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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陪客人拜访走马塘回来，心灵深处沉郁难受，忐忑不安——说些感慨太过浅薄，愧对穷经皓首的七十六先贤；发些牢骚有辱承载丰厚历史文化的古村；不说些什么，又备受煎熬。
走马塘古村，依旧素面朝天横亘在现代人群面前，黛瓦粉墙，古井垂柳诉说着曾经“一门四尚书，父子两侍郎，祖孙三学士”的荣耀与辉煌。古村如儒学星空中遗落下来的一块陨石，镶嵌在宁波茅山镇黄土地上，像备受争议的弃妇，静静地卧躺了一千多年。
北宋至明清一个弹丸小村居然出了七十六位进士，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古村绿水环绕，田舍整齐，石窗忆人，桥畔埠头记忆中外婆家的童年，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鸟巢般温情的农耕时代炎黄种族生存繁衍的摇篮。温让恭俭的儒家文化，不在此中土温床生根发芽结果，去选择戈壁沙滩抑或青藏雪域？“耕读传家久，忠孝继世长”。走马塘堪称农耕陪嫁儒学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古村游离喧嚣震荡的城市之外，备受委屈寂寞，少有人来参观拜访。尤其儒学被好些人诟为“奴性文化”“愚民醉剂”“驯民鸦片”“王权专制帮凶”，走马塘古村更如“驿外断桥边”的弃女怨妇，门前车马稀了。各地来宁波的文人诗友，我偏偏首推去走马塘古村拜访。不仅仅是为了闻名全国的“中国进士第一村”名声，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人脸上有光，而是古村留给我们太多文化沉淀需要我们去认真反省，现实又抛给我们太多文化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而东西文化之差异，古今文化的承建又让我们有太多文化层面的忧伤。这些都须我们好好地去透析和准确把握，以解当今文化之焦虑。
按文化传承去伪存真和文化发展与当今现实生活相结合要求，意想中走马塘古村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文化理念很好结合的样板。毕竟上溯有北宋至今的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今有计算机互联网时代文明暖风的灌注，而我们的先祖和后人又如此聪明、勤劳、驯顺，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化软实力顺理成章。可是踽踽睃走一番古村感慨万千，难以释怀。
远眺村口，层层古老马头墙翘楚蓝天，不折不扣宣示儒学曾经的阳刚与力量——儒家的仁政、正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学说曾作为天之道统给予广大儒生“内圣外王”的力量与自信，曾经认认真真地制衡过作为王权专制的法统，那时“道统”与“法统”各自独立，“君”与“师”分离，儒生们以“帝师”身份告诉帝王哪些事做得符合孔孟之道，哪些事做得人怨天怒，帝王们得引咎天谴自罚——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在轮台下过“罪己诏”。那时帝王的话不是一句顶万句。古村历经风霜雨蚀的斑驳墙体，似乎在倾诉儒学精髓的衰落与无奈。
村口小广场，马头墙下两口长方形荷花池，塘水混浊，枯黄荷秆歪歪斜斜浸躺着。洁身荷秆“出淤泥而不染”让浊汤泡软了腰杆，岑寂于阴暗的塘底。莲花曾是走马塘陈氏家族的族花呀！塘边石壁勾着粉红色塑料袋迎风飘曳，黄色可乐罐在塘水中时浮时沉，白色矿泉水瓶乘风在水面上游弋。我的心如埋入塘底淤泥，胸口让游弋的矿泉瓶击疼。想起池边曾竖有一块“公禁牌”：“汤浅秽污，投掷废弃，堆积馀岸，雍塞通沟。”“公禁牌”已烟消云散，只“留得枯荷听雨声”。忽然想到日本人讥笑我们：“一个不研究自己文化的民族，就是落后愚昧的！是被人瞧不起的！”1937年8月13日寇进攻上海，飞机轰炸目标居然对准了商务印书馆，因为日本间谍报告，书馆里面刚刚接收了一大批珍贵的古籍，可见日本国多么嫉妒我们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村口广场正在扩建“创新”。广场比原来拓展了好几倍，靠村一边竖起了一长溜打磨得精光崭新的青石板，板面上镌刻着古村村史、七十六位进士的姓名和官职，气势宏伟非凡，给古村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可其背后紧挨陈旧古村却显得庄重有余了，给人视线一下子断开的感觉，犹如面前突然站着一个身着黑布长衫、脚穿青布鞋的老先生，头上却硬扣着一顶昂贵的貂皮帽。如果把这些扩建和竖碑工程的巨资，用在荷花池清淤、臭水井廓清，街巷下水道疏浚，朽门坍墙修补、古树保护上该多好呢？！
高大的青石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对面旧村灰墙根边晒太阳的陈氏后人又好奇地瞅着我这个外来客。他们闭眼、缩袖、慵懒，散散落落蜷缩着。昔日人勤春早，照例闹哄哄了千年的村民今天如此阒寂。想象中先民们的清晨时光，鸡啼牛哞，狗跳羊跑，男人劈柴担水，女人淘米织布；田间播秧拢地，私塾书声琅琅，竹林里秀才诵经吟诗，宗祠里族长公公主持公道，庄稼人盼五谷丰登，老人盼四世同堂，读书人盼进士及第，小孩子盼过年。尽管百姓几千年来从没有像样体面活着过，也从没有吃得好，穿得亮，住得宽，发过财，所谓的盛世，也是帝王们盛世，百姓只不过“做稳了奴隶而已”（鲁迅语）。但那个时候的人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盼头。可我惊异古村人的后裔如此慵赖倦怠，那在古代是不可想象，莫非现今的文化系统和生命系统出现了方向性迷失？想起唐玄宗时期长安城里有六千多名世界各地使者、学者、商人，不愿回国，以能申请到长期居住在长安城的“绿卡”为荣。可惜好景实在短暂，没过几十年觊觎帝位龙座已久的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皇帝只能拿爱妃杨美人的性命换取自保。昙花一现的盛唐实在掩盖不了漫长的裹足不前的“历史怪圈”，极权专制体制决定了历史周期率“宿命”。这能怪儒学文化吗？！想当初唐太宗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夺取帝位后，拼命恶补儒家经典，倾听魏征逆耳忠言，任用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耿直儒生，才奠定了政治清明、言路畅通、贞观之治至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世界一流的大唐盛世之根基。这不就是君明臣直、民信官廉、国盛民安儒家学说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吗？！而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黑暗野蛮”阶段。虽然李世民逼父杀兄有悖儒家伦理之污点，但也使他事后更加勤勉儒道以弥补自己过错，这正好证实：只要帝王真心实意贯彻儒家文化精髓，国家和民众就能兴旺发达。问题就出在帝王和卖身求荣替王权专制作帮凶的儒生口上“伪尊”儒学“王道”，心里“实崇”无法无天的“霸道”；汉宣帝在公元前73年就一语道破：“霸王道而杂之”《汉书·元帝传》。王权专制体制表里不一、出尔反尔、南辕北辙地“伪儒学”“伪尊孔”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上上下下良知沦丧，大家不能不心照不宣遵循阴暗的潜规则、甚至“流氓成功文化”而使国家和民族陷入“历史周期率怪圈”的泥淖不能自拔。 我向古村纵深走去，沿途见不到青年人，中年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村落里没有花哨的亭台楼阁，更没有显贵官邸府第，错落有致的古建筑民居不张扬，不耀目，内敛深沉，蕴藉着农耕文明的自足。粉墙返黑，黛瓦灰暗，它们默默无言地经受千年风雨剥蚀，依旧守望着丰厚的历史信息——村中弯弯曲曲的巷弄，空屋边落寂的水井，荒芜的小菜园，还有缀满灰垢的精美石窗，倾诉着那是民族祖先充满情感的地方。“鸡鸣桑树颠”，“丰年留客足鸡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谁能说自己的文化血液里没有“足鸡豚”的营养？自己的民族情感没有“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古村以原貌实物见证了华夏族群的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可这一切仿佛都烟消云散。儒学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否定，就像这古村如怨妇蜷缩在历史的角落里。历史是不能虚无的，还得说说孔儒文化的起源。
儒学文化决非孔老先生凭空创立。炎黄先民在草创时期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构建部落联盟社会，为了维系社会发展、繁衍、稳定的需要，提倡以“孝”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以淳朴的血缘人伦亲情关系彼此扶养，可比作今天的社保系统；其政治要求是，以提倡“仁爱”为手段，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个大同社会之理想。但这是在漫长的上古（先秦之前）历史阶段中才逐渐形成，至少经历了三皇五帝、夏朝、殷商、西周一千多年时间。那个上古年代结绳记事，知识文化和财富创造十分匮乏，对社会未来构想十分含糊。“儒”的称谓有它的来源、本意和职责。上古时对祭祀天神、占卦、先知先觉者都称为君子，后来能创物，记数的聪明人多了，圣人、君子尊号又不能随便封称，对这些有文化的能人，另给一个雅称即“儒”的名号。说文解字里“儒”的本意是“术士”，“术”跟“道”又相通，“术士”即“道士”。汉朝大学士扬雄给“儒”的定义是：“通天、地、人曰儒。”儒人，类似于今天的婚礼司仪，孔子年轻时也以司仪职业谋生，每入太庙必向老人请教礼仪，《论语·八佾》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所以孔子对礼仪十分敏感关注，视礼仪比生命都重要，一生梦想“克己”恢复“周礼”。
儒家思想学说源自尧、舜、禹远古淳朴的家族血缘伦理友爱，创立于西周周公旦辅佐侄儿周成王时期。周朝是个厚重、规矩、经典的注重农业的共同社会，历经了32代37王八百年之久，分封诸侯国达七十多个，周公旦制礼作乐，在礼仪、道德、民众教化、政治、文化等方面制定了许多典章制度。孔子特别仰慕周礼和周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中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极大地发扬光大了儒学思想，他倾注心血的《春秋》《诗经》《礼仪》《易经》四部重要述著以及再传弟子辑录的《论语》，奠定了儒学基础。但孔子和他的儒学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沉寂了足足五六百年，孔子和儒学的走运和红得发紫有其历史上偶然因素促成，但其中的必然因素是伴随着王朝集权专制的逐步强化，而儒学治国核心理念被维护王权专制偷梁换柱、儒学文化阳刚正气精神也被王权专制体制逐步污浸、扭曲和加以利用而异化成“伪儒学”。当王权专制体制发现孔家儒学等级、礼仪规范有其巩固姓氏王朝的重要作用，帝王们这才追捧起孔子。例如文盲加地痞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儒生，常当众拿儒生的帽子撒尿嘲笑儒生，一旦坐上汉天下龙椅，开历史先河第一个兴师动众去曲阜孔子陵园祭拜，并送匾颂扬。以后许多帝王仿效刘邦都去祭拜送匾，孔老夫子这才水涨船高身价尊贵起来。鲁迅早就说过：“孔老夫子是权贵们捧起的。”所以孔子和儒学的走运，是随着儒学的阳刚精神、治国理念、为君之师的气势被王权专制体制扭曲、利用、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儒文化的起始也有其天生依附权贵的软弱一面。可是我们能要求年轻的孔子挺起腰板不为权贵阶层作司仪吗？贫民阶层既没有祭神祭天地的资格，也没有钱来置办像样婚丧喜事仪式，孔子不是没饭吃了？我们能要求年轻的孔子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吗？在我们这个自西周开始步入正常国家秩序的传统农耕社会里，一个人的财富获得，社会地位的显赫，往往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后天的努力所能获得，而是依靠家族背景势力先天给予注定。即使有些寒门子弟荣华富贵险中求来，也是仰仗权贵达人的提携与帮助，尽管个人智慧与努力十分重要，但依附权贵仍是无可奈何的关键所在。即使这就是造成所谓的国人文化人格中的软弱与奴性之劣根，那也是国体及国家制度的先天劣根之所在，这怎么能怪罪于儒学文化和孔老夫子头上呢？或推而广之怪到国学身上呢？！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在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及至每一个国人心灵上一个极须辨清的大问题！一个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教书老人，即使有颠倒神州乾坤的能耐，也不能左右中国二千五百多年来的兴衰荣哀。为此进一步透析——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有寻找替罪羊的陋习，明明是狼作的孽，因惧怕狼的凶狠，怕伤及自身而挑一头无故羊来承担狼的罪孽和责任。“文字狱”“出头橡子早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是皇权专制这头“狼道”之源也，它迫使人们的良知、正直、理性偷换成腾挪手法。所以“万恶”不是“淫为首”，“皇权专制”才是“万恶”之首。
亚圣孟老夫子的名言“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谁都能脱口而出，谁都知道在是非面前不能做“缩头乌龟”，可如文天祥、林则徐、谭嗣同等等的儒生民族脊梁却少有几个，因为多数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臣和民都不愿做“皇权专制”的刀下鬼，只能忍声吞气作犬儒。这能怪罪于儒学文化吗？再说，在同样的私塾里读《弟子规》《千字文》《三字经》，长大了读“四书五经”；有的成岳飞，有的作秦桧，有的是抵抗外敌的英雄于谦，有的却是杀害于谦的徐达（主张在外敌入侵时放弃北京皇城的同朝官僚）。罪人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作为支撑。你还能指责是儒学文化祸害了中华民族吗？即使大家都认清了皇权专制不可违，明朝被“廷杖”打死过许多儒臣志士。明朝武宗年间，107位儒生大臣反对武宗帝下江南劳民，午门外遭廷杖毒打，11人惨死；嘉靖帝反对众大臣合理建议，124位大臣遭廷杖，17位被活活打死；万历年间，仍有一批批豪情冲天，骨气如铁的儒生士大夫敢违皇意，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落下终身残疾，你还能说儒学文化是培养奴才的文化吗？中国的经济（如重农抑商政策把民众牢牢捆绑在贫困线上挣扎）、文化（儒家的天道仁政亲民治国与帝道宁可牺牲所有人事也要维护皇权之斗争、以及许多儒生屈服帝王所恶而阿谀奉迎、外加寻找替罪羊的混淆、再加御用文人昧着良知故意把水搅混欺骗善良民众），都与皇权专制政治绞织在一起，使中国许多原本简单的问题，成了其复杂性与深刻性均达到难以廓清的地步！对这些现象笔者寻思了很久，并力求深入浅出厘清思绪，捍卫继承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鞭挞屏弃文化传统成分中阴暗思维定势及种种陋习。传统文化是经、史、子、集，故宫长城，名人故里等，一般表现为实物的、静态的、阳性的存在，是中华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文化传统是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风土人情，一般表现为阴性的、动态的思想意识存在，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定势及民族生活习俗，其中往往有许多陋习，如妇女裹脚束缚于夫权之下等等。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切不可混淆，一旦混淆，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混了水而分不清黑白，厘不清是非。剖开皇权专制政治语境下的潜规则、撇开文化传统中阴柔不可示人一面，传统文化中阳刚、正义、积极等等优秀成分才能显现出来，才能将浸在污水里的孩子拯救出来而泼掉污水。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孔儒文化进而准确把握，直至与现代社会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实实在在的文化软实力呢？这一连串重大问题只能深入浅出化繁就简来阐述，绕来绕去恐怕百万言也不一定能说清。
首先我们要弄清文化的概念，然后拿西方或古印度文化作为参照，才能将孔儒（也可以以“东方文化概念”代之）文化内核及其早熟和特点展现出来。
“所谓文化，乃是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东西方及古印度文化的不同，归根结蒂是“遇到生活中问题的解决问题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中国人和古印度人同行，被一条宽阔的大河挡住了去路，西方人决意要向前过去，他设法找材料，计算，找人帮助建桥，让更多的人受益方便过河；中国人想：正面走不通，向左右看能不能绕过去，当绕不过去就随遇而安住在河边，心想前方并非天堂，这里也不是地狱，就自己调和心态；古印度人埋怨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阻断人去路的苦难，这种苦难（包括生老病死所有苦难）应当彻底取消，人应该活在至纯、至静、无欲、无为的境界里，古印度人就转身向后，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
对上述具体事例作文化上抽象意义概括——
西方人持奋斗态度，迎难而上，改造自然，满足人类需要这是作为人类生活本来的路子，可称第一条路子；
东方人不想千辛万苦改造环境，只想随遇而安去适应自然，变换角度去想问题，力求内心的调和、中庸，可称为第二条路子；
古印度人干脆向后转身，想法上也向后去要求，不满意现存的种种苦难，希望通过禁欲、入静修炼，甚至苦行僧般磨难，达到大彻大悟，解除一切人世间烦恼，这是条违背生活本性的路，但也可作为第三条路子。
三条路子决定了三种文化精神——
西方人是以奋斗进取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
东方人是以内在调和持中要求为根本精神；
古印度人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让我们以此三种文化精神来对照我们东方文化或者说孔家儒学文化——
孔子之所以让天下读书人仰望，在于他学问的全面性，深刻性，他的学说涵盖了治国理想（仁爱诚信仁政及大同世界）、教育理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为人处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多方面学问，一部《论语》中的言行，尽显孔子知性，率性的人格魅力，真可谓“君子不器”师承百家。
要说他最大的学问，也即“吾道一以贯之”的莫过于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这些话具体指什么谁也不能妄猜，这是他学问造诣的顶点（可又不是指具体的政治学、教育学、哲学、物理学等专科），他也是说他自己，自己怎么过来的生活，自己怎么度过自己的生命阶段，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其实谁都承认人和人的问题是一切事物与事件中的重中之重，只有深彻认识自己，准确把握自己，才能由己及彼了解所有的“人”及整个“人类”，这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也是一切学问知识的最后根据。希腊神殿里的铭文就是“认识你自己”。而西方人文化中恰恰忽略了这“人”的问题，直到近代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才被重视“人”的问题。孔子一再夸颜回最重要一点是“不迁怒，不贰过”，就是不跟自己过不去，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从学生的身上，我们常能见到老师的影子，老师也常常最欣赏最像自己的学生。然而西方人对什么事物都深加研究，下达微生物，上至浩瀚宇宙，中识无形的磁场电波，似乎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就是对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认识“人”所以为人，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和对待别人；所谓高深的“哲学”一词，古希腊文原意“爱智”之意，这个“智”恰恰仅指对物质的认知、研究、利用的科学精神，所以苏格拉底说的“知识即道德”能成为风行世界的名言，直至今天人的心理行为科学发展，才推翻这名言。因为现代人才知道，人的行为往往有不听命于理性知识一面，而是凭感性直觉也很多。例如人们明知杀人偷盗要受法律制裁是常识，但犯罪者还是络绎不绝。东方文化和孔子最得意之处是让智慧回到自己生命体内，使自己成为智慧的生灵，而不是如西方人生命反而被智慧所役。例如他们刻苦钻研奋斗，发明了烈性炸药，造飞机大炮、汽车航母，就因为他们对自身生命的认识是愚蠢，爆发了一战二战，用这些先进的武器来毁灭自己的生命和物质文明。这或许就是东西文化最大的特征和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所在。二次大战以后之所以有许多人神智颓唐，精神萎靡，思想悲观，感到人类前途茫茫，不知怎么来规划自己，许多思想家进行了文化反思，对以往哲学重新思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他们联合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生存下，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今天全球提倡节能减排，保护地球上物种，禁止乱采乱伐，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自然规律，这不与中国儒道文化中“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形而上不谋而合吗？！至于孔子当司寇时杀过知识分子和艺人，很想当官等等瑕疵，固有其当时历史原因，也是我们自己内部问题，并不影响他世界性的巨大文化成就。
可见东方文化和孔儒学说在脱离茹毛饮血不久，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文化极不发达的人类孩童时期就提出如此高标准的主张，的确是为时早熟了若干千年。如果说今天的人类经过磕磕碰碰及种种磨难，开始进入成熟期，终于发现了“孔子的智慧”，长眠黄泉二千西五百年的孔子有灵性，不知会作何慨叹？据说法国的现代宪法里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语；联合国大厦前有孔子的塑像；当代一流尖顶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书房里挂着老子有关“无”的哲学概念条幅；著名的西方哲学史评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罗素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中国之问题》中对中国文化精神极为欣赏，他甚至主张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可惜我们未加重视，今天的文化状况，不幸被他言中。朝代总是一个接一个更替，应该是不断推动我们的文明与进步。置身阒寂的古村，我一边听到古樟历史沉重的呼吸，黯淡颓然；一边目睹古樟主干身躯上赫然贴着“老军医包治性病”的下三滥醒目广告，古朴的灰墙上涂写着专做假证件的手机号；马头墙屋檐下贴着有妖艳女人袒胸露臂的洗浴中心广告。《论语》莫非成了“沦语”？！“孔孟之道”变为“空蒙之道”？！古朴敦厚的古村与现代开放奇特映衬，想想我们今天的活法在文化层面中断了什么？！又错接了什么？！ 姑苏长洲人陈矜，端拱年间（988-989）来明州任职，死后葬于鄞南茅山，他儿子为父守墓，举家迁至茅山定居。在这千年历史舞台上，陈氏家族从北宋至明清出了76位进士，111名国学生。后裔们无论在外风光无限，返还故里一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徒步过团桥进村，“走马塘”由此得名。
老街后面的一长溜砖木结构平房始建于南宋，门窗、泥墙已风化残破，廊檐下一根根支撑的木柱经千年风雨的剥蚀已瘦骨嶙峋满目沧桑，置身其中，仿佛古村接通了时光隧道，让我回到了那文化繁荣却政治凄凉的南宋王朝。这一排门窗歪斜塌陷，门楣残缺剥落的简陋泥木屋是大户人家给佃农住屋，这里也出过二三个平民进士呢。如今住着等待入土为安的耄耋老人。我凝眸深思，一代又一代直至十代百代的陈家儒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学大家或名相贤臣，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襟韬略，就在这如此阴晦潮湿的小泥屋里造就，他们学富五车、穷经皓首就在此简朴而寂寞的山野小村木屋里铸就。两位花白胡须的陈姓老大爷，听到屋外有人来访，从幽暗的古屋里出来应接，一个九十一岁，一个八十八岁，皱巴巴的老脸绽开孩童般纯真的微笑。老人如数家珍地介绍他们先祖的忠贞：宋徽宗听信宦官童贯，陈禾拉住了皇帝的龙袍劝说，用力过猛把皇帝袖子扯下，说，“陛下不惜碎衣，臣不惜碎首。”陈禾为此被罢官回乡，到东钱湖二灵山讲学授徒去了。还有陈大寅在甘肃当知州，蒙古兵入侵，他拼死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城被蒙兵攻破，陈大寅在城头拔剑自刎，家眷也紧随其后，一门忠烈啊！老人们的言词，充溢着对先祖精忠报国精神的自豪，这让我颇感欣慰。老人们介绍的神态又是那么从容、温和、单纯，这与古村的气韵十分吻合，也许他们都是陈姓后裔的缘故吧！老人脸上布满木刻般皱纹，恰似那千年风雨剥蚀的木柱上裂痕，岁月流逝原本无声无息忽似实物出现，真让人伤感得难受。不一会过来两位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可能是老人们第三代孙，嘴上骂咧咧发着牢骚，我用心注视他们的脸容和目光，希望能找到与古村文化气韵相吻合的气质或涵养。可他们眼目散乱，漠然地与我寻访客擦肩而过，我的两颊如被浮躁与不屑扇了耳光，微微泛红，年轻人似乎对曾经辉煌过的古村漠然视之。
我还在小径幽巷独自转悠，一堵斑驳孤寂的青砖灰墙，就能让我滋生思古寻幽的阵阵感慨，探视一口废弃的古井，浮想千年封闭式农耕自然经济的满足；一扇精美的仙鹤图案石窗，赞叹古人的匠心智慧。古村其实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旧原汁原味古朴，狭窄的巷道，邻里相接，朽木门栏依旧坚守岗位，但时间的锋刀，时代的变幻腰斩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孤独地摩沙着冷冰冰的石窗，目光忧伤地、无奈地瞅着古村的一切，盘思着今天和昨天儒生和儒学文化在历史上的常态——
历史上儒家文化旗帜下，历朝历代出过无数名臣良相（管仲、屈原、范仲淹、颜真卿、刘伯温、张居正、于谦、王阳明、曾国藩、林则徐、梁启超、谭嗣同等等），他们均以“杀身成仁”作为士大夫的立身准则，以“内圣外王”作为君子内心的力量，以“苟利国家，岂避（个人）祸福”作为大臣为国献身的信条。范仲淹不仅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还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欧阳修曾说：“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他们坚持是非又替君主建功立业，但是他们的命运，似乎逃不过“招之即来，来之能谋，谋之成业，业成杀之”的悲剧命运。文种被勾践当作走狗烹，韩非子被秦始皇毒死，李斯让权臣赵高车裂，韩信被刘帮冤杀，孔融因劝说曹操不要去攻打刘备被诛杀，岳飞父子被宋高宗阴谋杀害，刘伯温退休在家颈背生毒疮，朱元璋还不忘在夏天送去蒸鹅，赐其食后毒发身亡，清代名儒顾炎武遭文字冤狱忠心至死不渝，林则徐禁烟图国强，反遭发边陲抑郁而病死。纵观几千年王权专制体制，卸磨杀武将，过河弃文臣几乎成为不变的常态。这些无情诛杀功臣谋士的皇帝，自幼也接受鸿儒皇师的教导，却为何没有一点儒家悲悯恻隐之心、仁义道德之情呢？这是由专制王权的特征所决定。美国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但在我们中国的王权社会，失控的专制王权可以毫无顾忌地想做任何想做的事；更为可悲的是那些依附王权的“伪儒生”为君主缔造了“天之骄子”“君权神授”“唯寡人独尊”的君臣纲常伦理观念，皇帝老子自然兴高采烈，纲常礼教规定寡人可以出尔反尔为所欲为的呢，你儒生有再大的能耐，也跳不出寡人的手掌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往自己挖掘好的坟墓里跳了。想起黑格尔早就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梁启超说过，我国古代“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嘴上说说而已，没有真正实施过）。
儒生官员们共同面对的是，我们历代君主们不约而同遵守的专制王权传统政治文化，即“得君行道”。儒臣要实施自己的富民强国理想，须必要取得圣上的许可或支持，而君王一旦遇到些什么风吹草动的阻力，动摇了当初的想法，那么励精图治的儒臣们将会灾难降临。在专制王权政治文化氛围下，历朝历代不知演出了多少幕如张居正那样的悲剧。这也是全体儒生们面对专制王权政治，共同承受的历史常态。你一个儒生的命运是昌是亡，不是以你对国家对民众有多大贡献为标准，而是以“顺朕还是逆朕”为核心标准。所以一旦“逆我”重则夷灭三族，轻则发配漠河、海南、伊梨、大理去郁劳终死。“伴君如伴虎”又成为历史常态。即使儒臣政治上失意，君臣翻脸，贬为山野村夫，“身在江湖，心却在魏阙”，可仍然念念不忘等待皇上圣察，因为他不能、也不会下海经商，没有别的活路（范蠡逃到山东沿海经商发大财，那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是雏形期）。因此，不少年轻时满怀经国济世宏伟理想、中年时满腹经纶的名儒，在现实专制王权政治的折磨下，不得不改弦更辙，或沦为“颂圣派”，或成为注释古文典籍的大师，以平庸的生存屈服于王权，息灭儒家修齐治平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之精神。“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后汉书·黄琼传》。也难怪一些中下层儒生，甚至士大夫与市民气合流，杂交成新品种“儒生”，酸腐的、灰色的成分同时附身，美丑行为因时因地多变而令人生厌。最坏的是滋生“三八二十三”的流氓文化；最可恨的是那些投王所好，助王所恶的家伙，加入助纣为虐派，与狼共舞，祸国殃民，成为儒门败类。这是专制王权重农抑商政策下造成书生必然穷，人穷志必短，儒生们人格精神任由专制王权扭曲、污浸。可悲焉！可叹焉！专制王权政治作的罪孽！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页）
当我离开走马塘古村时，夕阳西垂，霞光披盖的古村一派宁静、祥和，河面水波莹莹，晚风吹拂的树冠迎风摇曳，我有点醺醺欲醉，但还是清醒地想到：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是“奴性的理想主义”，其特征是总想找一个依靠，真正完全独立的思想家几乎少得可怜，这是我们思想领域和文化成分上的严重不足。究其根源还是皇权专制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不允许有所谓的“异端邪说”发芽、生根之故。
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风雨卷走的是无奈的岁月，沉淀的却是历史人文的绵绵醇香。登上返程汽车，天边晚霞火红绚丽，远远回望，“中国进士第一村”牌楼光彩夺目。我余情依依感悟戚戚，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以史为鉴敬钟长鸣》讲话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我们应当站在孔子的肩膀上，承担起民族文化和国家兴旺的历史的责任，虽然“性相近”“习相远”，但真正的儒家文化精髓和美德具有普世价值意义，一定会像“走马”一样，走进我们的心灵，走向未来的整个地球村。
走马塘古村，依旧素面朝天横亘在现代人群面前，黛瓦粉墙，古井垂柳诉说着曾经“一门四尚书，父子两侍郎，祖孙三学士”的荣耀与辉煌。古村如儒学星空中遗落下来的一块陨石，镶嵌在宁波茅山镇黄土地上，像备受争议的弃妇，静静地卧躺了一千多年。
北宋至明清一个弹丸小村居然出了七十六位进士，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古村绿水环绕，田舍整齐，石窗忆人，桥畔埠头记忆中外婆家的童年，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鸟巢般温情的农耕时代炎黄种族生存繁衍的摇篮。温让恭俭的儒家文化，不在此中土温床生根发芽结果，去选择戈壁沙滩抑或青藏雪域？“耕读传家久，忠孝继世长”。走马塘堪称农耕陪嫁儒学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古村游离喧嚣震荡的城市之外，备受委屈寂寞，少有人来参观拜访。尤其儒学被好些人诟为“奴性文化”“愚民醉剂”“驯民鸦片”“王权专制帮凶”，走马塘古村更如“驿外断桥边”的弃女怨妇，门前车马稀了。各地来宁波的文人诗友，我偏偏首推去走马塘古村拜访。不仅仅是为了闻名全国的“中国进士第一村”名声，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宁波人脸上有光，而是古村留给我们太多文化沉淀需要我们去认真反省，现实又抛给我们太多文化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而东西文化之差异，古今文化的承建又让我们有太多文化层面的忧伤。这些都须我们好好地去透析和准确把握，以解当今文化之焦虑。
按文化传承去伪存真和文化发展与当今现实生活相结合要求，意想中走马塘古村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先进文化理念很好结合的样板。毕竟上溯有北宋至今的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今有计算机互联网时代文明暖风的灌注，而我们的先祖和后人又如此聪明、勤劳、驯顺，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化软实力顺理成章。可是踽踽睃走一番古村感慨万千，难以释怀。
远眺村口，层层古老马头墙翘楚蓝天，不折不扣宣示儒学曾经的阳刚与力量——儒家的仁政、正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学说曾作为天之道统给予广大儒生“内圣外王”的力量与自信，曾经认认真真地制衡过作为王权专制的法统，那时“道统”与“法统”各自独立，“君”与“师”分离，儒生们以“帝师”身份告诉帝王哪些事做得符合孔孟之道，哪些事做得人怨天怒，帝王们得引咎天谴自罚——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在轮台下过“罪己诏”。那时帝王的话不是一句顶万句。古村历经风霜雨蚀的斑驳墙体，似乎在倾诉儒学精髓的衰落与无奈。
村口小广场，马头墙下两口长方形荷花池，塘水混浊，枯黄荷秆歪歪斜斜浸躺着。洁身荷秆“出淤泥而不染”让浊汤泡软了腰杆，岑寂于阴暗的塘底。莲花曾是走马塘陈氏家族的族花呀！塘边石壁勾着粉红色塑料袋迎风飘曳，黄色可乐罐在塘水中时浮时沉，白色矿泉水瓶乘风在水面上游弋。我的心如埋入塘底淤泥，胸口让游弋的矿泉瓶击疼。想起池边曾竖有一块“公禁牌”：“汤浅秽污，投掷废弃，堆积馀岸，雍塞通沟。”“公禁牌”已烟消云散，只“留得枯荷听雨声”。忽然想到日本人讥笑我们：“一个不研究自己文化的民族，就是落后愚昧的！是被人瞧不起的！”1937年8月13日寇进攻上海，飞机轰炸目标居然对准了商务印书馆，因为日本间谍报告，书馆里面刚刚接收了一大批珍贵的古籍，可见日本国多么嫉妒我们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村口广场正在扩建“创新”。广场比原来拓展了好几倍，靠村一边竖起了一长溜打磨得精光崭新的青石板，板面上镌刻着古村村史、七十六位进士的姓名和官职，气势宏伟非凡，给古村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可其背后紧挨陈旧古村却显得庄重有余了，给人视线一下子断开的感觉，犹如面前突然站着一个身着黑布长衫、脚穿青布鞋的老先生，头上却硬扣着一顶昂贵的貂皮帽。如果把这些扩建和竖碑工程的巨资，用在荷花池清淤、臭水井廓清，街巷下水道疏浚，朽门坍墙修补、古树保护上该多好呢？！
高大的青石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对面旧村灰墙根边晒太阳的陈氏后人又好奇地瞅着我这个外来客。他们闭眼、缩袖、慵懒，散散落落蜷缩着。昔日人勤春早，照例闹哄哄了千年的村民今天如此阒寂。想象中先民们的清晨时光，鸡啼牛哞，狗跳羊跑，男人劈柴担水，女人淘米织布；田间播秧拢地，私塾书声琅琅，竹林里秀才诵经吟诗，宗祠里族长公公主持公道，庄稼人盼五谷丰登，老人盼四世同堂，读书人盼进士及第，小孩子盼过年。尽管百姓几千年来从没有像样体面活着过，也从没有吃得好，穿得亮，住得宽，发过财，所谓的盛世，也是帝王们盛世，百姓只不过“做稳了奴隶而已”（鲁迅语）。但那个时候的人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盼头。可我惊异古村人的后裔如此慵赖倦怠，那在古代是不可想象，莫非现今的文化系统和生命系统出现了方向性迷失？想起唐玄宗时期长安城里有六千多名世界各地使者、学者、商人，不愿回国，以能申请到长期居住在长安城的“绿卡”为荣。可惜好景实在短暂，没过几十年觊觎帝位龙座已久的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皇帝只能拿爱妃杨美人的性命换取自保。昙花一现的盛唐实在掩盖不了漫长的裹足不前的“历史怪圈”，极权专制体制决定了历史周期率“宿命”。这能怪儒学文化吗？！想当初唐太宗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夺取帝位后，拼命恶补儒家经典，倾听魏征逆耳忠言，任用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耿直儒生，才奠定了政治清明、言路畅通、贞观之治至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世界一流的大唐盛世之根基。这不就是君明臣直、民信官廉、国盛民安儒家学说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吗？！而同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黑暗野蛮”阶段。虽然李世民逼父杀兄有悖儒家伦理之污点，但也使他事后更加勤勉儒道以弥补自己过错，这正好证实：只要帝王真心实意贯彻儒家文化精髓，国家和民众就能兴旺发达。问题就出在帝王和卖身求荣替王权专制作帮凶的儒生口上“伪尊”儒学“王道”，心里“实崇”无法无天的“霸道”；汉宣帝在公元前73年就一语道破：“霸王道而杂之”《汉书·元帝传》。王权专制体制表里不一、出尔反尔、南辕北辙地“伪儒学”“伪尊孔”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公平、正义、上上下下良知沦丧，大家不能不心照不宣遵循阴暗的潜规则、甚至“流氓成功文化”而使国家和民族陷入“历史周期率怪圈”的泥淖不能自拔。 我向古村纵深走去，沿途见不到青年人，中年人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村落里没有花哨的亭台楼阁，更没有显贵官邸府第，错落有致的古建筑民居不张扬，不耀目，内敛深沉，蕴藉着农耕文明的自足。粉墙返黑，黛瓦灰暗，它们默默无言地经受千年风雨剥蚀，依旧守望着丰厚的历史信息——村中弯弯曲曲的巷弄，空屋边落寂的水井，荒芜的小菜园，还有缀满灰垢的精美石窗，倾诉着那是民族祖先充满情感的地方。“鸡鸣桑树颠”，“丰年留客足鸡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谁能说自己的文化血液里没有“足鸡豚”的营养？自己的民族情感没有“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古村以原貌实物见证了华夏族群的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可这一切仿佛都烟消云散。儒学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否定，就像这古村如怨妇蜷缩在历史的角落里。历史是不能虚无的，还得说说孔儒文化的起源。
儒学文化决非孔老先生凭空创立。炎黄先民在草创时期以血缘和地域为基础构建部落联盟社会，为了维系社会发展、繁衍、稳定的需要，提倡以“孝”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以淳朴的血缘人伦亲情关系彼此扶养，可比作今天的社保系统；其政治要求是，以提倡“仁爱”为手段，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个大同社会之理想。但这是在漫长的上古（先秦之前）历史阶段中才逐渐形成，至少经历了三皇五帝、夏朝、殷商、西周一千多年时间。那个上古年代结绳记事，知识文化和财富创造十分匮乏，对社会未来构想十分含糊。“儒”的称谓有它的来源、本意和职责。上古时对祭祀天神、占卦、先知先觉者都称为君子，后来能创物，记数的聪明人多了，圣人、君子尊号又不能随便封称，对这些有文化的能人，另给一个雅称即“儒”的名号。说文解字里“儒”的本意是“术士”，“术”跟“道”又相通，“术士”即“道士”。汉朝大学士扬雄给“儒”的定义是：“通天、地、人曰儒。”儒人，类似于今天的婚礼司仪，孔子年轻时也以司仪职业谋生，每入太庙必向老人请教礼仪，《论语·八佾》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所以孔子对礼仪十分敏感关注，视礼仪比生命都重要，一生梦想“克己”恢复“周礼”。
儒家思想学说源自尧、舜、禹远古淳朴的家族血缘伦理友爱，创立于西周周公旦辅佐侄儿周成王时期。周朝是个厚重、规矩、经典的注重农业的共同社会，历经了32代37王八百年之久，分封诸侯国达七十多个，周公旦制礼作乐，在礼仪、道德、民众教化、政治、文化等方面制定了许多典章制度。孔子特别仰慕周礼和周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中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极大地发扬光大了儒学思想，他倾注心血的《春秋》《诗经》《礼仪》《易经》四部重要述著以及再传弟子辑录的《论语》，奠定了儒学基础。但孔子和他的儒学在历史长河中一直沉寂了足足五六百年，孔子和儒学的走运和红得发紫有其历史上偶然因素促成，但其中的必然因素是伴随着王朝集权专制的逐步强化，而儒学治国核心理念被维护王权专制偷梁换柱、儒学文化阳刚正气精神也被王权专制体制逐步污浸、扭曲和加以利用而异化成“伪儒学”。当王权专制体制发现孔家儒学等级、礼仪规范有其巩固姓氏王朝的重要作用，帝王们这才追捧起孔子。例如文盲加地痞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儒生，常当众拿儒生的帽子撒尿嘲笑儒生，一旦坐上汉天下龙椅，开历史先河第一个兴师动众去曲阜孔子陵园祭拜，并送匾颂扬。以后许多帝王仿效刘邦都去祭拜送匾，孔老夫子这才水涨船高身价尊贵起来。鲁迅早就说过：“孔老夫子是权贵们捧起的。”所以孔子和儒学的走运，是随着儒学的阳刚精神、治国理念、为君之师的气势被王权专制体制扭曲、利用、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儒文化的起始也有其天生依附权贵的软弱一面。可是我们能要求年轻的孔子挺起腰板不为权贵阶层作司仪吗？贫民阶层既没有祭神祭天地的资格，也没有钱来置办像样婚丧喜事仪式，孔子不是没饭吃了？我们能要求年轻的孔子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吗？在我们这个自西周开始步入正常国家秩序的传统农耕社会里，一个人的财富获得，社会地位的显赫，往往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后天的努力所能获得，而是依靠家族背景势力先天给予注定。即使有些寒门子弟荣华富贵险中求来，也是仰仗权贵达人的提携与帮助，尽管个人智慧与努力十分重要，但依附权贵仍是无可奈何的关键所在。即使这就是造成所谓的国人文化人格中的软弱与奴性之劣根，那也是国体及国家制度的先天劣根之所在，这怎么能怪罪于儒学文化和孔老夫子头上呢？或推而广之怪到国学身上呢？！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在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及至每一个国人心灵上一个极须辨清的大问题！一个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教书老人，即使有颠倒神州乾坤的能耐，也不能左右中国二千五百多年来的兴衰荣哀。为此进一步透析——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有寻找替罪羊的陋习，明明是狼作的孽，因惧怕狼的凶狠，怕伤及自身而挑一头无故羊来承担狼的罪孽和责任。“文字狱”“出头橡子早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还是皇权专制这头“狼道”之源也，它迫使人们的良知、正直、理性偷换成腾挪手法。所以“万恶”不是“淫为首”，“皇权专制”才是“万恶”之首。
亚圣孟老夫子的名言“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谁都能脱口而出，谁都知道在是非面前不能做“缩头乌龟”，可如文天祥、林则徐、谭嗣同等等的儒生民族脊梁却少有几个，因为多数儒家文化熏陶下的臣和民都不愿做“皇权专制”的刀下鬼，只能忍声吞气作犬儒。这能怪罪于儒学文化吗？再说，在同样的私塾里读《弟子规》《千字文》《三字经》，长大了读“四书五经”；有的成岳飞，有的作秦桧，有的是抵抗外敌的英雄于谦，有的却是杀害于谦的徐达（主张在外敌入侵时放弃北京皇城的同朝官僚）。罪人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作为支撑。你还能指责是儒学文化祸害了中华民族吗？即使大家都认清了皇权专制不可违，明朝被“廷杖”打死过许多儒臣志士。明朝武宗年间，107位儒生大臣反对武宗帝下江南劳民，午门外遭廷杖毒打，11人惨死；嘉靖帝反对众大臣合理建议，124位大臣遭廷杖，17位被活活打死；万历年间，仍有一批批豪情冲天，骨气如铁的儒生士大夫敢违皇意，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落下终身残疾，你还能说儒学文化是培养奴才的文化吗？中国的经济（如重农抑商政策把民众牢牢捆绑在贫困线上挣扎）、文化（儒家的天道仁政亲民治国与帝道宁可牺牲所有人事也要维护皇权之斗争、以及许多儒生屈服帝王所恶而阿谀奉迎、外加寻找替罪羊的混淆、再加御用文人昧着良知故意把水搅混欺骗善良民众），都与皇权专制政治绞织在一起，使中国许多原本简单的问题，成了其复杂性与深刻性均达到难以廓清的地步！对这些现象笔者寻思了很久，并力求深入浅出厘清思绪，捍卫继承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鞭挞屏弃文化传统成分中阴暗思维定势及种种陋习。传统文化是经、史、子、集，故宫长城，名人故里等，一般表现为实物的、静态的、阳性的存在，是中华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文化传统是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风土人情，一般表现为阴性的、动态的思想意识存在，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定势及民族生活习俗，其中往往有许多陋习，如妇女裹脚束缚于夫权之下等等。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切不可混淆，一旦混淆，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混了水而分不清黑白，厘不清是非。剖开皇权专制政治语境下的潜规则、撇开文化传统中阴柔不可示人一面，传统文化中阳刚、正义、积极等等优秀成分才能显现出来，才能将浸在污水里的孩子拯救出来而泼掉污水。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孔儒文化进而准确把握，直至与现代社会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实实在在的文化软实力呢？这一连串重大问题只能深入浅出化繁就简来阐述，绕来绕去恐怕百万言也不一定能说清。
首先我们要弄清文化的概念，然后拿西方或古印度文化作为参照，才能将孔儒（也可以以“东方文化概念”代之）文化内核及其早熟和特点展现出来。
“所谓文化，乃是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东西方及古印度文化的不同，归根结蒂是“遇到生活中问题的解决问题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中国人和古印度人同行，被一条宽阔的大河挡住了去路，西方人决意要向前过去，他设法找材料，计算，找人帮助建桥，让更多的人受益方便过河；中国人想：正面走不通，向左右看能不能绕过去，当绕不过去就随遇而安住在河边，心想前方并非天堂，这里也不是地狱，就自己调和心态；古印度人埋怨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阻断人去路的苦难，这种苦难（包括生老病死所有苦难）应当彻底取消，人应该活在至纯、至静、无欲、无为的境界里，古印度人就转身向后，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
对上述具体事例作文化上抽象意义概括——
西方人持奋斗态度，迎难而上，改造自然，满足人类需要这是作为人类生活本来的路子，可称第一条路子；
东方人不想千辛万苦改造环境，只想随遇而安去适应自然，变换角度去想问题，力求内心的调和、中庸，可称为第二条路子；
古印度人干脆向后转身，想法上也向后去要求，不满意现存的种种苦难，希望通过禁欲、入静修炼，甚至苦行僧般磨难，达到大彻大悟，解除一切人世间烦恼，这是条违背生活本性的路，但也可作为第三条路子。
三条路子决定了三种文化精神——
西方人是以奋斗进取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
东方人是以内在调和持中要求为根本精神；
古印度人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让我们以此三种文化精神来对照我们东方文化或者说孔家儒学文化——
孔子之所以让天下读书人仰望，在于他学问的全面性，深刻性，他的学说涵盖了治国理想（仁爱诚信仁政及大同世界）、教育理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为人处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多方面学问，一部《论语》中的言行，尽显孔子知性，率性的人格魅力，真可谓“君子不器”师承百家。
要说他最大的学问，也即“吾道一以贯之”的莫过于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这些话具体指什么谁也不能妄猜，这是他学问造诣的顶点（可又不是指具体的政治学、教育学、哲学、物理学等专科），他也是说他自己，自己怎么过来的生活，自己怎么度过自己的生命阶段，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其实谁都承认人和人的问题是一切事物与事件中的重中之重，只有深彻认识自己，准确把握自己，才能由己及彼了解所有的“人”及整个“人类”，这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也是一切学问知识的最后根据。希腊神殿里的铭文就是“认识你自己”。而西方人文化中恰恰忽略了这“人”的问题，直到近代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才被重视“人”的问题。孔子一再夸颜回最重要一点是“不迁怒，不贰过”，就是不跟自己过不去，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从学生的身上，我们常能见到老师的影子，老师也常常最欣赏最像自己的学生。然而西方人对什么事物都深加研究，下达微生物，上至浩瀚宇宙，中识无形的磁场电波，似乎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就是对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认识“人”所以为人，人应该如何把握自己和对待别人；所谓高深的“哲学”一词，古希腊文原意“爱智”之意，这个“智”恰恰仅指对物质的认知、研究、利用的科学精神，所以苏格拉底说的“知识即道德”能成为风行世界的名言，直至今天人的心理行为科学发展，才推翻这名言。因为现代人才知道，人的行为往往有不听命于理性知识一面，而是凭感性直觉也很多。例如人们明知杀人偷盗要受法律制裁是常识，但犯罪者还是络绎不绝。东方文化和孔子最得意之处是让智慧回到自己生命体内，使自己成为智慧的生灵，而不是如西方人生命反而被智慧所役。例如他们刻苦钻研奋斗，发明了烈性炸药，造飞机大炮、汽车航母，就因为他们对自身生命的认识是愚蠢，爆发了一战二战，用这些先进的武器来毁灭自己的生命和物质文明。这或许就是东西文化最大的特征和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所在。二次大战以后之所以有许多人神智颓唐，精神萎靡，思想悲观，感到人类前途茫茫，不知怎么来规划自己，许多思想家进行了文化反思，对以往哲学重新思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他们联合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生存下，必须回首两千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今天全球提倡节能减排，保护地球上物种，禁止乱采乱伐，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自然规律，这不与中国儒道文化中“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形而上不谋而合吗？！至于孔子当司寇时杀过知识分子和艺人，很想当官等等瑕疵，固有其当时历史原因，也是我们自己内部问题，并不影响他世界性的巨大文化成就。
可见东方文化和孔儒学说在脱离茹毛饮血不久，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文化极不发达的人类孩童时期就提出如此高标准的主张，的确是为时早熟了若干千年。如果说今天的人类经过磕磕碰碰及种种磨难，开始进入成熟期，终于发现了“孔子的智慧”，长眠黄泉二千西五百年的孔子有灵性，不知会作何慨叹？据说法国的现代宪法里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语；联合国大厦前有孔子的塑像；当代一流尖顶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书房里挂着老子有关“无”的哲学概念条幅；著名的西方哲学史评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罗素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中国之问题》中对中国文化精神极为欣赏，他甚至主张在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时，切不可损害其固有文化。可惜我们未加重视，今天的文化状况，不幸被他言中。朝代总是一个接一个更替，应该是不断推动我们的文明与进步。置身阒寂的古村，我一边听到古樟历史沉重的呼吸，黯淡颓然；一边目睹古樟主干身躯上赫然贴着“老军医包治性病”的下三滥醒目广告，古朴的灰墙上涂写着专做假证件的手机号；马头墙屋檐下贴着有妖艳女人袒胸露臂的洗浴中心广告。《论语》莫非成了“沦语”？！“孔孟之道”变为“空蒙之道”？！古朴敦厚的古村与现代开放奇特映衬，想想我们今天的活法在文化层面中断了什么？！又错接了什么？！ 姑苏长洲人陈矜，端拱年间（988-989）来明州任职，死后葬于鄞南茅山，他儿子为父守墓，举家迁至茅山定居。在这千年历史舞台上，陈氏家族从北宋至明清出了76位进士，111名国学生。后裔们无论在外风光无限，返还故里一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徒步过团桥进村，“走马塘”由此得名。
老街后面的一长溜砖木结构平房始建于南宋，门窗、泥墙已风化残破，廊檐下一根根支撑的木柱经千年风雨的剥蚀已瘦骨嶙峋满目沧桑，置身其中，仿佛古村接通了时光隧道，让我回到了那文化繁荣却政治凄凉的南宋王朝。这一排门窗歪斜塌陷，门楣残缺剥落的简陋泥木屋是大户人家给佃农住屋，这里也出过二三个平民进士呢。如今住着等待入土为安的耄耋老人。我凝眸深思，一代又一代直至十代百代的陈家儒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学大家或名相贤臣，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襟韬略，就在这如此阴晦潮湿的小泥屋里造就，他们学富五车、穷经皓首就在此简朴而寂寞的山野小村木屋里铸就。两位花白胡须的陈姓老大爷，听到屋外有人来访，从幽暗的古屋里出来应接，一个九十一岁，一个八十八岁，皱巴巴的老脸绽开孩童般纯真的微笑。老人如数家珍地介绍他们先祖的忠贞：宋徽宗听信宦官童贯，陈禾拉住了皇帝的龙袍劝说，用力过猛把皇帝袖子扯下，说，“陛下不惜碎衣，臣不惜碎首。”陈禾为此被罢官回乡，到东钱湖二灵山讲学授徒去了。还有陈大寅在甘肃当知州，蒙古兵入侵，他拼死抵抗，由于寡不敌众，城被蒙兵攻破，陈大寅在城头拔剑自刎，家眷也紧随其后，一门忠烈啊！老人们的言词，充溢着对先祖精忠报国精神的自豪，这让我颇感欣慰。老人们介绍的神态又是那么从容、温和、单纯，这与古村的气韵十分吻合，也许他们都是陈姓后裔的缘故吧！老人脸上布满木刻般皱纹，恰似那千年风雨剥蚀的木柱上裂痕，岁月流逝原本无声无息忽似实物出现，真让人伤感得难受。不一会过来两位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可能是老人们第三代孙，嘴上骂咧咧发着牢骚，我用心注视他们的脸容和目光，希望能找到与古村文化气韵相吻合的气质或涵养。可他们眼目散乱，漠然地与我寻访客擦肩而过，我的两颊如被浮躁与不屑扇了耳光，微微泛红，年轻人似乎对曾经辉煌过的古村漠然视之。
我还在小径幽巷独自转悠，一堵斑驳孤寂的青砖灰墙，就能让我滋生思古寻幽的阵阵感慨，探视一口废弃的古井，浮想千年封闭式农耕自然经济的满足；一扇精美的仙鹤图案石窗，赞叹古人的匠心智慧。古村其实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旧原汁原味古朴，狭窄的巷道，邻里相接，朽木门栏依旧坚守岗位，但时间的锋刀，时代的变幻腰斩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孤独地摩沙着冷冰冰的石窗，目光忧伤地、无奈地瞅着古村的一切，盘思着今天和昨天儒生和儒学文化在历史上的常态——
历史上儒家文化旗帜下，历朝历代出过无数名臣良相（管仲、屈原、范仲淹、颜真卿、刘伯温、张居正、于谦、王阳明、曾国藩、林则徐、梁启超、谭嗣同等等），他们均以“杀身成仁”作为士大夫的立身准则，以“内圣外王”作为君子内心的力量，以“苟利国家，岂避（个人）祸福”作为大臣为国献身的信条。范仲淹不仅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还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欧阳修曾说：“直辞正色，面争庭对，敢与天子争是非。”他们坚持是非又替君主建功立业，但是他们的命运，似乎逃不过“招之即来，来之能谋，谋之成业，业成杀之”的悲剧命运。文种被勾践当作走狗烹，韩非子被秦始皇毒死，李斯让权臣赵高车裂，韩信被刘帮冤杀，孔融因劝说曹操不要去攻打刘备被诛杀，岳飞父子被宋高宗阴谋杀害，刘伯温退休在家颈背生毒疮，朱元璋还不忘在夏天送去蒸鹅，赐其食后毒发身亡，清代名儒顾炎武遭文字冤狱忠心至死不渝，林则徐禁烟图国强，反遭发边陲抑郁而病死。纵观几千年王权专制体制，卸磨杀武将，过河弃文臣几乎成为不变的常态。这些无情诛杀功臣谋士的皇帝，自幼也接受鸿儒皇师的教导，却为何没有一点儒家悲悯恻隐之心、仁义道德之情呢？这是由专制王权的特征所决定。美国的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但在我们中国的王权社会，失控的专制王权可以毫无顾忌地想做任何想做的事；更为可悲的是那些依附王权的“伪儒生”为君主缔造了“天之骄子”“君权神授”“唯寡人独尊”的君臣纲常伦理观念，皇帝老子自然兴高采烈，纲常礼教规定寡人可以出尔反尔为所欲为的呢，你儒生有再大的能耐，也跳不出寡人的手掌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往自己挖掘好的坟墓里跳了。想起黑格尔早就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自由。”梁启超说过，我国古代“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嘴上说说而已，没有真正实施过）。
儒生官员们共同面对的是，我们历代君主们不约而同遵守的专制王权传统政治文化，即“得君行道”。儒臣要实施自己的富民强国理想，须必要取得圣上的许可或支持，而君王一旦遇到些什么风吹草动的阻力，动摇了当初的想法，那么励精图治的儒臣们将会灾难降临。在专制王权政治文化氛围下，历朝历代不知演出了多少幕如张居正那样的悲剧。这也是全体儒生们面对专制王权政治，共同承受的历史常态。你一个儒生的命运是昌是亡，不是以你对国家对民众有多大贡献为标准，而是以“顺朕还是逆朕”为核心标准。所以一旦“逆我”重则夷灭三族，轻则发配漠河、海南、伊梨、大理去郁劳终死。“伴君如伴虎”又成为历史常态。即使儒臣政治上失意，君臣翻脸，贬为山野村夫，“身在江湖，心却在魏阙”，可仍然念念不忘等待皇上圣察，因为他不能、也不会下海经商，没有别的活路（范蠡逃到山东沿海经商发大财，那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是雏形期）。因此，不少年轻时满怀经国济世宏伟理想、中年时满腹经纶的名儒，在现实专制王权政治的折磨下，不得不改弦更辙，或沦为“颂圣派”，或成为注释古文典籍的大师，以平庸的生存屈服于王权，息灭儒家修齐治平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之精神。“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后汉书·黄琼传》。也难怪一些中下层儒生，甚至士大夫与市民气合流，杂交成新品种“儒生”，酸腐的、灰色的成分同时附身，美丑行为因时因地多变而令人生厌。最坏的是滋生“三八二十三”的流氓文化；最可恨的是那些投王所好，助王所恶的家伙，加入助纣为虐派，与狼共舞，祸国殃民，成为儒门败类。这是专制王权重农抑商政策下造成书生必然穷，人穷志必短，儒生们人格精神任由专制王权扭曲、污浸。可悲焉！可叹焉！专制王权政治作的罪孽！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恩全集第一卷414页）
当我离开走马塘古村时，夕阳西垂，霞光披盖的古村一派宁静、祥和，河面水波莹莹，晚风吹拂的树冠迎风摇曳，我有点醺醺欲醉，但还是清醒地想到：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是“奴性的理想主义”，其特征是总想找一个依靠，真正完全独立的思想家几乎少得可怜，这是我们思想领域和文化成分上的严重不足。究其根源还是皇权专制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不允许有所谓的“异端邪说”发芽、生根之故。
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风雨卷走的是无奈的岁月，沉淀的却是历史人文的绵绵醇香。登上返程汽车，天边晚霞火红绚丽，远远回望，“中国进士第一村”牌楼光彩夺目。我余情依依感悟戚戚，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以史为鉴敬钟长鸣》讲话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我们应当站在孔子的肩膀上，承担起民族文化和国家兴旺的历史的责任，虽然“性相近”“习相远”，但真正的儒家文化精髓和美德具有普世价值意义，一定会像“走马”一样，走进我们的心灵，走向未来的整个地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