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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近年来出版的目不暇接的关于美苏关系的专著中,这本书受到西方舆论界注意。作者是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他运用心理分析法,引据浩繁的资料,开拓了西方研究美苏关系的新领域,提出了关于国际冲突的新看法。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认为该书“精辟地阐述了美苏关系的真谛”。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塔克称之为“一个著名的社会和政治心理学家关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危险的力作,应是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必读书”。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美苏对立的根源和防止战争的途径。作者提出,美苏好象两个胆怯的(fearful)斗士,而各自扩军备战的主要原因却是胆怯(fear),害怕对方首先发动战争。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防止战争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对方的这种“胆怯”(fear),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empathy),所以该书的主题即可用“胆怯”和“沟通”两词加以概括。
怀特认为,要对付苏联,首先必须充分认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因素:一种不安全感(asenseofin-security)。美国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罗伯特·培克、亞当·乌拉姆、罗伯特·凯撒、克雷格·惠特尼等都曾指出,长期支配苏联外交决策的是“一种孤立和四面临敌的心理上的感觉”。怀特则进一步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点,提出人类的“神经过敏的心理表现”(neurotican-xiety)同样适用于对苏联的动机的分析。因此,苏联对邻国总是怀有一种“神经过敏的怀疑和忧虑”,对美国则怀有一种“敌意和胆怯”,它企图通过控制邻国以建立“缓冲地带”,加强自身的安全感。苏联进行扩军备战正是由于担心会丧失均势,处于劣势,心理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
关于战后的情况,怀特认为,美苏都曾有干涉别国的行径,至少各有六次,苏联:控制东欧,企图占领西柏林,朝鲜战争,匈牙利事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朝鲜战争,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伊朗危机,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因此很难说,谁更富有侵略性。两家虽看上去有点可怕,但实际上是害怕对方。这是胆怯心理所致。
越战后,在美国曾出现过一次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辩论,赞成派认为越战与美国安全利益有关,美国应坚持全球主义的战略;无独有偶,阿富汗事件后则出现了另一次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辩论,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不是霸权主义,而是出自安全利益的考虑。怀特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心理分析角度为两次外交政策辩论的上述观点作了新的补充。勿庸置疑,它是对战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化和掩饰。怀特强调美苏扩张是为了自身安全,为了克服胆怯感,而不是侵犯别国主权,不是为了争夺霸权。这显然是与战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准则完全相悖的。
如何防止美苏这两个斗士相互杀伤呢?怀特认为,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并及时克服心理上的错觉(misper-ception)。这些错觉主要表现为:(1)视对方恣行无忌,结果促使双方加紧扩军备战;(2)视自己智高于人,结果陷入盲目性,(3)轻信邻国友好,丧失必要警惕性;(4)过于自信,导致鲁莽行事。怀特特别指出,过于自信、恣行无忌地发动战争的国家必定失败:一次大战以德奥败北告终,二次大战最后德日惨败,朝鲜战争中美国成了失败者,印支战争的胜者并不是法美。美苏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克服这些心理上的错觉。然而,要克服错觉就需要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感情,这应是求得理解(empathy),而不应是乞求同情(sympathy)。怀特指出,向苏联乞求同情是幼稚可笑的,必然会失败;而与苏联加强相互理解,才是事关重要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关于战争根源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今已涉及到大约二十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哲学、人种学、语义学、地缘政治学、苏联研究、美国研究、中东研究、谈判学、和平学、公众舆论学、沟通学、军事战略学和军事技术学。怀特在本书中把美苏关系中的心理因素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因而抹煞了两个超级大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实质,正是在这一点上,怀特的心理分析暴露了其局限和弊病。
(RalphK.White:FearfulWarr-iors——APsychologicalProfileofU.S.-SovietRelations,TheFreePress,A DivisionofMacmillan,Inc.,NewYork,1984)
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美苏对立的根源和防止战争的途径。作者提出,美苏好象两个胆怯的(fearful)斗士,而各自扩军备战的主要原因却是胆怯(fear),害怕对方首先发动战争。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防止战争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对方的这种“胆怯”(fear),实现思想和感情的沟通(empathy),所以该书的主题即可用“胆怯”和“沟通”两词加以概括。
怀特认为,要对付苏联,首先必须充分认识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因素:一种不安全感(asenseofin-security)。美国的著名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罗伯特·培克、亞当·乌拉姆、罗伯特·凯撒、克雷格·惠特尼等都曾指出,长期支配苏联外交决策的是“一种孤立和四面临敌的心理上的感觉”。怀特则进一步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点,提出人类的“神经过敏的心理表现”(neurotican-xiety)同样适用于对苏联的动机的分析。因此,苏联对邻国总是怀有一种“神经过敏的怀疑和忧虑”,对美国则怀有一种“敌意和胆怯”,它企图通过控制邻国以建立“缓冲地带”,加强自身的安全感。苏联进行扩军备战正是由于担心会丧失均势,处于劣势,心理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
关于战后的情况,怀特认为,美苏都曾有干涉别国的行径,至少各有六次,苏联:控制东欧,企图占领西柏林,朝鲜战争,匈牙利事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朝鲜战争,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伊朗危机,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因此很难说,谁更富有侵略性。两家虽看上去有点可怕,但实际上是害怕对方。这是胆怯心理所致。
越战后,在美国曾出现过一次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辩论,赞成派认为越战与美国安全利益有关,美国应坚持全球主义的战略;无独有偶,阿富汗事件后则出现了另一次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辩论,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不是霸权主义,而是出自安全利益的考虑。怀特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心理分析角度为两次外交政策辩论的上述观点作了新的补充。勿庸置疑,它是对战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化和掩饰。怀特强调美苏扩张是为了自身安全,为了克服胆怯感,而不是侵犯别国主权,不是为了争夺霸权。这显然是与战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准则完全相悖的。
如何防止美苏这两个斗士相互杀伤呢?怀特认为,最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并及时克服心理上的错觉(misper-ception)。这些错觉主要表现为:(1)视对方恣行无忌,结果促使双方加紧扩军备战;(2)视自己智高于人,结果陷入盲目性,(3)轻信邻国友好,丧失必要警惕性;(4)过于自信,导致鲁莽行事。怀特特别指出,过于自信、恣行无忌地发动战争的国家必定失败:一次大战以德奥败北告终,二次大战最后德日惨败,朝鲜战争中美国成了失败者,印支战争的胜者并不是法美。美苏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克服这些心理上的错觉。然而,要克服错觉就需要了解对方的思想和感情,这应是求得理解(empathy),而不应是乞求同情(sympathy)。怀特指出,向苏联乞求同情是幼稚可笑的,必然会失败;而与苏联加强相互理解,才是事关重要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
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关于战争根源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今已涉及到大约二十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精神病理学、哲学、人种学、语义学、地缘政治学、苏联研究、美国研究、中东研究、谈判学、和平学、公众舆论学、沟通学、军事战略学和军事技术学。怀特在本书中把美苏关系中的心理因素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因而抹煞了两个超级大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实质,正是在这一点上,怀特的心理分析暴露了其局限和弊病。
(RalphK.White:FearfulWarr-iors——APsychologicalProfileofU.S.-SovietRelations,TheFreePress,A DivisionofMacmillan,Inc.,NewYork,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