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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年6月10日
被访者：梁斌
访谈者：褚泽
访谈者按：梁斌是辽宁一家报社的副总编。在接受采访前，梁斌刚刚主持完报社的员工转制签约会，报社内一批原本享受事业编待遇的职工，以签订新劳动合同的方式，身份转成企业编制。梁斌说，这意味着他们报社转企改制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实在他心里，对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报刊转企改制有着非常复杂的感受，“我能成为一名新闻人，要感谢新闻出版行业多年来的渐进改革。但遗憾的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当年的一个小梦想无法实现了。”
与我有关的盗窃案
这个所谓的“小梦想”，要从1993年说起。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一家钢铁企业上班。“当时大学已经不包分配了。家里人好不容易才帮我找到这家企业，可上班没两个月，心就凉了。”
当时国企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1993年社会平均工资400多元。我所在的这家钢铁企业由于连年亏损，老职工每个月也只能开180元左右，还总拖欠工资。我开始和父母闹着要辞职，可他们坚决不同意。
上班半年后，厂里发生了一宗盗窃案。
一天夜里，一个在厂子里工作了20多年的老职工，领着自己16岁的儿子用三轮车从单位食堂偷了两袋半大米，100多斤白菜。在从厂围墙的豁口往外运时，被厂保卫处当场抓获。
职工们求情说这位老职工妻子患病多年，家里确实困难。但由于当时厂内接连发生职工偷盗行为，这次厂领导决定不再内部处理，将这名老职工扭送到公安局。这位职工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我终于和家里人摊牌，我对我爸说：“你总不希望若干年后有一天，我带着你的孙子靠偷东西度日吧？”
我办了停职去异地寻找机会，选择去沈阳发展，沈阳和南方比还相对落后，但至少在北方，已经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当时的沈阳正处在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北站开发区、张士开发区等正在孕育之中，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但我都不感兴趣，我的理想是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稳定。
很幸运，来沈阳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某报社因为全面改版，招聘编辑记者的广告。上面说，招聘职工是合同制，如工作出色，可转为事业编。
从1993年开始，沈阳传媒产业也迈出了体制改革的步伐，原本直属于各个机关的机关报开始尝试着走向社会。因为对于一半靠财政拨款，一半靠自己创收的机关报而言，必须要考虑先在体制上进行改革，这次面向社会招聘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工作出色，可转为事业编”这句话很吸引我。我很向往事业编那种铁饭碗，没有下岗的忧虑，没有对未来的恐慌。而且有了编制就可以真正在这个城市扎根，成为沈阳人。
7年
因为当时这家报社也是第一次面向社会扩招，本身也没有经验。我依靠自己在大学内刊上发表的文章，就轻松被录取了。
我成为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每天都奔跑在突发事件的现场，昼夜不分地采访、写稿。
报社内部一半是体制内职工，一半是我这样的聘任制职工。聘任的职工在竞争机制下工作刻苦努力，很快成为报社中坚力量。而体制内职工的工作量相对较少，但由于工薪体系不同，收入却明显高于聘任制职工。
可让我们这批聘任制职工失望的是，在报社工作了两年多，报社却再没有提当初“工作出色转为事业编”的承诺。
后来我才意识到，并非是报社食言，而是整个新闻行业的方向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报社开始公开向社会招聘，聘任制职工在新闻行业内的数量翻倍增长，成为新闻行业的主力军。但那么多的人，不可能都转为体制内员工的，换句话说，时代大潮变了，新闻行业不会再有“工作优秀转为事业编”这个说法了。
1998年开始，沈阳新闻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报纸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报社相继出台了残酷的竞争淘汰制度。2000年3月，我竟遭到报社的末尾淘汰。
干了7年记者竟然失业了。我已经30岁了，在沈阳没有亲人，接下来要怎样谋生？更糟糕的，我本来有个当小学教师的女友，我们感情很好。教师的待遇是参照事业编的，毫无下岗的危险。可在我被报社辞退不到一周的时间，女友就提出分手。
我不理解，甚至有一次追到了女友的家里。女友的父母问我是不是在报社犯了什么错误才被辞退。经我详细解释，女友的父母听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报社的正式员工啊，我们家里一直以为你是报社的正式职工。
编制的浮云
2000年到2002年，我干过企业宣传员、企划公司文案、广告公司业务员，换了10多个职业。2002年春，沈阳迎来了第二轮报业竞争大潮，多家新的报社、杂志社开始涌现。屡次报考公务员失败的我重新开始应聘，重新成为记者。
经过了两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我比过去更拼命、更疯狂，也更成熟。
2004年，因工作出色我被报社聘为部门主任。2005年，被聘任为采访中心副主任。2008年，又成为采访中心主任、总编助理、编委会成员。2010年，我跳槽至另一家报社，担任该报社副总编辑。
有人说我开始走运，但我不这么认为。帮助我成功的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从第二次重新当记者开始，我就把所谓的稳定当成了一个梦想，而不再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我将自己定位在一生都需要奋斗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看待世界，人就变得积极了很多。
2011年年初，我所在的报社展开转企改制工作。这意味着，报社内原有体制内职工和聘任制职工并存的现象将彻底改变，报社将变成企业。那些体制内职工要么选择回到上一层事业单位，要么留下来，但身份将变成企业编制。
绝大多数事业编的编采职工，都选择了留下来和报社一同转为企业。因为大家都知道，转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且时至今日，成为企业职工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并不是没有保障了。我们现在都有完备的五险一金，收入也不低于事业编制。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通过这次转制，我终于撇开了多年前留下的阴影，这些年来，无论取得什么成绩，上升到什么位置，都觉得自己并不稳定，是这个城市的一棵浮萍。我时时担心2000年的那一幕在自己身上重演。可如今，不怕了。
这并不是因为已经稳定，而是因为我明白，从今往后，这个行业都不会再有永远的稳定，都要靠竞争和实力生存。既然大家是平等的，那就表明我已经成为这城市中的一员，就不必再恐慌。
十年一觉编制梦。还好，它让所有人都醒了。我并不孤独。
责编／ 王深
ws@lnddgr.cn
被访者：梁斌
访谈者：褚泽
访谈者按：梁斌是辽宁一家报社的副总编。在接受采访前，梁斌刚刚主持完报社的员工转制签约会，报社内一批原本享受事业编待遇的职工，以签订新劳动合同的方式，身份转成企业编制。梁斌说，这意味着他们报社转企改制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实在他心里，对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报刊转企改制有着非常复杂的感受，“我能成为一名新闻人，要感谢新闻出版行业多年来的渐进改革。但遗憾的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我当年的一个小梦想无法实现了。”
与我有关的盗窃案
这个所谓的“小梦想”，要从1993年说起。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省一家钢铁企业上班。“当时大学已经不包分配了。家里人好不容易才帮我找到这家企业，可上班没两个月，心就凉了。”
当时国企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1993年社会平均工资400多元。我所在的这家钢铁企业由于连年亏损，老职工每个月也只能开180元左右，还总拖欠工资。我开始和父母闹着要辞职，可他们坚决不同意。
上班半年后，厂里发生了一宗盗窃案。
一天夜里，一个在厂子里工作了20多年的老职工，领着自己16岁的儿子用三轮车从单位食堂偷了两袋半大米，100多斤白菜。在从厂围墙的豁口往外运时，被厂保卫处当场抓获。
职工们求情说这位老职工妻子患病多年，家里确实困难。但由于当时厂内接连发生职工偷盗行为，这次厂领导决定不再内部处理，将这名老职工扭送到公安局。这位职工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我终于和家里人摊牌，我对我爸说：“你总不希望若干年后有一天，我带着你的孙子靠偷东西度日吧？”
我办了停职去异地寻找机会，选择去沈阳发展，沈阳和南方比还相对落后，但至少在北方，已经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
当时的沈阳正处在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北站开发区、张士开发区等正在孕育之中，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但我都不感兴趣，我的理想是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稳定。
很幸运，来沈阳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某报社因为全面改版，招聘编辑记者的广告。上面说，招聘职工是合同制，如工作出色，可转为事业编。
从1993年开始，沈阳传媒产业也迈出了体制改革的步伐，原本直属于各个机关的机关报开始尝试着走向社会。因为对于一半靠财政拨款，一半靠自己创收的机关报而言，必须要考虑先在体制上进行改革，这次面向社会招聘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工作出色，可转为事业编”这句话很吸引我。我很向往事业编那种铁饭碗，没有下岗的忧虑，没有对未来的恐慌。而且有了编制就可以真正在这个城市扎根，成为沈阳人。
7年
因为当时这家报社也是第一次面向社会扩招，本身也没有经验。我依靠自己在大学内刊上发表的文章，就轻松被录取了。
我成为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每天都奔跑在突发事件的现场，昼夜不分地采访、写稿。
报社内部一半是体制内职工，一半是我这样的聘任制职工。聘任的职工在竞争机制下工作刻苦努力，很快成为报社中坚力量。而体制内职工的工作量相对较少，但由于工薪体系不同，收入却明显高于聘任制职工。
可让我们这批聘任制职工失望的是，在报社工作了两年多，报社却再没有提当初“工作出色转为事业编”的承诺。
后来我才意识到，并非是报社食言，而是整个新闻行业的方向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报社开始公开向社会招聘，聘任制职工在新闻行业内的数量翻倍增长，成为新闻行业的主力军。但那么多的人，不可能都转为体制内员工的，换句话说，时代大潮变了，新闻行业不会再有“工作优秀转为事业编”这个说法了。
1998年开始，沈阳新闻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报纸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报社相继出台了残酷的竞争淘汰制度。2000年3月，我竟遭到报社的末尾淘汰。
干了7年记者竟然失业了。我已经30岁了，在沈阳没有亲人，接下来要怎样谋生？更糟糕的，我本来有个当小学教师的女友，我们感情很好。教师的待遇是参照事业编的，毫无下岗的危险。可在我被报社辞退不到一周的时间，女友就提出分手。
我不理解，甚至有一次追到了女友的家里。女友的父母问我是不是在报社犯了什么错误才被辞退。经我详细解释，女友的父母听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报社的正式员工啊，我们家里一直以为你是报社的正式职工。
编制的浮云
2000年到2002年，我干过企业宣传员、企划公司文案、广告公司业务员，换了10多个职业。2002年春，沈阳迎来了第二轮报业竞争大潮，多家新的报社、杂志社开始涌现。屡次报考公务员失败的我重新开始应聘，重新成为记者。
经过了两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我比过去更拼命、更疯狂，也更成熟。
2004年，因工作出色我被报社聘为部门主任。2005年，被聘任为采访中心副主任。2008年，又成为采访中心主任、总编助理、编委会成员。2010年，我跳槽至另一家报社，担任该报社副总编辑。
有人说我开始走运，但我不这么认为。帮助我成功的是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从第二次重新当记者开始，我就把所谓的稳定当成了一个梦想，而不再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我将自己定位在一生都需要奋斗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看待世界，人就变得积极了很多。
2011年年初，我所在的报社展开转企改制工作。这意味着，报社内原有体制内职工和聘任制职工并存的现象将彻底改变，报社将变成企业。那些体制内职工要么选择回到上一层事业单位，要么留下来，但身份将变成企业编制。
绝大多数事业编的编采职工，都选择了留下来和报社一同转为企业。因为大家都知道，转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且时至今日，成为企业职工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也并不是没有保障了。我们现在都有完备的五险一金，收入也不低于事业编制。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通过这次转制，我终于撇开了多年前留下的阴影，这些年来，无论取得什么成绩，上升到什么位置，都觉得自己并不稳定，是这个城市的一棵浮萍。我时时担心2000年的那一幕在自己身上重演。可如今，不怕了。
这并不是因为已经稳定，而是因为我明白，从今往后，这个行业都不会再有永远的稳定，都要靠竞争和实力生存。既然大家是平等的，那就表明我已经成为这城市中的一员，就不必再恐慌。
十年一觉编制梦。还好，它让所有人都醒了。我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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