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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直觉在传统认识论中被视为向理性认识提供材料而低理性一等的认识方式。诗学中的艺术直觉也多被视为与理性对立的情感认识方式。在理性主义神学思想的指导下，马利坦“诗性直觉”改造了传统的审美直觉观，发现了艺术直觉中潜在的理智认识性特点。基于理智性认识特点，诗性直觉所把握的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在呈现人们幽深无意识深处对实在的意向性情感时，诗性直觉还展现出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 马利坦；诗性直觉；理智认识；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81-05
直觉问题一直是哲学中的难题，它也是美学、诗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法国思想家雅克·马利坦的“诗性直觉”论对美学、诗学中的直觉问题提出了一些创建性的看法，对文学研究具有深刻启示。其他学者也先后论及直觉问题的某些方面，但马利坦的“诗性直觉”论集中凸现了直觉的理智认识性、情感形式性和创造超越性三个特点，它为美学、诗学中直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巨大空间。
一、理智认识
从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看，二十世纪是非理性主义（包括反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长期被传统经验论和唯理论视为低理性一等的直觉担当了先锋官的角色，西方现代文学的兴起发展也得益于直觉良多。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以直觉为利器向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发起挑战。至柏格森，尽管他说过“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1]（3-4）但理智只是通向本体绵延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作为把握绵延本体的唯一方式，直觉具有和生命绵延一样的本体地位。可见，理智只是附属于直觉。因此柏格森的直觉依然是非理性的。其后，克罗齐提出“艺术即直觉”的观点，确立了直觉在艺术诗学中的本体地位。克罗齐的直觉中包含了理性，和柏格森类似，理智也只是直觉的一部分。他说，“混化在直觉品里的概念，就其己混化而言，就已不复是概念，因为它们已失去一切独立与自主它们本身是概念，现在已成为直觉品的单纯原素了。”[2]（8）因此，克罗齐的直觉从根本上看仍然是非理性的。
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尤其是柏格森、克罗齐等人，致力于改变直觉为理性提供材料的传统看法，试图提升直觉在人类认识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但由于这些思想家以强调直觉的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特点来提升直觉的地位，于是直觉与理性的对立冲突逐渐成为人们共识，崇直觉贬理性也积淀成美学、诗学研究领域的常识。虽然柏格森、克罗齐等人（尤其是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可能影响到马利坦，但在直觉与理性对立的思想语境中，马利坦强调“诗性直觉”的理智性特点在当时可谓得风气之先。受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人思想的理性主义影响，马利坦将理智性划分为思辨的智性和实践的智性，前者为认识而知，以真为唯一目标和生命，后者为行动而知，它的目标是朝向被指导人的活动和被完成的人的任务[3]（44）。与此相应，在思辨智性和实践智性中，“不仅存在逻辑的理性，而且也先于逻辑的理性存在着直觉的理
性。”[3] （66）作为一种实践的智性，艺术之诗性直觉试图使自己从逻辑理性中解放出来，回到先于逻辑理性存在的直觉理性中。而这种直觉理性渊源自马利坦所谓的精神无意识或前意识，它区别于佛洛依德的动物的或自动的无意识。
如果说对于动物的或自动的无意识直觉是一种本能的感性直觉，那对精神无意识的直觉无疑就是一种具有理智性意味的直觉（直觉的理性）。马利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了诗性直觉的理智性特点。在艺术这种实践智性活动中，诗性直觉的理智性表现为认识性；与通常认识论的认识不同，这是一种通过同一的认识。众所周知，一般认识论认识指主体借助概念对客体进行逻辑理性的把握，主体和客体截然分明；这对认识一般事物尚可，但对认识诗人自己则不可。因为“诗人不能凭自己的本质来认识自己。诗的第一要求是诗人对他自己主观性的隐约认识。……他不是靠平常意义的认识一词而认识这一切的……他对于事物的所有识别和预言，所根据的是思辨认识的规律。他所识别和预言的事物，不是与他自己无关的其他的某种事物，相反，而是与他的情绪不可分割的事物。事实上，这些事物是与他自身融为一体的。上帝的直觉，创造性直觉，是一种在认识中通过契合或通过（产生自精神的无意识中）同一性对他自己的自我的和事物的隐约把握。” [3] （93-94）
这种直觉虽是具有理智性意味的认识，但是与通常理性认识远离情感不同，它是由情感引导产生的。马利坦说，“在这种通过契合或倾向性，同一性或同质性的认识中，智性不是单独地起作用，而是与情感的倾向和意志的意向一道起作用，并被后者当作指导和定形。”简言之，“这种特殊的经由同一性的认识依靠情感产生。”[3] （96-97）稍加比较不难发现，诗性直觉的“同一性”认识特点与中国古代禅悟的特质非常类似，所谓“从一粒细砂看尘世，从一朵小野花看苍天”[3] （94）不就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翻版吗？悟道者在顿悟自我本性（也可以说是自我精神无意识的显豁）的刹那对整个世界从此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把握。严羽《沧浪诗话》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也包含着这个道理，作诗本无关（逻辑）理智，但优秀的诗歌诗则需要包含理智性意味的直觉，并经由情感主导才能获得。
马利坦称诗性直觉为“上帝的直觉”，与康德暗合。康德假定了一种具有能动创造性的理性直觉（“知性直观”，也译为“智性直观”或“理智直观”）。感性直觉只是被动接受对象，只有理性直觉才是“本原的直观”[4]（50），“也许是神的知性，它不像各种被给予的对象，而是通过它的表象同时就给出或产生出这些对象本身。” [4]（97）卡西尔指出，康德的“上帝的理智乃是一种原型的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或创造性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它在思考一物的同时就借助于这种思考活动本身创造和产生出此物……康德并非要以实证和独断的方式来断言确实存在着一个神的理智、一个创造性的直观，而只是利用这样一种‘直观的知性’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理智的性质和范围。”[5]（71）由于自在之物不可知，所以康德的“理智直观”只是一种假设，在实际中无法体现；而马利坦诗性直觉的理智认识是针对人类的精神无意识领域，在实际中可以得到体现。 与马利坦类似，同时代的卡西尔也强调艺术直觉的理智性认识特点。他在引述歌德强调艺术是对美和激情现象的最强烈瞬间的定形化后指出，这种定形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 [5]（187）。他的学生苏珊·朗格在《艺术中的抽象》中阐释艺术知觉（直觉）中的抽象时指出，“由此而取得的抽象形式……是在某种合宜的想象性状态中从个别事物中直接获取的。”[6]（249）是对直觉理性认识特点的直接说明。沃林格分析东方艺术的审美抽象特点时也敏锐地指出了艺术直觉的理智认识特性。同时，艺术直觉的理性认识特点也获得了现代心理学的证明，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中以大量材料证实，视知觉（艺术直觉的一种形式）并不是对刺激物的被动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6]（85）由此种种可见，马利坦指出诗性直觉是一种富有理智性意味的直觉，强调直觉具有理智认识性特点，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也契合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
二、情感形式
正是由于诗性直觉具有的理智认识性特点，马利坦的直觉不同于柏格森和克罗齐。柏格森曾将直觉分为感性直觉和心灵直觉，虽然心灵直觉可能包容一定的理性意味，但更主要的是朝向生命绵延本体。所以，柏格森的直觉在强调直觉情感（生命绵延的外在表现）时是非理智的，也谈不上什么认识性。克罗齐认为直觉表达情感，他说，“直觉之所以真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达了情感。”[2]（224）在克罗齐那里，情感和理智不兼容，所以，克罗齐的直觉不可能具备理智认识性特点。质言之，柏格森、克罗齐等人的直觉符合人们情感、理智相互对立的常识。
依照“情有者理必无”的常识，马利坦诗性直觉所指向之情感为何反而能主导直觉理性产生呢？这是由诗性直觉的“同一性”、“意向性”认识特点决定的。马利坦认为，情感将对实在的体验积淀进精神无意识的深处，“在诗性认识中，情感把灵魂所体验到的实在——从通过一颗细砂反映整个世界——带入主观性的深处和智性的精神的无意识的深处。”[3] （98）而且，诗性直觉把握的就是这种对实在的主观体验，“诗性直觉并不是朝向本质……对思辨认识而言，认识是客体，而不是被诗性直觉所把握的事物。诗性直觉朝向被特定的情感所打动的灵魂的统一的具体存在……正因为诗性直觉没有概念化的客体，因此，他便倾向于并扩展到无限，以及倾向所有的实在，即卷入任何一种单一存在物之中的永恒的实在。”[3] （102）诗性直觉指向之情感和这种主观性一起被把握。“诗性直觉中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性和被把握的事物……因为被把握的事物之被把握只是通过它在主观性中的感情回响和它与主观性的契合。……正是为了在作品中表达出自精神的创造性的诗人的主观性，对于事物的把握与主观性的彻底觉醒一道发生。……正是在主观性的彻底觉醒中，在智性的自由生命的半透明的幽夜中获得的情感才被造成意向性的和直觉性的，或经由认识性的认识的决定性手段。”[3] （103）马利坦的表述看似复杂，其意思简略复述大致就是，诗人是带着情感体验具体实在的，也唯有情感才能唤醒诗人的这种对实在的直觉体验。
需要指出，二十世纪以前美学、诗学（包括柏格森、克罗齐）所谓情感一般都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活动，而马利坦诗性直觉所指情感“既不是由诗人表达或描述的情感，一种在作品的制作中当作‘一种物质’而为题材和素材服务的情感，也不是使诗向读者‘传送骨气’的诗人的一阵激动。它是一种作为形式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创造性直觉融于一体，它赋予诗以形式，它像意念一样是意向性的，或者，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较其自身为多”。[3] （98）简言之，马利坦“诗性直觉”所指向的情感是一种作为形式的情感，它赋予诗以形式。这类似于贝尔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只不过，“意味”被替换为“情感”而已。毫无疑问，这与柏格森、克罗齐等直觉所指向的主观情感根本不同。
为何诗性直觉指向之情感是一种形式的情感？马利坦解释道，由于诗性直觉的“同一性”、“意向性”认识特点，情感成为智性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手段或传达思想情感的工具。 “因为诗性直觉的内容既包括世界的事物的实在，又包含诗人的主观性，这二者都通过一种意向性的或精神化的情感而被隐约地传达。”[3] （100）马利坦详细分析认为，当情感介入精神无意识深处、扩展到整个灵魂中时，情感被激动了，“这就足使情感以某种方式趋向或倾向整个灵魂，以便在精神的未确定的活力中和丰饶中被获得，在这里，它被启发性智性之光所透照：因此，在它仍然是情感的同时，又被转变为一种经由同一性的智力评价的工具……情感被转化客观意向性状态；它被精神化了，成为意象性的，就是说，它在一种非物质化的状态中传达自身以外的种种事物。”[3] （99）从理论上讲，由于情感要传达诗人的主观体验（也是一种情感意识），它就不能再停留在主观状态，而必须转化为客观意向性状态，质言之，就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只有这种客观的情感的形式，才能传达诗人主观的精神体验。
相比其他学说，马利坦诗性直觉指向情感的形式性更像是一种理论演绎。卡西尔、朗格则明确提出，艺术直觉不是简单地摹写自然或复写（艺术家）情感，而是为情感赋形，使情感形式化。和马利坦一样，卡西尔反对艺术家一味专注于自己的主观感情，他说，“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专注于对各种形式的观照和创造，而是专注于他自己的快乐或者‘哀伤的乐趣’，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 [5]（181）他比马利坦更明确地指出，“一首诗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韵文、音调、韵律——分离开来。这些形式成分并不是复写一个给予的直观的纯粹外在的或技巧的手段，而是艺术直观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5]（198）这就非常明确地主张艺术直觉通过为情感建构形式来表现艺术情感。
事实上，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确证。阿恩海姆通过阐释大量实例后指出，“大量的思维活动和解题活动都是在直觉认识（或通过直觉认识）中进行的。……知觉中的思维机制决定着视觉对象的大小、形状和色彩等等。而这种思维机制本质上又是‘场’力间的相互作用。其实，一件艺术作品的构图顺序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控制和进行的。在科学领域中对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同样要靠对感性状态的重新组构。” [6]（344）阿恩海姆不仅指出艺术直觉中的理智认识性特点，而且还揭示了艺术直觉中对审美情感进行形式（对象的大小、形状和色彩以及构图顺序等等）组构的特质。这既是对卡西尔、朗格艺术直觉观的确证，也是对马利坦诗性直觉论的充实，同时还是对艺术直觉特点认识的进一步拓展。 三、创造超越
尽管马利坦诗性直觉与卡西尔—朗格的艺术直觉及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直觉观在理智认识性、情感形式化等特点上非常相似，但他们在创造性与超越性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别。卡西尔和朗格都提到艺术直觉不是对实在或（诗人）情感的被动摹仿、复制，而是对实在的发现，是对自然各种形式的认识发现。实际上，艺术直觉的这种主动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指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而积极的状态。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formative power）”。[5]（189）质言之，卡西尔艺术直觉的创造性、超越性都是基于对实在形式的发现，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实存之“有”的发现。格式塔心理学的审美直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创造性，但与卡西尔类似，直觉的创造性本质就是对事物各种形式的发现，其超越性也来自这种创造性，本质上都是对实存之“有”的发现。
与之不同，马利坦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来自于“无”的光照和敞亮；就马利坦思想的神学特质而言，“无”就是上帝神性之光。这是与卡西尔—朗格的艺术直觉及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直觉观根本不同之处。马利坦在论述诗性直觉的创造性时提到了“创造性自我（Self）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Ego，即佛洛依德‘本能的自我’，利己主义的自我）”，“精神交流行动中的艺术家的创造性自我是作为自然人的人，而不是作为物质的个性，抑或作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自
我”。[3] （117）正是创造性自我铸造了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特质。马利坦指出，诗性直觉的内在质量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内在经验及这种内在经验向主观性的幽深处渗入。为何如此？“因为诗性直觉萌发于这些幽深处，在这里，智性、想象和灵魂的所有力量在协调中体验了意向性情感带给它们的某种存在的实在，而在这一体验中，首先包含了某种敏锐的感受性。犹如神秘主义者能体验神的事物那样，在这里，诗人也应能体验这个世界的事物，而且他的体验是这样地深沉，以致他能把它们和他自身倾诉出来。当诗人完全置身于精神交流的活动之中时，那是因为其时他更强烈地感到有一只无情的、而且比他自身更有力的手在左右自己，不过这一刻很快就一去而不返了。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力量的程度是与这么一种倾心的服从的深浅程度成比例的。”[3] （115）
这段论述似乎很复杂，但以严羽一言以蔽之曰“入神”；换言之，诗人“入神”的有无深浅决定了其创造性、超越性的多寡。诗人在诗性直觉中进入幽深“入神”境界，在自身与事物的契合中倾心聆听存在，聆听有限之中的无限。这就是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如果说卡西尔—朗格艺术直觉的超越是基于对实存世界形式的发现与创造，那么马利坦诗性直觉则是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超越，是灵魂对现世、科学、规律、限制的创造性超越。如张法所言，如果说，对现世的掌握是理智，那么，对现世的超越就是直觉；如果说与理智相关的是明晰的科学，那么，超越科学的就是神秘的诗性；如果说，科学揭示出的是现世的规律，那么，诗性产生的则是超越现世规律的艺术；如果说，科学规律让人感到人的受限，那么，艺术创造则使人体会到自由。[7] （5-11）正是在这一语境中，马利坦诗性直觉的超越性意义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马利坦指出，当美的艺术中的诗性直觉蜕变为实用艺术手艺人的“创造性观念”时，它的创造超越性就沦落为一种生殖性，它并不倾向于使我们的思想与实物相符（马利坦说诗性直觉使我们朝向具体实在即此意），而倾向于使事物与我们的思想相符[3] （111）。今日工业文化批量制造的艺术品就是如此，通过复制、粘贴制作的艺术品只是一种观念的生殖而已。在这一点上，马利坦诗性直觉的创造性与超越性在今天仍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如此，马利坦诗性直觉观念对于重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比如，与中国古典诗学“自然”观念密切相关的“巧夺天工”（艺境）与“以天合天”（化境）就涉及到艺术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问题，传统的解释过于含混和模糊，如果以马利坦诗性直觉为阐释的他者，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些更清晰的新结论。当然，这是比较诗学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法）柏格森. 形而上学导言[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 朱光潜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3] （法）马利坦.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罗选民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1.
[4]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5] （德）卡西尔.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6]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 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7] 张法. 马利坦的神学美学思想[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4）.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马利坦；诗性直觉；理智认识；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81-05
直觉问题一直是哲学中的难题，它也是美学、诗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法国思想家雅克·马利坦的“诗性直觉”论对美学、诗学中的直觉问题提出了一些创建性的看法，对文学研究具有深刻启示。其他学者也先后论及直觉问题的某些方面，但马利坦的“诗性直觉”论集中凸现了直觉的理智认识性、情感形式性和创造超越性三个特点，它为美学、诗学中直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拓展了巨大空间。
一、理智认识
从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看，二十世纪是非理性主义（包括反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长期被传统经验论和唯理论视为低理性一等的直觉担当了先锋官的角色，西方现代文学的兴起发展也得益于直觉良多。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以直觉为利器向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发起挑战。至柏格森，尽管他说过“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1]（3-4）但理智只是通向本体绵延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作为把握绵延本体的唯一方式，直觉具有和生命绵延一样的本体地位。可见，理智只是附属于直觉。因此柏格森的直觉依然是非理性的。其后，克罗齐提出“艺术即直觉”的观点，确立了直觉在艺术诗学中的本体地位。克罗齐的直觉中包含了理性，和柏格森类似，理智也只是直觉的一部分。他说，“混化在直觉品里的概念，就其己混化而言，就已不复是概念，因为它们已失去一切独立与自主它们本身是概念，现在已成为直觉品的单纯原素了。”[2]（8）因此，克罗齐的直觉从根本上看仍然是非理性的。
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尤其是柏格森、克罗齐等人，致力于改变直觉为理性提供材料的传统看法，试图提升直觉在人类认识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但由于这些思想家以强调直觉的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特点来提升直觉的地位，于是直觉与理性的对立冲突逐渐成为人们共识，崇直觉贬理性也积淀成美学、诗学研究领域的常识。虽然柏格森、克罗齐等人（尤其是柏格森）的直觉思想可能影响到马利坦，但在直觉与理性对立的思想语境中，马利坦强调“诗性直觉”的理智性特点在当时可谓得风气之先。受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人思想的理性主义影响，马利坦将理智性划分为思辨的智性和实践的智性，前者为认识而知，以真为唯一目标和生命，后者为行动而知，它的目标是朝向被指导人的活动和被完成的人的任务[3]（44）。与此相应，在思辨智性和实践智性中，“不仅存在逻辑的理性，而且也先于逻辑的理性存在着直觉的理
性。”[3] （66）作为一种实践的智性，艺术之诗性直觉试图使自己从逻辑理性中解放出来，回到先于逻辑理性存在的直觉理性中。而这种直觉理性渊源自马利坦所谓的精神无意识或前意识，它区别于佛洛依德的动物的或自动的无意识。
如果说对于动物的或自动的无意识直觉是一种本能的感性直觉，那对精神无意识的直觉无疑就是一种具有理智性意味的直觉（直觉的理性）。马利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了诗性直觉的理智性特点。在艺术这种实践智性活动中，诗性直觉的理智性表现为认识性；与通常认识论的认识不同，这是一种通过同一的认识。众所周知，一般认识论认识指主体借助概念对客体进行逻辑理性的把握，主体和客体截然分明；这对认识一般事物尚可，但对认识诗人自己则不可。因为“诗人不能凭自己的本质来认识自己。诗的第一要求是诗人对他自己主观性的隐约认识。……他不是靠平常意义的认识一词而认识这一切的……他对于事物的所有识别和预言，所根据的是思辨认识的规律。他所识别和预言的事物，不是与他自己无关的其他的某种事物，相反，而是与他的情绪不可分割的事物。事实上，这些事物是与他自身融为一体的。上帝的直觉，创造性直觉，是一种在认识中通过契合或通过（产生自精神的无意识中）同一性对他自己的自我的和事物的隐约把握。” [3] （93-94）
这种直觉虽是具有理智性意味的认识，但是与通常理性认识远离情感不同，它是由情感引导产生的。马利坦说，“在这种通过契合或倾向性，同一性或同质性的认识中，智性不是单独地起作用，而是与情感的倾向和意志的意向一道起作用，并被后者当作指导和定形。”简言之，“这种特殊的经由同一性的认识依靠情感产生。”[3] （96-97）稍加比较不难发现，诗性直觉的“同一性”认识特点与中国古代禅悟的特质非常类似，所谓“从一粒细砂看尘世，从一朵小野花看苍天”[3] （94）不就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翻版吗？悟道者在顿悟自我本性（也可以说是自我精神无意识的显豁）的刹那对整个世界从此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把握。严羽《沧浪诗话》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及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也包含着这个道理，作诗本无关（逻辑）理智，但优秀的诗歌诗则需要包含理智性意味的直觉，并经由情感主导才能获得。
马利坦称诗性直觉为“上帝的直觉”，与康德暗合。康德假定了一种具有能动创造性的理性直觉（“知性直观”，也译为“智性直观”或“理智直观”）。感性直觉只是被动接受对象，只有理性直觉才是“本原的直观”[4]（50），“也许是神的知性，它不像各种被给予的对象，而是通过它的表象同时就给出或产生出这些对象本身。” [4]（97）卡西尔指出，康德的“上帝的理智乃是一种原型的理智（intellectus archetypus）或创造性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它在思考一物的同时就借助于这种思考活动本身创造和产生出此物……康德并非要以实证和独断的方式来断言确实存在着一个神的理智、一个创造性的直观，而只是利用这样一种‘直观的知性’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理智的性质和范围。”[5]（71）由于自在之物不可知，所以康德的“理智直观”只是一种假设，在实际中无法体现；而马利坦诗性直觉的理智认识是针对人类的精神无意识领域，在实际中可以得到体现。 与马利坦类似，同时代的卡西尔也强调艺术直觉的理智性认识特点。他在引述歌德强调艺术是对美和激情现象的最强烈瞬间的定形化后指出，这种定形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 [5]（187）。他的学生苏珊·朗格在《艺术中的抽象》中阐释艺术知觉（直觉）中的抽象时指出，“由此而取得的抽象形式……是在某种合宜的想象性状态中从个别事物中直接获取的。”[6]（249）是对直觉理性认识特点的直接说明。沃林格分析东方艺术的审美抽象特点时也敏锐地指出了艺术直觉的理智认识特性。同时，艺术直觉的理性认识特点也获得了现代心理学的证明，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中以大量材料证实，视知觉（艺术直觉的一种形式）并不是对刺激物的被动复制，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性活动。[6]（85）由此种种可见，马利坦指出诗性直觉是一种富有理智性意味的直觉，强调直觉具有理智认识性特点，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也契合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
二、情感形式
正是由于诗性直觉具有的理智认识性特点，马利坦的直觉不同于柏格森和克罗齐。柏格森曾将直觉分为感性直觉和心灵直觉，虽然心灵直觉可能包容一定的理性意味，但更主要的是朝向生命绵延本体。所以，柏格森的直觉在强调直觉情感（生命绵延的外在表现）时是非理智的，也谈不上什么认识性。克罗齐认为直觉表达情感，他说，“直觉之所以真是连贯的和完整的，就因为它表达了情感。”[2]（224）在克罗齐那里，情感和理智不兼容，所以，克罗齐的直觉不可能具备理智认识性特点。质言之，柏格森、克罗齐等人的直觉符合人们情感、理智相互对立的常识。
依照“情有者理必无”的常识，马利坦诗性直觉所指向之情感为何反而能主导直觉理性产生呢？这是由诗性直觉的“同一性”、“意向性”认识特点决定的。马利坦认为，情感将对实在的体验积淀进精神无意识的深处，“在诗性认识中，情感把灵魂所体验到的实在——从通过一颗细砂反映整个世界——带入主观性的深处和智性的精神的无意识的深处。”[3] （98）而且，诗性直觉把握的就是这种对实在的主观体验，“诗性直觉并不是朝向本质……对思辨认识而言，认识是客体，而不是被诗性直觉所把握的事物。诗性直觉朝向被特定的情感所打动的灵魂的统一的具体存在……正因为诗性直觉没有概念化的客体，因此，他便倾向于并扩展到无限，以及倾向所有的实在，即卷入任何一种单一存在物之中的永恒的实在。”[3] （102）诗性直觉指向之情感和这种主观性一起被把握。“诗性直觉中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性和被把握的事物……因为被把握的事物之被把握只是通过它在主观性中的感情回响和它与主观性的契合。……正是为了在作品中表达出自精神的创造性的诗人的主观性，对于事物的把握与主观性的彻底觉醒一道发生。……正是在主观性的彻底觉醒中，在智性的自由生命的半透明的幽夜中获得的情感才被造成意向性的和直觉性的，或经由认识性的认识的决定性手段。”[3] （103）马利坦的表述看似复杂，其意思简略复述大致就是，诗人是带着情感体验具体实在的，也唯有情感才能唤醒诗人的这种对实在的直觉体验。
需要指出，二十世纪以前美学、诗学（包括柏格森、克罗齐）所谓情感一般都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活动，而马利坦诗性直觉所指情感“既不是由诗人表达或描述的情感，一种在作品的制作中当作‘一种物质’而为题材和素材服务的情感，也不是使诗向读者‘传送骨气’的诗人的一阵激动。它是一种作为形式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创造性直觉融于一体，它赋予诗以形式，它像意念一样是意向性的，或者，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较其自身为多”。[3] （98）简言之，马利坦“诗性直觉”所指向的情感是一种作为形式的情感，它赋予诗以形式。这类似于贝尔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只不过，“意味”被替换为“情感”而已。毫无疑问，这与柏格森、克罗齐等直觉所指向的主观情感根本不同。
为何诗性直觉指向之情感是一种形式的情感？马利坦解释道，由于诗性直觉的“同一性”、“意向性”认识特点，情感成为智性的一个起决定作用的手段或传达思想情感的工具。 “因为诗性直觉的内容既包括世界的事物的实在，又包含诗人的主观性，这二者都通过一种意向性的或精神化的情感而被隐约地传达。”[3] （100）马利坦详细分析认为，当情感介入精神无意识深处、扩展到整个灵魂中时，情感被激动了，“这就足使情感以某种方式趋向或倾向整个灵魂，以便在精神的未确定的活力中和丰饶中被获得，在这里，它被启发性智性之光所透照：因此，在它仍然是情感的同时，又被转变为一种经由同一性的智力评价的工具……情感被转化客观意向性状态；它被精神化了，成为意象性的，就是说，它在一种非物质化的状态中传达自身以外的种种事物。”[3] （99）从理论上讲，由于情感要传达诗人的主观体验（也是一种情感意识），它就不能再停留在主观状态，而必须转化为客观意向性状态，质言之，就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只有这种客观的情感的形式，才能传达诗人主观的精神体验。
相比其他学说，马利坦诗性直觉指向情感的形式性更像是一种理论演绎。卡西尔、朗格则明确提出，艺术直觉不是简单地摹写自然或复写（艺术家）情感，而是为情感赋形，使情感形式化。和马利坦一样，卡西尔反对艺术家一味专注于自己的主观感情，他说，“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专注于对各种形式的观照和创造，而是专注于他自己的快乐或者‘哀伤的乐趣’，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 [5]（181）他比马利坦更明确地指出，“一首诗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韵文、音调、韵律——分离开来。这些形式成分并不是复写一个给予的直观的纯粹外在的或技巧的手段，而是艺术直观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5]（198）这就非常明确地主张艺术直觉通过为情感建构形式来表现艺术情感。
事实上，这一主张也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确证。阿恩海姆通过阐释大量实例后指出，“大量的思维活动和解题活动都是在直觉认识（或通过直觉认识）中进行的。……知觉中的思维机制决定着视觉对象的大小、形状和色彩等等。而这种思维机制本质上又是‘场’力间的相互作用。其实，一件艺术作品的构图顺序也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控制和进行的。在科学领域中对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同样要靠对感性状态的重新组构。” [6]（344）阿恩海姆不仅指出艺术直觉中的理智认识性特点，而且还揭示了艺术直觉中对审美情感进行形式（对象的大小、形状和色彩以及构图顺序等等）组构的特质。这既是对卡西尔、朗格艺术直觉观的确证，也是对马利坦诗性直觉论的充实，同时还是对艺术直觉特点认识的进一步拓展。 三、创造超越
尽管马利坦诗性直觉与卡西尔—朗格的艺术直觉及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直觉观在理智认识性、情感形式化等特点上非常相似，但他们在创造性与超越性上还是存在一定差别。卡西尔和朗格都提到艺术直觉不是对实在或（诗人）情感的被动摹仿、复制，而是对实在的发现，是对自然各种形式的认识发现。实际上，艺术直觉的这种主动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指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而积极的状态。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formative power）”。[5]（189）质言之，卡西尔艺术直觉的创造性、超越性都是基于对实在形式的发现，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实存之“有”的发现。格式塔心理学的审美直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创造性，但与卡西尔类似，直觉的创造性本质就是对事物各种形式的发现，其超越性也来自这种创造性，本质上都是对实存之“有”的发现。
与之不同，马利坦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来自于“无”的光照和敞亮；就马利坦思想的神学特质而言，“无”就是上帝神性之光。这是与卡西尔—朗格的艺术直觉及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直觉观根本不同之处。马利坦在论述诗性直觉的创造性时提到了“创造性自我（Self）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Ego，即佛洛依德‘本能的自我’，利己主义的自我）”，“精神交流行动中的艺术家的创造性自我是作为自然人的人，而不是作为物质的个性，抑或作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自
我”。[3] （117）正是创造性自我铸造了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特质。马利坦指出，诗性直觉的内在质量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内在经验及这种内在经验向主观性的幽深处渗入。为何如此？“因为诗性直觉萌发于这些幽深处，在这里，智性、想象和灵魂的所有力量在协调中体验了意向性情感带给它们的某种存在的实在，而在这一体验中，首先包含了某种敏锐的感受性。犹如神秘主义者能体验神的事物那样，在这里，诗人也应能体验这个世界的事物，而且他的体验是这样地深沉，以致他能把它们和他自身倾诉出来。当诗人完全置身于精神交流的活动之中时，那是因为其时他更强烈地感到有一只无情的、而且比他自身更有力的手在左右自己，不过这一刻很快就一去而不返了。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力量的程度是与这么一种倾心的服从的深浅程度成比例的。”[3] （115）
这段论述似乎很复杂，但以严羽一言以蔽之曰“入神”；换言之，诗人“入神”的有无深浅决定了其创造性、超越性的多寡。诗人在诗性直觉中进入幽深“入神”境界，在自身与事物的契合中倾心聆听存在，聆听有限之中的无限。这就是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如果说卡西尔—朗格艺术直觉的超越是基于对实存世界形式的发现与创造，那么马利坦诗性直觉则是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超越，是灵魂对现世、科学、规律、限制的创造性超越。如张法所言，如果说，对现世的掌握是理智，那么，对现世的超越就是直觉；如果说与理智相关的是明晰的科学，那么，超越科学的就是神秘的诗性；如果说，科学揭示出的是现世的规律，那么，诗性产生的则是超越现世规律的艺术；如果说，科学规律让人感到人的受限，那么，艺术创造则使人体会到自由。[7] （5-11）正是在这一语境中，马利坦诗性直觉的超越性意义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马利坦指出，当美的艺术中的诗性直觉蜕变为实用艺术手艺人的“创造性观念”时，它的创造超越性就沦落为一种生殖性，它并不倾向于使我们的思想与实物相符（马利坦说诗性直觉使我们朝向具体实在即此意），而倾向于使事物与我们的思想相符[3] （111）。今日工业文化批量制造的艺术品就是如此，通过复制、粘贴制作的艺术品只是一种观念的生殖而已。在这一点上，马利坦诗性直觉的创造性与超越性在今天仍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如此，马利坦诗性直觉观念对于重构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比如，与中国古典诗学“自然”观念密切相关的“巧夺天工”（艺境）与“以天合天”（化境）就涉及到艺术直觉的创造性和超越性问题，传统的解释过于含混和模糊，如果以马利坦诗性直觉为阐释的他者，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些更清晰的新结论。当然，这是比较诗学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法）柏格森. 形而上学导言[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 朱光潜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3] （法）马利坦.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罗选民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1.
[4]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5] （德）卡西尔.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6]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 滕守尧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7] 张法. 马利坦的神学美学思想[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4）.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