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驾到，春回大地，疫情反复的阴霾正逐渐消散。然而，中国足球的职业俱乐部似乎还在寒冬之中，还在一场难以自拔的“疫情”之中。这场“疫情”便是欠薪！
　　在中国足协规定的上交工资确认表截止日，中超的重庆当代和天津泰达无法提交队员签字的工资表，足协甚至做出了中甲两队准备替补的预案。岂止是这两个俱乐部！即便是夺得联赛历史首冠的江苏苏宁，亦是传出欠薪的消息，虽然已提交了工资确认表，网络上仍有队员讨薪的声音。那么，已经提交了工资确认表的其他俱乐部当中，会不会有假签字呢？更遑论其他级别的职业俱乐部。2020赛季前有16家俱乐部因生存困难，退出不同级别的联赛，2021赛季，薪资压力依然是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头上的紧箍咒。
　　欠薪仅是表象，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高举高打”、攀比金元足球催生的恶果，是急功近利、泡沫足球导致的必然畸形。欠薪的实质是欠债，是俱乐部欠职業足球的债，是中国的职业足球欠足球职业化发展规律的债。这个债迟早是要清算的，只是新冠疫情传播加剧了清算的速度，疫情成了压垮一些俱乐部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京国安更名事件纷纷攘攘。中信集团以1元起价出售其持有的国安俱乐部36%的股份。看似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除了想要保住“国安”队名的最后一搏之外，6.5亿元的总资产和17.6亿元的负债，不禁让人望而却步。经济学上俗称“资不抵债”，面对这样的不良资产，谁人敢问津？哪个愿当冤大头？遥想中赫当年，国安“出嫁”了，雄姿英发，豪掷55亿。同年，金元足球引领者广州恒大以200亿元的估值完成了部分股权交易。短短4年过去，恒大俱乐部的财务报表同样是入不敷出。中超新贵江苏苏宁去年联赛期间就爆出欠薪罢训的消息，后来很快平息，之后又传出夺冠无奖金的新闻，最近的新闻是苏宁公子张康阳担任总经理的意甲豪门国际米兰因受母公司经营不善和资金流短缺的影响，出现了欠薪，苏宁意欲出售其所持有的国米股份。曾经步恒大后尘，在足球领域超高投入，想大有作为的华夏幸福也好不到哪儿去，受房产调控和疫情双重影响，其母公司也出现了债务危机……
　　在如今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没人能够独善其身。那么，谁该为这惨淡的现状负责？
　　从根源上讲，中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从诞生之时，就不是职业足球俱乐部本应该有的样子。简单的企业 专业队=职业俱乐部的模式，冠以企业名称，之后又逐渐过渡到企业全资收购专业球队，依然冠以企业名称。企业入主的初心很单纯，就是追求广告效应，撬动足球之外的其他资源，从而为母公司增加更多营业收入，兼而塑造企业品牌形象。至于足球俱乐部本身如何经营，赚不赚钱，基本不在老板们考虑之内，只知道投入越大，成绩越好，广告宣传效果越佳。导致的结果就是俱乐部和母公司的效益密切相关，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正如前些年的保健品企业对足球俱乐部趋之若鹜，到后来的房地产企业，以及现在的电商。参与足球成为企业投资的短期行为，今天有钱今天进，明天没钱就退出。中国足球职业化二十多年以来，有多少企业进进出出？一段时间内可能产生支持职业足球发展的效果，实则为俱乐部的经营和发展埋下了隐患！
　　欠的债要如何还？中国足协和各俱乐部不妨以这次中性名称改革为突破口，以欠薪事件为契机，逐步深化改革，督促并自愿改变职业俱乐部治理结构，积极探索职业俱乐部经营模式，建立符合世界潮流，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职业俱乐部形态。当然，足球俱乐部的经营和发展是世界性难题，即便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欧洲俱乐部，真正能盈利的也不多。所以，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踏实稳进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