，首先要对该民族的族源有明晰的界定，这是与前人文献资料及不同形式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对接的前提。民族的形成往往发端于对其他文明的继承，并以群落的生存结构形成为起点，又以族称的确立而延续。从这一概念上理解海南黎族的起源将具有普适性意义。
以往的文献资料称：“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 [1]p2，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化内核继承的渊源。又称：“黎族在海南岛的历史有3000多年”[1]p2，此结论与“最早的居民”有明显矛盾且缺乏祥实的考证依据。至于唐末以后“均以‘黎’字指称海南的土著民族，这种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p2， 此观点有文献记载为依据，已成共识。
对于海南黎族起源的探寻，无论从群体民族意识出发（宏观）还是个体的民俗习惯（微观）入手，都应抱持两个基本观点：其一，黎族的起源是多元的，研究者应该将研究视点集中在诸多民族成因的主因上，这样才能把握民族观念体系形成的主体脉络；其二，黎族的起源是动态的过程，是多重形成因子相互作用、最终融合的结果，其结构的内涵和处延随着不同时代会有所变化。
海南岛的原住民——落笔洞人
1983年，在海南的文物普查工作中，有关人员在崖县（今三亚市）落笔洞发现了含有蚌壳、螺壳及小哺乳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初步认为这是海南岛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其后，1992年3月至1993年12月，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先后组织了两次发掘工作。考察人员以动物化石为依据，分析了三亚动物种群的生态结构及其结构特征；通过对洞穴中用火遗迹和石、骨、角、蚌、牙制品等遗物研究，确认其文化性质的归属；进而结合古气候、地质、地貌等地理的变迁规律，探讨落笔洞遗存与毗邻地区同期遗存的文化关系。
三亚落笔洞遗址考察确认了落笔洞人为现代智人。他们生活的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处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过渡时期，距今约一万年左右。通过对毗邻地区文化特征的考量，落笔洞遗址与岭南白莲洞Ⅱ期文化、独石仔、黄岩洞等同类遗存有直接的联系，与岭南地区洞穴石器文化属同一个文化系统。由落笔洞遗址考察成果推论如下：
海南岛在距今一万年前便生活着人类，学术上将他们冠以“落笔洞人”的称谓。当时的海南岛人类生存条件极其有限，因为“在海南尚未发现与落笔洞遗址相近的同期洞穴遗存。”[2]p52据此推断，落笔洞人的出现存在着偶然因素，显然不可能形成规模的人类群落。晚更新世之末至全新世之初时期属于地质学上的冰盛期，当时的琼州海峡和北部湾大部分海底都出露成陆，雷州半岛则成为连接海南岛和岭南大陆的“陆桥”。因此，落笔洞人“与大陆居民有紧密的联系与文化交流”[2]169。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发展历程中，落笔洞人与岭南其它地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接触并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在生存形态上明显具有岭南地区文化的印迹。
另一方面，由于海南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偏离大陆主体版块，中部山区、四面环海的地质形态和热带雨林气候及热带海洋性气候共同造就了其生活习性有别于岭南文化，故在文化内涵上反映出一些独特性。具体来说，落笔洞人种群缘于岭南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对海南岛自然条件的适应发展，逐渐衍生为具有热带山地性和海洋性生物种群特征的人类群体，文化体系整体凸显出与同期岭南其它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并成为海南岛的原住民。
二、古越民族后裔——骆越人
古越民族是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于亚洲南部的古老的民族群体，是指使用“戉”这种生产工具（兵器）的人类共同体。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古越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有着发展的渊源关系，在历经了马家滨文化、菘泽文化、良渚文化之后，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前后达到文化发展的较高水平。古越民族支系众多，且分布地域甚广，《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文曰：“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3]37，故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百越”。
战国末年，百越民族出现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其中先进的部分集中于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并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4年，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其后，原吴、越臣民归于华夏族。短短一百多年的民族分化导致了百越地域急剧向中国东南及南部沿海一带退缩。
驼越作为百越的支系之一主要分布在岭南地区，由于与中原文化在空间上相距甚远，故吴、越两国被灭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尚能保持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格局。公元前203年，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粤国，骆越人作为岭南地域主要的百越支系之一归顺于南粤国。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粤国丞相吕嘉谋反，“后兵败率族遁入海洲，即海南岛”[2]p7。此为骆越人进入海南岛的明文记载之始，也是成规模的民族群体南迁海南岛的最早记录。
骆越人出于躲避战乱，逃遁到海南岛之后，历史上的百越民族格局基本上消亡，作为古越民族的后裔——骆越人，也在历史的变迁中，混化于海南岛文化体系之中。
三、海南岛的聚落——黎族人
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在空间中相互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恩格斯语）。海南岛的人类聚落群体的形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规模、方式、源流迁入，通过对落笔洞人和骆越人的研究表明：这些迁入的人类群体的原属地域与海南岛地理位置相邻，体质特征相似、语言相近、生活习俗相仿，在考古学上将他们统称为“古华南类型”[3]p136。在文化人类学上，他们体现出广义的共同种系特征并呈现岭南文化的形态。 落笔洞时期（距今约一万年前），氏族部落尚未形成，从区域文化的大背景考察，当时的岭南地区、海南岛甚至包括今越南的北部区域都属于同一种人类种系生存区域；故在三亚落笔洞所挖掘的遗迹和遗物中，体现出的“文化性质与两广的文化遗存十分接近” [2]p16，“当属岭南地区洞穴石器文化范畴”[2]p52。落笔洞人是生存于岭南文化体系之中偏离高密度聚集人群散居于海南岛的少数人类群体，因此，将他们认定为具有岭南文化特征的海南岛的原住民。骆越人时期（距今约二千年前），战乱导致大规模的驼越先民迁入海南岛，这是促使海南岛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起点。所谓的迁入，并非是民族的地域迁徙，而是在本民族地域范围内由原来聚集的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流动。因此，当百越民族消亡之后，其岭南文化特质依然在其后裔身上得以保存并由骆越人将之带入海南岛。
从新石器时期早期到西汉时期，落笔洞人历经了约几千年漫长的热带海岛生活，将岭南文化根植在海南岛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之中，他们“从事狩猎、捕捞和采集，过着穴居生活，不断地繁衍、生息，开拓这片南缰沃土，创造出海南的远古文化” [2]p181。落笔洞人创造了海南岛原初的生存形态（由于落笔洞人以小数量散居在海南岛上，尚不能形成民族群体，也不具备形成共同文化体系的基础）。而同时，岭南地区由于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以更为先进的方式并行发展着。汉武帝时期，骆越人以较大规模地迁入海南岛，使海南岛上人类的聚居数量骤增，使形成民族群体成为可能，也为其后海南黎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骆越人将更为先进的文化再一次融汇于具有热带山地性和海洋性气候的海南岛原初生存形态之中，由此，造就了有别于岭南文化的海岛文化。
事实上，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随即将海南岛纳入了中原封建统治的范围，于公元110年在海南岛上设置儋耳、珠崖二郡。而对海南岛民的称谓由最初的骆越人到东汉时期改为“里”或“俚”或“僚”，而且一直沿用到唐未宋初。“唐末刘恂著《岭表录异》，有‘儋，振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1]p3此可说是以“黎”代替“俚”、“里”、“僚”，作为专有族称的最早记录。宋代以后，海南黎族的族称才得以普遍使用。黎族人世代在海南岛上生活、发展，创造了今天的黎族文化。
海南黎族起源的多元性表现为从一万年前的落笔洞人到西汉初年的骆越人迁入，其间经过了漫长的由荒蛮走向文明的过程，而海南岛自古与岭南地区在地脉上有共属关系，“至全新世早期，海南岛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才最终形成”[4]p4。因此，同属岭南地区的两广地域和越南北部地域的其它人类群体的生存形态，都可能对海南文明进程形成影响。由于黎族本身没有文字，汉以前未见有官方的文字记载，所以对这段发展历史只能依据考古资料的推断。有几点可以确认：其一，黎族的祖先由落笔洞人发展而来；其二，黎族文化的渊源与岭南文化有着继承关系；其三，骆越人是影响海南岛人类发展最为突出的文明因素，他们改变了海南岛的人类结构并形成了民族规模。
海南黎族民族起源的动态过程，涵盖了民族自我界定和民族间相互界定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应着黎族结构的形成和族称的确立。结构的形成是指民族内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族称的确立则是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承认。由于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改变，骆越人缔造了海南的文化共同体。它包括可用以日常交流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习俗、共同的生存方式和共同的群体价值观。随之而来的中原封建势力对海南岛的统治，生成了海南岛人类群落稳定的结构关系，这是黎族形成过程中的自我界定。唐末以后，在官方的文献中出现了“黎族”的称谓，专指称海南岛上聚居的人类群体。从此，黎族的族称得以确立，其它民族对海南黎族的承认意味着民族间的相互界定。
综上所述，海南黎族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为对岭南文化的继续和传承；而黎族族群结构形成的源头，应该从西汉骆越人迁入海南岛算起，距今约2200年的历史；至于族称的确立当在唐末宋初，距今约1500年左右。
[参考文献]
[1]王学萍. 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郝思德. 落笔洞遗址[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3]蒋炳钊. 百越文化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林日举、黄育琴、李琼兴. 海南民族概论[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5]高泽强、 文珍. 海南黎族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8.
[6]彭适凡. 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杨丹（1966—），男，湖南长沙人，三亚学院艺术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胜男（1972—），女，黑龙江佳木斯人，三亚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区域综合发展。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411095）；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HNSK11-1）；海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HJSK2012-70）。
（1三亚学院 艺术学院，2 三亚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