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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十八年前的2002年8月，中国首次学习科学国际论坛在苏州举行。那次论坛是由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院士召集，世界各地的许多华裔教育家接到邀请前来共襄盛举。13日晚，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朱永新教授、时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朱小蔓教授在苏州的茶馆共同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一群海外学子畅谈中国教育。
朱永新教授介绍了苏州和新教育实验的种种精彩，朱小蔓教授则介绍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情况及今后发展战略，我们听得激情澎湃。芝加哥大学湖林学院的杨效斯博士即兴作诗一首，赠送“中国教育之二朱”：
八月夜从二朱品茶
绿香入竹桶，
汗清出府尹。
和轩人气雅，
闲谈留圣意。
我当时在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工作，兴奋之余也和诗一首：
和杨效斯兄
府尹献愿景，
绿蔓呈苦丁。
五福议教育，
和馆论古今。
当时朱永新任苏州副市长，“府尹”指他；“绿蔓”指朱小蔓；“五福”与“和馆”是当时开会的地点，“五”契合我们与会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福”是朱永新提倡新教育的中心：追求幸福的教育，尽量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感受到幸福；“和”的寓意自然是祥和、和平，同时点出了学者们应该和而不同——我同朱小蔓和朱永新两位教授的交往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彼此之间很少完全赞同对方的观点，但每次讨论都能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彼此间又非常尊重，认真聆听对方的观点。
就人生观而言，我是乐观豁达的；对中国教育，因为有朱小蔓教授和朱永新教授及一大批辛勤耕耘的园丁们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实践，我持乐观态度，中国教育前途光明，但是道路异常曲折。
我在事后给朱永新教授的信里写道：“改革总是艰难的，但是只有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小蔓，绿色的青蔓也。但愿她的改革如同苦丁茶，先苦后甜。”
苦丁是茶的一种，入口很苦，到最后才会有一丝甜意，但是能够降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借用苦丁来形容朱小蔓当时描绘的教育改革蓝图，同时也提醒大家看清楚改革的艰辛和重重困难。当时参会的大咖云集，而我们仅仅选择了朱永新和朱小蔓两位教授，可见他们两位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在其他场合我先后同陶西平、顾明远等前辈讨论过教育议题，好几次提到朱小蔓教授和她的观点。
我和朱小蔓教授的接触并不是很多，大约只有四五次，但较长时间深度交流的，有两次：一次是上面提到的会议，另外一次是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
当时我在美国肯尼斯大学当教育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美中教育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和常务委员会主席，我是美方代表团团长，而朱小蔓教授当时是南师大的副校长，南京师范大学是美中教育联合会的集体会员，代表了中国的组织方。
在会上会下，我们交流了很多。她说拜读过我的很多文章，实际上我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但是有关教育督导、指导研究生和高校认证方面的文章，她说都读过，我有点惊讶。
我对她的教育理念也非常感兴趣。她当时在做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我告诉她，我对情感教育非常看好，对道德教育一点都不看好。话说得有点重，她问我为什么对道德教育不看好，我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教育不重要，而是，中国的道德教育完全是纸上谈兵，和现实差距太大，所以，我当时觉得中国的道德教育说的都是教条主义的一套，很难付诸实施。试想，嘴上说得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套，当学生们发觉课堂上学的和现实生活完全是两码事，他们会觉得受了欺骗。
当然，朱小蔓教授并不完全赞同我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朱小蔓教授的道德教育理念非常棒，具体实施计划也非常好。所以尽管我持有怀疑态度，还给她泼了不少冷水，结果她做得非常棒，她在道德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典范，成为举世瞩目的标杆。那时我就认为情感教育是很重要的，觉得将来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完全应该走school counseling的正规途径，侧重教育心理学。
从2000年到2003年，我和她接触比较多。我感觉到美国学生们的心理问题非常严重，几乎每个美国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心理咨询早已普及，而中国的教育体制不一样，在心理咨询方面做得非常差，我就建议把心理咨询和教育心理学与情感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将来可能会很有前途，前景远大。虽然我们并没达成一致，但是彼此都很尊重对方。我们一直是和而不同，她的观点我不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她也不完全赞同。朱小蔓教授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但是她考虑更全面，她的方案更加便于实施。她脚踏实地把情感教育本土化，如同早年陶行知、蔡元培等前辈那样，在洋为中用的同时凸显了中国特色。
朱小蔓教授一直称朱永新教授为老弟，当初我还开玩笑，说：“你是厚此薄彼，你也长我几岁，怎么从来没把我当做老弟？”她严肃、认真地说：“我可不敢，应该说你是我的师兄！”因为她知道我拿博士比她早一年，我担任博导也比她早好几年。我说：“不对，如果先入山门为大，你还是比我先入山门，所以你是名正言顺的大姐。”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层渊源。我在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后来成为现在的江苏大学的一部分，而当初南京师大前身就是南京师范学院。
再回想与朱小蔓教授交往的点点滴滴，她平易近人，亲切和蔼，像温暖的春风一样，而她在治学方面是很严谨的，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学界老前辈，厦门大学的潘懋元教授。大概是2005年，我到厦门大学的高教研究所去讲学，一进门就看见潘老坐在第一排，笔记本打开，拿出笔，完全像是一位小学生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我很少怯场，可是那次讲座还真让我第一次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与朱小蔓教授交往不多，但是每次都收獲满满！她问我在美国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大学认证问题时，也是拿出笔记本和笔来做笔记，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
小蔓离我们而去，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我总觉得心存愧疚。因为她在南师大当副校长时就邀请我去讲学，后来担任中央教科所所长的时候再次邀请我讲学，我都答应了，但是一直由于时间冲突，没有兑现。因为我当时担任院长，没有时间……如今，我欠朱小蔓教授两个讲座！她也曾经答应来纽约看我的，只能爽约了！
金陵论教似在目，情感道德绝非空。
欠君讲座何时还？小蔓青藤笑春风！
2020年8月夜于美国纽约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曼哈顿维尔学院）
朱永新教授介绍了苏州和新教育实验的种种精彩，朱小蔓教授则介绍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情况及今后发展战略，我们听得激情澎湃。芝加哥大学湖林学院的杨效斯博士即兴作诗一首，赠送“中国教育之二朱”：
八月夜从二朱品茶
绿香入竹桶，
汗清出府尹。
和轩人气雅，
闲谈留圣意。
我当时在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工作，兴奋之余也和诗一首：
和杨效斯兄
府尹献愿景，
绿蔓呈苦丁。
五福议教育，
和馆论古今。
当时朱永新任苏州副市长，“府尹”指他；“绿蔓”指朱小蔓；“五福”与“和馆”是当时开会的地点，“五”契合我们与会人员来自五湖四海，“福”是朱永新提倡新教育的中心：追求幸福的教育，尽量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感受到幸福；“和”的寓意自然是祥和、和平，同时点出了学者们应该和而不同——我同朱小蔓和朱永新两位教授的交往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彼此之间很少完全赞同对方的观点，但每次讨论都能畅所欲言，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彼此间又非常尊重，认真聆听对方的观点。
就人生观而言，我是乐观豁达的；对中国教育，因为有朱小蔓教授和朱永新教授及一大批辛勤耕耘的园丁们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实践，我持乐观态度，中国教育前途光明，但是道路异常曲折。
我在事后给朱永新教授的信里写道：“改革总是艰难的，但是只有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小蔓，绿色的青蔓也。但愿她的改革如同苦丁茶，先苦后甜。”
苦丁是茶的一种，入口很苦，到最后才会有一丝甜意，但是能够降低“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我借用苦丁来形容朱小蔓当时描绘的教育改革蓝图，同时也提醒大家看清楚改革的艰辛和重重困难。当时参会的大咖云集，而我们仅仅选择了朱永新和朱小蔓两位教授，可见他们两位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在其他场合我先后同陶西平、顾明远等前辈讨论过教育议题，好几次提到朱小蔓教授和她的观点。
我和朱小蔓教授的接触并不是很多，大约只有四五次，但较长时间深度交流的，有两次：一次是上面提到的会议，另外一次是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会议。
当时我在美国肯尼斯大学当教育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美中教育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和常务委员会主席，我是美方代表团团长，而朱小蔓教授当时是南师大的副校长，南京师范大学是美中教育联合会的集体会员，代表了中国的组织方。
在会上会下，我们交流了很多。她说拜读过我的很多文章，实际上我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但是有关教育督导、指导研究生和高校认证方面的文章，她说都读过，我有点惊讶。
我对她的教育理念也非常感兴趣。她当时在做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我告诉她，我对情感教育非常看好，对道德教育一点都不看好。话说得有点重，她问我为什么对道德教育不看好，我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教育不重要，而是，中国的道德教育完全是纸上谈兵，和现实差距太大，所以，我当时觉得中国的道德教育说的都是教条主义的一套，很难付诸实施。试想，嘴上说得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完全是另外一套，当学生们发觉课堂上学的和现实生活完全是两码事，他们会觉得受了欺骗。
当然，朱小蔓教授并不完全赞同我的观点。现在回想起来，朱小蔓教授的道德教育理念非常棒，具体实施计划也非常好。所以尽管我持有怀疑态度，还给她泼了不少冷水，结果她做得非常棒，她在道德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教育界的典范，成为举世瞩目的标杆。那时我就认为情感教育是很重要的，觉得将来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完全应该走school counseling的正规途径，侧重教育心理学。
从2000年到2003年，我和她接触比较多。我感觉到美国学生们的心理问题非常严重，几乎每个美国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心理咨询早已普及，而中国的教育体制不一样，在心理咨询方面做得非常差，我就建议把心理咨询和教育心理学与情感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将来可能会很有前途，前景远大。虽然我们并没达成一致，但是彼此都很尊重对方。我们一直是和而不同，她的观点我不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她也不完全赞同。朱小蔓教授赞同我的大部分观点，但是她考虑更全面，她的方案更加便于实施。她脚踏实地把情感教育本土化，如同早年陶行知、蔡元培等前辈那样，在洋为中用的同时凸显了中国特色。
朱小蔓教授一直称朱永新教授为老弟，当初我还开玩笑，说：“你是厚此薄彼，你也长我几岁，怎么从来没把我当做老弟？”她严肃、认真地说：“我可不敢，应该说你是我的师兄！”因为她知道我拿博士比她早一年，我担任博导也比她早好几年。我说：“不对，如果先入山门为大，你还是比我先入山门，所以你是名正言顺的大姐。”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层渊源。我在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南京师范学院镇江分院，后来成为现在的江苏大学的一部分，而当初南京师大前身就是南京师范学院。
再回想与朱小蔓教授交往的点点滴滴，她平易近人，亲切和蔼，像温暖的春风一样，而她在治学方面是很严谨的，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学界老前辈，厦门大学的潘懋元教授。大概是2005年，我到厦门大学的高教研究所去讲学，一进门就看见潘老坐在第一排，笔记本打开，拿出笔，完全像是一位小学生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我很少怯场，可是那次讲座还真让我第一次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与朱小蔓教授交往不多，但是每次都收獲满满！她问我在美国指导博士研究生和大学认证问题时，也是拿出笔记本和笔来做笔记，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
小蔓离我们而去，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我总觉得心存愧疚。因为她在南师大当副校长时就邀请我去讲学，后来担任中央教科所所长的时候再次邀请我讲学，我都答应了，但是一直由于时间冲突，没有兑现。因为我当时担任院长，没有时间……如今，我欠朱小蔓教授两个讲座！她也曾经答应来纽约看我的，只能爽约了！
金陵论教似在目，情感道德绝非空。
欠君讲座何时还？小蔓青藤笑春风！
2020年8月夜于美国纽约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曼哈顿维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