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彀外谭屑》中收赵守俨《幻园琐忆》一文，其中有一段：
　　由于生长在乱离之中，从小我就感到任何事物都是靠不住的，对于这座小园， 因为爱之过深，就产生了一种“怕”——深恐什么时候会失去它，与它永别。我所碰到的许多事都往往勾起了这种联想，可是这种思想活动，当时不敢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记得我在书房里读过一首长篇纪事诗（ 似乎是南北朝无名氏作品，原诗始终没有再查到过），作者是一位妇女（ 或模拟一位妇女），在战乱造成的颠沛流离中，追忆当年恬静美好的家庭生活，其中有这样两句：
　　溶溶日影上阑干，花落庭前鸟声碎。
　　它引起我许多的联想与深刻的共鸣。我把诗中的环境完全想象成我父亲书房中暮春之际的景象，我想有一天我会不会和此诗的作者一样，以同样凄楚的心情来追忆小园中这段恬静的生活呢？想到这里，我几乎无法克制内心强烈的伤感，这种伤感直至今天还常常再现。
　　赵守俨先生是著名学者、出版前辈， 文章以学术著作为主，平实严谨。赵珩也说这篇“从内容到文风都与他平时的文章迥异，但却是他内心深处有感而发的纯情之作”。宝玉听完黛玉葬花后，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曾在大观园悲叹“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幻园”新主人扬之水也曾在日记中写下：“此所在非是不易之居，焉知何时即将易主。”可见有情之人，古往今来，感慨如一。
　　戚戚之余，不免对作者“始终没有再查到过”的原诗好奇，“溶溶”两句，也实在不太像六朝风味。好在如今网络发达，一下就查到。原来是明初作品，只是“溶溶日影”，应当写作“融融日影”。全诗太长，开头几句是“邮亭咫尺堪投宿，手握亲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旋铺摊，支颐相向吞声哭”，接下去写千辛万苦、今昔对比，不全抄了。
　　刻印于嘉靖年间的杨慎《皇明诗抄》（五卷本），卷四已经收录此诗，题目《题邮亭壁歌》，作者标“宋氏”，应该就是根据诗中所说“今朝玉堂宋学士，亦与妾家同一谱”。宋学士即宋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一载：“宋氏，金华人，其夫任阆州守，洪武中以诬卒于狱，宋坐戍金齿，扶其姑来戍，节操凛然，有邮亭题壁詩。嘉靖十六年，御史阴汝登立祠以祀之;三十二年，御史黄中刻其诗碑于祠。”祠、碑今不存，据说诗有残拓。宋氏生平，应该也是根据诗意，撮要敷衍而成。总之，嘉靖年间， 此诗已经开始流传。此后，由明至清，胡文焕《胡氏粹编》、郦琥《彤管遗编》、钟惺《名媛诗归》、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等均有收录，作者亦都标“宋氏”，惟诗题小异。民国时还曾收入商务版初中《国文》课本。
　　乾嘉学者桂馥《札朴》卷十“滇游续笔”也记载了此诗始末，并评论说：“今读其诗，词意率直，音节悲凉，有古乐府之风。”我很怀疑大概就是这句“有古乐府之风”，误导了赵守俨的记忆，以为“似乎是南北朝无名氏作品”。赵氏沉潜经史，本不以诗为意，自然无妨。但他以为作者“或模拟一位妇女”的直觉，却很有道理。诗的前半部分，铺叙宋氏的悲惨遭遇，后半部分忽然插入“同来一妇天台人， 情怀薄似秋空云。丧夫未经二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的情节对比，忽然大发“吁嗟风俗日颓败，废尽大义贪黄金”的迂阔议论，都不太像是妇人口吻。“路傍过者为酸心”，作者则一如中国古代文学同类作品（《兵车行》《连昌宫词》《秦妇吟》等）中的旁观者，也忍不住直接露面。
　　明末清初学者周亮工认为，这首诗的真正作者是明代男性诗人陶振，诗题原作《戍妇行》。《因树屋书影》卷二载：“林若抚曰：明初宋氏《题邮亭壁歌》，《彤管遗编》《明人诗抄》俱摭入，而不知此诗乃陶振子昌所作，见《琼台清啸集》，名曰《戍妇行》，初非出于宋氏也。振，吴江人，自号钓鳌叟;明初至金陵，进《紫金山》《金水河》二赋，被宠遇。其七言歌行擅场。若抚吴人，斯言有据。”言之凿凿，是很有价值的线索。可惜眼下还没查到陶振《琼台清啸集》。
　　陶振的生平著作，《江南通志·艺文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都有记载，和周亮工所言相合。目前市面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海南出版社“ 故宫珍本丛刊第三四二册子部四库撤出书”版的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中，“陶振”之名都误为“白振”。
　　不管作者是谁， 这首长诗所描述的洪武年间宋氏的悲惨遭遇，当年应该不是个案，所以才会引起广泛同情。宋氏丈夫的详细案情，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因为这首诗，终究有所流传。扬之水《〈读书〉十年》（百花文艺版）第五卷收录王泗原先生的一封信札（“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曾提及王氏先人在明初的灭顶之灾：“族谱有的事也不敢直书，明洪武年间族中因重案株连遭抄没。什么重案，缺载。口头相传是血洗。”当年人人噤言的那段痛史，如今彻底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