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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股市值前五大科技巨头在内，全球至今已有100多家企业承诺要百分之百使用绿电。但在中国，如果你想百分之百使用绿电，目前还难以实现。
3月2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省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下称“大纲”），要求各地能源主管部门要对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明确最低责任权重，并纳入考核。
根据大纲，市场主体履行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购买或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购买其他市场主体超额完成的消纳量，以及购买绿色电力证书。大纲还指出，各市场主体的消纳责任分为总消纳权重和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两项。
可再生能源电力简称“绿电”，狭义的绿电则仅指风电和光伏发电，也就是上述大纲里所说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对于大多数没有水电资源的地区来说，促进各市场主体消纳采购风电和光伏发电将成为今后的重要任务。
企业直接采购绿电的路径主要有四类：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购买绿证（绿色电力证书）、参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隔墙售电），以及在电力市场签订购电协议。第四种路径是美国科技企业实现百分之百采购绿电的主要渠道，该路径在中国电力市场还只是零星试点。
目前唯一对各类企业敞开大门的，只有购买绿证这条路。但高昂的绿证价格，让绝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美国苹果公司是购买中国绿证最多的科技企业，该公司去年在中国花数十万元购买了3000张绿证，这些绿证仅够把苹果零售店的用电量变绿，而苹果要兑现承诺百分之百全产业链用绿电，还需要几十上百倍的绿证。
“如果要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绿电就很难采购到了。”中国某头部数据公司能源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我们只能是用最有性价比的方式，采购更多的绿电。”
其实，中国政府也在努力鼓励企业更多地采购绿电。从2020年开始考核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要求用电主体必须消纳、采购一定比例的绿电。同时，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让采购绿电的渠道变宽。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的绿证机制有望在2020年迎来重大变革，包括降低绿证价格、扩大绿证核发范围等方面。此外，隔墙售电的改革有望在江苏等部分地区落地实施。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绿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绿电消纳与直购的鼓励政策必将越来越多，会吸引更多的企业主动采购绿电。
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但弃风弃光的难题始终没有解决。如果你想为消纳风光发电作一点贡献，不好意思，很难实现。
从数字上看，中国有大量绿电项目;而从实际发电量结构看，很多绿电并没用着。中电联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21005万千瓦，占总装机的比例为10.4%，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20468万千瓦，占比为10.2%。实际发电量方面，2019年，全国风力发电3577.4亿千瓦时，仅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5%;太阳能发电1172.2亿千瓦时，仅占比2%。
另据国网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弃光电量42.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67%，弃风电量125.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2%。
发达国家罕见弃风弃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更多直接采购绿电的趋势，无疑也推动了绿电的消纳。企业直接采购绿电，甚至承诺百分之百使用绿电，在发达国家尤其美國已蔚然成风。据落基山研究所观察，自2013年以来，美国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势头增强，到2018年，美国企业层面对绿电的直接采购就占到了当年全美风电和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40%。
2015年，落基山研究所在美国成立企业可再生能源中心（Business Renewables Center，BRC），以会员制的方式帮助企业采购绿电，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该中心已成功独立运营，成立了新的非营利机构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REBA）。2015年至今， BRC会员由20多家增长到200余家，美国企业采购绿电的规模从2014年的1.2GW，增长到2019年的9.33GW。这些企业采购绿电不仅履行了绿色环保的责任，还获得了经济效益。企业根据其不同的采购目标、采购规模及路径，均在不同程度上节省了其用电成本。
落基山研究所项目总监宋佳茵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企业采购绿电的方式现以签订购电协议（PPA）和虚拟购电协议（VPPA）为主。近两年来，有不少跨国公司咨询在中国此举是否也可行。答案是现在不可行，不过，“我们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中国电力市场改革正在推动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现货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就有很大的可能通过VPPA这类金融协议的方式完成绿电采购。”
除了签订购电协议难以实现，企业采购绿电的另外三种方式：直接投资绿电项目、购买绿证、参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隔墙售电）目前也各有掣肘。
直接投资绿电项目对于非能源运营商来说，风险较高。它要求企业拥有较高的资金水平，并且要面临项目审批、并网等风险。从项目决定投资到并网，往往需要至少数月的时间，周期较长。
购买绿证是企业实现绿电消费最为方便和快捷的途径，但中国绿证交易平台处于有价无市的尴尬状态。中国于2017年7月启动绿证认购平台，对符合要求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不含分布式光伏发电）所发电量发放绿证，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在平台上采购绿证。不过，绿证与实体购电并无捆绑关系，且证书价格较高，导致市场交易量较低。目前风电绿证价格约为130-330元/张，光伏绿证价格约为590-870元/张。
分布式市场化交易也叫“隔墙售电”，处于试点阶段，但至今没有地区实际落地。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企业绿色电力消费指导手册》称，中国绿电分布式市场化交易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电网。由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会影响电网企业的售电量，改变电网的盈利模式，电网企业在行动上并不积极。如果能突破这一障碍，企业绿电采购将迎来新的局面。 上述手册认为，中国的绿电市场仍处于建设初期，用电企业对于有哪些可行的绿电消费途径、如何在这些途径中做出选择等问题尚存疑虑。
传统上，第二产业是GDP的主要贡献者，也是消费电力的主力军。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属于第三产业的互联网科技行业迅速上升为影响GDP的重要权重。与此同时，其对能源，尤其是电力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技企业，更乐于拥抱代表能源转型方向的绿电，况且这往往还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美国整体上没有欧洲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大，但在加州等州政府层面，已出台了多种支持绿电发展的政策。盘踞加州的诸多科技企业是采购绿电最多、最积极的美国企业。美股市值前五大的科技巨头均承诺要100%使用绿电，谷歌和脸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两家绿电采购企业。
落基山研究所高级咨询师朱思捷告诉《财经》记者，美国科技企业青睐签订PPA（VPPA）采购绿电的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电价，其PPA（VPPA）合同通常是覆盖15年-20年的购电协议，避免了电价波动风险。第二，美国的绿电价格这几年来一直在下降，2010年至2017年，风电度电价格下降60%，光伏度电价格下降80%，在美国很多地方，绿电的价格与火电不相上下，而绿电自身还附带环境效益，因此对科技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
美股市值前十的企业里，唯一没有承诺100%采购绿电的企业是阿里巴巴，但阿里巴巴已是在中国采购绿电最积极的科技企业了。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发布的《绿色云端2020：中国互联网云服务企业可再生能源表现排行榜》显示，阿里巴巴是互联网云服务企业里采购绿电综合评分最高的企业。整体上，中国科技企业采购绿电的规模和意愿均在增长，但能源数据信息披露严重不足，只有秦淮数据一家公司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目标”。
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称，2018年中国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1608.89亿千瓦时，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35%，超过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1567亿千瓦时），也超过了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172.2亿千瓦时）。该报告预计，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达到2667.92亿千瓦时，2019年-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0.64%。
中国科技企业开始感受到寻找更清洁、更廉价电力的紧迫感。不过，购买绿电的实践困难重重，“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互联网公司要高比例地使用绿电还是挺难的。”腾讯数据中心资深架构师李典林对《财经》记者说，基于腾讯如此巨大的用电需求，如果靠购买绿证来实现绿电采购的话，成本巨大。如果直接投资超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也不太现实。
综合考量之后，腾讯主要通过两项举措购买绿电：一是在上海等地建设三联供给数据中心供电，二是在数据中心园区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此外，腾讯已将其大园区的屋顶都预留了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空间，未来计划都安装上屋顶光伏设备。但是，“一般屋顶光伏设备的发电量通常只能满足办公和日常生活用电量，或者只能满足数据中心的较小比例用电需求。”李典林说，“美国电力市场的虚拟购电协议（PPA）模式已比较成熟。中国如果能推出类似的绿电交易模式，它将是我们大规模采购绿电的较理想路径。”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某数据公司于2018年下半年确立了使用更多绿电的战略。“我们计划以购买绿证、绿电采购和直接投资绿电项目这三大途径为主，提高公司的绿电使用比例。”该公司能源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现阶段我们使用绿电最多的途径是在一些试点的电力市场，直接签订购电协议。目前可以采购绿电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有弃风弃光的区域。”
在弃风较多的内蒙古和河北张家口，企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直接采购风电。以张家口为例，2017年，张家口建立“政府+电网+发电企业+用户侧”的“四方协作”机制，搭建了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平台，供需双方在该交易平台上实现多对多的交易。
首家宣布将100%使用绿电的中国科技企业——秦淮数据参与了张家口的“四方协作”机制。秦淮数据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居静认为，四方协作机制目前并不完全能够满足数据中心企业的用电需求，用电仍需花费巨大成本。要想完全实现产业链路上的電力需求平衡，企业需要直接投资建设自有发电基地，利用国家电网成熟的配电网络，优先供给企业自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尽管中国的绿证机制如同鸡肋，但它仍然是短期内企业快速提高绿电消费比重的唯一路径。另一方面，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实施，中国绿证机制将迎来诸多改革。
绿证及其交易机制是国际上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通用机制。绿证可以与物理电量捆绑销售，也可单独销售。欧洲和美国绿色证书机制已经实施多年，中国于2017年7月1日启动绿证核发和认购平台及交易体系，不捆绑物理电量。
中国绿证的核发对象是符合要求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不含分布式光伏发电），1个证书对应1兆瓦时结算电量。发电企业出售绿证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绿证认购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或者通过竞价确定，不得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额。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0月，风电核发证书2323万份，挂牌562万份，交易33177份;光伏发电核发证书355万份，挂牌72万份，交易仅160份。光伏绿证价格是风电的4倍左右，因此风电绿证交易量远大于光伏。目前认购的光伏绿证主要是自然人自愿认购的，并没有企业批量认购。风电绿证的大量交易则发生在风机制造商与头部风电运营商之间。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绿证机制的初衷是解决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这就使得绿证价格太高，用电量大的企业根本就承受不了，所以绿证的交易量非常少，几乎没有企业大规模购买绿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时璟丽对《财经》记者分析说，相比美国，我国的绿色证书认购和交易没有开启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单一，优点是启动容易、操作简单、不需追踪，但也影响了市场量。
中国政府已开始着手改革绿证机制。负责设计和牵头改革绿证机制的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该机构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绿证机制的改革初步计划于2020年下半年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涉及到国家三部委工作联动，何时推出尚不能确定。未来将推出平价项目绿证，与补贴脱钩，价格由市场决定。
时璟丽说，风光发电项目进入平价时代之后，平价绿证会大量涌现。平价绿证的价格完全放开市场化定价之后，价格会大幅下降。几分钱一张绿证也是可能的，会大大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购买积极性。
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的实施也将推动绿证交易。2020年是消纳保障机制全面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的首年。承担消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完成消纳量的补充方式之一，即是自愿认购绿色证书，这将有助于提高绿证的市场需求。
但时璟丽认为，绿证应该是只是辅助绿电发展的一个补充手段，而不是最重要的手段。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在逐渐降低，绿证的作用也就从经济补贴转型到提高全民绿色环保意识上来了。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绿证机制的改革还有望与碳交易等相关政策衔接。业内对此表示认同，李典林说，绿电采购可以尝试与碳市场相连接，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核心目标是降低碳排放。如果在北上广深需要更多的能耗指标，腾讯可以考虑购买绿电来抵消。这有助于提高企业采购绿电的积极性。
3月2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省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下称“大纲”），要求各地能源主管部门要对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明确最低责任权重，并纳入考核。
根据大纲，市场主体履行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购买或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购买其他市场主体超额完成的消纳量，以及购买绿色电力证书。大纲还指出，各市场主体的消纳责任分为总消纳权重和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两项。
可再生能源电力简称“绿电”，狭义的绿电则仅指风电和光伏发电，也就是上述大纲里所说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对于大多数没有水电资源的地区来说，促进各市场主体消纳采购风电和光伏发电将成为今后的重要任务。
企业直接采购绿电的路径主要有四类：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购买绿证（绿色电力证书）、参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隔墙售电），以及在电力市场签订购电协议。第四种路径是美国科技企业实现百分之百采购绿电的主要渠道，该路径在中国电力市场还只是零星试点。
目前唯一对各类企业敞开大门的，只有购买绿证这条路。但高昂的绿证价格，让绝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美国苹果公司是购买中国绿证最多的科技企业，该公司去年在中国花数十万元购买了3000张绿证，这些绿证仅够把苹果零售店的用电量变绿，而苹果要兑现承诺百分之百全产业链用绿电，还需要几十上百倍的绿证。
“如果要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绿电就很难采购到了。”中国某头部数据公司能源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我们只能是用最有性价比的方式，采购更多的绿电。”
其实，中国政府也在努力鼓励企业更多地采购绿电。从2020年开始考核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要求用电主体必须消纳、采购一定比例的绿电。同时，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正在让采购绿电的渠道变宽。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的绿证机制有望在2020年迎来重大变革，包括降低绿证价格、扩大绿证核发范围等方面。此外，隔墙售电的改革有望在江苏等部分地区落地实施。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绿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绿电消纳与直购的鼓励政策必将越来越多，会吸引更多的企业主动采购绿电。
看得见、用不着的绿电
中国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但弃风弃光的难题始终没有解决。如果你想为消纳风光发电作一点贡献，不好意思，很难实现。
从数字上看，中国有大量绿电项目;而从实际发电量结构看，很多绿电并没用着。中电联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21005万千瓦，占总装机的比例为10.4%，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20468万千瓦，占比为10.2%。实际发电量方面，2019年，全国风力发电3577.4亿千瓦时，仅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5%;太阳能发电1172.2亿千瓦时，仅占比2%。
另据国网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弃光电量42.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67%，弃风电量125.9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2%。
发达国家罕见弃风弃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更多直接采购绿电的趋势，无疑也推动了绿电的消纳。企业直接采购绿电，甚至承诺百分之百使用绿电，在发达国家尤其美國已蔚然成风。据落基山研究所观察，自2013年以来，美国企业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势头增强，到2018年，美国企业层面对绿电的直接采购就占到了当年全美风电和光伏新增装机容量的40%。
2015年，落基山研究所在美国成立企业可再生能源中心（Business Renewables Center，BRC），以会员制的方式帮助企业采购绿电，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该中心已成功独立运营，成立了新的非营利机构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REBA）。2015年至今， BRC会员由20多家增长到200余家，美国企业采购绿电的规模从2014年的1.2GW，增长到2019年的9.33GW。这些企业采购绿电不仅履行了绿色环保的责任，还获得了经济效益。企业根据其不同的采购目标、采购规模及路径，均在不同程度上节省了其用电成本。
落基山研究所项目总监宋佳茵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企业采购绿电的方式现以签订购电协议（PPA）和虚拟购电协议（VPPA）为主。近两年来，有不少跨国公司咨询在中国此举是否也可行。答案是现在不可行，不过，“我们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中国电力市场改革正在推动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现货市场发展成熟之后，就有很大的可能通过VPPA这类金融协议的方式完成绿电采购。”
除了签订购电协议难以实现，企业采购绿电的另外三种方式：直接投资绿电项目、购买绿证、参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隔墙售电）目前也各有掣肘。
直接投资绿电项目对于非能源运营商来说，风险较高。它要求企业拥有较高的资金水平，并且要面临项目审批、并网等风险。从项目决定投资到并网，往往需要至少数月的时间，周期较长。
购买绿证是企业实现绿电消费最为方便和快捷的途径，但中国绿证交易平台处于有价无市的尴尬状态。中国于2017年7月启动绿证认购平台，对符合要求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不含分布式光伏发电）所发电量发放绿证，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在平台上采购绿证。不过，绿证与实体购电并无捆绑关系，且证书价格较高，导致市场交易量较低。目前风电绿证价格约为130-330元/张，光伏绿证价格约为590-870元/张。
分布式市场化交易也叫“隔墙售电”，处于试点阶段，但至今没有地区实际落地。世界资源研究所发布的《企业绿色电力消费指导手册》称，中国绿电分布式市场化交易面临的障碍主要来自电网。由于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会影响电网企业的售电量，改变电网的盈利模式，电网企业在行动上并不积极。如果能突破这一障碍，企业绿电采购将迎来新的局面。 上述手册认为，中国的绿电市场仍处于建设初期，用电企业对于有哪些可行的绿电消费途径、如何在这些途径中做出选择等问题尚存疑虑。
中国科技企业与绿电的距离
传统上，第二产业是GDP的主要贡献者，也是消费电力的主力军。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属于第三产业的互联网科技行业迅速上升为影响GDP的重要权重。与此同时，其对能源，尤其是电力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科技企业，更乐于拥抱代表能源转型方向的绿电，况且这往往还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美国整体上没有欧洲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大，但在加州等州政府层面，已出台了多种支持绿电发展的政策。盘踞加州的诸多科技企业是采购绿电最多、最积极的美国企业。美股市值前五大的科技巨头均承诺要100%使用绿电，谷歌和脸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两家绿电采购企业。
落基山研究所高级咨询师朱思捷告诉《财经》记者，美国科技企业青睐签订PPA（VPPA）采购绿电的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可以获得长期稳定的电价，其PPA（VPPA）合同通常是覆盖15年-20年的购电协议，避免了电价波动风险。第二，美国的绿电价格这几年来一直在下降，2010年至2017年，风电度电价格下降60%，光伏度电价格下降80%，在美国很多地方，绿电的价格与火电不相上下，而绿电自身还附带环境效益，因此对科技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
美股市值前十的企业里，唯一没有承诺100%采购绿电的企业是阿里巴巴，但阿里巴巴已是在中国采购绿电最积极的科技企业了。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发布的《绿色云端2020：中国互联网云服务企业可再生能源表现排行榜》显示，阿里巴巴是互联网云服务企业里采购绿电综合评分最高的企业。整体上，中国科技企业采购绿电的规模和意愿均在增长，但能源数据信息披露严重不足，只有秦淮数据一家公司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转型目标”。
绿色和平与华北电力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称，2018年中国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1608.89亿千瓦时，占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35%，超过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1567亿千瓦时），也超过了2019年全国光伏发电量（1172.2亿千瓦时）。该报告预计，2023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将达到2667.92亿千瓦时，2019年-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0.64%。
中国科技企业开始感受到寻找更清洁、更廉价电力的紧迫感。不过，购买绿电的实践困难重重，“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互联网公司要高比例地使用绿电还是挺难的。”腾讯数据中心资深架构师李典林对《财经》记者说，基于腾讯如此巨大的用电需求，如果靠购买绿证来实现绿电采购的话，成本巨大。如果直接投资超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也不太现实。
综合考量之后，腾讯主要通过两项举措购买绿电：一是在上海等地建设三联供给数据中心供电，二是在数据中心园区屋顶安装光伏发电设备。此外，腾讯已将其大园区的屋顶都预留了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空间，未来计划都安装上屋顶光伏设备。但是，“一般屋顶光伏设备的发电量通常只能满足办公和日常生活用电量，或者只能满足数据中心的较小比例用电需求。”李典林说，“美国电力市场的虚拟购电协议（PPA）模式已比较成熟。中国如果能推出类似的绿电交易模式，它将是我们大规模采购绿电的较理想路径。”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某数据公司于2018年下半年确立了使用更多绿电的战略。“我们计划以购买绿证、绿电采购和直接投资绿电项目这三大途径为主，提高公司的绿电使用比例。”该公司能源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现阶段我们使用绿电最多的途径是在一些试点的电力市场，直接签订购电协议。目前可以采购绿电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有弃风弃光的区域。”
在弃风较多的内蒙古和河北张家口，企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直接采购风电。以张家口为例，2017年，张家口建立“政府+电网+发电企业+用户侧”的“四方协作”机制，搭建了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平台，供需双方在该交易平台上实现多对多的交易。
首家宣布将100%使用绿电的中国科技企业——秦淮数据参与了张家口的“四方协作”机制。秦淮数据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居静认为，四方协作机制目前并不完全能够满足数据中心企业的用电需求，用电仍需花费巨大成本。要想完全实现产业链路上的電力需求平衡，企业需要直接投资建设自有发电基地，利用国家电网成熟的配电网络，优先供给企业自用，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绿证机制即将变革
尽管中国的绿证机制如同鸡肋，但它仍然是短期内企业快速提高绿电消费比重的唯一路径。另一方面，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实施，中国绿证机制将迎来诸多改革。
绿证及其交易机制是国际上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通用机制。绿证可以与物理电量捆绑销售，也可单独销售。欧洲和美国绿色证书机制已经实施多年，中国于2017年7月1日启动绿证核发和认购平台及交易体系，不捆绑物理电量。
中国绿证的核发对象是符合要求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不含分布式光伏发电），1个证书对应1兆瓦时结算电量。发电企业出售绿证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绿证认购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或者通过竞价确定，不得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额。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10月，风电核发证书2323万份，挂牌562万份，交易33177份;光伏发电核发证书355万份，挂牌72万份，交易仅160份。光伏绿证价格是风电的4倍左右，因此风电绿证交易量远大于光伏。目前认购的光伏绿证主要是自然人自愿认购的，并没有企业批量认购。风电绿证的大量交易则发生在风机制造商与头部风电运营商之间。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绿证机制的初衷是解决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这就使得绿证价格太高，用电量大的企业根本就承受不了，所以绿证的交易量非常少，几乎没有企业大规模购买绿证。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时璟丽对《财经》记者分析说，相比美国，我国的绿色证书认购和交易没有开启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单一，优点是启动容易、操作简单、不需追踪，但也影响了市场量。
中国政府已开始着手改革绿证机制。负责设计和牵头改革绿证机制的是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该机构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绿证机制的改革初步计划于2020年下半年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涉及到国家三部委工作联动，何时推出尚不能确定。未来将推出平价项目绿证，与补贴脱钩，价格由市场决定。
时璟丽说，风光发电项目进入平价时代之后，平价绿证会大量涌现。平价绿证的价格完全放开市场化定价之后，价格会大幅下降。几分钱一张绿证也是可能的，会大大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购买积极性。
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的实施也将推动绿证交易。2020年是消纳保障机制全面监测评价和正式考核的首年。承担消纳责任权重的市场主体完成消纳量的补充方式之一，即是自愿认购绿色证书，这将有助于提高绿证的市场需求。
但时璟丽认为，绿证应该是只是辅助绿电发展的一个补充手段，而不是最重要的手段。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在逐渐降低，绿证的作用也就从经济补贴转型到提高全民绿色环保意识上来了。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绿证机制的改革还有望与碳交易等相关政策衔接。业内对此表示认同，李典林说，绿电采购可以尝试与碳市场相连接，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核心目标是降低碳排放。如果在北上广深需要更多的能耗指标，腾讯可以考虑购买绿电来抵消。这有助于提高企业采购绿电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