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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乐曲中，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可说是最为耀眼的乐章。这场“输不起的改革”，锻造了国有银行乃至银行业的“涅槃重生”。
一份来自英国《银行家》（TheBanker）杂志公布的名单显示，在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中，中国占据136个名额，利润总额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则连续两年占据前四名席位。
然而回首21世纪初，中国的国有银行却站立在技术性破产的悬崖之上。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归纳为两点：第一，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人经济全球化，经济快速增长使银行的经营环境转好。第二，2004年银行脱胎换骨的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使银行的风险管理及经营能力大幅提升。
2004年起始，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据一位老银行人回忆，“股份制改造对银行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较之前更有干劲儿了。”当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31.60万亿元，到了今年二季度末，这一数据已经达281.58万亿元，增长近8倍。
“中国的金融改革可以看做‘两步走’：第一步是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第二步是金融机构自负盈亏。”曹远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2004年以前把第一步走完，如果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商业化;而此后要实现经营上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2004年走的第二步，这亦是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要义。
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达261.4万亿元，较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7.64万亿元增长超8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其中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8年末的1.89%。
“这是一场及时、必要的改革，且抓住了历史的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刚告诉记者，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问题蔓延和加深、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不是在这次危机前完成了大型国有银行的重组上市，中国的银行业不会是今天的局面，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亦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一方面，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一些商业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再者，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从历史演进而来，银行业的发展也有独特的历史衔接过程。”某宏观经济学家感言，不仅仅是2004年的改革，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甚至更为较早的每一次银行业变革都为当前的成绩做过铺垫。
19世纪初：肇始于乱世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之后，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外国银行闯入中国，上海、广州等地首先出现外资银行。
在那一时间点，中国本土的金融活动还多是钱庄、票号。对于中国自身而言，钱庄可谓是银行的前身，而票号则是其本土金融活动的一大进步，在过去中国的银本位制下，支付运输非常困难，一般采用镖局护卫，催生了专营汇票的票号，并在主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解决资金流通。
银行与票号最大的区别是信用放款，同时比票号资力雄厚、组织健全、业务广泛，对工商业和个人的吸引力更大。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因国内各种票号、钱庄兴起，金融秩序一度混乱。
根据中国银行行史记载，在那一时期，外资银行曾一度试图主宰中国金融网络，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直到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设行，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数量已达10家左右。
后来，清朝慈禧太后决定开办银行。
据某银行业资深研究学者向记者表述，在八国联军攻人北京时，朝廷派兵对抗，但是军饷却难以发出，因为那个体制对实物要求很高，银库没有银两，银票也无作用。“当时，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得到陕西等地票号捐助，回京之后，慈禧太后决定创办银行。”
1905年，慈禧太后親批的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诞生，其职能是行使国家金融管理职能，正式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这家银行是中国银行的前身。
上述经济学家指出，鉴于中央银行问世才能称之为银行业，大清户部银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起步，“尽管后期更名，但是地位、职能并未改变”。
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首家民办银行，1897年，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下，通商银行开业，其用人办事均以汇丰银行为参照。
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晚清票号鼎盛时期十大掌柜之一的贾继英出任首任行长。更名后的大清银行的资本金从最初的400万两增至1000万两，股权结构为官商合办。
作为当时清朝政府的中央银行，大清银行发展非常迅速，在1911年已经拥有35家分支机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一个政府必须要有一家银行管理货币，提供资金，提供费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面谕当时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依然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在成立初期的16年间（至1928年），中国银行一直把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作为它最主要的职能。不过，在这段时间，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中国银行的商股不断扩大，在1923年一度达99%以上。
对于中行在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行的人士认为，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银行身负重担，一方面要巩固基础、革除旧弊，一方面要创新进步以朝着国际化、近代化的银行迈进。在这之前，中国银行承担稳定金融、扶助同业渡过难关、协助政府阻止白银外流、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等多项工作。 大型银行股改的条件在金融监管改革中愈发充分，但改革启动尚需解决“资本金”这个首要问题。鉴于前期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投入已被侵蚀，财政资金紧张，已无力再度注资。
2004年1月初，国务院宣布启动建行、中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在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的建议下，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两行注资，每家银行获得225亿美元。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国有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改革步骤明确为：重组——股改——引战——上市。
伴随着外汇注资，四大行通过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等步骤，先后完成财务重组。
依据一行一策的计划：2004年8月26日，中行首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汇金为唯一股东;2004年9月8日，建行分立重组，分立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银投资（承接非银行业务），汇金直接控股建银股份85.228%;2005年10月25日，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财政部和汇金各自持股50%。
建设银行在2005年10月27日登陆香港联合交易所。在此过程中，境外投资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不敢投”变成“争抢”。
由于受到热捧，建行曾两度提高招股价，最终IPO定价2.35港元，市净率1.96倍，超过其战投美国银行。当时，建行全球发行的总集资额约622亿港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公开招股活动。此后的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作为四家国有大行中首家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银行，建行为之后即将在境内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对境内外投资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信心等起到重要的提振作用。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先于建行，在该年7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当时境内最大规模的A股发行项目，是第一家A H股上市银行。
紧接着的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实现A H股同步同价上市，发行价定为3.12元人民币（折合3.07港元），A股和H股募集资金总额约2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IPO。由于当时创造了28项新纪录，工行IPO亦被称为“世纪招股”。
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横跨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两大领域，因此相较于其他大行来说，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更大，登陆资本市场的时间亦相对延后。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业银行成功登陆A股和H股市场，合计募集资金221亿美元，成为继工行之后又一宗全球最大规模的IPO。
至此，国有大行实现了从国家独资商业银行向公众持股银行的重大转变。
在国有大行启动股份制改革的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亦通过战略引资、境内外上市等方式逐步构建起竞争壁垒。早在1991年，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前身）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
股份制银行上市融资大幕由此拉开，之后浦发、民生、招商、华夏等行相继于21世纪初登录A股和H股市场。截至目前，已有8家股份制银行登陆A股市场。此前的8月29日晚间，浙商银行发布公告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已通过该行A股发行的申请。第9家登陆A股市场的股份制银行将诞生。
上市后的股份制银行亦表现突出，大都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等特点，同时在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的巨大变化。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记者，上市给股份制银行带来新的发展动能，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股份制银行逐步实现了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应对危机：黄金十年
毋庸置疑，在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乐曲中，股份制改革可说是其中最为重要、耀眼的乐章。直到现在，多名银行业从业人士忆起股份制改革，仍会将其称为“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涅槃重生”。
“重生”之后，中国银行业迎来了从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十年”，由此带来了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创新不断增多，特别是风险管理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十年间，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64万亿元扩张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净利润则从322.8亿元飙升至1.74万亿元。
原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曾发文，将“黄金十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03年- 2007年，是银行业同质化大发展时期。期间，各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五大行每年的规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 -25%的区间内浮动，最低也超过7%;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增速更高，绝大多数每年都超过25%，个别股份制银行有些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多數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远超规模增速。
2008年- 2010年，系银行业表内信贷“大跃进”时期。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极大加速了银行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表内贷款维持超高增速，2009年二季度曾一度达到34.4%的历史高点，2009年- 2010年的短短两年，银行业新增近30万亿元贷款。
2011年- 2013年，即银行业表外业务“大跃进”时期。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为48.65万亿元，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4%。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从2011年初的3.2万亿元，飙升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33.6%。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含应收款项类投资）从2011年初的7.31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末的13.74万亿元，增幅88.1%，年均复合增速23.4%，高于同期总资产增速9.2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上述第二阶段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中国银行业亦表现抢眼。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大规模计提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仍高达17.1%，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0.4个和2.0个百分点;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较上年增长30.6%。与此同时，该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5%，比年初下降3.71个百分点;剔除农行剥离和地震因素，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均在当时的危机中遭受重创，其2018年不良资产比率分别为6.5%、5.2%、5.1%。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由于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比较及时到位，更重要的是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六年体制、机制改革，中国银行业虽然不能独善其身，但做到了在全球独树一帜，保持了稳健运行。
不过，“黄金十年”并未延续下去。
“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处在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过程中，过去的‘发展红利’已经转变为‘发展负债’，粗放激进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邵平直言，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与经济金融“新常态”大环境的背离，使得中国商业银行迎来了行业性的分化转折点。
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放缓4.1个百分点，自此进入了个位數增长的时代。单年不良贷款增加额度超过了过去三年增加的总和，不良贷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达到1.25%的高位。2015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从半年数据来看，五大行的净利润水平目前仅有1%左右，8家股份制银行中4家银行已经滑人2%- 5%水平以内，上市银行整体增长仅为2.4%，中国银行业正在并将持续接受经济周期的严峻考验。
有银行业专家就上述情况分析指出，一方面，金融市场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监管机构逐步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加上金融脱媒，对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银行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银行经营模式十分雷同，未能摆脱同质化，要么靠存贷利差，要么靠中间业务挣取手续费等利润，并未找出各自的差异化经营之道。
直到2016年，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仍在1%附近徘徊。进入2017年，国有大行的盈利情况才有所好转，四家国有大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净利润增速逼近5%。截至2018年末，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再度回暖，农行、建行净利润增速均超过5%。
新常态周期：转型挑战
“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强调，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
麦肯锡在日前发布的《新常态与数字化时代的风险管理》报告中指出，宏观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或将挑战“新常态”的下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间，低增速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受实体经济低迷、利率市场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银行业增速明显放缓，2018年行业收入年增长率仅为7%，创2010年以来新低。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颠覆性新模式不断涌现，进一步威胁着银行的生存空间。
“如何在保持全球排名的同时，有效应对诸如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的冲击，实现金融、科技、场景的有效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一名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银行业谋变转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2013年起，多家银行陆续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国际化、集约化、综合金融、金融科技、小微金融、智慧经营等方向。
其中，在2013年-2014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冲击之下，各大行纷纷开始发力互联网平台搭建，力图使其成为新的增长点。
2015年3月，工行首家向全国正式发布了整合电商平台、即时通讯平台和直销银行平台的自有互联网金融品牌;同年年底，中国银行首发跨境电商网络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加快推进跨境互联网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大行亦通过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加快海外业务布局等方式实现业务转型及多元化布局。截至2018年末，建设银行已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营性机构，境外各级机构总数200余家;工行境外机构达到426家，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持股南非标准银行延伸至20个非洲国家。
主动拥抱金融科技亦成为多家银行不约而同的选择。2016年，招商银行将自身定位为一家“金融科技银行”;平安银行则提出对标金融科技公司，实现全面转型。与此同时，自2015年底至今，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等已陆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看来，金融科技带来的冲击并不是当下银行业发展中的本质问题。其认为，当下银行需要思考怎样建立起更好的银企合作共赢关系，进而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
“最近20年，由于提倡银行竞争，原来的主办行制度没有了，再加上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大项目金额大、管理简单，一些银行相对淡化了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融资渠道、方式增加，一些企业更多地利用银行竞争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却不愿意接受银行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淡化了确认主要合作银行的意愿。”刘晓春直言，这造成了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一笔一笔的业务关系，而不是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银企关系的不稳定，既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影响了企业融资的稳定性。
此外，中国银行业正处在“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专业化、精细化、协同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期。
这一时期风险管理尤为重要，将成为未来银行业的分水岭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此，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告诉记者，银行资源有限，未来针对每“1块钱”的新增投资，银行都应该思考究竟是优先投入到“业务拓展”还是“风险管理”领域？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值得每位银行“一把手”认真思考。
而从国际上来看，巴塞尔协议等资本新规对大行带来的现实挑战亦不容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银行体系无法吸收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巴塞尔委员会规定银行资本需充分吸收损失。此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克服全球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于2015年G20峰会在巴III的基础上，提出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监管对象主要涵盖G-SIB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集团和重要附属子公司。
虽然中国属于新兴市场，按FSB规定最晚应在2025年和2028年分别达到16%和18%的TLAC监管要求，但FSB设置了加速实施条款，即我国公司及金融债券余额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55%的条件下，须提前三年实施TLAC监管标准。
“这个要求对我们影响比较大，达到TLAC标准所需的时间周期长，但加速实施条款的存在，就变相要求几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资本。总量大，这就使得每年面对的资本工具发行压力不小。”王刚强调，随着我国其他银行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相关标准亦会上移，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新挑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中国银行在2019年中期业绩中的陈述，或可折射出整个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面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中国银行业能否通过持续的创新谋变迎来新一轮增长，拭目以待。
（摘自《财经》2019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本栏责任编辑 贾佳
一份来自英国《银行家》（TheBanker）杂志公布的名单显示，在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中，中国占据136个名额，利润总额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则连续两年占据前四名席位。
然而回首21世纪初，中国的国有银行却站立在技术性破产的悬崖之上。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归纳为两点：第一，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人经济全球化，经济快速增长使银行的经营环境转好。第二，2004年银行脱胎换骨的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使银行的风险管理及经营能力大幅提升。
2004年起始，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据一位老银行人回忆，“股份制改造对银行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较之前更有干劲儿了。”当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31.60万亿元，到了今年二季度末，这一数据已经达281.58万亿元，增长近8倍。
“中国的金融改革可以看做‘两步走’：第一步是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第二步是金融机构自负盈亏。”曹远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2004年以前把第一步走完，如果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商业化;而此后要实现经营上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2004年走的第二步，这亦是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要义。
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达261.4万亿元，较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7.64万亿元增长超8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其中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8年末的1.89%。
“这是一场及时、必要的改革，且抓住了历史的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刚告诉记者，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问题蔓延和加深、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不是在这次危机前完成了大型国有银行的重组上市，中国的银行业不会是今天的局面，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亦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一方面，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一些商业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再者，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从历史演进而来，银行业的发展也有独特的历史衔接过程。”某宏观经济学家感言，不仅仅是2004年的改革，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甚至更为较早的每一次银行业变革都为当前的成绩做过铺垫。
19世纪初：肇始于乱世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之后，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外国银行闯入中国，上海、广州等地首先出现外资银行。
在那一时间点，中国本土的金融活动还多是钱庄、票号。对于中国自身而言，钱庄可谓是银行的前身，而票号则是其本土金融活动的一大进步，在过去中国的银本位制下，支付运输非常困难，一般采用镖局护卫，催生了专营汇票的票号，并在主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解决资金流通。
银行与票号最大的区别是信用放款，同时比票号资力雄厚、组织健全、业务广泛，对工商业和个人的吸引力更大。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因国内各种票号、钱庄兴起，金融秩序一度混乱。
根据中国银行行史记载，在那一时期，外资银行曾一度试图主宰中国金融网络，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直到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设行，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数量已达10家左右。
后来，清朝慈禧太后决定开办银行。
据某银行业资深研究学者向记者表述，在八国联军攻人北京时，朝廷派兵对抗，但是军饷却难以发出，因为那个体制对实物要求很高，银库没有银两，银票也无作用。“当时，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得到陕西等地票号捐助，回京之后，慈禧太后决定创办银行。”
1905年，慈禧太后親批的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诞生，其职能是行使国家金融管理职能，正式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这家银行是中国银行的前身。
上述经济学家指出，鉴于中央银行问世才能称之为银行业，大清户部银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起步，“尽管后期更名，但是地位、职能并未改变”。
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首家民办银行，1897年，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下，通商银行开业，其用人办事均以汇丰银行为参照。
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晚清票号鼎盛时期十大掌柜之一的贾继英出任首任行长。更名后的大清银行的资本金从最初的400万两增至1000万两，股权结构为官商合办。
作为当时清朝政府的中央银行，大清银行发展非常迅速，在1911年已经拥有35家分支机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一个政府必须要有一家银行管理货币，提供资金，提供费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面谕当时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依然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在成立初期的16年间（至1928年），中国银行一直把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作为它最主要的职能。不过，在这段时间，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中国银行的商股不断扩大，在1923年一度达99%以上。
对于中行在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行的人士认为，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银行身负重担，一方面要巩固基础、革除旧弊，一方面要创新进步以朝着国际化、近代化的银行迈进。在这之前，中国银行承担稳定金融、扶助同业渡过难关、协助政府阻止白银外流、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等多项工作。 大型银行股改的条件在金融监管改革中愈发充分，但改革启动尚需解决“资本金”这个首要问题。鉴于前期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投入已被侵蚀，财政资金紧张，已无力再度注资。
2004年1月初，国务院宣布启动建行、中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在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的建议下，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两行注资，每家银行获得225亿美元。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国有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改革步骤明确为：重组——股改——引战——上市。
伴随着外汇注资，四大行通过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等步骤，先后完成财务重组。
依据一行一策的计划：2004年8月26日，中行首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汇金为唯一股东;2004年9月8日，建行分立重组，分立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银投资（承接非银行业务），汇金直接控股建银股份85.228%;2005年10月25日，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财政部和汇金各自持股50%。
建设银行在2005年10月27日登陆香港联合交易所。在此过程中，境外投资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不敢投”变成“争抢”。
由于受到热捧，建行曾两度提高招股价，最终IPO定价2.35港元，市净率1.96倍，超过其战投美国银行。当时，建行全球发行的总集资额约622亿港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公开招股活动。此后的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作为四家国有大行中首家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银行，建行为之后即将在境内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对境内外投资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信心等起到重要的提振作用。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先于建行，在该年7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当时境内最大规模的A股发行项目，是第一家A H股上市银行。
紧接着的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实现A H股同步同价上市，发行价定为3.12元人民币（折合3.07港元），A股和H股募集资金总额约2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IPO。由于当时创造了28项新纪录，工行IPO亦被称为“世纪招股”。
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横跨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两大领域，因此相较于其他大行来说，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更大，登陆资本市场的时间亦相对延后。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业银行成功登陆A股和H股市场，合计募集资金221亿美元，成为继工行之后又一宗全球最大规模的IPO。
至此，国有大行实现了从国家独资商业银行向公众持股银行的重大转变。
在国有大行启动股份制改革的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亦通过战略引资、境内外上市等方式逐步构建起竞争壁垒。早在1991年，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前身）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
股份制银行上市融资大幕由此拉开，之后浦发、民生、招商、华夏等行相继于21世纪初登录A股和H股市场。截至目前，已有8家股份制银行登陆A股市场。此前的8月29日晚间，浙商银行发布公告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已通过该行A股发行的申请。第9家登陆A股市场的股份制银行将诞生。
上市后的股份制银行亦表现突出，大都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等特点，同时在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的巨大变化。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记者，上市给股份制银行带来新的发展动能，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股份制银行逐步实现了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应对危机：黄金十年
毋庸置疑，在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乐曲中，股份制改革可说是其中最为重要、耀眼的乐章。直到现在，多名银行业从业人士忆起股份制改革，仍会将其称为“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涅槃重生”。
“重生”之后，中国银行业迎来了从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十年”，由此带来了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创新不断增多，特别是风险管理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十年间，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64万亿元扩张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净利润则从322.8亿元飙升至1.74万亿元。
原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曾发文，将“黄金十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03年- 2007年，是银行业同质化大发展时期。期间，各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五大行每年的规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 -25%的区间内浮动，最低也超过7%;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增速更高，绝大多数每年都超过25%，个别股份制银行有些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多數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远超规模增速。
2008年- 2010年，系银行业表内信贷“大跃进”时期。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极大加速了银行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表内贷款维持超高增速，2009年二季度曾一度达到34.4%的历史高点，2009年- 2010年的短短两年，银行业新增近30万亿元贷款。
2011年- 2013年，即银行业表外业务“大跃进”时期。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为48.65万亿元，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4%。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从2011年初的3.2万亿元，飙升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33.6%。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含应收款项类投资）从2011年初的7.31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末的13.74万亿元，增幅88.1%，年均复合增速23.4%，高于同期总资产增速9.2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上述第二阶段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中国银行业亦表现抢眼。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大规模计提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仍高达17.1%，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0.4个和2.0个百分点;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较上年增长30.6%。与此同时，该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5%，比年初下降3.71个百分点;剔除农行剥离和地震因素，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均在当时的危机中遭受重创，其2018年不良资产比率分别为6.5%、5.2%、5.1%。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由于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比较及时到位，更重要的是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六年体制、机制改革，中国银行业虽然不能独善其身，但做到了在全球独树一帜，保持了稳健运行。
不过，“黄金十年”并未延续下去。
“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处在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过程中，过去的‘发展红利’已经转变为‘发展负债’，粗放激进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邵平直言，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与经济金融“新常态”大环境的背离，使得中国商业银行迎来了行业性的分化转折点。
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放缓4.1个百分点，自此进入了个位數增长的时代。单年不良贷款增加额度超过了过去三年增加的总和，不良贷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达到1.25%的高位。2015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从半年数据来看，五大行的净利润水平目前仅有1%左右，8家股份制银行中4家银行已经滑人2%- 5%水平以内，上市银行整体增长仅为2.4%，中国银行业正在并将持续接受经济周期的严峻考验。
有银行业专家就上述情况分析指出，一方面，金融市场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监管机构逐步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加上金融脱媒，对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银行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银行经营模式十分雷同，未能摆脱同质化，要么靠存贷利差，要么靠中间业务挣取手续费等利润，并未找出各自的差异化经营之道。
直到2016年，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仍在1%附近徘徊。进入2017年，国有大行的盈利情况才有所好转，四家国有大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净利润增速逼近5%。截至2018年末，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再度回暖，农行、建行净利润增速均超过5%。
新常态周期：转型挑战
“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强调，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
麦肯锡在日前发布的《新常态与数字化时代的风险管理》报告中指出，宏观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或将挑战“新常态”的下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间，低增速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受实体经济低迷、利率市场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银行业增速明显放缓，2018年行业收入年增长率仅为7%，创2010年以来新低。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颠覆性新模式不断涌现，进一步威胁着银行的生存空间。
“如何在保持全球排名的同时，有效应对诸如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的冲击，实现金融、科技、场景的有效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一名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记者。
在此背景下，银行业谋变转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2013年起，多家银行陆续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国际化、集约化、综合金融、金融科技、小微金融、智慧经营等方向。
其中，在2013年-2014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冲击之下，各大行纷纷开始发力互联网平台搭建，力图使其成为新的增长点。
2015年3月，工行首家向全国正式发布了整合电商平台、即时通讯平台和直销银行平台的自有互联网金融品牌;同年年底，中国银行首发跨境电商网络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加快推进跨境互联网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大行亦通过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加快海外业务布局等方式实现业务转型及多元化布局。截至2018年末，建设银行已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营性机构，境外各级机构总数200余家;工行境外机构达到426家，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持股南非标准银行延伸至20个非洲国家。
主动拥抱金融科技亦成为多家银行不约而同的选择。2016年，招商银行将自身定位为一家“金融科技银行”;平安银行则提出对标金融科技公司，实现全面转型。与此同时，自2015年底至今，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等已陆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看来，金融科技带来的冲击并不是当下银行业发展中的本质问题。其认为，当下银行需要思考怎样建立起更好的银企合作共赢关系，进而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
“最近20年，由于提倡银行竞争，原来的主办行制度没有了，再加上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大项目金额大、管理简单，一些银行相对淡化了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融资渠道、方式增加，一些企业更多地利用银行竞争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却不愿意接受银行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淡化了确认主要合作银行的意愿。”刘晓春直言，这造成了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一笔一笔的业务关系，而不是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银企关系的不稳定，既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影响了企业融资的稳定性。
此外，中国银行业正处在“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专业化、精细化、协同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期。
这一时期风险管理尤为重要，将成为未来银行业的分水岭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此，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告诉记者，银行资源有限，未来针对每“1块钱”的新增投资，银行都应该思考究竟是优先投入到“业务拓展”还是“风险管理”领域？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值得每位银行“一把手”认真思考。
而从国际上来看，巴塞尔协议等资本新规对大行带来的现实挑战亦不容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银行体系无法吸收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巴塞尔委员会规定银行资本需充分吸收损失。此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克服全球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于2015年G20峰会在巴III的基础上，提出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监管对象主要涵盖G-SIB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集团和重要附属子公司。
虽然中国属于新兴市场，按FSB规定最晚应在2025年和2028年分别达到16%和18%的TLAC监管要求，但FSB设置了加速实施条款，即我国公司及金融债券余额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55%的条件下，须提前三年实施TLAC监管标准。
“这个要求对我们影响比较大，达到TLAC标准所需的时间周期长，但加速实施条款的存在，就变相要求几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资本。总量大，这就使得每年面对的资本工具发行压力不小。”王刚强调，随着我国其他银行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相关标准亦会上移，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新挑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中国银行在2019年中期业绩中的陈述，或可折射出整个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面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中国银行业能否通过持续的创新谋变迎来新一轮增长，拭目以待。
（摘自《财经》2019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本栏责任编辑 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