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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的知名度越来越响亮，我前几年去时，据说已经规划，除了幼儿园、学校、医院等等都基本迁出外，老城里的几万居民也要逐渐迁出。
登上城楼，扶墙眺望城区，夕阳残照，暮烟袅袅，不禁生发感慨。
这次又来平遥，我想，平遥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化兼商业化的城市，其中利弊也许只有专家才有权评说。我从未写过平遥，这个旧式金融业里创造了“票号”业务而为旧式商业经济作出辉煌贡献的古城，这个票号云集、豪宅毗邻的晋商聚集之地，还会保留它的原始气息吗？
穿过街巷，来到久负盛名的“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今已辟为游览之地，楼舍依旧，风貌依稀，只是再无人声喧哗、算盘作响。在这个当年极享盛名的揭开中国金融业新纪元的兴盛之地，不仅令人追忆，也令人不胜感慨。从众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平遥票号的兴盛居然是和尊崇孔孟之道、崇尚诚信为本密不可分的。票号的业务完全以财东与掌柜之间的“信”为凭，无需任何抵押，这在今天已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了。而掌柜与伙计则以共同遵守店铺规约为行为准则，票号实行高薪养廉，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伙计们年薪从12两到100两白银不等，以今天的眼光和当时的平民生活水平来看，这是较丰厚的收入了。须知当时清朝四品大员的“岁俸”不过105两白银，七品知县“岁俸”才45两（当然“养廉银”即奖金是因地因财力另算的）。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票号对员工的管理不仅靠加薪，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制。票号的惯例是年终时大家要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业务成绩末等的只能坐在八仙桌最下首位置，只要连续三年“叨陪末座”，来年就须卷铺盖走人了。
现在金融商业管理，时不时听到末位淘汰的呼声，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实行起来难矣！相比于日升昌的精于管理，恐怕仍有借鉴之处吧？
另外使我感兴趣的是那时的票号老板居然会有很现代的预防犯罪意识，例如伙计入票号之前，家世要经严格审查，三代清白而无犯罪前科者才可录用，而且在三年学徒期里更要接受除业务能力之外的各种考察。再加上高薪养廉，灌输以孔孟之道及严格管理之类，票号里就几乎没有内部犯罪。联想到现在商场里的内盗（其中若干比例都是良莠不齐的保安所为），很应该汲取票号的宝贵经验。
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盛名，今天看来，并不逊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的传奇。如此等等，值得今天的商家借鉴之处极多。我倒想建议有志之士，写一部晋商票号经营管理经验方面的书，请当今商业管理者以备参考，定然大有获益，比舶来的稀奇古怪令人费解的各种“大全”之类应该是实用多了。
旧有的不合理的经商理念当然也必须要改变，日升昌所标榜的“明礼诚信”，固然曾经辉煌，诚信使日升昌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庄，据说各地分庄悬挂的“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是道光皇帝所题，这当然是讹传。在封建时代，以天子万乘之尊，绝无可能。而且，皇帝赐字，有森严的制度和书写格式，不可能纡尊为一家商号题匾。如同北京的“都一处”，传为乾隆皇帝题匾，也是绝无可能的。这，大约是商家的宣传策略而已。再比如日升昌内有条幽僻的甬道，专供学徒走动。一面墙的砖缝里，塞进若干铜钱。传说是为考验学徒，学徒若窃之，掌柜记录，三年后则被辞退。但为学徒颜面，并不以此为理由。这恐怕也有传说的成分，须知学徒能入日升昌，是无数贫家子弟的梦想。三年学徒白吃白住，出师后衣食无忧，取了几枚铜钱，砸掉饭碗，无任何意义。铜钱入墙的真正目的大约还是炫富，以证明票号的实力吧？
日升昌股东之间、与顾客之间讲“明礼诚信”，固然有助于壮大和发展，但若无法律条款约束，也会成为制约发展的分化剂。日升昌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号经常为北京的山西商人往老家捎钱提供方便，采用了原始汇兑的方式：分号收银，告之平遥总号，兑予现银，收取费用，这已具备了金融汇兑的简单模式。西裕成总经理雷履泰发现商机，即建议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的票号，使银两异地汇兑。号即取名“日升昌”。
从现有史料来看，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功不可没，雷总揽，毛主业务。但后来二人脾气不合，理念产生分歧，李大全亦不擅调和，在雷、毛二人矛盾激烈爆發时，雷令全国各地分号暂停营业。毛辞职出走，李大全竟然跪求雷，业务才勉强恢复。但这已造成巨大损失，毛出走后，被别家礼聘，重金双股，言听计从，成立与“日升昌”抗衡的“蔚”字五联号。这使得“日升昌”的业务必然为之分流。现在来看，雷、毛二人的矛盾，其实就是制度规范的不完善，管理权力的不明确，导致互存猜忌，互相拆台。东家又无协调能力，不以制度为平衡。所谓“明礼诚信”，与西方所重视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障相比，自然略逊一筹；在复杂的人性面前，自然被弃之如敝屣。
百年晋商和叱咤一时的票号终于衰落，翻一翻中国近代史就可知道，资本主义金融势力以汇丰银行为代表大举入侵，使得代表封建金融业的票号缩小了市场，清政府的没落使其失去了依托。想当年，票号们为清政府分担了举足轻重的财政业务，举凡海防、修路均由票号汇兑，政府依靠他们发收京饷、赈款、河工经费，还向其贷款周转财政。连慈禧逃亡还特地在平遥停留，目的就是意图借款。遥想当年，山西商人们是何等睥睨天下，踌躇满志。
其实，同在神州大地，当年沿海城市被西方列强一一侵入之时，不可否认也涌入了新的商业观念，旧的商业模式自然不能适应。沿海的商人们适者生存，顺应了潮流。而腹地的山西商人们，却依旧腐朽保守，只会赚钱置地买房享受，大量投资不动产，使得流动资金日趋枯竭。子女们甚至沾染恶习，坐吃山空。仍举日升昌为例，后期欠外债五百万两，别的商号又欠他七八百万两，又不思改革，不亡才怪。
改革关键在思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再说到今天的银行（包括保险业），在服务手段、诚信度、功能等等方面，也必须承认与发达国家的同业有一定差距。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面前，墨守成规是足以致商家于死命的。一体化的利与弊、荣与辱都是值得今天的商家们深思与借鉴的。
登上城楼，扶墙眺望城区，夕阳残照，暮烟袅袅，不禁生发感慨。
这次又来平遥，我想，平遥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旅游化兼商业化的城市，其中利弊也许只有专家才有权评说。我从未写过平遥，这个旧式金融业里创造了“票号”业务而为旧式商业经济作出辉煌贡献的古城，这个票号云集、豪宅毗邻的晋商聚集之地，还会保留它的原始气息吗？
穿过街巷，来到久负盛名的“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今已辟为游览之地，楼舍依旧，风貌依稀，只是再无人声喧哗、算盘作响。在这个当年极享盛名的揭开中国金融业新纪元的兴盛之地，不仅令人追忆，也令人不胜感慨。从众多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平遥票号的兴盛居然是和尊崇孔孟之道、崇尚诚信为本密不可分的。票号的业务完全以财东与掌柜之间的“信”为凭，无需任何抵押，这在今天已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了。而掌柜与伙计则以共同遵守店铺规约为行为准则，票号实行高薪养廉，著名的日升昌票号的伙计们年薪从12两到100两白银不等，以今天的眼光和当时的平民生活水平来看，这是较丰厚的收入了。须知当时清朝四品大员的“岁俸”不过105两白银，七品知县“岁俸”才45两（当然“养廉银”即奖金是因地因财力另算的）。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票号对员工的管理不仅靠加薪，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制。票号的惯例是年终时大家要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业务成绩末等的只能坐在八仙桌最下首位置，只要连续三年“叨陪末座”，来年就须卷铺盖走人了。
现在金融商业管理，时不时听到末位淘汰的呼声，但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实行起来难矣！相比于日升昌的精于管理，恐怕仍有借鉴之处吧？
另外使我感兴趣的是那时的票号老板居然会有很现代的预防犯罪意识，例如伙计入票号之前，家世要经严格审查，三代清白而无犯罪前科者才可录用，而且在三年学徒期里更要接受除业务能力之外的各种考察。再加上高薪养廉，灌输以孔孟之道及严格管理之类，票号里就几乎没有内部犯罪。联想到现在商场里的内盗（其中若干比例都是良莠不齐的保安所为），很应该汲取票号的宝贵经验。
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盛名，今天看来，并不逊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的传奇。如此等等，值得今天的商家借鉴之处极多。我倒想建议有志之士，写一部晋商票号经营管理经验方面的书，请当今商业管理者以备参考，定然大有获益，比舶来的稀奇古怪令人费解的各种“大全”之类应该是实用多了。
旧有的不合理的经商理念当然也必须要改变，日升昌所标榜的“明礼诚信”，固然曾经辉煌，诚信使日升昌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设立分庄，据说各地分庄悬挂的“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是道光皇帝所题，这当然是讹传。在封建时代，以天子万乘之尊，绝无可能。而且，皇帝赐字，有森严的制度和书写格式，不可能纡尊为一家商号题匾。如同北京的“都一处”，传为乾隆皇帝题匾，也是绝无可能的。这，大约是商家的宣传策略而已。再比如日升昌内有条幽僻的甬道，专供学徒走动。一面墙的砖缝里，塞进若干铜钱。传说是为考验学徒，学徒若窃之，掌柜记录，三年后则被辞退。但为学徒颜面，并不以此为理由。这恐怕也有传说的成分，须知学徒能入日升昌，是无数贫家子弟的梦想。三年学徒白吃白住，出师后衣食无忧，取了几枚铜钱，砸掉饭碗，无任何意义。铜钱入墙的真正目的大约还是炫富，以证明票号的实力吧？
日升昌股东之间、与顾客之间讲“明礼诚信”，固然有助于壮大和发展，但若无法律条款约束，也会成为制约发展的分化剂。日升昌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号经常为北京的山西商人往老家捎钱提供方便，采用了原始汇兑的方式：分号收银，告之平遥总号，兑予现银，收取费用，这已具备了金融汇兑的简单模式。西裕成总经理雷履泰发现商机，即建议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的票号，使银两异地汇兑。号即取名“日升昌”。
从现有史料来看，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功不可没，雷总揽，毛主业务。但后来二人脾气不合，理念产生分歧，李大全亦不擅调和，在雷、毛二人矛盾激烈爆發时，雷令全国各地分号暂停营业。毛辞职出走，李大全竟然跪求雷，业务才勉强恢复。但这已造成巨大损失，毛出走后，被别家礼聘，重金双股，言听计从，成立与“日升昌”抗衡的“蔚”字五联号。这使得“日升昌”的业务必然为之分流。现在来看，雷、毛二人的矛盾，其实就是制度规范的不完善，管理权力的不明确，导致互存猜忌，互相拆台。东家又无协调能力，不以制度为平衡。所谓“明礼诚信”，与西方所重视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障相比，自然略逊一筹；在复杂的人性面前，自然被弃之如敝屣。
百年晋商和叱咤一时的票号终于衰落，翻一翻中国近代史就可知道，资本主义金融势力以汇丰银行为代表大举入侵，使得代表封建金融业的票号缩小了市场，清政府的没落使其失去了依托。想当年，票号们为清政府分担了举足轻重的财政业务，举凡海防、修路均由票号汇兑，政府依靠他们发收京饷、赈款、河工经费，还向其贷款周转财政。连慈禧逃亡还特地在平遥停留，目的就是意图借款。遥想当年，山西商人们是何等睥睨天下，踌躇满志。
其实，同在神州大地，当年沿海城市被西方列强一一侵入之时，不可否认也涌入了新的商业观念，旧的商业模式自然不能适应。沿海的商人们适者生存，顺应了潮流。而腹地的山西商人们，却依旧腐朽保守，只会赚钱置地买房享受，大量投资不动产，使得流动资金日趋枯竭。子女们甚至沾染恶习，坐吃山空。仍举日升昌为例，后期欠外债五百万两，别的商号又欠他七八百万两，又不思改革，不亡才怪。
改革关键在思维。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再说到今天的银行（包括保险业），在服务手段、诚信度、功能等等方面，也必须承认与发达国家的同业有一定差距。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面前，墨守成规是足以致商家于死命的。一体化的利与弊、荣与辱都是值得今天的商家们深思与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