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中学,我从未当过学生干部,也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可是在进大学后,我被选为了学生议会的议员。这是我承担的最没把握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肯定会干得一团糟。可是,做起来了,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生疏和困难。当我因为表现突出被提升为学生议长后,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悟——没把握的事情其实也能干好,那么,为什么非得等到时机完全成熟了再去干呢?很多事情,机会成熟的时候,也就是竞争激烈的时候,为什么不在旁人还在观望时自己先出发呢?
　　我很想写一本小说,然后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再组织自己的剧团演出。写小说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剧本构造;改剧本的时候,我开始招募剧团成员;排练剧本的时候,我开始联系表演场地……写了半年、改了两个月、排练了一个月,一年之后,我组建的学生剧团在学校的大礼堂公演,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
　　我也从未接触过西洋舞蹈,但我很想在舞台上扭动灵活的腰肢,漂亮地踢踏。刚开始学习时,我全身上下都是僵硬的,一个星期后,就有了新的感觉,再过四周,我已经可以自如地控制每一块肌肉、每一个步伐,我就这样上了百老汇的舞台。
　　我说话有点口吃,家人想了无数办法都没能使我改过来,可是我自己在一个月内就纠正了这个不好的习惯。为什么?很简单,我加入了辩论团,而且要去参加国际性的大专辩论赛。我想要当一辩,我嘴里含着小石头对着大操场疯狂地练语速,只要有空就下意识地说绕口令。就这样,口吃自己跑了。
　　大学毕业,我申请斯坦福大学时,除了标准的申请表外,我还编了一本名叫《Close—Up》的杂志,用图、文把我大学的经历全部呈现出来,厚厚的一大本,翻开来,星光灿烂,全是我的得意之作。斯坦福有没有要求我做这个?没有。但我做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是最善于把握这种没把握的机会的人。那一年,我成了斯坦福唯一一个来自台湾的MBA。教授告诉我,台湾的考生数以万计,但最后偏偏录取了考试成绩在千名之外的我,打动他们的是那本《Close—Up》杂志,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具有成功潜质的人。
　　进入斯坦福后,我觉得除了学业,还有更多没把握的事情值得我去干。所以,我穿上黄马甲,成了华尔街的见习操盘手,成千上万的资金从我手里流进流出。我还进了微软、戴尔和通用汽车,虽然不是什么管理部门,但是我学习到了企业文化,掌握了商业运作的整体流程。百姓看史书是嗟叹历史成败,枭雄看史书则是吸纳帝王之道——我正在学习商战中的帝王之道!
　　MBA毕业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去当一个作家。于是我回到台湾开始写小说,很快就出版了十来本,我就这样成了著名作家。
　　后来,我想要过一种云游僧人的闲散生活。于是先到北京,随后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在上海滩的高级酒店吃过肥美的鹅肝,也在西藏同胞的帐篷里啃过干馕。不管日子是苦是甜,我都很快乐。
　　佛经上有一个故事:有两个和尚,一穷一富,都想去南海朝圣。富和尚很早就开始存钱,穷和尚却仅带着一个钵盂就上路了。过了一年,穷和尚从南海朝圣回来,富和尚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富和尚问:“尔困,何以往南海?”穷和尚答:“吾不往,则终日癫狂,行一步,则安一分。尔稳重,故尔在!”翻译成白话文很精彩:“我不去南海,就心里难受。我每走一步,觉得距离南海就近一分,心里就安宁一点。你这个人个性稳重,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所以,我回来了,你却还没有出发。”
　　所谓十拿九稳的事情,往往是获得回报最少的事情。要做,就去做那些没把握的事儿——你觉得没把握,别人同样觉得没把握。但是你做了,就有成功的可能;不做,就永远只能看着别人成功。风险与收益向来都是成正比的,投资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
　　是的,我只做没把握的事儿。
　　(牟大裕摘自《大学》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