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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试爆成功，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
“零日”“零時”确定后，突然发现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时报前夜，周光召和同事连夜计算成功概率。
罗瑞卿说：“若要推迟，到1970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周恩来说：除你们俩，还有什么人去核试验场？原子弹的运输怎么搞？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原子弹在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
王建立（基地政治部干事）：“拍电影的同志更有意思，大家都蹦啊跳啊，他们也跟着欢呼啊，忘了拍镜头了，后来电影上那欢呼的场面是补拍的……”
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急于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美国不断利用间谍卫星、高空飞机窃取我国核武器试验情报。随着1964年的临近，世界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议论更是甚嚣尘上，从大国首脑到港台地区的小报，仿佛都成了预言家，他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推测，非常认真地安排着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面对国际舆论以及当时尖锐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专委对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进行了慎重的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择机再试。然而在专委会议之后，毛泽东从战略大局出发，当即拍板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5月，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拔地而起；9月，西花厅，周恩来在专委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原子弹试验要早；10月初，罗布泊地下室，原子弹顺利装配。10月中旬，周恩来批示：16日为“零日”，15时为“零时”。原子弹试爆在即！
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准备悄然进行
1964年4月30日上午，来自上海的高级技工原公浦和三位同事，一起来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房。原公浦将在这里完成原子弹核心部件最后的精加工。
晚上8时，厂房内一片宁静，紧张的气氛将人们的心悬起三分。原公浦进入厂房前，对二机部的专家和领导们说：“请大家放心，我能完成任务。”
当原公浦走到操作台前，将浓缩铀部件固定在特种球形车床上，他的手开始发抖了。在此之前，原公浦已经用普通钢球模拟操作过多次，但面前的部件非同寻常，这是数万人为之奋斗了10年之久的浓缩铀球。原公浦站在车床前一动不能动，浑身大汗淋漓。厂房外的领导知晓后，立即决定暂停加工，安排原公浦到休息区休息一会儿，放松心情。
晚上9时许，原公浦再一次站在操作台前，神色镇定，额头通红。他知道这一次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他正式开刀了！
加工完第一刀，原公浦还是有些紧张，但随着车刀进一次，量一次，复核一次，调整一次。原公浦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高超的技能，非凡的勇气，随着机床的轰鸣焕发了出来。三刀、四刀、五刀……一刀比一刀沉着。凌晨一点，只剩最后三刀，这是关键的三刀，每一刀都要经过领导的审核。车一刀，量一次尺寸，作出报告；下一刀如何进，如何退，原公浦已胸有成竹。
凌晨三点，当原公浦车完最后一刀，检验员报告：各项精确指标、技术指标均达到了部颁标准。原公浦一下子松了口气，瘫软在车床旁，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从此，原公浦有了“原三刀”的美称。
在厂房外静候的专家和各级领导收到消息，高兴得相互握手致意，喜泪飘洒。
1964年5月1日，我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经过质量技术鉴定完全合格。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摆脱苏联撤援后的迷茫，艰难地走过三年困难时期，并在上马下马之争后，勇往直前，围绕原子弹的生产与研发，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按照计划稳步前进：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四氟化铀；
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完成；
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铀—235浓缩铀。预示着“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我们可以做饭了”；
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的核部件；
6月6日，在青海海晏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奠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基础。
1964年春天，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在新疆的罗布泊拔地而起，这座铁塔将托举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空中爆炸试验。
此次爆炸试验现场的工程建设，是从1963年4月陆续展开的。主要项目有铁塔、控制、指挥、测试、效应试验、机场、道路、通信等工程。到1964年6月底，254项工程按预定计划全部完工，质量都达到了使用要求。
5058名参试人员满怀豪情，在戈壁滩上撑起帐篷，连营千里。他们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3.3万多吨器材、物资从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车皮1116节、汽车1270台，行驶1851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2圈。
核试验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之前，5000名工程兵已经在这里持续拼搏了两年多。盛夏，地表温度高达摄氏50多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他们照常施工。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项特种工程。
执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兵，头戴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防护衣内温度高达摄氏40度以上，他们以超人的毅力顽强跋涉，谁也说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汗水。
为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7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8300里，在半年中每人磨破12双鞋。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亲自创作的这首歌词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参试部队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强敌环伺，毛泽东拍板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3年底，国际上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议论已经甚嚣尘上。从大国首脑到港台地区的小报，仿佛都成为了预言家，他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推测，非常认真地安排着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和陈毅应邀前往阿联（埃及）访问，开始了他们的非洲之行。
这时，西方又传出了一条关于中国原子弹的消息——路透社巴黎16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人士说，英国外交大臣特勒今天对议会说，中国可能在明后年爆炸核装置。12月20日，即将结束访问的周恩来在开罗库巴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美联社当天从开罗发出的电讯说：
周恩来讲了一百分钟，得心应手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当有记者向周提到那个关于原子弹的消息，周对此避而不谈。周恩来说，他对此毫无所知，他劝记者去问那位提供消息的部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闻。
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急于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美国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并不断利用间谍卫星、高空飛机窃取我国核武器试验情报，华盛顿甚至有人公开鼓吹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当时已经有迹象表明，超级核大国有图谋阻止中国掌握原子弹、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
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中国选择首次核试验的时间，便成为中央专委特别注意的问题。1964年9月16日、17日，中央专委对此进行了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在研究中，周恩来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年才能试验。”
罗瑞卿说：“若要推迟，到1970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周恩来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搜集一些材料，研究一下，报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决定。不管是在今年、明年，还是后年进行试验，你们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
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设想。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拍板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他们果断决定按早试的方案进行。
核试验前的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开了一次极为机密的专委小会，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研究的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做了周密的部署：
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国外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场区指挥部办公室代号为20号办公室）。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代号177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
当时的国际气氛很紧张。周恩来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美、苏和蒋军的空袭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
周恩来说：“主席同意搞，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除你们俩（指张爱萍和刘西尧），还有什么人去核试验场？原子弹的运输怎么搞？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原子弹在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议，具体地规定多少条，从现在起就要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参加这项工作的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是在舞台上，敌人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人（指陈毅和贺龙）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要埋头苦干，做无名的工作……保密问题，不要假手许多。我这次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要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爱人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个副主席（指贺龙和聂荣臻），彭真同志。”他还对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会上张爱萍因有外事活动提前退席，周恩来特意嘱咐：检查一下衣服兜里有没有写字的纸条，要掏出来。
邓颖超在纪念周恩来90诞辰时回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许多事也是我最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中才知道的。”
核试验进入待命阶段
177办公室作为首次核试验的信息枢纽，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上传下达，及时、准确地向中央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传递信息，并向试验现场传达中央有关批示和指示。这个办公室只存在了一个月，可流经它的信息在当时都是国家顶级机密。
177办公室由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派出工作人员共5人组成。地点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
为了保密的需要，177办公室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两层毯子，外面看不到里面的工作情况，也听不到里面的声音。总参通信兵部给177办公室配备了与核试验现场通话的带有载波机的电话，同时架设了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和手摇电话单机。
这个办公室对外全封闭，全天候24小时连续工作，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同前后方的重要通话都要记录在值班日志上，传送文件都要坐小车两人同行，通话行文涉及原子弹和试验行动的都要使用密语。 1964年9月，177办公室开始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通话，传递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部件的运输情况。
原子弹部件由武装警卫护运，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专用铁路线发车起运，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站，安全到达乌鲁木齐。运原子弹的火车定为一级专列运行，采取了严密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负责护送的两省公安厅厅长还要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沿线铁路检车的铁锤，一律改成铜锤，以免产生火花，横跨铁路上空的高压线暂时停电。
承担这次驾驶任务的是来自杭州的火车司机姜士荣——
1964年春季，我31岁。一天，我突然被组织上秘密送到了青海省西宁市，然后驾驶机车沿着一条军用铁路线来到200公里外的大戈壁滩。军代表告诉我们说，这里就是青海金银滩基地。我们接到一个出车任务，说要把列车从金银滩牵引到新疆。
当时，军代表反复强调我们不要与外界任何人联系，不得给家里写信，那种神秘严肃的气氛，让我感觉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非常自豪。
我驾驶火车多年，专运、特运列车也拉了数百趟，都没有驾驶这趟列车来得紧张。列车白天停在车站，机车入库检修，到了夜晚再牵引运行。清一色的闷罐车停在车站，解放军战士和便衣保卫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列车运行时，铁路桥梁、隧道旁时常会看见解放军或民兵在巡逻。机车头上坐着一名解放军军官和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从车头拉出一根军用电话线通向列车，随时可以向列车指挥部汇报情况。从以上现象推测，此趟列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牵引的列车先从金银滩驶向西宁，然后转上兰青铁路过黄河到兰州，再折身驶上兰新铁路进入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奔驰。一路上，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心被揪得紧紧的。驾驶机车对我来说并不难，难就难在既要限制行车速度，又要保证准点到达目的地。近2000公里啊，谁能保证在当时既无速度表又无测速仪的情况下，列车速度能始终控制在时速50公里？谁又能保证在起伏连绵的西北高原行车、上下坡道时不产生任何碰撞？为此，我只有凭着多年驾驶机车的经验，靠自测和目测仔细观察速度，每时每刻在心中计算着。
一天傍晚，我与火车上两名机修工正在库内检修机车，几个军人漫步来到机车前，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的老军人。他笑呵呵地走到我面前说：“司机同志，你辛苦了！”说着便来握我的手。我的双手上沾满了机油，不好意思伸手，便说手上有油。老军人听后更乐了：“有油？有油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嘛。”
老军人一双有力的大手一直握着我，说：“司机同志，这次行动非同一般。你们火车头是先锋……告诉你们，毛主席、党中央将直接指挥我们。我们要争气，要扬眉吐气，要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中国。”
老军人说得气壮山河，我听得有滋有味。老军人临走时又说：“此次行动千古难逢，将载入史册。咱们是幸运者，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项光荣使命！”
第二天，一位领导对我说：“姜士荣同志，昨天聂荣臻元帅和你握了手，你可真是幸运啊！”
那老军人就是聂荣臻元帅？我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我的天，老军人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聂帅？这次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任务呢？我心中嘀咕着，可不敢问，只是觉得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之前的十几天中，我一直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列车运行也很顺利，但当列车开到一个叫黑风峡的地方，我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晚上，列车正平稳地行驶着，前方突然刮起了一股沙尘暴！顿时，呛人的沙石呼啸着迎面袭来，击打得车身啪啪作响。
黑风峡位于新疆哈密西侧，是国内闻名的百里风区。我当然知道它的厉害，可万万没有想到它在这个时候刮起了“黑风”！我神情紧张，努力集中精力，驾驶着列车在漫天黄沙中艰难行进。
风刮得越来越大，车窗外就是飞沙走石的世界，一直守在机车里的军官也着急了。他抓起电话与列车指挥部联系，问列车能否在黑风口车站停一会儿，以防不测。指挥部在电话中马上作出指示：列车不能停，要正点到达前方指定停车点。要克服一切困难，不得有误。
军令如山。黑风刮得昏天黑地，前方线路黑漆漆一团，机车大灯照射出去勉强能看见十几米。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可还是捏着一把汗：这么近的距离，若有情况，想采取措施都来不及啊！不管前方有没有人或物体，我都不断地大声高呼着：“前方注意！”手始终紧紧地握住闸把，随时准备刹车。
“有光亮，你看！”解放军军官一声高喊，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丝模糊的亮光，随着列车的逼近而变得清晰起来。一束亮光，又一束亮光。束束亮光向列车显示出前方畅通无阻的信号。
原来，在铁路边的通信电杆边，每隔15米就有一个人手持通行信号灯在为列车开道。为了不被大风刮倒，那些人都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电杆上，艰难地举着信号灯。每隔一段距离，都会看到三五个人手牵手在铁路边巡查，他们跌倒了又爬起来，不停地向电杆旁的人报告线路情况。
在上百公里的黑風峡谷里，铁路工人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我心底涌起一股暖流传遍全身，终于松了口气，回头一看，发现解放军军官和两名战士立在机车一侧，正举手向车外行军礼。军官和战士们神情庄严，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流淌。
几天后，列车终于行驶到了终点——通往罗布泊的那条200余公里秘密军用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指挥部电告：前方车站一切准备停当，列车进站时必须一次性对好目标线停车，要尽量减少运动碰撞。指挥部特别指出：列车必须一次性停好，不得二次启动。
这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准确地计算出制动力、制动距离，还要考虑风力造成的误差问题，一点都马虎不得。其中最后拉刹车的那一下关系特别重大，搞不好就会前功尽弃。我也知道，各级领导、部队首长，还有很多人都来到了车站，都在密切注视着即将进站的列车。但是，此刻我已无暇多想，只能在心中默默念叨着，握闸把的手汗津津的，微微颤抖，心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列车慢慢接近车站，在机车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等候在月台上。列车冲过道岔进了站区。我双目圆瞪，开始撂闸（即刹车）了，刚才还呼啸着的列车渐渐慢了下来，我的心也在一点点抽紧。列车咯吱吱地滑向月台，我仿佛看见了人们的目光审视着机车。我握闸的手一点点地加力，机车的车轮刚滑到停车标志处，我用尽全力将闸把牢牢拉住，随着一声轻微的吱呀声，列车准确地停在了标志线上。
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领导才告诉我，说当时那趟车拉的就是原子弹。我问领导为什么不早说，他们说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我忽地明白，是啊，如果当时知道拉的是原子弹，还能应对自如吗？
“零日”“零时”终于确定
当试爆准备一切就绪的时候，天气情况如何，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气象因素，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到了第二天，苏联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一小时。除此之外，天气因素也可能导致测试工作效果不佳，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罗布泊地处沙漠戈壁，风大沙急，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沙暴肆虐。这样的地方对搞核武器试验是一个考验，对气象预报同样也是不小的考验。而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要求又很苛刻。最佳选择是碧空无云，能见度在50公里以上，以便于远近照相站摄影，留图像作分析；高度500米以下要求西风，以保证高空放射性尘埃不降到城市；地面风速小，而高空风速要大，这样有利于放射性尘埃扩散；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随雨水集中降落在某一个地区。
当时我国的气象站数量少，设备也极其落后，要预测到满足全部试验条件的天气，困难有多大可想而知。到1964年10月，设在爆心地区的阳平里气象站已坚持工作5年，不间断地收集、分析大量当地的气象资料，寻找不同季节的气候变化规律。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气象站的工作人员摸清了罗布泊地区的气象规律，为第一次核爆炸做出了准确的预报——10月15日到17日为最佳试验天气。
10月9日，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及试验区党委，根据气象站的预报，拟定试验时间在15至20日之间。张爱萍随即派试委会的李旭阁乘专机赴京向周恩来报告。
10月10日2时，专机从罗布泊机场起飞。飞机到包头后，因风沙大不能继续夜航飞行，军委派另一架飞机将李旭阁连夜接到北京。
10月10日23时10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王亚志秘书。
10月11日2时，王亚志通知刘杰办公室，这个报告已批送中央首长传阅。
王亚志回忆说：“当总理下定决心后，除他自己报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外，还亲笔写了一封短笺，装入信封，写上送阅领导人的名字，要我和赵茂峰专传。除首长一人外，办公室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文件内容，把机密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记得我俩曾去了邓小平、聂荣臻和罗瑞卿首长處送阅。邓颖超同志毫无所悉，她历来是无关的事从不过问。”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周恩来的短笺是这样写的：
刘杰同志：
张刘两同志10月11日3时10分的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须通过保密设施以暗语进行。
周恩来
10月11日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原子弹爆炸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并报经毛泽东同意。接着，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等文稿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
第二天，气象部门预报16日左右有出现好天气的可能，试验委员会便把试验的日期瞄准在15日、16日，并按15日准备。
10月13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召开会议，经研究，一致认为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可以进行正式试验，并确定：第一，这次试验一定保响，确保安全，基本保测；第二，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第三，“零时”选择的关键在于气象预报；第四，要做好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试验委员会设置了来往电话的“暗语”，如“1064”为“首次”、“老邱”为“实弹”、“穿衣”为“装配”、“下房”为“装配间”、“上房”为“铁塔”、“辫子”为“雷管”、“梳辫子”为“装雷管”、“体温”为“剂量”、“血压”为“气象”、“零时”为“起爆”等等。
10月14日18时25分，李旭阁向177办公室电话报告：“根据气象情况分析，经过党委常委研究确定16号为‘零日’。”20时30分，177办公室李鹰翔、宋炳寰到总理办公室面报。
总理亲自作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同意16日作为‘零日’，请以暗语加密告张刘两同志，‘零时’确定后望即告。
14日20时50分，177办公室李鹰翔用保密电话把总理批示传达给罗布泊试验场区指挥部。
14日19时12分，原子弹安全吊上铁塔，场区各方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与气象专家顾震潮等，同气象人员昼夜研究天气变化，经几次订正，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好，因此预定16日8时为“零时”，到15日凌晨3时，又研究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并报告周恩来。
10月15日12时，177办公室接到20号办公室的保密电话。
总理、林总、贺总、聂总、总长：
经党委常委研究，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为15时，请指示。
张爱萍 刘西尧
10月15日12时零5分，刘杰派李鹰翔、宋炳寰把电话内容面告周恩来，报告时，邓颖超主动离开。12时30分，周恩来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周恩来
10月15日12点半
“零时”终于确定，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试爆前夜
1964年10月15日早晨，张爱萍、张蕴钰、李觉和朱卿云去铁塔，张震寰去主控站。接着，他们分头到各个单位进行最后的检查和落实。在防护作业队，张爱萍走到队伍前，做了鼓舞人心的动员。大家群情激奋，齐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15日下午，张爱萍又一次来到铁塔下。多年以后，这位老将军不止一次地回味当时的心情：
“离开铁塔后，我又回头看了看，再有一天，这个钢铁巨人就要在爆炸中消失了。我带着相机呢，想照张相做纪念。又一想，我规定的不准照相，我要带头遵守才行，就没照，连张像片也没留下……”
10月15日夜晚，张爱萍通宵未眠。
这一天，当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试验委员会参谋长张蕴钰赶到阳平里气象站的时候，气象员正分别在几顶帐篷内抄收来自阿拉山口、和田、敦煌和国际台的气象预报资料。正在这里的气象处处长韩云升通报：“中长期预报都和今天的实况相吻。”张爱萍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与此同时，北京的二机部刘杰部长却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报告说，突然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刘杰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 “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叮嘱说：“要做好准备工作以防万一。”
当晚，北京风雨交加，一辆小汽车飞速驶进核武器研究所。一到理论部大楼前，汽车还未停稳，刘杰就推开车门匆匆上楼，他找到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迫不及待地说：“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恩来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8个小时内给我结果。”
刘杰交代完后匆匆离去。他相信周光召他们能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
大楼外依然风雨交加，周光召和同事们连夜紧张地运算，10月16日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到周恩来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是在铁塔下度过的，他的心情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他后来说：
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打到铁塔下，当当当直响。要是不安全可不行，我不放心，就又去铁塔下看看。哟，这油机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不对呀！我一揭盖布，老天爷，一个工人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着皮夹克那样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回去，得在这儿盯着。”我一看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我同意这个工人留在这里，他在油机旁守了一夜。
这是个老工人，叫王振禄，从大连调到九院时就是8级工，十几年只长了5块钱工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很多委屈，有人说他的心是黑的，他一急自己把肚子剖开了，叫他们看看黑的还是红的。当时医院没给他打麻药就给缝上了。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到厂里，说你们行行好，一定治好他。后来这个老工人又调回了大连。临走前到北京，一敲门就叫我：“李部长，你还认识我不？”我说：“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啊，你不就是王振禄吗？那天晚上你不是在爆心过了一夜吗？”他一听就说：“认识就没意见了，你只要还记得我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没意见。”他高高兴兴地走了。
给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
1964年10月16日凌晨，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測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张爱萍、刘西尧、成钧、朱光亚、朱卿云、张蕴钰等签字同意。
此时，负责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接雷管的第九作业队的4名操作手，登上了高达102米的铁塔，等待插管指令。
出发前，负责插接雷管的同志提出要带上主控站的钥匙。当时的塔上工作队副队长张寿齐回忆说：“我们一到核武器研究院就有一条规定，插雷管的人一定要带着启爆台上的钥匙。我对主控站的同志说，不拿钥匙我不放心。可主控站的规定是不许把钥匙拿出去。这样，我们还争了两句。”
张蕴钰后来回忆说：“我一看他们争论起来了，就过去向张爱萍请求，让我带上钥匙陪他们去吧，张爱萍点点头。我就从张震寰手里接过钥匙与他们一起上了塔……”
上塔插接雷管的一共6名同志：队长陈常宜，副队长张寿齐，叶钧道，贾保仁（记录），李炳生（记录），杨岳欣（空调）。
张寿齐回忆说：“到插雷管时，我已经连续70来个小时没睡觉了。先是在塔下工房里装配原子弹，有的部件经过运输存放有点膨胀，到现场还要修，拿铜刀和铜网慢慢刮，一点点蹭，开始不让刮，怕弄响了就完了。我说我先试试，工人老师傅不让我动手。很多老师傅都在现场，不顾个人安危，那场面很感人。要刮一两个小时，不敢使劲，怕超差，边刮边量，从科学家到工人都非常慎重。安雷管时，我记得李觉也陪我们上塔了。李觉说，我拿钥匙你们放心不放心。我们说放心。”
李觉回忆说：“搞火工，安全很重要啊，插雷管时要把塔下的电源切断，不通电上面才能牢靠啊。我说，把钥匙给我吧。底下两把钥匙都在我身上，变电房的、变压器控制的两把钥匙都装在我腰包里。先把电源断开，锁上、铅封，塔上才开始作业。我说：‘你们看，钥匙来了，断电了，你们放心吧。’”
核武器研究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张蕴钰和李觉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工作。检查完后，方正知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张蕴钰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场景就像大战前的战场。不知为什么，张蕴钰突然摸了摸装在他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核装置的钥匙。
走下吊篮后，李觉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方正知又合上了小砖房的电闸。
这时，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
“9、8、7、6、5、4、3、2、1，起爆！”
10月16日，试爆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12时，他给刘杰写了一封信——
刘杰同志：
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知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10月16日12时
刘杰把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转达到核试验场，随后，他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悄悄地说：“我们的原子弹今天下午3点就要爆炸了，希望能够成功！”
钱三强听了很高兴，连声说：“会成功的，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13时30分刘杰接到张爱萍的保密电话：“一切正常，最后撤离的人员已于12时56分撤离。气象情况比预计的要好。”
李鹰翔立即把张爱萍通话内容报告了总理办公室王亚志秘书。
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撤离核爆心的，在返回途中，大概是“零时”前一个多小时，他们遇到了首批进场的辐射侦察分队。
张蕴钰和李觉赶紧下车，向他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预祝他们成功。随后，张蕴钰來到主控站，把起爆控制柜的钥匙郑重地交给在主控室主持试验的张震寰。在指挥部的路口，李觉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刘西尧。
当张蕴钰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零时”已不到20分钟了。张爱萍对他说：“K1指令已经发出。”
在主控站里，气氛严肃、紧张，钟表“咔咔咔”的声音如洪钟敲击着每个人的耳朵和心脏，时间一分一秒地走向那个庄严的时刻。坐镇指挥的张震寰又看了一眼手表，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发K3。”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人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人人都屏住呼吸，戴着防护眼镜的头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降临。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当时在场的多位参试人员，他们从各自所在位置，记录下了原子弹爆炸的那个珍贵瞬间：
姚献新（国防科委二局参谋，距爆心60公里）——
指挥所在离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在山坡上挖了一道半人深的堑壕，张爱萍就站在堑壕里工作，我在他一旁守电话机。“零时”快到了，让参观场的人都背对爆心卧倒，堑壕里的人都蹲下，我蹲下后一看张副总长还站着，就站起来了。张爱萍一把按在我的头上，把我按下去了，我又站起来，他又把我按下去。
我说首长你怎么不蹲下呀？他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他就那么一直站着，朝着铁塔的方向……
张蕴钰（基地司令员，距爆心60公里）——
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直持续到读秒的“零时”过后，但随即被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紧接着传来了一阵我从未听到过的轰鸣声，专家们根据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的景象，判定是核爆炸。
最初的欢呼声来自西侧参观的人群，他们激动地呼喊着、跳跃着、流着泪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刘西尧和朱光亚都很激动，我走过去向他们祝贺成功。
韩云升（气象处长，距爆心60公里）——
这时有线广播里播放着悦耳的音乐，各单位领导有说有笑，唯有刘西尧副部长和那些科学家们表情严肃，似乎在想着什么。而我则感到时间走得太慢了。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现在是“零前”15分钟，请大家准备好防护眼镜看火球。“零前”5分钟，大家戴好防护眼镜，没多久，广播里传来了倒计时数的报读声。我感到我的心脏随着报时的声音在剧烈地跳动。
“9、8、7、6、5、4、3、2、1，起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毕庆堂副主任一捅我，我急忙摘下眼镜，只见铁塔处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大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起，一会儿一个蘑菇状烟云矗立在场区中心。刘西尧副部长急忙问我：“你看云顶有多高？”
我根据平时预测云高的经验，回答说至少有7000米。因为当时核云还在上升，没等我说完，刘副部长对着科学家们喊了起来：“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顿时，整个白云岗被欢呼声淹没了。很快速测、速报数据来了，只见张副总长拿着电话筒问科学家们：“怎么样？”有一位科学家说：“是核反应，是原子弹爆炸！”张副总长高兴地对着听筒说：“成功了！是原子弹爆炸！”最后又听到他答了一个字“好！”
李秉太（防化连排长，距爆心10公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剂量监测，保证剂量安全。我携带一部乙丙仪，随北线车组的车出发。
待机地域在气象大沟东岸，距爆心很近。隐蔽工号都构筑在背向爆心的山包或土丘下，装有坚固的水泥门。工号内装有通向指挥部的报时电话。
“零前”半小时，我们都进入隐蔽工号，等待“零时”的到来。刚才还是一片欢声笑语，现在却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零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对这些，人们心里确实没有底，但大家都有一个想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完成任务。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这一自豪和激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随着报时员“9、8、7、6、5、4、3、2、1，起爆！”的声音，隆隆的爆炸声伴随着大地的震颤接踵而来。“零后”一分钟，我们打开了隐蔽工号的坚固大门，我拿起事先就打开了的仪器，第一个冲出门外。 接着战士们跑步冲向发射阵地，仅用了约20秒的时间，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向预定空域发射取样伞。此时，蘑菇云还没有形成，能见度非常好。最初跃入我眼帘的是一个通红的大火球，紧接着是翻滚着的黑烟团，烟团中间好像包着一团火，在翻滚中时隐时现，云团正对着地面，周围的尘土都急速地向中心移动，接着就形成了一个下粗上尖的尘柱，迅速地向翻滚着的烟云接近。这时，炮兵分队发射的白色取样伞，正好不偏不倚地在云头上方一个接一个地张开，缓缓地降入到烟云中。
几分钟后，云头变大，与升腾的尘柱相接，形成了壮观的蘑菇云。炮兵分队的负责人不时地问我：“有没有情况？”蘑菇云几乎就在我们头顶上，但仪器没有反应，因没有实际经验，我怀疑仪器有问题，通过反复检查，仪器工作正常。于是，我果断地回答说：“一切正常！”
几分钟后，我们完成了发射任务。大家迅速上车返回驻地。我坐在汽车的最后边，仍然进行着监测。我看到尘柱和蘑菇云头慢慢地分离了，蘑菇云头也不再翻滚，由黑色变成灰黑色，逐渐扩散，犹如一片乌云，向东南方向飘去。
这时，地面上的效应物有的在燃烧，有的在冒黑烟。坦克翻滚在地，炮塔与车身早已炸成两截。有的工事掩体倒塌、房顶被掀掉。一匹被光辐射灼伤了眼睛和皮肤的效应马惨叫着四处乱跑。路边的电线杆，向着爆心的一面都被烧成了黑色，几乎是朝着一个方向倒在地上。
王俊杰（警卫四连连长，距爆心30公里）——
10月上旬，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将巡逻圈逐渐缩小到距爆心数公里的范围内。14日，来到指定地点，进行24小时昼夜巡逻。这是离爆心最近的两个光学测量点之一，我们已经预感到，一个庄严的时刻即将来临！
终于在16日快中午的时候，基地命令我们撤离现场，到指挥所东南侧参观现场观看原子弹爆炸。一到那里，有关首长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副防护镜。过了一会儿广播里传出了指挥员的声音，要求大家面向西坐好，戴上防护镜。不一会儿，广播里又传来了9、8、7、6……读秒的声音。我们一个个都屏住声息，戴着防护镜的头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突然，大地震颤，巨雷轰鸣，我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随着广播里“头向东”的指示，我们立即面向爆心抬起头来，只见蘑菇云冉冉升起。大家一时间欢呼雀跃，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在戈壁上空。
汪业广（后勤部助理员，距爆心30公里）——
当时我和效应大队在一起，守着几笼兔子，是效应用的。我手里提着个锣，一听到起爆，赶快敲锣，怕兔子闭眼睛，当当一敲，兔子就睁开眼睛了。
王建立（基地政治部干事，距爆心60公里）——
參观规定要卧倒，没命令不许看。有的人就一直趴着，不敢动。“零时”都过去好大一会儿了，同志们一看说还趴着啊，开玩笑地踢一脚，才抬头看，蘑菇云已经好高了。拍电影的同志更有意思，大家都蹦啊跳啊，他们也跟着欢呼啊，忘了拍镜头了，后来电影上那欢呼的场面是补拍的……
于选成（防护工作部记录员，距爆心24.4公里）——
按照试委会的安全规定，“零前”5小时清场戒严，20公里以内的人员全部撤离，“零后”马上进场执行任务的人员均进入20公里线附近的工事内掩蔽。其余的人员都集中在5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参观点，每个人都要戴上减光5000倍以上的墨镜，而且在“零时”临近时按统一的口令“向后转”，背向爆心，以防核闪光对眼睛的伤害。这样，全场人员均看不见爆炸开始时的情景。唯独我们观测组，大饱眼福，从闪光开始，足足观察了25分钟之久。
观测组共8人，组成南北两个观测所，每所4人，南北两个观测所的位置分别在爆心以西24.4公里和22.6公里处的高地上，两所相距5公里，均构筑有半密闭野战工事，观测窗上安装有活动的有机玻璃，既可防冲击波对耳膜的伤害，又便于观察。防护工作部周村副部长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让我们松弛一下情绪，不要紧张。我们沉着地戴上护目镜和耳塞，静静地等待着，但当耳机里响起报时声，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随着一道银色闪电般的光亮过去之后，我们就沉着地摘下护目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观测作业。
闪光过后便是一个通红的大火球，跃上那没有尽头的天穹，由红变黑，黑里透红，迅速变成一团翻滚着的烟云。烟云上升的时候，地面又卷起了一个粗壮的尘柱，紧追不舍，直至与烟云衔接。这时，戈壁滩上生长出一个完整、高大、壮观的“大蘑菇”。后来，它又缓缓地扩散开，向东南方向飘去。
马子超（基地防化研究室主任，距爆心11.5公里）——
那时我带空气取样组，我们是暴露在地面距爆心最近的人，只有11公里。当时没有防护镜，一律背向爆心趴着两只手交叉着支在地上，把胸部抬起来，防止冲击波伤害身体，头紧贴在地上，眼睛闭上。提前15分钟，我说大家卧倒吧。大家都趴下了，到了3点，当时感到背部有点热，我一看表，怎么还没响，走前对了表的呀？就想这可能是一次演习，过了30秒，我想不对呀，回头看看，蘑菇云起来了。我喊大家快起来声音到了，轰隆轰隆，我这才反应过来。噢，声速比光速慢！闪光没看到。这时蘑菇云就往上翻，还没形成照片上那种下边有个小把把的样子。
那天气象特别好，蘑菇云形成后定在那里有10分钟没动，后来蘑菇云冠下面的烟柱左侧出了个小把把。当时心情很激动，中国终于有原子弹了，五个月总算没白训练……
陆祖荫（基地研究所三室主任，距爆心60公里）
开始试验前，我们都戴上防护眼镜，蹲在防护堑壕里，背向爆心。时间到了，堑壕里突然一片耀眼的光芒，我们赶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蘑菇云渐渐升起。“成功了！成功了！”人们跳出堑壕，激动地互相握手，互相祝贺。
试验委员会当即用电话报告总理，总理向大家祝贺，并要求在两小时后上报爆炸当量。 当时彭桓武和我站在一起，我们用简易的目测去估计烟云高度，换算了爆炸当量，这个结果与以后精确的测量结果基本符合。 葛才夫（防化兵部学术处中校参谋，距爆心20公里）——
隐蔽工号在气象大沟东岸，距爆心约20公里。进入工号等待“零时”，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好容易等到报时。又觉得报时的时间太长，接近“零时”，大家用棉花塞住耳朵静听爆炸巨响，听到爆炸的巨响后，我们侦察组立即跑出工号到顶部观看。此时，蘑菇云已初步形成，大家跳跃欢呼，庆祝试验成功。我们立即上车向着蘑菇云方向前进。
前进中，大家精力非常集中，都有些紧张。随着爆心的接近，爆炸后的景象逐漸出现在眼前，开始见到的蘑菇云，和后来公开发表的照片很像。不久，尘柱和蘑菇就脱开了，蘑菇头上逐渐扩大成一片乌云，向我们靠近，尔后几乎就飘在我们头顶上。地面上，我们首先见到的是电线杆东倒西歪，电线被拉断，拖挂在地上。
再向前，见到效应物在燃烧，效应物资被吹得四散满地，效应汽车被吹翻，被烧伤的效应动物在嚎叫，身上的毛都被烧光了。有的工事掩体倒塌，火炮的炮管被“震”弯。效应的房屋在燃烧，房顶被掀掉在地面像被狂风刮过一样，路面、车痕被尘土覆盖，很像刚修的新路。原来十几公里外就能看到的塔架不见了，到近处一看，它像面条一样倒在地上，弯弯曲曲……
“爆后”30分钟，一架伊尔—12运输机，只用了短短5秒时间穿越蘑菇云，并完成收取样品的任务。指挥部见如此顺利，马上命令再入云一次，取足剂量。
取样任务的要求很高，飞机必须在原子弹刚一爆炸的一瞬间，立即起飞，在30分钟内爬升到7000米高度，平飞穿过蘑菇云团，进入得过早，有可能机毁人亡，过迟又无法取得足够的样品。
考虑到安全问题，国外的取样机都是无人驾驶飞机。可当时我国没有无人机，只得冒着危险，让机组人员头戴防毒面具，进行人工驾机取样，执行任务前，机组人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据说，发射指战员跟保驾的技术人员进入地下发射室之前，全都写了遗书。
16时26分，完成穿云取样的03号伊尔—12徐徐降落机场。防化小分队立刻对机组人员和飞机进行彻底的洗消。
两个多小时后，机组再次起飞，这次则是将取得的样品送往北京，进行化验分析。分析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党中央期待着核爆炸成功的消息
1964年10月16日15时零5分，北京，刘杰办公室接到试验场区指挥部李旭阁电话报告：“原子弹爆炸，两小时后报结果，爆炸成功！”
15时零7分，聂荣臻来电祝贺：“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深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这一次试验工作的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15时30分，彭真来电祝贺：完全照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转告全体同志。”
15时35分，杨成武来电祝贺：“祝你们成功，这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祝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飞向罗布泊。可以说，没有谁比毛泽东更盼望这颗原子弹能够炸响，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这成功的时刻，毛泽东却格外冷静。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毛泽东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景象判断是核爆炸。”
毛泽东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随后，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传到北京。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毛泽东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周恩来风趣地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特别指出：“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的确，罗布泊一声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饱尝过外国侵略者欺凌的老一代人更是激动万分。不知是否历史有意开了个玩笑，就在中国首颗原子弹就爆炸了，赫鲁晓夫宣布下台。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祝贺的电文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满江红·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巨风。
笑老修大势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汹；
众喽罗，瞎起哄。
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
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场空。
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欲购买《毛泽东诗词艺术珍藏》，请在P26查阅详情）
当日，新华社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详细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
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依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参考资料：《国家最高决策核盾牌》、《中国蘑菇云》、《核铸强国梦》、《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作者：彭继超、伍献军、孟昭瑞、孙勤、陶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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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亲历者回忆：钻蘑菇云惊险取样
展自强的人生与“两弹一星”紧密相联。52年前，他是中国研制首颗原子弹的空运飞行员。氢弹爆炸后他钻进蘑菇云取样；之后还参与了首颗人造卫星材料的空运……
运送神秘木箱
今年83岁的展自强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成县一个普通农家，1949年，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52年为了缓解朝鲜战场上地面作战的压力，部队选拔人员参加飞行员培训，展自强成功入选。1953年初夏，他被送往石家庄第四航空学校。到1956年5月，他已经能驾驶当时最先进的歼-5战斗机。别人只能简单地起飞、降落，他却可以掌握高难度的大盘旋、连续几次上升等动作。
从航校毕业之后，展自强被分派往徐州空军13师，平时承担人工降雨、运送物资等任务。1964年5月，领导通知他准备接受一项特殊的艰巨任务，他是副驾驶。当时，展自强面对家人的询问，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具体什么任务自己也不知道。
机组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哈尔滨、沈阳到乌鲁木齐再到罗布泊基地的穿梭。他记得每次运送的神秘物品都装在一个木质的箱子里，一次空军保卫部副部长竟然亲自押送。
上级对于飞机的震波和温度都有严格要求，一杯水都不能晃。而西北的机场多是土机场，凹凸不平。为了解决防震的问题，机组找到一个条件相仿的场地，反复演练，最终降低了运震率。此外，为了保持20℃左右的恒温，他们冬天在简陋的货仓内放加温炉、毛毯，隔热布，夏天就在拂晓起飞，以调节舱内气温。此外，为了确保飞行的隐秘，展自强他们要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飞行路线，采取隐蔽低空飞行。在通信联络上，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收听不发话，或者只按规定点击一个信号。
爆炸当天才知自己运送的是原子弹分解材料
1964年10月初，运送任务基本结束，展自强机组受命在罗布泊基地之外200公里的马兰基地待命。10月14日，展自强的机组被授予“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集体一等功”，但他依然不明就里。10月16日下午3点，他听到一声爆响，不远处的天空升起一团火球，随即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此前運送的竟是原子弹的分解材料，激动与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但展自强的任务还没结束，另外一个机组飞到蘑菇云中采样后，展自强的机组便赶紧送往北京，以供科学测定爆炸效果。10月17日凌晨2点多，飞机抵达南苑机场，军队首长和专家亲自迎接样品。
当时，展自强离家已经快半年了，因为极度保密，一封信都不能给家里寄。执行完任务，他回到家后，面对妻子的怨言，他只能默默听着。
氢弹爆炸后高空取样
1967年6月初，展自强再次接到命令飞往罗布泊。此行的目的就是在氢弹爆炸后，展自强和机组成员要钻到蘑菇云里取样。
随后的半个月，他们每天都在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演练走“S”形，口中熟背飞行的升降、速度数据。取样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氢弹刚爆炸时是一团火球，冲击波能量未充分释放，进入势必机毁人亡，如果进入过晚，蘑菇云散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剂量。蘑菇云大概在8000米海拔，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到指定高度，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967年6月17日，凌晨4点半，展自强机组接命令赶往机场。机组接到命令，氢弹试验当日进行。按照事先计算，他们6点左右起飞，准备钻蘑菇云。核弹爆炸将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但机组人员穿戴的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和氧气面罩。“演练的时候穿防化服和戴防毒面具，但影响操作，后来就脱掉了”。飞机无法直接升空到8000米，决定取道马兰走“Z”形。起飞后先爬坡到了马兰上空5000米左右，然后再回转爬坡到罗布泊上空8000米左右。
当指挥中心发出投弹倒计时“0”后，氢弹升空爆炸，天空如同升起两个太阳，火光翻腾，在8000米的高空形成巨大的蘑菇云。这时，展自强驾驶飞机一头钻进蘑菇云，飞机外什么也看不到，来回三四次才完成了样品采集。
1970年，展自强被调往酒泉为中国首颗人造卫星运送研制材料。1975年，“文革”影响到了空军建设，展自强放弃钟爱的飞行事业，转业到徐州一家机械工厂，当起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退休。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扬子晚报》）
“零日”“零時”确定后，突然发现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时报前夜，周光召和同事连夜计算成功概率。
罗瑞卿说：“若要推迟，到1970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周恩来说：除你们俩，还有什么人去核试验场？原子弹的运输怎么搞？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原子弹在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
王建立（基地政治部干事）：“拍电影的同志更有意思，大家都蹦啊跳啊，他们也跟着欢呼啊，忘了拍镜头了，后来电影上那欢呼的场面是补拍的……”
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急于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美国不断利用间谍卫星、高空飞机窃取我国核武器试验情报。随着1964年的临近，世界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议论更是甚嚣尘上，从大国首脑到港台地区的小报，仿佛都成了预言家，他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推测，非常认真地安排着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面对国际舆论以及当时尖锐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专委对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进行了慎重的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择机再试。然而在专委会议之后，毛泽东从战略大局出发，当即拍板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4年5月，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拔地而起；9月，西花厅，周恩来在专委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原子弹试验要早；10月初，罗布泊地下室，原子弹顺利装配。10月中旬，周恩来批示：16日为“零日”，15时为“零时”。原子弹试爆在即！
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准备悄然进行
1964年4月30日上午，来自上海的高级技工原公浦和三位同事，一起来到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的厂房。原公浦将在这里完成原子弹核心部件最后的精加工。
晚上8时，厂房内一片宁静，紧张的气氛将人们的心悬起三分。原公浦进入厂房前，对二机部的专家和领导们说：“请大家放心，我能完成任务。”
当原公浦走到操作台前，将浓缩铀部件固定在特种球形车床上，他的手开始发抖了。在此之前，原公浦已经用普通钢球模拟操作过多次，但面前的部件非同寻常，这是数万人为之奋斗了10年之久的浓缩铀球。原公浦站在车床前一动不能动，浑身大汗淋漓。厂房外的领导知晓后，立即决定暂停加工，安排原公浦到休息区休息一会儿，放松心情。
晚上9时许，原公浦再一次站在操作台前，神色镇定，额头通红。他知道这一次只能前进，不可后退。他正式开刀了！
加工完第一刀，原公浦还是有些紧张，但随着车刀进一次，量一次，复核一次，调整一次。原公浦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高超的技能，非凡的勇气，随着机床的轰鸣焕发了出来。三刀、四刀、五刀……一刀比一刀沉着。凌晨一点，只剩最后三刀，这是关键的三刀，每一刀都要经过领导的审核。车一刀，量一次尺寸，作出报告；下一刀如何进，如何退，原公浦已胸有成竹。
凌晨三点，当原公浦车完最后一刀，检验员报告：各项精确指标、技术指标均达到了部颁标准。原公浦一下子松了口气，瘫软在车床旁，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从此，原公浦有了“原三刀”的美称。
在厂房外静候的专家和各级领导收到消息，高兴得相互握手致意，喜泪飘洒。
1964年5月1日，我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经过质量技术鉴定完全合格。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摆脱苏联撤援后的迷茫，艰难地走过三年困难时期，并在上马下马之争后，勇往直前，围绕原子弹的生产与研发，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按照计划稳步前进：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四氟化铀；
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完成；
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铀—235浓缩铀。预示着“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我们可以做饭了”；
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的核部件；
6月6日，在青海海晏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奠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基础。
1964年春天，一座102米高的铁塔在新疆的罗布泊拔地而起，这座铁塔将托举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空中爆炸试验。
此次爆炸试验现场的工程建设，是从1963年4月陆续展开的。主要项目有铁塔、控制、指挥、测试、效应试验、机场、道路、通信等工程。到1964年6月底，254项工程按预定计划全部完工，质量都达到了使用要求。
5058名参试人员满怀豪情，在戈壁滩上撑起帐篷，连营千里。他们来自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军区、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3.3万多吨器材、物资从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车皮1116节、汽车1270台，行驶1851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62圈。
核试验正式进入筹备阶段之前，5000名工程兵已经在这里持续拼搏了两年多。盛夏，地表温度高达摄氏50多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他们照常施工。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154项特种工程。
执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兵，头戴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防护衣内温度高达摄氏40度以上，他们以超人的毅力顽强跋涉，谁也说不清自己流了多少汗水。
为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7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了8300里，在半年中每人磨破12双鞋。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亲自创作的这首歌词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参试部队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强敌环伺，毛泽东拍板说：“原子弹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1963年底，国际上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议论已经甚嚣尘上。从大国首脑到港台地区的小报，仿佛都成为了预言家，他们以自己的想象和推测，非常认真地安排着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表。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和陈毅应邀前往阿联（埃及）访问，开始了他们的非洲之行。
这时，西方又传出了一条关于中国原子弹的消息——路透社巴黎16日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理事会会议人士说，英国外交大臣特勒今天对议会说，中国可能在明后年爆炸核装置。12月20日，即将结束访问的周恩来在开罗库巴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美联社当天从开罗发出的电讯说：
周恩来讲了一百分钟，得心应手地回答了大多数问题。当有记者向周提到那个关于原子弹的消息，周对此避而不谈。周恩来说，他对此毫无所知，他劝记者去问那位提供消息的部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闻。
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急于知道中国是否会加速自行发展核武器。美国在我国周围建立了20多个监听站，30多个测向站。并不断利用间谍卫星、高空飛机窃取我国核武器试验情报，华盛顿甚至有人公开鼓吹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核方面绝育”。当时已经有迹象表明，超级核大国有图谋阻止中国掌握原子弹、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
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中国选择首次核试验的时间，便成为中央专委特别注意的问题。1964年9月16日、17日，中央专委对此进行了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在研究中，周恩来归纳大家意见时说：“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我们从战略上设想是现在就搞，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我们要设想一下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时间。国庆节前下决心……为了和第二套生产基地衔接上，则要推迟到1970年才能试验。”
罗瑞卿说：“若要推迟，到1970年我们这些人要退休了。”
周恩来说：“如果要在今年进行试验，需要在9月25日以前定下来。我再搜集一些材料，研究一下，报请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决定。不管是在今年、明年，还是后年进行试验，你们准备工作仍要积极进行。”
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方案设想。毛泽东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拍板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他们果断决定按早试的方案进行。
核试验前的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等开了一次极为机密的专委小会，传达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研究的决定，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做了周密的部署：
由刘杰负责组织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由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国外工作的准备；张爱萍、刘西尧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场区指挥部办公室代号为20号办公室）。刘杰在北京主持由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代号177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
当时的国际气氛很紧张。周恩来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美、苏和蒋军的空袭及派遣特务进行破坏。
周恩来说：“主席同意搞，任务更重了，不是更轻了。除你们俩（指张爱萍和刘西尧），还有什么人去核试验场？原子弹的运输怎么搞？知道这项任务的人不要太多了，不应知道的不要知道。原子弹在路上如何押运，要实施封锁……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自己除公事外，也不要为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今晚要开个紧急会议，具体地规定多少条，从现在起就要搞好保密，什么消息也不要漏出去。参加这项工作的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是在舞台上，敌人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人（指陈毅和贺龙）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要埋头苦干，做无名的工作……保密问题，不要假手许多。我这次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要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爱人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不向她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个副主席（指贺龙和聂荣臻），彭真同志。”他还对陈毅说：“你可不能讲啊！”陈毅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会上张爱萍因有外事活动提前退席，周恩来特意嘱咐：检查一下衣服兜里有没有写字的纸条，要掏出来。
邓颖超在纪念周恩来90诞辰时回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许多事也是我最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中才知道的。”
核试验进入待命阶段
177办公室作为首次核试验的信息枢纽，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上传下达，及时、准确地向中央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传递信息，并向试验现场传达中央有关批示和指示。这个办公室只存在了一个月，可流经它的信息在当时都是国家顶级机密。
177办公室由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二机部和国防科委派出工作人员共5人组成。地点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
为了保密的需要，177办公室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两层毯子，外面看不到里面的工作情况，也听不到里面的声音。总参通信兵部给177办公室配备了与核试验现场通话的带有载波机的电话，同时架设了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和手摇电话单机。
这个办公室对外全封闭，全天候24小时连续工作，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同前后方的重要通话都要记录在值班日志上，传送文件都要坐小车两人同行，通话行文涉及原子弹和试验行动的都要使用密语。 1964年9月，177办公室开始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通话，传递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部件的运输情况。
原子弹部件由武装警卫护运，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专用铁路线发车起运，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站，安全到达乌鲁木齐。运原子弹的火车定为一级专列运行，采取了严密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负责护送的两省公安厅厅长还要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沿线铁路检车的铁锤，一律改成铜锤，以免产生火花，横跨铁路上空的高压线暂时停电。
承担这次驾驶任务的是来自杭州的火车司机姜士荣——
1964年春季，我31岁。一天，我突然被组织上秘密送到了青海省西宁市，然后驾驶机车沿着一条军用铁路线来到200公里外的大戈壁滩。军代表告诉我们说，这里就是青海金银滩基地。我们接到一个出车任务，说要把列车从金银滩牵引到新疆。
当时，军代表反复强调我们不要与外界任何人联系，不得给家里写信，那种神秘严肃的气氛，让我感觉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非常自豪。
我驾驶火车多年，专运、特运列车也拉了数百趟，都没有驾驶这趟列车来得紧张。列车白天停在车站，机车入库检修，到了夜晚再牵引运行。清一色的闷罐车停在车站，解放军战士和便衣保卫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列车运行时，铁路桥梁、隧道旁时常会看见解放军或民兵在巡逻。机车头上坐着一名解放军军官和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从车头拉出一根军用电话线通向列车，随时可以向列车指挥部汇报情况。从以上现象推测，此趟列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牵引的列车先从金银滩驶向西宁，然后转上兰青铁路过黄河到兰州，再折身驶上兰新铁路进入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奔驰。一路上，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心被揪得紧紧的。驾驶机车对我来说并不难，难就难在既要限制行车速度，又要保证准点到达目的地。近2000公里啊，谁能保证在当时既无速度表又无测速仪的情况下，列车速度能始终控制在时速50公里？谁又能保证在起伏连绵的西北高原行车、上下坡道时不产生任何碰撞？为此，我只有凭着多年驾驶机车的经验，靠自测和目测仔细观察速度，每时每刻在心中计算着。
一天傍晚，我与火车上两名机修工正在库内检修机车，几个军人漫步来到机车前，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的老军人。他笑呵呵地走到我面前说：“司机同志，你辛苦了！”说着便来握我的手。我的双手上沾满了机油，不好意思伸手，便说手上有油。老军人听后更乐了：“有油？有油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嘛。”
老军人一双有力的大手一直握着我，说：“司机同志，这次行动非同一般。你们火车头是先锋……告诉你们，毛主席、党中央将直接指挥我们。我们要争气，要扬眉吐气，要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中国。”
老军人说得气壮山河，我听得有滋有味。老军人临走时又说：“此次行动千古难逢，将载入史册。咱们是幸运者，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项光荣使命！”
第二天，一位领导对我说：“姜士荣同志，昨天聂荣臻元帅和你握了手，你可真是幸运啊！”
那老军人就是聂荣臻元帅？我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我的天，老军人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聂帅？这次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任务呢？我心中嘀咕着，可不敢问，只是觉得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之前的十几天中，我一直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列车运行也很顺利，但当列车开到一个叫黑风峡的地方，我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天晚上，列车正平稳地行驶着，前方突然刮起了一股沙尘暴！顿时，呛人的沙石呼啸着迎面袭来，击打得车身啪啪作响。
黑风峡位于新疆哈密西侧，是国内闻名的百里风区。我当然知道它的厉害，可万万没有想到它在这个时候刮起了“黑风”！我神情紧张，努力集中精力，驾驶着列车在漫天黄沙中艰难行进。
风刮得越来越大，车窗外就是飞沙走石的世界，一直守在机车里的军官也着急了。他抓起电话与列车指挥部联系，问列车能否在黑风口车站停一会儿，以防不测。指挥部在电话中马上作出指示：列车不能停，要正点到达前方指定停车点。要克服一切困难，不得有误。
军令如山。黑风刮得昏天黑地，前方线路黑漆漆一团，机车大灯照射出去勉强能看见十几米。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可还是捏着一把汗：这么近的距离，若有情况，想采取措施都来不及啊！不管前方有没有人或物体，我都不断地大声高呼着：“前方注意！”手始终紧紧地握住闸把，随时准备刹车。
“有光亮，你看！”解放军军官一声高喊，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丝模糊的亮光，随着列车的逼近而变得清晰起来。一束亮光，又一束亮光。束束亮光向列车显示出前方畅通无阻的信号。
原来，在铁路边的通信电杆边，每隔15米就有一个人手持通行信号灯在为列车开道。为了不被大风刮倒，那些人都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电杆上，艰难地举着信号灯。每隔一段距离，都会看到三五个人手牵手在铁路边巡查，他们跌倒了又爬起来，不停地向电杆旁的人报告线路情况。
在上百公里的黑風峡谷里，铁路工人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我心底涌起一股暖流传遍全身，终于松了口气，回头一看，发现解放军军官和两名战士立在机车一侧，正举手向车外行军礼。军官和战士们神情庄严，泪水顺着脸颊不断流淌。
几天后，列车终于行驶到了终点——通往罗布泊的那条200余公里秘密军用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指挥部电告：前方车站一切准备停当，列车进站时必须一次性对好目标线停车，要尽量减少运动碰撞。指挥部特别指出：列车必须一次性停好，不得二次启动。
这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准确地计算出制动力、制动距离，还要考虑风力造成的误差问题，一点都马虎不得。其中最后拉刹车的那一下关系特别重大，搞不好就会前功尽弃。我也知道，各级领导、部队首长，还有很多人都来到了车站，都在密切注视着即将进站的列车。但是，此刻我已无暇多想，只能在心中默默念叨着，握闸把的手汗津津的，微微颤抖，心里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列车慢慢接近车站，在机车大灯的照射下，我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等候在月台上。列车冲过道岔进了站区。我双目圆瞪，开始撂闸（即刹车）了，刚才还呼啸着的列车渐渐慢了下来，我的心也在一点点抽紧。列车咯吱吱地滑向月台，我仿佛看见了人们的目光审视着机车。我握闸的手一点点地加力，机车的车轮刚滑到停车标志处，我用尽全力将闸把牢牢拉住，随着一声轻微的吱呀声，列车准确地停在了标志线上。
直到原子弹爆炸成功，领导才告诉我，说当时那趟车拉的就是原子弹。我问领导为什么不早说，他们说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我忽地明白，是啊，如果当时知道拉的是原子弹，还能应对自如吗？
“零日”“零时”终于确定
当试爆准备一切就绪的时候，天气情况如何，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气象因素，美国的首次核试验被迫推迟到了第二天，苏联首次核试验被迫提前一小时。除此之外，天气因素也可能导致测试工作效果不佳，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
罗布泊地处沙漠戈壁，风大沙急，天气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沙暴肆虐。这样的地方对搞核武器试验是一个考验，对气象预报同样也是不小的考验。而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要求又很苛刻。最佳选择是碧空无云，能见度在50公里以上，以便于远近照相站摄影，留图像作分析；高度500米以下要求西风，以保证高空放射性尘埃不降到城市；地面风速小，而高空风速要大，这样有利于放射性尘埃扩散；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随雨水集中降落在某一个地区。
当时我国的气象站数量少，设备也极其落后，要预测到满足全部试验条件的天气，困难有多大可想而知。到1964年10月，设在爆心地区的阳平里气象站已坚持工作5年，不间断地收集、分析大量当地的气象资料，寻找不同季节的气候变化规律。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气象站的工作人员摸清了罗布泊地区的气象规律，为第一次核爆炸做出了准确的预报——10月15日到17日为最佳试验天气。
10月9日，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及试验区党委，根据气象站的预报，拟定试验时间在15至20日之间。张爱萍随即派试委会的李旭阁乘专机赴京向周恩来报告。
10月10日2时，专机从罗布泊机场起飞。飞机到包头后，因风沙大不能继续夜航飞行，军委派另一架飞机将李旭阁连夜接到北京。
10月10日23时10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王亚志秘书。
10月11日2时，王亚志通知刘杰办公室，这个报告已批送中央首长传阅。
王亚志回忆说：“当总理下定决心后，除他自己报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外，还亲笔写了一封短笺，装入信封，写上送阅领导人的名字，要我和赵茂峰专传。除首长一人外，办公室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文件内容，把机密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记得我俩曾去了邓小平、聂荣臻和罗瑞卿首长處送阅。邓颖超同志毫无所悉，她历来是无关的事从不过问。”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周恩来的短笺是这样写的：
刘杰同志：
张刘两同志10月11日3时10分的报告已阅，望告张刘，同意他们来信所说的一切布置，从10月15日至20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须通过保密设施以暗语进行。
周恩来
10月11日
就在同一天，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原子弹爆炸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并报经毛泽东同意。接着，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等文稿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
第二天，气象部门预报16日左右有出现好天气的可能，试验委员会便把试验的日期瞄准在15日、16日，并按15日准备。
10月13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召开会议，经研究，一致认为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可以进行正式试验，并确定：第一，这次试验一定保响，确保安全，基本保测；第二，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第三，“零时”选择的关键在于气象预报；第四，要做好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试验委员会设置了来往电话的“暗语”，如“1064”为“首次”、“老邱”为“实弹”、“穿衣”为“装配”、“下房”为“装配间”、“上房”为“铁塔”、“辫子”为“雷管”、“梳辫子”为“装雷管”、“体温”为“剂量”、“血压”为“气象”、“零时”为“起爆”等等。
10月14日18时25分，李旭阁向177办公室电话报告：“根据气象情况分析，经过党委常委研究确定16号为‘零日’。”20时30分，177办公室李鹰翔、宋炳寰到总理办公室面报。
总理亲自作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同意16日作为‘零日’，请以暗语加密告张刘两同志，‘零时’确定后望即告。
14日20时50分，177办公室李鹰翔用保密电话把总理批示传达给罗布泊试验场区指挥部。
14日19时12分，原子弹安全吊上铁塔，场区各方面工作处于待命状态。张爱萍、刘西尧等领导与气象专家顾震潮等，同气象人员昼夜研究天气变化，经几次订正，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好，因此预定16日8时为“零时”，到15日凌晨3时，又研究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并报告周恩来。
10月15日12时，177办公室接到20号办公室的保密电话。
总理、林总、贺总、聂总、总长：
经党委常委研究，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为15时，请指示。
张爱萍 刘西尧
10月15日12时零5分，刘杰派李鹰翔、宋炳寰把电话内容面告周恩来，报告时，邓颖超主动离开。12时30分，周恩来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周恩来
10月15日12点半
“零时”终于确定，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试爆前夜
1964年10月15日早晨，张爱萍、张蕴钰、李觉和朱卿云去铁塔，张震寰去主控站。接着，他们分头到各个单位进行最后的检查和落实。在防护作业队，张爱萍走到队伍前，做了鼓舞人心的动员。大家群情激奋，齐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15日下午，张爱萍又一次来到铁塔下。多年以后，这位老将军不止一次地回味当时的心情：
“离开铁塔后，我又回头看了看，再有一天，这个钢铁巨人就要在爆炸中消失了。我带着相机呢，想照张相做纪念。又一想，我规定的不准照相，我要带头遵守才行，就没照，连张像片也没留下……”
10月15日夜晚，张爱萍通宵未眠。
这一天，当核试验基地司令员、试验委员会参谋长张蕴钰赶到阳平里气象站的时候，气象员正分别在几顶帐篷内抄收来自阿拉山口、和田、敦煌和国际台的气象预报资料。正在这里的气象处处长韩云升通报：“中长期预报都和今天的实况相吻。”张爱萍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与此同时，北京的二机部刘杰部长却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份急电从罗布泊发到北京，报告说，突然发现了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周恩来在电话上问：“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刘杰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 “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叮嘱说：“要做好准备工作以防万一。”
当晚，北京风雨交加，一辆小汽车飞速驶进核武器研究所。一到理论部大楼前，汽车还未停稳，刘杰就推开车门匆匆上楼，他找到周光召、黄祖洽和秦元勋，迫不及待地说：“场区出现新情况，周恩来要求重新计算一下成功的概率，8个小时内给我结果。”
刘杰交代完后匆匆离去。他相信周光召他们能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
大楼外依然风雨交加，周光召和同事们连夜紧张地运算，10月16日上午，一份计算报告呈到周恩来面前：“经计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失败率小于万分之一。”
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是在铁塔下度过的，他的心情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他后来说：
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打到铁塔下，当当当直响。要是不安全可不行，我不放心，就又去铁塔下看看。哟，这油机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不对呀！我一揭盖布，老天爷，一个工人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着皮夹克那样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回去，得在这儿盯着。”我一看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我同意这个工人留在这里，他在油机旁守了一夜。
这是个老工人，叫王振禄，从大连调到九院时就是8级工，十几年只长了5块钱工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了很多委屈，有人说他的心是黑的，他一急自己把肚子剖开了，叫他们看看黑的还是红的。当时医院没给他打麻药就给缝上了。我在北京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到厂里，说你们行行好，一定治好他。后来这个老工人又调回了大连。临走前到北京，一敲门就叫我：“李部长，你还认识我不？”我说：“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啊，你不就是王振禄吗？那天晚上你不是在爆心过了一夜吗？”他一听就说：“认识就没意见了，你只要还记得我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没意见。”他高高兴兴地走了。
给第一颗原子弹插雷管
1964年10月16日凌晨，李觉向试委会报告，原子弹塔上安装和測试引爆系统第三次检查完毕，请求6时半开始插接雷管。张爱萍、刘西尧、成钧、朱光亚、朱卿云、张蕴钰等签字同意。
此时，负责完成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插接雷管的第九作业队的4名操作手，登上了高达102米的铁塔，等待插管指令。
出发前，负责插接雷管的同志提出要带上主控站的钥匙。当时的塔上工作队副队长张寿齐回忆说：“我们一到核武器研究院就有一条规定，插雷管的人一定要带着启爆台上的钥匙。我对主控站的同志说，不拿钥匙我不放心。可主控站的规定是不许把钥匙拿出去。这样，我们还争了两句。”
张蕴钰后来回忆说：“我一看他们争论起来了，就过去向张爱萍请求，让我带上钥匙陪他们去吧，张爱萍点点头。我就从张震寰手里接过钥匙与他们一起上了塔……”
上塔插接雷管的一共6名同志：队长陈常宜，副队长张寿齐，叶钧道，贾保仁（记录），李炳生（记录），杨岳欣（空调）。
张寿齐回忆说：“到插雷管时，我已经连续70来个小时没睡觉了。先是在塔下工房里装配原子弹，有的部件经过运输存放有点膨胀，到现场还要修，拿铜刀和铜网慢慢刮，一点点蹭，开始不让刮，怕弄响了就完了。我说我先试试，工人老师傅不让我动手。很多老师傅都在现场，不顾个人安危，那场面很感人。要刮一两个小时，不敢使劲，怕超差，边刮边量，从科学家到工人都非常慎重。安雷管时，我记得李觉也陪我们上塔了。李觉说，我拿钥匙你们放心不放心。我们说放心。”
李觉回忆说：“搞火工，安全很重要啊，插雷管时要把塔下的电源切断，不通电上面才能牢靠啊。我说，把钥匙给我吧。底下两把钥匙都在我身上，变电房的、变压器控制的两把钥匙都装在我腰包里。先把电源断开，锁上、铅封，塔上才开始作业。我说：‘你们看，钥匙来了，断电了，你们放心吧。’”
核武器研究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张蕴钰和李觉说：“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工作。检查完后，方正知合上起爆电缆的电闸。张蕴钰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场景就像大战前的战场。不知为什么，张蕴钰突然摸了摸装在他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核装置的钥匙。
走下吊篮后，李觉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降下来。”方正知又合上了小砖房的电闸。
这时，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
“9、8、7、6、5、4、3、2、1，起爆！”
10月16日，试爆当天，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12时，他给刘杰写了一封信——
刘杰同志：
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知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10月16日12时
刘杰把周恩来的指示立即转达到核试验场，随后，他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悄悄地说：“我们的原子弹今天下午3点就要爆炸了，希望能够成功！”
钱三强听了很高兴，连声说：“会成功的，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13时30分刘杰接到张爱萍的保密电话：“一切正常，最后撤离的人员已于12时56分撤离。气象情况比预计的要好。”
李鹰翔立即把张爱萍通话内容报告了总理办公室王亚志秘书。
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撤离核爆心的，在返回途中，大概是“零时”前一个多小时，他们遇到了首批进场的辐射侦察分队。
张蕴钰和李觉赶紧下车，向他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预祝他们成功。随后，张蕴钰來到主控站，把起爆控制柜的钥匙郑重地交给在主控室主持试验的张震寰。在指挥部的路口，李觉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那里等候的刘西尧。
当张蕴钰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零时”已不到20分钟了。张爱萍对他说：“K1指令已经发出。”
在主控站里，气氛严肃、紧张，钟表“咔咔咔”的声音如洪钟敲击着每个人的耳朵和心脏，时间一分一秒地走向那个庄严的时刻。坐镇指挥的张震寰又看了一眼手表，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发K3。”
“K3”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人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人人都屏住呼吸，戴着防护眼镜的头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降临。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当时在场的多位参试人员，他们从各自所在位置，记录下了原子弹爆炸的那个珍贵瞬间：
姚献新（国防科委二局参谋，距爆心60公里）——
指挥所在离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在山坡上挖了一道半人深的堑壕，张爱萍就站在堑壕里工作，我在他一旁守电话机。“零时”快到了，让参观场的人都背对爆心卧倒，堑壕里的人都蹲下，我蹲下后一看张副总长还站着，就站起来了。张爱萍一把按在我的头上，把我按下去了，我又站起来，他又把我按下去。
我说首长你怎么不蹲下呀？他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他就那么一直站着，朝着铁塔的方向……
张蕴钰（基地司令员，距爆心60公里）——
那种可怕的寂静一直持续到读秒的“零时”过后，但随即被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紧接着传来了一阵我从未听到过的轰鸣声，专家们根据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的景象，判定是核爆炸。
最初的欢呼声来自西侧参观的人群，他们激动地呼喊着、跳跃着、流着泪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刘西尧和朱光亚都很激动，我走过去向他们祝贺成功。
韩云升（气象处长，距爆心60公里）——
这时有线广播里播放着悦耳的音乐，各单位领导有说有笑，唯有刘西尧副部长和那些科学家们表情严肃，似乎在想着什么。而我则感到时间走得太慢了。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现在是“零前”15分钟，请大家准备好防护眼镜看火球。“零前”5分钟，大家戴好防护眼镜，没多久，广播里传来了倒计时数的报读声。我感到我的心脏随着报时的声音在剧烈地跳动。
“9、8、7、6、5、4、3、2、1，起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毕庆堂副主任一捅我，我急忙摘下眼镜，只见铁塔处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大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起，一会儿一个蘑菇状烟云矗立在场区中心。刘西尧副部长急忙问我：“你看云顶有多高？”
我根据平时预测云高的经验，回答说至少有7000米。因为当时核云还在上升，没等我说完，刘副部长对着科学家们喊了起来：“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顿时，整个白云岗被欢呼声淹没了。很快速测、速报数据来了，只见张副总长拿着电话筒问科学家们：“怎么样？”有一位科学家说：“是核反应，是原子弹爆炸！”张副总长高兴地对着听筒说：“成功了！是原子弹爆炸！”最后又听到他答了一个字“好！”
李秉太（防化连排长，距爆心10公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剂量监测，保证剂量安全。我携带一部乙丙仪，随北线车组的车出发。
待机地域在气象大沟东岸，距爆心很近。隐蔽工号都构筑在背向爆心的山包或土丘下，装有坚固的水泥门。工号内装有通向指挥部的报时电话。
“零前”半小时，我们都进入隐蔽工号，等待“零时”的到来。刚才还是一片欢声笑语，现在却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零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对这些，人们心里确实没有底，但大家都有一个想法：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完成任务。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这一自豪和激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随着报时员“9、8、7、6、5、4、3、2、1，起爆！”的声音，隆隆的爆炸声伴随着大地的震颤接踵而来。“零后”一分钟，我们打开了隐蔽工号的坚固大门，我拿起事先就打开了的仪器，第一个冲出门外。 接着战士们跑步冲向发射阵地，仅用了约20秒的时间，就开始接二连三地向预定空域发射取样伞。此时，蘑菇云还没有形成，能见度非常好。最初跃入我眼帘的是一个通红的大火球，紧接着是翻滚着的黑烟团，烟团中间好像包着一团火，在翻滚中时隐时现，云团正对着地面，周围的尘土都急速地向中心移动，接着就形成了一个下粗上尖的尘柱，迅速地向翻滚着的烟云接近。这时，炮兵分队发射的白色取样伞，正好不偏不倚地在云头上方一个接一个地张开，缓缓地降入到烟云中。
几分钟后，云头变大，与升腾的尘柱相接，形成了壮观的蘑菇云。炮兵分队的负责人不时地问我：“有没有情况？”蘑菇云几乎就在我们头顶上，但仪器没有反应，因没有实际经验，我怀疑仪器有问题，通过反复检查，仪器工作正常。于是，我果断地回答说：“一切正常！”
几分钟后，我们完成了发射任务。大家迅速上车返回驻地。我坐在汽车的最后边，仍然进行着监测。我看到尘柱和蘑菇云头慢慢地分离了，蘑菇云头也不再翻滚，由黑色变成灰黑色，逐渐扩散，犹如一片乌云，向东南方向飘去。
这时，地面上的效应物有的在燃烧，有的在冒黑烟。坦克翻滚在地，炮塔与车身早已炸成两截。有的工事掩体倒塌、房顶被掀掉。一匹被光辐射灼伤了眼睛和皮肤的效应马惨叫着四处乱跑。路边的电线杆，向着爆心的一面都被烧成了黑色，几乎是朝着一个方向倒在地上。
王俊杰（警卫四连连长，距爆心30公里）——
10月上旬，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将巡逻圈逐渐缩小到距爆心数公里的范围内。14日，来到指定地点，进行24小时昼夜巡逻。这是离爆心最近的两个光学测量点之一，我们已经预感到，一个庄严的时刻即将来临！
终于在16日快中午的时候，基地命令我们撤离现场，到指挥所东南侧参观现场观看原子弹爆炸。一到那里，有关首长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副防护镜。过了一会儿广播里传出了指挥员的声音，要求大家面向西坐好，戴上防护镜。不一会儿，广播里又传来了9、8、7、6……读秒的声音。我们一个个都屏住声息，戴着防护镜的头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突然，大地震颤，巨雷轰鸣，我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随着广播里“头向东”的指示，我们立即面向爆心抬起头来，只见蘑菇云冉冉升起。大家一时间欢呼雀跃，纷纷把帽子抛向空中。“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在戈壁上空。
汪业广（后勤部助理员，距爆心30公里）——
当时我和效应大队在一起，守着几笼兔子，是效应用的。我手里提着个锣，一听到起爆，赶快敲锣，怕兔子闭眼睛，当当一敲，兔子就睁开眼睛了。
王建立（基地政治部干事，距爆心60公里）——
參观规定要卧倒，没命令不许看。有的人就一直趴着，不敢动。“零时”都过去好大一会儿了，同志们一看说还趴着啊，开玩笑地踢一脚，才抬头看，蘑菇云已经好高了。拍电影的同志更有意思，大家都蹦啊跳啊，他们也跟着欢呼啊，忘了拍镜头了，后来电影上那欢呼的场面是补拍的……
于选成（防护工作部记录员，距爆心24.4公里）——
按照试委会的安全规定，“零前”5小时清场戒严，20公里以内的人员全部撤离，“零后”马上进场执行任务的人员均进入20公里线附近的工事内掩蔽。其余的人员都集中在5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参观点，每个人都要戴上减光5000倍以上的墨镜，而且在“零时”临近时按统一的口令“向后转”，背向爆心，以防核闪光对眼睛的伤害。这样，全场人员均看不见爆炸开始时的情景。唯独我们观测组，大饱眼福，从闪光开始，足足观察了25分钟之久。
观测组共8人，组成南北两个观测所，每所4人，南北两个观测所的位置分别在爆心以西24.4公里和22.6公里处的高地上，两所相距5公里，均构筑有半密闭野战工事，观测窗上安装有活动的有机玻璃，既可防冲击波对耳膜的伤害，又便于观察。防护工作部周村副部长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让我们松弛一下情绪，不要紧张。我们沉着地戴上护目镜和耳塞，静静地等待着，但当耳机里响起报时声，我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随着一道银色闪电般的光亮过去之后，我们就沉着地摘下护目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观测作业。
闪光过后便是一个通红的大火球，跃上那没有尽头的天穹，由红变黑，黑里透红，迅速变成一团翻滚着的烟云。烟云上升的时候，地面又卷起了一个粗壮的尘柱，紧追不舍，直至与烟云衔接。这时，戈壁滩上生长出一个完整、高大、壮观的“大蘑菇”。后来，它又缓缓地扩散开，向东南方向飘去。
马子超（基地防化研究室主任，距爆心11.5公里）——
那时我带空气取样组，我们是暴露在地面距爆心最近的人，只有11公里。当时没有防护镜，一律背向爆心趴着两只手交叉着支在地上，把胸部抬起来，防止冲击波伤害身体，头紧贴在地上，眼睛闭上。提前15分钟，我说大家卧倒吧。大家都趴下了，到了3点，当时感到背部有点热，我一看表，怎么还没响，走前对了表的呀？就想这可能是一次演习，过了30秒，我想不对呀，回头看看，蘑菇云起来了。我喊大家快起来声音到了，轰隆轰隆，我这才反应过来。噢，声速比光速慢！闪光没看到。这时蘑菇云就往上翻，还没形成照片上那种下边有个小把把的样子。
那天气象特别好，蘑菇云形成后定在那里有10分钟没动，后来蘑菇云冠下面的烟柱左侧出了个小把把。当时心情很激动，中国终于有原子弹了，五个月总算没白训练……
陆祖荫（基地研究所三室主任，距爆心60公里）
开始试验前，我们都戴上防护眼镜，蹲在防护堑壕里，背向爆心。时间到了，堑壕里突然一片耀眼的光芒，我们赶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蘑菇云渐渐升起。“成功了！成功了！”人们跳出堑壕，激动地互相握手，互相祝贺。
试验委员会当即用电话报告总理，总理向大家祝贺，并要求在两小时后上报爆炸当量。 当时彭桓武和我站在一起，我们用简易的目测去估计烟云高度，换算了爆炸当量，这个结果与以后精确的测量结果基本符合。 葛才夫（防化兵部学术处中校参谋，距爆心20公里）——
隐蔽工号在气象大沟东岸，距爆心约20公里。进入工号等待“零时”，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好容易等到报时。又觉得报时的时间太长，接近“零时”，大家用棉花塞住耳朵静听爆炸巨响，听到爆炸的巨响后，我们侦察组立即跑出工号到顶部观看。此时，蘑菇云已初步形成，大家跳跃欢呼，庆祝试验成功。我们立即上车向着蘑菇云方向前进。
前进中，大家精力非常集中，都有些紧张。随着爆心的接近，爆炸后的景象逐漸出现在眼前，开始见到的蘑菇云，和后来公开发表的照片很像。不久，尘柱和蘑菇就脱开了，蘑菇头上逐渐扩大成一片乌云，向我们靠近，尔后几乎就飘在我们头顶上。地面上，我们首先见到的是电线杆东倒西歪，电线被拉断，拖挂在地上。
再向前，见到效应物在燃烧，效应物资被吹得四散满地，效应汽车被吹翻，被烧伤的效应动物在嚎叫，身上的毛都被烧光了。有的工事掩体倒塌，火炮的炮管被“震”弯。效应的房屋在燃烧，房顶被掀掉在地面像被狂风刮过一样，路面、车痕被尘土覆盖，很像刚修的新路。原来十几公里外就能看到的塔架不见了，到近处一看，它像面条一样倒在地上，弯弯曲曲……
“爆后”30分钟，一架伊尔—12运输机，只用了短短5秒时间穿越蘑菇云，并完成收取样品的任务。指挥部见如此顺利，马上命令再入云一次，取足剂量。
取样任务的要求很高，飞机必须在原子弹刚一爆炸的一瞬间，立即起飞，在30分钟内爬升到7000米高度，平飞穿过蘑菇云团，进入得过早，有可能机毁人亡，过迟又无法取得足够的样品。
考虑到安全问题，国外的取样机都是无人驾驶飞机。可当时我国没有无人机，只得冒着危险，让机组人员头戴防毒面具，进行人工驾机取样，执行任务前，机组人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据说，发射指战员跟保驾的技术人员进入地下发射室之前，全都写了遗书。
16时26分，完成穿云取样的03号伊尔—12徐徐降落机场。防化小分队立刻对机组人员和飞机进行彻底的洗消。
两个多小时后，机组再次起飞，这次则是将取得的样品送往北京，进行化验分析。分析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党中央期待着核爆炸成功的消息
1964年10月16日15时零5分，北京，刘杰办公室接到试验场区指挥部李旭阁电话报告：“原子弹爆炸，两小时后报结果，爆炸成功！”
15时零7分，聂荣臻来电祝贺：“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深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这一次试验工作的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
15时30分，彭真来电祝贺：完全照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很好，向你们表示祝贺！并转告全体同志。”
15时35分，杨成武来电祝贺：“祝你们成功，这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
祝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飞向罗布泊。可以说，没有谁比毛泽东更盼望这颗原子弹能够炸响，没有谁比毛泽东更清楚这一成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这成功的时刻，毛泽东却格外冷静。
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毛泽东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张爱萍再次报告：“火球已变成蘑菇云，根据景象判断是核爆炸。”
毛泽东说：“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随后，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传到北京。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毛泽东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提前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周恩来风趣地说：“大家可以欢呼，可以鼓掌，可不要把地板跳塌了哟。”
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特别指出：“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的确，罗布泊一声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饱尝过外国侵略者欺凌的老一代人更是激动万分。不知是否历史有意开了个玩笑，就在中国首颗原子弹就爆炸了，赫鲁晓夫宣布下台。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带来巨大的鼓舞，祝贺的电文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满江红·庆祝第一次核试验》：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巨风。
笑老修大势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汹；
众喽罗，瞎起哄。
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
螳臂挡车千钧力，庄生梦场空。
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欲购买《毛泽东诗词艺术珍藏》，请在P26查阅详情）
当日，新华社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详细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
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依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参考资料：《国家最高决策核盾牌》、《中国蘑菇云》、《核铸强国梦》、《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作者：彭继超、伍献军、孟昭瑞、孙勤、陶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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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亲历者回忆：钻蘑菇云惊险取样
展自强的人生与“两弹一星”紧密相联。52年前，他是中国研制首颗原子弹的空运飞行员。氢弹爆炸后他钻进蘑菇云取样；之后还参与了首颗人造卫星材料的空运……
运送神秘木箱
今年83岁的展自强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成县一个普通农家，1949年，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52年为了缓解朝鲜战场上地面作战的压力，部队选拔人员参加飞行员培训，展自强成功入选。1953年初夏，他被送往石家庄第四航空学校。到1956年5月，他已经能驾驶当时最先进的歼-5战斗机。别人只能简单地起飞、降落，他却可以掌握高难度的大盘旋、连续几次上升等动作。
从航校毕业之后，展自强被分派往徐州空军13师，平时承担人工降雨、运送物资等任务。1964年5月，领导通知他准备接受一项特殊的艰巨任务，他是副驾驶。当时，展自强面对家人的询问，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具体什么任务自己也不知道。
机组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哈尔滨、沈阳到乌鲁木齐再到罗布泊基地的穿梭。他记得每次运送的神秘物品都装在一个木质的箱子里，一次空军保卫部副部长竟然亲自押送。
上级对于飞机的震波和温度都有严格要求，一杯水都不能晃。而西北的机场多是土机场，凹凸不平。为了解决防震的问题，机组找到一个条件相仿的场地，反复演练，最终降低了运震率。此外，为了保持20℃左右的恒温，他们冬天在简陋的货仓内放加温炉、毛毯，隔热布，夏天就在拂晓起飞，以调节舱内气温。此外，为了确保飞行的隐秘，展自强他们要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飞行路线，采取隐蔽低空飞行。在通信联络上，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收听不发话，或者只按规定点击一个信号。
爆炸当天才知自己运送的是原子弹分解材料
1964年10月初，运送任务基本结束，展自强机组受命在罗布泊基地之外200公里的马兰基地待命。10月14日，展自强的机组被授予“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集体一等功”，但他依然不明就里。10月16日下午3点，他听到一声爆响，不远处的天空升起一团火球，随即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此前運送的竟是原子弹的分解材料，激动与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但展自强的任务还没结束，另外一个机组飞到蘑菇云中采样后，展自强的机组便赶紧送往北京，以供科学测定爆炸效果。10月17日凌晨2点多，飞机抵达南苑机场，军队首长和专家亲自迎接样品。
当时，展自强离家已经快半年了，因为极度保密，一封信都不能给家里寄。执行完任务，他回到家后，面对妻子的怨言，他只能默默听着。
氢弹爆炸后高空取样
1967年6月初，展自强再次接到命令飞往罗布泊。此行的目的就是在氢弹爆炸后，展自强和机组成员要钻到蘑菇云里取样。
随后的半个月，他们每天都在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演练走“S”形，口中熟背飞行的升降、速度数据。取样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氢弹刚爆炸时是一团火球，冲击波能量未充分释放，进入势必机毁人亡，如果进入过晚，蘑菇云散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剂量。蘑菇云大概在8000米海拔，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到指定高度，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967年6月17日，凌晨4点半，展自强机组接命令赶往机场。机组接到命令，氢弹试验当日进行。按照事先计算，他们6点左右起飞，准备钻蘑菇云。核弹爆炸将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但机组人员穿戴的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和氧气面罩。“演练的时候穿防化服和戴防毒面具，但影响操作，后来就脱掉了”。飞机无法直接升空到8000米，决定取道马兰走“Z”形。起飞后先爬坡到了马兰上空5000米左右，然后再回转爬坡到罗布泊上空8000米左右。
当指挥中心发出投弹倒计时“0”后，氢弹升空爆炸，天空如同升起两个太阳，火光翻腾，在8000米的高空形成巨大的蘑菇云。这时，展自强驾驶飞机一头钻进蘑菇云，飞机外什么也看不到，来回三四次才完成了样品采集。
1970年，展自强被调往酒泉为中国首颗人造卫星运送研制材料。1975年，“文革”影响到了空军建设，展自强放弃钟爱的飞行事业，转业到徐州一家机械工厂，当起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退休。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