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的现代诗，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徐志摩、戴望舒一代的民国抒情诗人和北岛、舒婷、顾城一代的80年代朦胧派诗人，偶尔再关注一些文化现象类的诗人，例如海子、打工诗人、余秀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诗人也走下神坛，萎缩为一个更加专业、封闭的小圈子。
　　在“文革”后的“新诗潮”运动中，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现代诗的地标也由北方位移到了南方，而巴蜀地区无疑是最为活跃的，当时有“四川五君子”的说法：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枣、柏桦、钟鸣。回首当初，欧阳江河说：“我们一开始就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一种夸夸其談和广读博览的气质，我们都从诗歌以外去寻找养料。”
　　《南风窗》记者在湖南郴州桂阳县“三月三”诗歌节上见到了欧阳江河，同行两日，有过长谈。

不写也是写

　　欧阳江河1979年开始发表第一首诗，在《星星诗刊》上。1983年写《悬棺》，名声大噪。80年代比较有名的，有广泛影响的四首诗，三首都是出自青春诗会的。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悬棺》《最后的幻象》到90年代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纸币、硬币》《那么，威尼斯呢》，再到到近年来的《泰姬陵之泪》《凤凰》《黄山谷的豹》，欧阳江河对长诗的驾驭，独树一帜。
　　欧阳江河对80年代的态度令人诧异，他并不迷恋那段时光，相反却保持了冷静的审视。“那时候没有富人，所以生活方式都比较接近，也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因为没有消费。”教育中断多少年之后，知识上有一种饥渴症，诗歌热“趁虚而入”，红遍大江南北，可是热潮褪去后，结晶寥寥。
　　欧阳江河是部队子弟，1956年生于泸州，从小生活在部队系统，上部队里面的学校，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一年左右，后来进入四川省军区某部，在军队待了将近十年，担任文化干事，用他的话说，基本上就是在部队里扫盲。1986年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直至1993年去美国，一住就是五六年，后来又到欧洲住了一年，从喧哗转向沉思。
　　1997年回国之后，他停笔十年，没有写诗。诗歌盛况不再，他看到多数诗人思想的力度和视野、语言所能达到的疆域，词语所能触摸到的重量，都在萎缩。他不希望写作沦为惯性，所以干脆不写。
　　“那个时候我从美国回来，生计都成问题，因为我离开体制了，我只要是有一个保障，过什么样的日子都行。”于是，他策划演出、做美术策展，写字、卖字，生计问题反而逐渐解决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不算少见，欧阳江河并没有想成为一个专业书法家，但是写字多年，书法成了他休息享受的活动。“拜我们这个时代之赐，我的书法反而成了谋生手段，卖了很多钱，买了很大的房子。”
　　如今回首，他却格外感激那段日子。
　　在工业社会精密的分工体系下，个人的价值往往要通过职业化来实现。但是这种刻板印象对诗人，至少是欧阳江河这种诗人是无效的。因为他的价值和生活是贯通的。
　　他以诗名世，但在书法、散文、音乐批评、艺术批评等领域也备受推崇。“诗歌不能吸取我全部的能量，诗歌是内省式的，但我的生命中有向外散发的成分。”他坚持认为自己首先本质上是个诗人。诗歌对他而言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他的存在方式和思考表达方式。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

　　谈论20世纪的诗歌，有一句话逃不开，阿多诺那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
　　人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奥斯维辛之后，这么丑恶的事情发生，就不能写优美的、抒情的、美的诗歌了，要不然就是犯罪。但是阿多诺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所有迫切的批判，都是廉价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诗歌的读者还把这话当成伦理的或意识形态的评论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知识过剩这一代特有的主题，不是黑白对抗、生死对抗—战争意义上的创作。对抗的创作基础消失了，如何转化自己的热情？崇高感从何产生？欧阳江河对此尤为鄙夷。“如果这时还抱残守缺，那就是幻觉，就很搞笑，比消费还可耻的一种东西。”

新诗容易在好诗的表面滑动，他几乎是在刻意地让自己慢下来、难起来，问自己，能不能别扭一点、疼痛一点、费力一点、笨一点。

　　由于网络、消费阅读以及自媒体的出现，诗歌也不需要出版物，不需要更专业的认证，不需要批评，诗歌越来越变成一种特别寻常的、消费的、娱乐的东西。
　　取消了对立面，诗歌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诗人的思想厚度。而这种长历史、跨文明的维度恰恰是欧阳江河的关切所在。“当代发生了很多事情，它是什么形态？用200年以后的目光来看，会是什么形态？所谓的诗意，优美的句子，修辞的东西，风格的东西对我来讲不是我所要的，我要的是一个更综合的东西。”
　　“如果你的诗是反极权主义，那首先得有个斯大林”，但是时代变化了，极权的象征消失了，批判的前提消解了，诗歌的精神变得空泛，成为假崇高。

可操作性语言与笨拙的力量

　　欧阳江河对于年轻诗人的动态多有观察，鼓励之余，更多是警醒，对于“营养过剩”的警惕，词汇和思想资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新诗容易在好诗的表面滑动，他几乎是在刻意地让自己慢下来、难起来，问自己，能不能别扭一点、疼痛一点、费力一点、笨一点。
　　在这一点上，欧阳江河与当代艺术家徐冰异曲同工，徐冰历时4年造出1000多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字，命名为“天书”。这种故意寻找阻碍、别扭、力度的方法成了他们一种相通的方法论。徐冰利用建筑废料制作大型装置艺术《凤凰》，欧阳江河就此写就长诗《凤凰》。刻意地对抗着这个时代广泛的浅薄。
　　欧阳江河会告诫年轻诗人，诗写得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里的写得好是一种汇集，它不是完全来自诗人的创造，而是一种被动的接收和转化 。 　　“这一代太聪明，知识太多，了解的东西太多，掌握的信息太多，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结论都是明摆着，你消费它就行，都不需要你原创。”
　　在一个高度均质化的时代，没有了非凡的痛苦和沉重，生活太轻了，载不起也构不成诗歌的深度，生活和创作再也构不成对应关系。但是创作还是要继续，怎么办呢？可操作性的语言就出现了。
　　这是一种分裂的存在方式，知行合一的生活退却了，成为了技术型的语言，在知识过剩的土壤上拔地而起。“在时代的土壤上发明自己的诗歌伦理与社会伦理，发明你们自己的忧郁，你们自己的无聊，你们自己的愤怒，你们自己的黑暗，你们自己的疼痛，你们自己的优雅和叹息。”
　　他推崇诗歌中的可操作性语言，不是抒情，也不是反抒情，不是所谓的抗议诗歌、小资情调，也不完全是纯粹意义上的反讽和修辞过分。而是一种高智商的、小聪明的“重复的深情”。

最苛刻的读者是自己

　　伟大的作者需要伟大的读者。渴望伟大的欧阳江河同样渴望着属于自己的伟大读者。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醒世恒言是对于那些不可说的，我们要保持沉默。而诗歌则代表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在哲学语言终结的地方，现代诗开始了。现代诗歌说的是一个难言，但是又得要说出来，现代诗人中，无论是庞德的《诗章》，还是艾略特的《荒原》，普通读者基本上是无法进入的。欧阳江河援引庞德、艾略特和荷尔德林，试图证明按照诗歌批评家的方法来解读自己诗是枉费功夫。“诗人从诗歌理论的角度来读他们诗读不懂的，就像现在很多诗人从诗歌的角度来读我的诗，他们绝对读不懂。”
　　荷尔德林处理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希腊的众神传递的口信在中途消失了，荷尔德林发现了这些中途消失的口信，他不知道有一个什么耳朵听到了。他想复述它，但是他换了一种语言，用德语来说，说的是希腊众神的神意。变成个人神秘主义和纯粹诗意。到了海德格尔，尤其是伽达默尔，通过哲学的解读，得以走进荷尔德林。
　　欧阳江河甚至说自己的创作带有亡灵意识。“当我的诗在被一百年后的人所读到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亡灵了。可以想象一下，我其实是在一百年以后写，但是在一百年前的现在，我是被提前唤醒了的生人。所以长诗写作里面的这种幽灵性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我在面对过去的读者、未来的读者时，我是作为亡灵在写作。”
　　中国的诗歌写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种行话？在他看来，唐朝的诗人写作，都是三流以上的水平，看到的再烂也都是三流。唐诗写好太容易了，不是困难。“讨喜的事太容易了。弄两句让大家都喜欢的，很漂亮的，這个耳熟能详的金句很容易，有意义吗？我花两个月就写那样一个句子，提炼半天，有意义吗？可能有点意义，但是能上升到方法论吗？”

“这一代太聪明，知识太多，了解的东西太多，掌握的信息太多，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结论都是明摆着，你消费它就行，都不需要你原创。”

　　那么多知识再转化成诗歌的时候，新的诗意被发明出来。“宋朝以后的诗意和唐代的诗意完全不一样。唐代的诗意是非常艺术化的、优美的、美文性质的。而宋朝以后的诗，理学这样的东西进来了，散文这样的东西进来，还有评论甚至是思想这样的东西进来。唐朝以前的诗歌没有思想的，整个唐朝诗歌没思想，他们写得很好，很强烈，词与物关系处理得也不错，也用了一些典故，但都不是知识意义上的。”
　　欧阳江河旗帜鲜明地拒绝了为诗意写作，他在有意识地为日常词语的使用秩序纠偏。“我的诗歌是有方法的，很多抒情诗人的诗，他们就只有一个道德立场，有一个伦理立场。”
　　谈到不被理解的问题，欧阳江河也会轻微牢骚两句“理想读者还没出现”。
　　“庞德说，我也希望我的诗有一些真正的喜欢他的读者。但是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吧。”然后他大手一挥，身子往后一靠，又嘟囔着重复了一遍“那就算了吧”，神情有些黯然，好像这遍是说给自己听的。
　　在诗歌节上，欧阳江河是当之无愧的焦点明星，得奖、题字、朗诵、发言，所到之处，无不前呼后拥，备受瞩目。他嗓门大，语速快，一口川普行云流水，瞬间让一桌人成为他的听众。
　　然而，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在房间里泡一壶茶，和记者聊起他的思想，我分明感受到他的寂寞。
　　只要认真去读一下他的诗，难免产生眩晕感，密集的陌生词汇扑面而来，读者瞬时被笼罩在奇异的语境中，茫然无措，不啻为一种隐秘的构思、一种知识的傲慢。
　　他也知道自己的长诗不讨喜，但妥协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要我来写点讨喜的诗，20年以后有可能。但这20年，对不起，这是我的黄金年代，我根本不做讨大家喜欢的事情，我就是走极端。”
　　偶尔一些诗歌圈外的人却很喜欢他的诗，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商人、律师、哲学家，引为知音。他用的词是“彻骨的喜欢”。
　　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里面，其中有一个小节又突然写了几个字，后来被米兰昆德拉写他的小说里面，贝多芬写的是：非如此不可吗？因为那个和弦太别扭了，太复杂了。
　　下面很平静地写了一句：非如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