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省优，部优，国优！”：一边是一度铺天盖地的“老”广告词，一边是探索表演艺术“新”方向的追求，开场便似无声的戏剧。
“Excellent in Province, Industry, and Nation” On the one hand is the “old” advertisement, and on another hand is to search for the “new” direction of performing arts, and start like a silence play.
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两个毕业于北大、皆“半路出家”的艺术工作者——著名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和独立演出策划人崔文嵚——联合发起成立了民间戏剧出品机构 “优戏剧工作室”。 2011年春天，作为“新文化”演出季的策划和运营团队，“优戏剧”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演出季。
崔文嵚说，“优戏剧工作室”中的“优”，一方面体现了团队对作品品质的追求，另一方面则突出了演员在戏剧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旨在探索表演艺术的新方向。而在“优戏剧工作室的小站”的个性介绍一栏里，“省优，部优，国优！”将他们对品质的追求非常形象地表达。一边是当年一度铺天盖地的“老”广告词，一边是探索表演艺术“新”方向的追求，新与老的鲜明对比，开场便似无声的戏剧。
不迎合市场，不排斥商业
“在中国，艺术家作为艺术品的生产者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剧场、资金、媒体，甚至演员、设计师，没有一样是艺术家直接掌握的，这给艺术创作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崔文嵚说。
作为民间戏剧机构，“优戏剧工作室”在这种“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停下独立探索的脚步。不迎合市场，但并不排斥商业，也顺带着收获了可喜的成绩——2008年9月，《在变老之前远去》于首届北京青年戏剧节上首演，意外地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2009年6月，《那一夜，我们搞音乐》作为国内唱片业首次用另类方式批判音乐圈怪现象的作品，在解放军歌剧院上演；2009年9月，《太阳·弑》成为“2009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开幕演出亮相蜂巢剧场……
而“优戏剧”推出的“新文化”演出季历时三年，亦始终保持民间独立运作，用策划者的话说，是“在商业和行政的夹缝中苟活至今”。
“场租涨得比楼市还快。”谈到演出季面临的问题，崔文嵚戏谑地说，“一个最大的压力还是在经济方面。演出季推出的第一年我们其实是略有亏损的，第二年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今年是第三年，运营成本较往年有增加，最终的成绩还是将来时，但预计至少应该不会比去年差。不过由于收入有限，宣传方面也投入不多，规模和影响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挺悲催的，有时候确实很被动，也会有点儿动摇。”
如果抛开经济利益，演出季的成绩还是很好的。演出内容新颖独特，水准较高，更有些忠实的粉丝在堵车高峰期“不远万里”跑过来看节目。令策划者欣慰的是，今年已经有不少观众提前几个月开始打听演出季的内容，说明“新文化”演出季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不限制门类，不降低标准
随着艺术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努力打破门类之间的界限，各种跨界的创作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崔文嵚告诉记者，“新文化”演出季在节目类别的设置上并没有单纯的限制为戏剧，而是会根据每年不同的节目内容设置相应的单元，比如2010年策划了“肢体意向”（舞蹈剧场）、“大地脉搏”（民谣）、“爵士茶坊”（爵士乐）等单元。
“话剧和民谣音乐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领域，操作相对便利，观众的认同度也比较高，因此出现的频率也略高于其他门类。我们在选择节目时会更多地考虑其艺术价值以及观众的接受程度。很多创作者都很年轻，作品可能也并不完美，但他们的不甘平庸、敢做敢为恰恰体现了新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是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当然，今年的演出季中也不乏如林生祥等大师级艺术家的表演。”
崔文嵚认为，与往年相比，2011“新文化”演出季整体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没有掺水，这一点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第一年我写了一句宣传语，‘全市性价比最高的演出季’，今年不光性价比最好，在品质上也可以恬不知耻地说是最好的之一。”
汇集优戏剧,“ 1+1>2”
“新文化”是相对“小众”的，怎样让“小众”变得“大众”，从而引领一股新潮流？这是一个课题，需要演出季的策划者、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媒体以及观众来共同面对。
在崔文嵚看来，举办演出季本身可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有些演出单独拿出来知名度和号召力不太够，但是品质优秀。策划者将一批这样的演出集中在一起就能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另外，各个剧目之间也可以相互带动。观众如果被前面的演出感动，很可能也会继续看接下来的节目。这是 “1+1>2”的效应。
“任何新鲜事物被大众接受都要经历一个从累积到爆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推广的途径和方法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要在不刻意迎合市场的前提下走向大众，也更加需要观众自身素质的提高，包括鉴赏力、辨别力、消费力等等。”
的确，鉴赏力和辨别力对每一位观众来讲都至关重要，如果单听媒体和广告商的忽悠，迷信所谓专家的话，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那种经过主动寻找、用心发现所带来的乐趣。
“对艺术而言，没有公平统一的评判标准，创作者与观众永远是在双向选择，各取所需。策划‘新文化’演出季，我们小小的奢望是希望观众能够认可和接受我们的‘新文化’理念。既然是在北大举办、既然挂上了‘新文化’的名头，‘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既是对演出季整体风格和作品类型的要求，也是对观众审美和欣赏水准的要求。”崔文嵚说，说得诚恳而有力。
对话“新文化”
《中关村》：与以往两年相比，2011演出季的特色、亮点？如何筛选的入围作品？
崔文嵚：亮点很多，现在很多活动都在追求“国际化”，其实我们在毫无预谋毫无准备的前提下也恰好被“国际化”了。“黑水乐队”(Black Water)是由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来自宝岛台湾的林生祥及乐队也是这样；还有来自美国的“恶魔乐团”（Devil Music Ensemble），把实验音乐和中国早期的默片电影相结合，非常有创意。
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是由优戏剧工作室自己出品的，演了三年，反响一直很好，是品牌产品。《徒步二十一层》去年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我们觉得很优秀，邀请来参加演出季。其他几个节目是主动和我们联系，我们经过筛选确定的。现在确定剧目主要是依据策划人的个人判断，未来我们也想组建一个“艺委会”，听取更多人的意见，可以更加客观，更加科学。
《中关村》：为什么想到创作《徒步二十一层》，与跳楼事件频发有关？同样是跳楼，《徒步》与您2007年创作现代舞剧《跳楼》有什么不同?
辛欣（《徒步二十一层》编导）：创作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次亲身经历，我被无意反锁在房间里，头脑一热，决定从看似不高的二楼跳下去，可是跳到一半出了一些意外，我被挂在了阳台上。在整个离奇的过程中，我的灵感蜂拥而至。于是有了2007年的《跳楼》。这次有趣的跳楼事件，决定了07版《跳楼》的怪诞风格，这也是与《徒步》的最大区别。对生命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感悟，使这两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中关村》：《在变老之前远去》再次登上新文化演出季的舞台，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邵泽辉（《在变老之前远去》导演）：这部戏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在“新文化”演出季的舞台上，也是第三次回到北大校园里进行演出。从2008年到现在的三年多时间里，《远去》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地陆陆续续演出了30多场。说到改变，每一次我们除了演员阵容上的变化外，基本不会做什么调整。最开始，我以为这个戏是一个特别私人化的纪念作品，也是某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们的一个心路写照。但这几年演出下来，我却渐渐发现，这个作品似乎成为了一个大时代下困惑迷茫的年青人交流对话的平台。我们在时代的车轮下被裹挟着向前，不但方向没变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记者手记：
崔文嵚是个北京土生土长的80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他的介绍里都有强调“半路出家从事文艺”和“间歇性演唱”； 他的名片永远是自己手绘的原创版，一个版本用完了，再画另一个版本；他在演出结束后，只要条件允许，总是很愿意跟观众聊上几句。崔文嵚说，优戏剧工作室人不多，但不甘堕落，自不量力，痛并快乐着。
某一天，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他在凌晨3：30回复我的邮件,顿时想起了一个词，叫做“热血青年”——20世纪初，一群受过先进西方教育的热血青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传播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使民众得到解放和启蒙，确立了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发展轨迹；21世纪初，一群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艺青年继承北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办“新文化”演出季，打破肆意泛滥的流行文化的垄断，发掘并推广来自民间的优质文艺作品，让先进文化的旗帜继续飘扬。——这是多么值得推崇的精神。
“新文化”演出季“不是策划者理想主义冲动的发泄管道，也不是小众文艺工作者自娱自乐的精神Party，更不是在有关部门授意下宣扬文化强国理论的讲坛，而是艺术家与知音的第三类接触，是培育新型高产优质文艺作物的试验田，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年轻人不甘堕落不自量力处心积虑彰显个性开拓进取的桥头堡。”
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年轻人，值得我们期待。
“Excellent in Province, Industry, and Nation” On the one hand is the “old” advertisement, and on another hand is to search for the “new” direction of performing arts, and start like a silence play.
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两个毕业于北大、皆“半路出家”的艺术工作者——著名青年戏剧导演邵泽辉和独立演出策划人崔文嵚——联合发起成立了民间戏剧出品机构 “优戏剧工作室”。 2011年春天，作为“新文化”演出季的策划和运营团队，“优戏剧”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演出季。
崔文嵚说，“优戏剧工作室”中的“优”，一方面体现了团队对作品品质的追求，另一方面则突出了演员在戏剧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旨在探索表演艺术的新方向。而在“优戏剧工作室的小站”的个性介绍一栏里，“省优，部优，国优！”将他们对品质的追求非常形象地表达。一边是当年一度铺天盖地的“老”广告词，一边是探索表演艺术“新”方向的追求，新与老的鲜明对比，开场便似无声的戏剧。
不迎合市场，不排斥商业
“在中国，艺术家作为艺术品的生产者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剧场、资金、媒体，甚至演员、设计师，没有一样是艺术家直接掌握的，这给艺术创作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崔文嵚说。
作为民间戏剧机构，“优戏剧工作室”在这种“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停下独立探索的脚步。不迎合市场，但并不排斥商业，也顺带着收获了可喜的成绩——2008年9月，《在变老之前远去》于首届北京青年戏剧节上首演，意外地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2009年6月，《那一夜，我们搞音乐》作为国内唱片业首次用另类方式批判音乐圈怪现象的作品，在解放军歌剧院上演；2009年9月，《太阳·弑》成为“2009北京青年戏剧节”的开幕演出亮相蜂巢剧场……
而“优戏剧”推出的“新文化”演出季历时三年，亦始终保持民间独立运作，用策划者的话说，是“在商业和行政的夹缝中苟活至今”。
“场租涨得比楼市还快。”谈到演出季面临的问题，崔文嵚戏谑地说，“一个最大的压力还是在经济方面。演出季推出的第一年我们其实是略有亏损的，第二年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今年是第三年，运营成本较往年有增加，最终的成绩还是将来时，但预计至少应该不会比去年差。不过由于收入有限，宣传方面也投入不多，规模和影响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挺悲催的，有时候确实很被动，也会有点儿动摇。”
如果抛开经济利益，演出季的成绩还是很好的。演出内容新颖独特，水准较高，更有些忠实的粉丝在堵车高峰期“不远万里”跑过来看节目。令策划者欣慰的是，今年已经有不少观众提前几个月开始打听演出季的内容，说明“新文化”演出季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
不限制门类，不降低标准
随着艺术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努力打破门类之间的界限，各种跨界的创作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崔文嵚告诉记者，“新文化”演出季在节目类别的设置上并没有单纯的限制为戏剧，而是会根据每年不同的节目内容设置相应的单元，比如2010年策划了“肢体意向”（舞蹈剧场）、“大地脉搏”（民谣）、“爵士茶坊”（爵士乐）等单元。
“话剧和民谣音乐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领域，操作相对便利，观众的认同度也比较高，因此出现的频率也略高于其他门类。我们在选择节目时会更多地考虑其艺术价值以及观众的接受程度。很多创作者都很年轻，作品可能也并不完美，但他们的不甘平庸、敢做敢为恰恰体现了新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是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当然，今年的演出季中也不乏如林生祥等大师级艺术家的表演。”
崔文嵚认为，与往年相比，2011“新文化”演出季整体的艺术水准有所提高，没有掺水，这一点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第一年我写了一句宣传语，‘全市性价比最高的演出季’，今年不光性价比最好，在品质上也可以恬不知耻地说是最好的之一。”
汇集优戏剧,“ 1+1>2”
“新文化”是相对“小众”的，怎样让“小众”变得“大众”，从而引领一股新潮流？这是一个课题，需要演出季的策划者、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媒体以及观众来共同面对。
在崔文嵚看来，举办演出季本身可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有些演出单独拿出来知名度和号召力不太够，但是品质优秀。策划者将一批这样的演出集中在一起就能形成一定的规模，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另外，各个剧目之间也可以相互带动。观众如果被前面的演出感动，很可能也会继续看接下来的节目。这是 “1+1>2”的效应。
“任何新鲜事物被大众接受都要经历一个从累积到爆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宣传推广的途径和方法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要在不刻意迎合市场的前提下走向大众，也更加需要观众自身素质的提高，包括鉴赏力、辨别力、消费力等等。”
的确，鉴赏力和辨别力对每一位观众来讲都至关重要，如果单听媒体和广告商的忽悠，迷信所谓专家的话，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那种经过主动寻找、用心发现所带来的乐趣。
“对艺术而言，没有公平统一的评判标准，创作者与观众永远是在双向选择，各取所需。策划‘新文化’演出季，我们小小的奢望是希望观众能够认可和接受我们的‘新文化’理念。既然是在北大举办、既然挂上了‘新文化’的名头，‘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既是对演出季整体风格和作品类型的要求，也是对观众审美和欣赏水准的要求。”崔文嵚说，说得诚恳而有力。
对话“新文化”
《中关村》：与以往两年相比，2011演出季的特色、亮点？如何筛选的入围作品？
崔文嵚：亮点很多，现在很多活动都在追求“国际化”，其实我们在毫无预谋毫无准备的前提下也恰好被“国际化”了。“黑水乐队”(Black Water)是由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来自宝岛台湾的林生祥及乐队也是这样；还有来自美国的“恶魔乐团”（Devil Music Ensemble），把实验音乐和中国早期的默片电影相结合，非常有创意。
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是由优戏剧工作室自己出品的，演了三年，反响一直很好，是品牌产品。《徒步二十一层》去年参加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我们觉得很优秀，邀请来参加演出季。其他几个节目是主动和我们联系，我们经过筛选确定的。现在确定剧目主要是依据策划人的个人判断，未来我们也想组建一个“艺委会”，听取更多人的意见，可以更加客观，更加科学。
《中关村》：为什么想到创作《徒步二十一层》，与跳楼事件频发有关？同样是跳楼，《徒步》与您2007年创作现代舞剧《跳楼》有什么不同?
辛欣（《徒步二十一层》编导）：创作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我的一次亲身经历，我被无意反锁在房间里，头脑一热，决定从看似不高的二楼跳下去，可是跳到一半出了一些意外，我被挂在了阳台上。在整个离奇的过程中，我的灵感蜂拥而至。于是有了2007年的《跳楼》。这次有趣的跳楼事件，决定了07版《跳楼》的怪诞风格，这也是与《徒步》的最大区别。对生命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感悟，使这两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是同一件事，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中关村》：《在变老之前远去》再次登上新文化演出季的舞台，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邵泽辉（《在变老之前远去》导演）：这部戏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在“新文化”演出季的舞台上，也是第三次回到北大校园里进行演出。从2008年到现在的三年多时间里，《远去》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地陆陆续续演出了30多场。说到改变，每一次我们除了演员阵容上的变化外，基本不会做什么调整。最开始，我以为这个戏是一个特别私人化的纪念作品，也是某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们的一个心路写照。但这几年演出下来，我却渐渐发现，这个作品似乎成为了一个大时代下困惑迷茫的年青人交流对话的平台。我们在时代的车轮下被裹挟着向前，不但方向没变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记者手记：
崔文嵚是个北京土生土长的80后，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他的介绍里都有强调“半路出家从事文艺”和“间歇性演唱”； 他的名片永远是自己手绘的原创版，一个版本用完了，再画另一个版本；他在演出结束后，只要条件允许，总是很愿意跟观众聊上几句。崔文嵚说，优戏剧工作室人不多，但不甘堕落，自不量力，痛并快乐着。
某一天，我在邮箱里发现了他在凌晨3：30回复我的邮件,顿时想起了一个词，叫做“热血青年”——20世纪初，一群受过先进西方教育的热血青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传播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使民众得到解放和启蒙，确立了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发展轨迹；21世纪初，一群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艺青年继承北大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办“新文化”演出季，打破肆意泛滥的流行文化的垄断，发掘并推广来自民间的优质文艺作品，让先进文化的旗帜继续飘扬。——这是多么值得推崇的精神。
“新文化”演出季“不是策划者理想主义冲动的发泄管道，也不是小众文艺工作者自娱自乐的精神Party，更不是在有关部门授意下宣扬文化强国理论的讲坛，而是艺术家与知音的第三类接触，是培育新型高产优质文艺作物的试验田，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年轻人不甘堕落不自量力处心积虑彰显个性开拓进取的桥头堡。”
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年轻人，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