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纽约发生了一件奇闻，曼哈顿中城有家星巴克，时不时会把店里多余的面包免费送给流浪汉，搞得流浪汉们蜂拥而至，乱象横生。这个地区的片警多次警告星巴克为安全起见不要这样做，但店家置之不理。结果有一次一个流浪汉因为对领到的免费面包质量不满意开始撒泼，片警赶到维持秩序却在跟流浪汉的推搡中受了伤，结果片警一怒之下把星巴克告上了法庭。
这虽然算不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还是上了本地报纸的头条，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具备了成为晚餐桌上热门话题的丰富层次：是连锁店向弱者施援手的暖心故事，是受人恩惠者以怨报德的寒心故事，还是在责权明确的美国行善不小心都会引火烧身的糟心故事，人们尽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选取一个角度去评说。而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些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关于两个人。
我在纽约做记者十多年，也算得上阅人无数，上至卸任总统当值议员，下到非法移民街头小贩，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面之缘。我记下他们的故事，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从此相忘于江湖。我不会去特别地惦念他们，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自有爱他们的人惦念着，用不着一个萍水相逢的外人去锦上添花。只有两个人是我在短暂的采访之后很多年还时时记挂的，但我却无从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是流浪汉。
最近几年纽约流浪汉人数飞涨，到今年2月已经超过63000人。这其中超过一半人是举家落难，大多是因为付不起房租被逐客。拖家带口流离失所当然也很艰辛，但好歹伤心的时候还有人抱头痛哭。可那些孑然一身的呢？他们也曾经是爹妈手中的宝、爱人眼里的神吧？他们的生命里也曾有过呼朋引伴举杯畅饮的热闹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走着走着跟所有亲朋都失散了，落得一个人踽踽凉凉沦落街头呢？
我一直觉得这才是人世间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外人根本无从得知。2012年，有个叫帕博（Ronald Poppo）的65岁流浪汉在迈阿密的一个天桥下乘凉，被一个疯子冲上来乱咬一通，鼻子、嘴唇、脸颊全都咬掉了，眼睛也被咬瞎了。疯子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枪毙，帕博被送进康复医院。媒体事后发现帕博曾经是纽约顶尖重点高中史岱文森的学生，智商高达129，60年代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但两年后辍学，娶妻生子，女儿两岁时离婚，从7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开始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他被袭击的事情见报后，女儿、前妻和其他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过去三十多年中他们跟他都没有往来。
如果不是卷入这样离奇血腥的事件，流浪汉于熙熙攘攘的喧腾人世，大概就像色彩斑斓的画布背景上的灰色水渍一样，令人不快又不值一提。但即使作为一桩耸人听闻的血案的主角，帕博的故事也还是显得面目不清，比如我最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与家人疏离的，报道中却只字未提。直到一年以后我遇到了老黄，才从他的经历里明白了几分。
认识老黄是因为他打电话到我供职的报社，说他的家当在庇护所里被人偷了个干净，他想找管理人员投诉又不会英文，想请媒体帮忙讨个说法。我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来到他住的庇护所，一到门口就已经目瞪口呆。
纽约市的庇护所恶名远播，打架、酗酒、吸毒、盗窃，还有精神不正常的住客毫无预兆的暴力攻击室友的事，几乎都是家常便饭，很多流浪汉宁肯大冬天睡在冰凉的马路边也不愿去住庇护所。而这些庇护所又承包给不同的合同单位管理，各家规矩有所不同，老黄入住的这家看上去格外恐怖。这座灰白的大楼外面没有标记，甚至都看不到窗子，直觉会让你误以为这是座看守所。楼门口的台阶上逡巡着各种奇形怪状、衣衫不整的人。有一个干瘦得像一块枯柴的黑人正沿着台阶往楼门口走，却突然停在半路，摆出一个弓背弯腰的攀爬姿势，然后就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好像变成了一尊雕像，而周围的人从他身边走过都懒得多看一眼，我猜这是毒品刺激下的怪异举动，这里的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进了大门是由荷枪警卫看管的安检机，过安检时卸掉皮带，有人本就松松垮垮的裤子直接掉到了脚跟。过了安检是公共走廊和一个光线昏暗、陈设乏味简单的会客室。访客不允许进入流浪汉的居住空间，只能到这里止步，当然大部分时间也没什么访客，工作人员看到我和老黄一起走进来，满脸狐疑。我帮老黄填了事故报告单，跟工作人员交代了情况，但我知道这并没什么用，庇护所里都是匆匆过客，丢了东西从来都找不回来，况且老黄丢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可能引起重視：几张中国影剧DVD、几件衣服鞋子、35美元现金以及治疗精神抑郁和失眠的处方药。但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从此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时值盛夏，庇护所里又闷又热。我跟老黄回到街上，坐在马路牙子上吹风。任何时候都显得精力旺盛的曼哈顿，每个人都急急火火，老黄盯着那些在他眼前一晃而过的很有方向感的鞋子，一根接一根抽着烟，他无处可去也没事可干。
二十多年前他曾经供职于福州市一家国营企业，生活稳定有妻有子。90年代福州迎来偷渡高峰，虽说偷渡大军大多是周边郊县的乡下人，可老黄这个城里人不知怎么也着了魔，跟着一块儿来了美国。他身份办得不顺，等了快二十年才拿到绿卡，其间打零工混日子，正苦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和老黄一样在中国有过婚姻，但出国时间长了也疏远了，老黄和女人就走到了一块，女人先他拿到了绿卡，开银行户头办房贷都比他方便，老黄就把自己挣的钱、攒钱买的房子都放在女人名下，两人就这样无名无分却又成双入对过了十年。
2013年初，女人对老黄说她在国内的儿子要来美国，她要他先回避几天，等她跟儿子解释清楚她和老黄的关系，再让他们见面。老黄照做，回来时却发现家里的门锁已经换掉了，他敲门，开门的是个男人，不是那女人的儿子，而是中国来的老公。老黄有家回不得打电话叫了警察，那女人一口咬定老黄租住她的房子却不付租金。那天下着鹅毛大雪，老黄觉得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样子，当着警察一头撞在墙上，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精神科的病床上了。 我跟老黄认识后，他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给我，要么说说当天庇护所里的趣闻，要么说说自己的心情。他不是没有家人，但因为那个女人，他跟在中国的老婆离了婚，前妻几年前病逝，一双儿女也为这事跟他反目成仇。他在福州还有兄弟姐妹，但他们都已经老迈，老黄不想打扰他们安稳的日子。在美国认识的朋友本来就缘浅，况且都是疲于奔命的新移民，谁有余力整天听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的躁郁症患者的唠叨呢？我想老黄是把以听故事为职业的我当成了亲人。
有一次，老黄答应带我去采访他的心理医生。在候诊室，他突然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放在我手里，里面装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牙膏、肥皂。这是庇护所发的免费生活用品，他省出来要送给我当礼物。这些东西对我基本毫无用处，但我没有拒绝，面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倾其所能表达出的感激，必须照单全收郑重其事。
转眼又是一季，2014年6月，中国富豪陈光标来纽约行善，在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宴请三百名流浪汉，事先刊登媒体广告高调张扬，闹得全城皆知。开宴那天，我到中央公园看热闹，船屋餐厅门前聚集了不同流派和阵营的各路人马，他们高举着各自的旗帜，以呐喊或对骂的形式彰显各自的立场。他们跟流浪汉没关系，是来蹭热点博曝光的。那些坐着旅游大巴到场的才是赴宴的宾客，他们都是通过流浪汉服务组织进行登记才得以报名入场的，个个衣着整洁，跟船屋餐厅的浪漫氛围很搭，却不大像流浪汉常有的样子。
在这个繁芜嘈杂的戏台上，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却是一个坐在餐厅对面马路边上的黑人，他衣衫褴褛、面色疲惫、眼神空洞、一言不发，在一片喧嚣里安静到让你无法忽视。他叫弗森，是个有几十年“街龄”的资深流浪汉。他面前有个小推车，是在路边捡的，上面堆着他的家当：一条别人施舍的毯子，几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塑料袋，一只杯子，一个流浪汉朋友临死时转送给他的小收音机。
弗森在别人丢掉的旧报纸上看到了那则广告，他说他那天徒步走了二十多条街来到这里，只想进到这家声名显赫的餐厅里喝杯茶。但他没能进去，他不挂靠任何服务组织，没能事先登记。
我跟弗森就站在大日头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说他是纽约本地出生，小时候死了父亲，母亲一直没工作，每过一段就会挂靠不同的男人，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异父。弗森不到十岁就开始在街上乞讨贴补家用，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长大后他打过零工，重复着母亲的生活，与不同的女人生过六个孩子。
1970年代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海军船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住进了体面的公寓，他亲手建成的船开去了越南战场。可好景不长，战争结束船厂裁员，弗森丢了工作，从此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活。他的孩子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其实都住在纽约，但他不想到他们那里寄人篱下，他们也不想他来打扰他们，渐渐地也都没了往来。
几十年下来弗森在街头练就了一身苟活下来的本事，也习惯了这种居无定所的自由。我问他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想怎样改变自己的人生。他眼里现出光彩，说自己从小喜欢唱歌，如果昔日重来，他希望可以进入音乐学校。我请他唱几句，他略微推脱后就唱起来：“天空里彩虹颜色真美，过来过去的人们的脸也是一样，我看到朋友们握手互道問候，他们其实是在说我爱你……多么美好的世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多么美好的世界》，他的声音极像原唱。
老黄和弗森现在都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出国休假，有几次我漏接了老黄的电话，等到中秋节，我打给他想祝他节日快乐时，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他的心理医生，她说老黄已经快一年没来看诊了。弗森我后来倒是在曼哈顿中城的街边见过一次，他还是推着那个堆了家当的小推车坐在街角晒太阳，我在他面前的铁筒里放了零钱，他扁着嘴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遇到老黄和弗森的时候，他们一个60岁，一个72岁，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漂泊到了哪里，只希望他们都好好的。他们大概和所有的流浪汉一样，在生命中都曾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又像泡在木桶里的番薯，被命运搅进了底层的漩涡里。他们需要为自己潦倒的人生负责，但这个社会也没有尽到帮他们重新回到正轨而不是任由其一生潦倒沉沦的责任。这到底不是歌里所唱的那个美好的世界。
（李红军荐）
这虽然算不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还是上了本地报纸的头条，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具备了成为晚餐桌上热门话题的丰富层次：是连锁店向弱者施援手的暖心故事，是受人恩惠者以怨报德的寒心故事，还是在责权明确的美国行善不小心都会引火烧身的糟心故事，人们尽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选取一个角度去评说。而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些角度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关于两个人。
我在纽约做记者十多年，也算得上阅人无数，上至卸任总统当值议员，下到非法移民街头小贩，但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一面之缘。我记下他们的故事，然后大家各奔东西，从此相忘于江湖。我不会去特别地惦念他们，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自有爱他们的人惦念着，用不着一个萍水相逢的外人去锦上添花。只有两个人是我在短暂的采访之后很多年还时时记挂的，但我却无从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是流浪汉。
最近几年纽约流浪汉人数飞涨，到今年2月已经超过63000人。这其中超过一半人是举家落难，大多是因为付不起房租被逐客。拖家带口流离失所当然也很艰辛，但好歹伤心的时候还有人抱头痛哭。可那些孑然一身的呢？他们也曾经是爹妈手中的宝、爱人眼里的神吧？他们的生命里也曾有过呼朋引伴举杯畅饮的热闹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走着走着跟所有亲朋都失散了，落得一个人踽踽凉凉沦落街头呢？
我一直觉得这才是人世间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但这样的故事很多时候外人根本无从得知。2012年，有个叫帕博（Ronald Poppo）的65岁流浪汉在迈阿密的一个天桥下乘凉，被一个疯子冲上来乱咬一通，鼻子、嘴唇、脸颊全都咬掉了，眼睛也被咬瞎了。疯子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枪毙，帕博被送进康复医院。媒体事后发现帕博曾经是纽约顶尖重点高中史岱文森的学生，智商高达129，60年代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但两年后辍学，娶妻生子，女儿两岁时离婚，从7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开始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他被袭击的事情见报后，女儿、前妻和其他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过去三十多年中他们跟他都没有往来。
如果不是卷入这样离奇血腥的事件，流浪汉于熙熙攘攘的喧腾人世，大概就像色彩斑斓的画布背景上的灰色水渍一样，令人不快又不值一提。但即使作为一桩耸人听闻的血案的主角，帕博的故事也还是显得面目不清，比如我最想知道的是他是怎么与家人疏离的，报道中却只字未提。直到一年以后我遇到了老黄，才从他的经历里明白了几分。
认识老黄是因为他打电话到我供职的报社，说他的家当在庇护所里被人偷了个干净，他想找管理人员投诉又不会英文，想请媒体帮忙讨个说法。我按照他提供的地址来到他住的庇护所，一到门口就已经目瞪口呆。
纽约市的庇护所恶名远播，打架、酗酒、吸毒、盗窃，还有精神不正常的住客毫无预兆的暴力攻击室友的事，几乎都是家常便饭，很多流浪汉宁肯大冬天睡在冰凉的马路边也不愿去住庇护所。而这些庇护所又承包给不同的合同单位管理，各家规矩有所不同，老黄入住的这家看上去格外恐怖。这座灰白的大楼外面没有标记，甚至都看不到窗子，直觉会让你误以为这是座看守所。楼门口的台阶上逡巡着各种奇形怪状、衣衫不整的人。有一个干瘦得像一块枯柴的黑人正沿着台阶往楼门口走，却突然停在半路，摆出一个弓背弯腰的攀爬姿势，然后就保持这个姿势一动不动好像变成了一尊雕像，而周围的人从他身边走过都懒得多看一眼，我猜这是毒品刺激下的怪异举动，这里的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进了大门是由荷枪警卫看管的安检机，过安检时卸掉皮带，有人本就松松垮垮的裤子直接掉到了脚跟。过了安检是公共走廊和一个光线昏暗、陈设乏味简单的会客室。访客不允许进入流浪汉的居住空间，只能到这里止步，当然大部分时间也没什么访客，工作人员看到我和老黄一起走进来，满脸狐疑。我帮老黄填了事故报告单，跟工作人员交代了情况，但我知道这并没什么用，庇护所里都是匆匆过客，丢了东西从来都找不回来，况且老黄丢的那些东西实在不可能引起重視：几张中国影剧DVD、几件衣服鞋子、35美元现金以及治疗精神抑郁和失眠的处方药。但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从此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时值盛夏，庇护所里又闷又热。我跟老黄回到街上，坐在马路牙子上吹风。任何时候都显得精力旺盛的曼哈顿，每个人都急急火火，老黄盯着那些在他眼前一晃而过的很有方向感的鞋子，一根接一根抽着烟，他无处可去也没事可干。
二十多年前他曾经供职于福州市一家国营企业，生活稳定有妻有子。90年代福州迎来偷渡高峰，虽说偷渡大军大多是周边郊县的乡下人，可老黄这个城里人不知怎么也着了魔，跟着一块儿来了美国。他身份办得不顺，等了快二十年才拿到绿卡，其间打零工混日子，正苦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和老黄一样在中国有过婚姻，但出国时间长了也疏远了，老黄和女人就走到了一块，女人先他拿到了绿卡，开银行户头办房贷都比他方便，老黄就把自己挣的钱、攒钱买的房子都放在女人名下，两人就这样无名无分却又成双入对过了十年。
2013年初，女人对老黄说她在国内的儿子要来美国，她要他先回避几天，等她跟儿子解释清楚她和老黄的关系，再让他们见面。老黄照做，回来时却发现家里的门锁已经换掉了，他敲门，开门的是个男人，不是那女人的儿子，而是中国来的老公。老黄有家回不得打电话叫了警察，那女人一口咬定老黄租住她的房子却不付租金。那天下着鹅毛大雪，老黄觉得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样子，当着警察一头撞在墙上，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精神科的病床上了。 我跟老黄认识后，他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给我，要么说说当天庇护所里的趣闻，要么说说自己的心情。他不是没有家人，但因为那个女人，他跟在中国的老婆离了婚，前妻几年前病逝，一双儿女也为这事跟他反目成仇。他在福州还有兄弟姐妹，但他们都已经老迈，老黄不想打扰他们安稳的日子。在美国认识的朋友本来就缘浅，况且都是疲于奔命的新移民，谁有余力整天听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的躁郁症患者的唠叨呢？我想老黄是把以听故事为职业的我当成了亲人。
有一次，老黄答应带我去采访他的心理医生。在候诊室，他突然拿出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放在我手里，里面装了一大堆零零碎碎的牙膏、肥皂。这是庇护所发的免费生活用品，他省出来要送给我当礼物。这些东西对我基本毫无用处，但我没有拒绝，面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倾其所能表达出的感激，必须照单全收郑重其事。
转眼又是一季，2014年6月，中国富豪陈光标来纽约行善，在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宴请三百名流浪汉，事先刊登媒体广告高调张扬，闹得全城皆知。开宴那天，我到中央公园看热闹，船屋餐厅门前聚集了不同流派和阵营的各路人马，他们高举着各自的旗帜，以呐喊或对骂的形式彰显各自的立场。他们跟流浪汉没关系，是来蹭热点博曝光的。那些坐着旅游大巴到场的才是赴宴的宾客，他们都是通过流浪汉服务组织进行登记才得以报名入场的，个个衣着整洁，跟船屋餐厅的浪漫氛围很搭，却不大像流浪汉常有的样子。
在这个繁芜嘈杂的戏台上，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却是一个坐在餐厅对面马路边上的黑人，他衣衫褴褛、面色疲惫、眼神空洞、一言不发，在一片喧嚣里安静到让你无法忽视。他叫弗森，是个有几十年“街龄”的资深流浪汉。他面前有个小推车，是在路边捡的，上面堆着他的家当：一条别人施舍的毯子，几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塑料袋，一只杯子，一个流浪汉朋友临死时转送给他的小收音机。
弗森在别人丢掉的旧报纸上看到了那则广告，他说他那天徒步走了二十多条街来到这里，只想进到这家声名显赫的餐厅里喝杯茶。但他没能进去，他不挂靠任何服务组织，没能事先登记。
我跟弗森就站在大日头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他说他是纽约本地出生，小时候死了父亲，母亲一直没工作，每过一段就会挂靠不同的男人，他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是异父。弗森不到十岁就开始在街上乞讨贴补家用，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长大后他打过零工，重复着母亲的生活，与不同的女人生过六个孩子。
1970年代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海军船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住进了体面的公寓，他亲手建成的船开去了越南战场。可好景不长，战争结束船厂裁员，弗森丢了工作，从此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活。他的孩子和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其实都住在纽约，但他不想到他们那里寄人篱下，他们也不想他来打扰他们，渐渐地也都没了往来。
几十年下来弗森在街头练就了一身苟活下来的本事，也习惯了这种居无定所的自由。我问他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想怎样改变自己的人生。他眼里现出光彩，说自己从小喜欢唱歌，如果昔日重来，他希望可以进入音乐学校。我请他唱几句，他略微推脱后就唱起来：“天空里彩虹颜色真美，过来过去的人们的脸也是一样，我看到朋友们握手互道問候，他们其实是在说我爱你……多么美好的世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多么美好的世界》，他的声音极像原唱。
老黄和弗森现在都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因为出国休假，有几次我漏接了老黄的电话，等到中秋节，我打给他想祝他节日快乐时，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他的心理医生，她说老黄已经快一年没来看诊了。弗森我后来倒是在曼哈顿中城的街边见过一次，他还是推着那个堆了家当的小推车坐在街角晒太阳，我在他面前的铁筒里放了零钱，他扁着嘴笑了，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他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遇到老黄和弗森的时候，他们一个60岁，一个72岁，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漂泊到了哪里，只希望他们都好好的。他们大概和所有的流浪汉一样，在生命中都曾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又像泡在木桶里的番薯，被命运搅进了底层的漩涡里。他们需要为自己潦倒的人生负责，但这个社会也没有尽到帮他们重新回到正轨而不是任由其一生潦倒沉沦的责任。这到底不是歌里所唱的那个美好的世界。
（李红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