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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8年12月底，被称为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张全收，从深圳赶回家乡——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村拐子杨村，当选村委会主任兼支书。他同在深圳打工和创业的好友杨国群当选为村委会会计兼支书秘书。当选这一天，村里来了很多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
在经济寒冬的背景下，渐渐变冷的“村民选举”话题，有了新的关注点——进城务工和创业的农民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的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农民工司令”回村
2009年2月13日下午，拐子杨村。
在挂着“全收希望小学”招牌的校园里，杨国群迎面走来，笑得有些拘谨：“咱们就在这聊聊吧，村委会破得很，没地儿坐。”
杨国群1998年离开拐子杨村，到深圳打工。当时张全收已在深圳打工2年。在张的帮助下，杨跟着一个师傅做纸品印刷生意。
2001年前后，张全收创办深圳全顺玩具厂。2004年8月，以招收河南农民工为主的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挂牌。因为独特的劳务运作模式，张全收名声渐起，被河南老乡称为“农民工司令”。2008年两会他成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杨国强，“一开始工资就几百元。”后来开了一家小型的纸品批发厂。
拐子杨村现任副村支书吴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过去的6年里，他一直是该村的支书和主任。2008年底，上蔡县各乡村开始换届选举，他就向县里和镇上领导提出让张全收回来做村官。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带头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职务。
张全收终于答应，并叫上同在深圳打工的杨国群，“我发了点大财，你也有了点小财，咱们能回村做点贡献了。”张全收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张、杨回乡竞选村官，正值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张不认为自己返乡竞选村官是无奈之举，“主要是想为村里做点事情。”杨国群也认为，纸品批发生意虽然大不如前，但“问题不大，回村做村官与此无关”。
据上蔡县宣传部通讯员宋永先介绍，该县有近20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上蔡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提前返乡恰逢换届选举，是此次农民工顺利参选村官的原因之一。
崇礼乡朱大东村新当选的村支书朱从建，今年34岁，多年来在外做礼品生意，“呆过很多地方”。张庄村新当选的村支书石俊强，也是34岁，之前奔波在各地，做蛋鸡生意。东党村新当选的村主任党国名，也一直在外打工做小生意。
农历年前很早一段时间，这几位就回到村里闲着，“生意不好做，工不好打”。这成了三人相似的感叹。石俊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回来做村官，是一条路子，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在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出类似消息。比如南昌市，返乡农民工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竞选，成功当选21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认为，这并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才有的现象。2006年，他在湖南衡阳三湖镇做乡村调查，就发现那里村干部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超过20%，尤其是主要村干部，比如村长、村支书等等。他说：“这是我发现得比较早的地方。”
他认为湖南衡阳在90年代初就有打工潮，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一些。现在的农村，20多岁的都在外面打工，超过30岁仍然在外打工的成本比较高。这是因为农民工多半都在生产线上，30岁以后，身体素质以及协调能力都变差，更别说服务行业了，服务行业也是要吃青春饭的。这些人过了30岁就会陆续回乡。现在担任村官的多是40岁到50岁左右的这样一批人。
贺雪峰估计过几年，返乡农民工竞选村官的比例会大大上升，保守估计会达到70%以上。在他的调查中，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不如衡阳这么密集。他估计是因为其他地方的青壮年还没有进入中年期，还没有返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2007年做的“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预期”调查，就有一些农民工提到要“回乡当村官”。他们填写的动机，大多是希望把家乡建设好，也有的认为“在城里没有办法呆下来”，但回去不愿意再当普通的农民，就当村官。
“贴本儿当书记”
2008年11月26日，拐子杨村村委班子换届选举，张全收向村民发誓，不为权，不为钱，不从村里拿一分钱、不赚村里一分钱，要“贴本儿当书记”。
2009年2月11日，张全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选后他已为村里贴了11万多元，“帮每个村民买了‘新农合(合作医疗)’，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发了几百元补贴，还重修了希望小学和敬老院，更换了变电站、安装了路灯。”
于建嵘说，近几年，回乡当村官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回乡的老板越来越多，也有一些是打工仔。但这些人在外面打工如果没有什么成就，回来参加竞选，人们并不信任你。
因此，有钱、有人脉、能办成事情，是这些“土归”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那些相对普通一些的返乡民工，多在竞选中败北。
2004年10月，拐子杨小学校舍年久失修，村支书无奈之下找到张全收。张全收在公司只剩下15万元流动资金的情况，毅然转借80多万元予以支持。新校舍建成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24间教室可容纳8个班。当地政府把学校命名为“全收希望小学”。
2006年9月，张全收向朱里镇政府捐款60万元修建“朱里全收敬老院”。敬老院竣工，他专程赶回家乡，给入住敬老院的80多位老人每人送上一个红包。
这些举措直接影响了村民们对张全收的看法：“是个好人，能办事的人。”
在南昌、十堰等地，最终当选新一届村官的，大都和张全收一样，在外打工积累了财富，聚拢了人脉，属能力较强者。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这两年是“两委”(村委、支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容易成为一种潮流。
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不能不让地方政府予以重视。
上蔡县宣传部副部长魏晓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中去，将新的思维带到农村，促其发展。
江西南昌市各乡镇官员就明确被要求，“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村级党组织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把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农民工人才吸引到两委班子中。”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此后，他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村办企业。
上蔡县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透露，2009年2月，上蔡县刚刚下发“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其中鼓励“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新村官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
张全收“贴本儿当书记”，还包括给村干部开工资。“以后花钱的地方多啦。别的先不说，杨国群的工资都得我自掏腰包发。”张全收说，村委会财政匮乏，他将自己和杨国群的那份工资分摊给了其他4名工作人员。这种类似雇佣的干部关系，自然会形成新的工作形态。
两间瓦屋，一个大院，院内张全收的二婶弯腰在压井边洗衣服。她用胳膊抹了一下额头说，“你找(张)全收啊？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乘飞机飞往数千里之外的深圳。
“我平时都在深圳，村里的事务主要交给杨国群和吴振华他们。”2月11日，远在深圳的张全收在电话里说，金融危机对公司影响很大，原来一万多工人现在剩六七千人，他得不停地往东莞、河源等分厂跑，村里的事儿暂时顾不上。
有时张全收也会打电话到村委会，杨国群就会将电话靠近高音喇叭，让张全收的讲话通过喇叭让全村人听到。
贺雪峰指出，这些返乡回来的村官，见过比较多的世面，法制意识比较强，村里与外面产生矛盾时，他们在交涉方面比土生土长的村官更有优势。但因为他们可能在外打工十多年，对村里的情况不是太了解，调解村内矛盾可能会显得经验不足。
“我是正月十四回来的，开始常驻村里。”杨国群说，这是他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常住。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在南方打工，女儿读高二，一家人都在深圳定居多年。
张全收认为村子要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点。“一是整合耕地，二是拆迁宅基地。”老支书吴振华表示认同，认为，借国家改变土地政策、允许土地流转之契机，将分散的土地整合在一起，村民入股分钱的策略。对此一项改革，村委会干部都持乐观态度。
张全收“命令”村委会成员5天内必须完成“盘地”，即挨家挨户摸清人数、亩数等，并准备请驻马店市规划局有关专家来村论证，看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杨这次急着一个人回村，就是要完成几件紧迫的事情。“盘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要去上海考察大棚反季节性草莓的种植和市场前景。有村民开始在盘算，“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新当选的村支书似乎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2月15日，朱大东村的村支书朱从建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外地忙着联络企业来村投资等事宜。张庄村村支书石俊强则在不停地忙着丈量每家每户田垄的距离，“为种植树苗做准备”。
杨国群这几天还得先替张全收各方联络，为将来在村子里投资建设一家鞋厂做准备，“计划和县里的那家鞋厂搞生产联动。”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一个2000多平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让村民们在村上就可以上班”。
两个月过去了，新当选村官的表现让村民们满意。但一位村民也不无担心：“老张和老杨他们的家都不在村子里，是不是能长期踏实地带动村子发展，真让人怀疑。”
2008年12月底，被称为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的张全收，从深圳赶回家乡——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村拐子杨村，当选村委会主任兼支书。他同在深圳打工和创业的好友杨国群当选为村委会会计兼支书秘书。当选这一天，村里来了很多媒体记者和专家学者。
在经济寒冬的背景下，渐渐变冷的“村民选举”话题，有了新的关注点——进城务工和创业的农民陆续进入中国乡村基层执政阶层的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
“农民工司令”回村
2009年2月13日下午，拐子杨村。
在挂着“全收希望小学”招牌的校园里，杨国群迎面走来，笑得有些拘谨：“咱们就在这聊聊吧，村委会破得很，没地儿坐。”
杨国群1998年离开拐子杨村，到深圳打工。当时张全收已在深圳打工2年。在张的帮助下，杨跟着一个师傅做纸品印刷生意。
2001年前后，张全收创办深圳全顺玩具厂。2004年8月，以招收河南农民工为主的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深圳市龙岗区挂牌。因为独特的劳务运作模式，张全收名声渐起，被河南老乡称为“农民工司令”。2008年两会他成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杨国强，“一开始工资就几百元。”后来开了一家小型的纸品批发厂。
拐子杨村现任副村支书吴振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过去的6年里，他一直是该村的支书和主任。2008年底，上蔡县各乡村开始换届选举，他就向县里和镇上领导提出让张全收回来做村官。
吴振华解释说，村里太穷，“要想发展好，必须有一个能引领大家带头致富的人才行”，而张全收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此后，朱里镇的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等人先后多次前往深圳，“说服”张全收接任拐子杨村村长职务。
张全收终于答应，并叫上同在深圳打工的杨国群，“我发了点大财，你也有了点小财，咱们能回村做点贡献了。”张全收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张、杨回乡竞选村官，正值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中国沿海地区大量中小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张不认为自己返乡竞选村官是无奈之举，“主要是想为村里做点事情。”杨国群也认为，纸品批发生意虽然大不如前，但“问题不大，回村做村官与此无关”。
据上蔡县宣传部通讯员宋永先介绍，该县有近20名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上蔡县劳动局下属的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提前返乡恰逢换届选举，是此次农民工顺利参选村官的原因之一。
崇礼乡朱大东村新当选的村支书朱从建，今年34岁，多年来在外做礼品生意，“呆过很多地方”。张庄村新当选的村支书石俊强，也是34岁，之前奔波在各地，做蛋鸡生意。东党村新当选的村主任党国名，也一直在外打工做小生意。
农历年前很早一段时间，这几位就回到村里闲着，“生意不好做，工不好打”。这成了三人相似的感叹。石俊强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回来做村官，是一条路子，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在江西南昌、湖北十堰、山东潍坊、重庆等地也传出类似消息。比如南昌市，返乡农民工有101人参加村两委竞选，成功当选21人。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认为，这并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背景下才有的现象。2006年，他在湖南衡阳三湖镇做乡村调查，就发现那里村干部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超过20%，尤其是主要村干部，比如村长、村支书等等。他说：“这是我发现得比较早的地方。”
他认为湖南衡阳在90年代初就有打工潮，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一些。现在的农村，20多岁的都在外面打工，超过30岁仍然在外打工的成本比较高。这是因为农民工多半都在生产线上，30岁以后，身体素质以及协调能力都变差，更别说服务行业了，服务行业也是要吃青春饭的。这些人过了30岁就会陆续回乡。现在担任村官的多是40岁到50岁左右的这样一批人。
贺雪峰估计过几年，返乡农民工竞选村官的比例会大大上升，保守估计会达到70%以上。在他的调查中，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但不如衡阳这么密集。他估计是因为其他地方的青壮年还没有进入中年期，还没有返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2007年做的“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预期”调查，就有一些农民工提到要“回乡当村官”。他们填写的动机，大多是希望把家乡建设好，也有的认为“在城里没有办法呆下来”，但回去不愿意再当普通的农民，就当村官。
“贴本儿当书记”
2008年11月26日，拐子杨村村委班子换届选举，张全收向村民发誓，不为权，不为钱，不从村里拿一分钱、不赚村里一分钱，要“贴本儿当书记”。
2009年2月11日，张全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选后他已为村里贴了11万多元，“帮每个村民买了‘新农合(合作医疗)’，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发了几百元补贴，还重修了希望小学和敬老院，更换了变电站、安装了路灯。”
于建嵘说，近几年，回乡当村官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回乡的老板越来越多，也有一些是打工仔。但这些人在外面打工如果没有什么成就，回来参加竞选，人们并不信任你。
因此，有钱、有人脉、能办成事情，是这些“土归”竞选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那些相对普通一些的返乡民工，多在竞选中败北。
2004年10月，拐子杨小学校舍年久失修，村支书无奈之下找到张全收。张全收在公司只剩下15万元流动资金的情况，毅然转借80多万元予以支持。新校舍建成了，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24间教室可容纳8个班。当地政府把学校命名为“全收希望小学”。
2006年9月，张全收向朱里镇政府捐款60万元修建“朱里全收敬老院”。敬老院竣工，他专程赶回家乡，给入住敬老院的80多位老人每人送上一个红包。
这些举措直接影响了村民们对张全收的看法：“是个好人，能办事的人。”
在南昌、十堰等地，最终当选新一届村官的，大都和张全收一样，在外打工积累了财富，聚拢了人脉，属能力较强者。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这两年是“两委”(村委、支委)换届年，自然会有外出农民工返乡竞选村官。加上各地政府及组织部门的有意引导，农民工返乡竞当“村官”容易成为一种潮流。
1949年以来，除了政治强力下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国社会的人才流动基本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农村出现了知识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见多识广的农民工返乡，不能不让地方政府予以重视。
上蔡县宣传部副部长魏晓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必须抓住这个机遇，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乡村基层治理中去，将新的思维带到农村，促其发展。
江西南昌市各乡镇官员就明确被要求，“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参与村级党组织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把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返乡农民工人才吸引到两委班子中。”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委会主任。与张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经商起家，并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2005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乡亲们把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时，在县城买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情况下，仍以高票当选。此后，他个人出资数千万元为全体村民修建160栋两层小楼，并率领乡亲开办村办企业。
上蔡县劳务培训中心主任董希峰透露，2009年2月，上蔡县刚刚下发“红头文件”——《关于鼓励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乡创业的意见》，其中鼓励“富人”担任村官，也是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渠道之一。
新村官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
张全收“贴本儿当书记”，还包括给村干部开工资。“以后花钱的地方多啦。别的先不说，杨国群的工资都得我自掏腰包发。”张全收说，村委会财政匮乏，他将自己和杨国群的那份工资分摊给了其他4名工作人员。这种类似雇佣的干部关系，自然会形成新的工作形态。
两间瓦屋，一个大院，院内张全收的二婶弯腰在压井边洗衣服。她用胳膊抹了一下额头说，“你找(张)全收啊？他早不在这里了，回深圳了。”
在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后，张全收就乘飞机飞往数千里之外的深圳。
“我平时都在深圳，村里的事务主要交给杨国群和吴振华他们。”2月11日，远在深圳的张全收在电话里说，金融危机对公司影响很大，原来一万多工人现在剩六七千人，他得不停地往东莞、河源等分厂跑，村里的事儿暂时顾不上。
有时张全收也会打电话到村委会，杨国群就会将电话靠近高音喇叭，让张全收的讲话通过喇叭让全村人听到。
贺雪峰指出，这些返乡回来的村官，见过比较多的世面，法制意识比较强，村里与外面产生矛盾时，他们在交涉方面比土生土长的村官更有优势。但因为他们可能在外打工十多年，对村里的情况不是太了解，调解村内矛盾可能会显得经验不足。
“我是正月十四回来的，开始常驻村里。”杨国群说，这是他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常住。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经在南方打工，女儿读高二，一家人都在深圳定居多年。
张全收认为村子要发展，必须解决两个关键点。“一是整合耕地，二是拆迁宅基地。”老支书吴振华表示认同，认为，借国家改变土地政策、允许土地流转之契机，将分散的土地整合在一起，村民入股分钱的策略。对此一项改革，村委会干部都持乐观态度。
张全收“命令”村委会成员5天内必须完成“盘地”，即挨家挨户摸清人数、亩数等，并准备请驻马店市规划局有关专家来村论证，看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杨这次急着一个人回村，就是要完成几件紧迫的事情。“盘地”是其中之一，另外还要去上海考察大棚反季节性草莓的种植和市场前景。有村民开始在盘算，“按照时价12元的价格，每亩地少说也能挣两三万块钱”——目前在该村，每亩地每年的收益仅六七百元。
新当选的村支书似乎都有紧迫的事情要解决。2月15日，朱大东村的村支书朱从建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正在外地忙着联络企业来村投资等事宜。张庄村村支书石俊强则在不停地忙着丈量每家每户田垄的距离，“为种植树苗做准备”。
杨国群这几天还得先替张全收各方联络，为将来在村子里投资建设一家鞋厂做准备，“计划和县里的那家鞋厂搞生产联动。”他将自己投资，将本村一个2000多平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标准厂房，“让村民们在村上就可以上班”。
两个月过去了，新当选村官的表现让村民们满意。但一位村民也不无担心：“老张和老杨他们的家都不在村子里，是不是能长期踏实地带动村子发展，真让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