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时期外交积极有为的支柱工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将深刻影响亚欧大陆的地缘经济和政治面貌。那么，这一战略与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东亚区域合作是什么关系？将在多大程度上与既有的东亚合作项目形成互动互补？会不会给复杂的地区内部关系带来转机……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正在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进行了专访。
　　《世界知识》：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建设非常关注，您认为这个战略构想是否涵盖东亚，对东亚合作的前景会产生什么样的带动作用？ 　　过去我们主要是利用韩国的技术，韩国则利用中国的市场，形成比较特殊的互补型经贸关系。这个阶段快要告一段落了，双方需要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彼此合作水平，寻找新的合作方式，构建新的合作关系。韩国市场是一个很小的市场，而其承诺的开放度相当高，如果将来大量中国商品涌入韩国市场，可能会引起泛政治化的问题，中国可以接纳更多韩国商品，但韩国未必承受得了更多中国商品。所以对东亚内部的贸易关系，恐怕不应只看增长速度的高低，还要能够预测不同时期的变化特点。
　　我本人正参与研究中韩自贸协定中特别提到的加强威海和仁川两市合作问题，类似的条款在其他任何双边自贸区协定中都是没有过的，中韩协定却能单列一条，为什么？就是要先行先试，通过两个城市之间的试验摸索，突破谈判难点，发现新的合作动力。
　　《世界知识》：在您看来，是不是有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存在疑惧心理，这种疑惧会不会对我们的地区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根本性的阻碍？
　　张蕴岭：确实，下结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块头太大，发展速度太快，不可能不引起一些国家特别是邻国的恐惧和担心——恐惧你在争端中使用武力，担心你妨碍它的市场，形成垄断。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心态应该有正确的认识，要理解它们的担心和疑虑，要多做工作。毕竟，这些复杂心态是与中国“强大了”有关。对于“一带一路”，我特别希望国际上应更多看到这是一个旨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倡议”，而不要渲染它是中国寻求什么目标的“战略”，我们的对外宣传也要注意，越是强调它的“战略”属性，人家就可能越害怕，还是要多做合作、协商的工作。
　　我曾提出“一带一路”的实施有三大风险：第一是共识风险，千万不能搞“我强就什么都是我的”，那样很难与沿线国家达成共识。第二是沿线政治关系变动风险，比如最近斯里兰卡发生的变动。因此要有很好的研判，把风险评估做好，也要意识到中国因素正在成为很多国家政治变动的重要变量。第三是资金投入风险。“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规模都很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有些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多边机制，有些通过丝路基金等我们提供的“池子”，将来还要带动民营企业参与，对资金风险要有足够的预警能力。
　　《世界知识》：不少人认为，如果中日韩能够确立总体和谐至少是基本稳定的关系状态，亚洲的未来将会比较美好。但现在日本的政策趋向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其与中国、韩国的关系都很困难，长远看，三国关系前途何在，政治困境能否被超越？
　　张蕴岭：中日韩之间、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矛盾是转型中的矛盾，处理起来要有长远眼光，也要有战略耐心。近代是中国衰落、日本崛起，现在是日本下滑、中国崛起，很多矛盾都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我们看到，日本要应对中国实力迅速提升给它带来的挑战，它自己要分析各种可能性以维护其既有利益，毕竟日本在亚洲有过巨大的投入，所以中国现在对哪个方向上加大投入日本就在哪个方向上加大投入。也要看到，日本也有它自己的强国目标和战略，要借助各种矛盾来破除战后对其形成的限制，从美国的完全控制中解脱出来。对于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中国要对日本有更加综合、全面的分析，看清日本在做什么，不能过分简单化、情绪化地理解它的内外政策。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换中，要善于寻找商谈、合作的空间。最近虽然中日总体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好转，但双方已在就如何避免风险、防止冲突进行协商，恢复了安全对话，这是好事。因为这两个议题是地区各国共同的关注点，矛盾再大，也没有谁愿意看到亚洲发生新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