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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谢泳先生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发生的“沈崇案”的质疑，从而导致对那次所发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否定。我读后很反感，而对《书屋》杂志2010年第十期发表的石天河先生对谢泳文的反驳的观点，则十分赞同。确如石文所指出的：“不仅使现在还活着的当事人伤心，且对她的亲人、子女都有精神的伤害，从人权或人道的观念来说都是不应该的。”我觉得现年已耄耋的我也有责任谈谈自己在这问题上的亲身经历、感受。
早年的见闻
我是成都市人。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日寇即对我抗战大后方城市如重庆、成都、昆明等不断进行狂轰滥炸，这些城市的民众死伤严重。1941年日、美开战，我国与美国结成为反日、德、意法西斯的盟友。翌年战局即变为美强日弱，美军派出大量的“B29”巨型轰炸机（我们亦称为“空中堡垒”），以成都、昆明为基地轮番轰炸日占领区机场和日本本土城市，如东京等。从此日机不敢再来，我们抗战大后方的城市民众都很高兴，从此就不再日夜忙于躲日机的空袭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城市进驻了美国空军及其地勤人员，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我们这些抗战大后方城市市民也日益不满不守军纪的美军的骚扰。我们最常见的也是，不少美军驾着吉普车，载着年轻的中国妇女（多是妓女，少数是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市民称之为“吉普女郎”）在大街上飞驰，有时他们的吉普车横冲直撞，辗死辗伤一些市民、孩子也不管。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春熙路”上的一些大饭店则成为他们寻欢作乐、玩弄中国妇女的场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翌年夏，抗战时期内迁到大后方的平津、江浙的大学开始复员。我所上的燕京大学，是抗日时期由北平内迁到成都的，此时也分批复员，我是那年5月随校复员的。三千里路云和月，由于内战烽火四起，交通时断时续，行路难，我们由成都动身，经西安、太原、石家庄等地，备尝艰辛，为时二十多天才抵达北平。我们乘火车进入前门车站，想不到在车站维持秩序的竟是腰挎手枪、臂佩“Ｍ．Ｐ．”臂章的美军宪兵。我们住进了燕园后，进城游览或购物，也发现有美国兵开车，载着“吉普女郎”在大街上奔驰。他们打伤驾驶三轮车“车夫”的事更常有所闻。那时国、共和谈还在进行，在北平设立的军事调处执行处有美方代表参加。但是美国政府却暗地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武器抢占华北、华东、东北重要城市。为了得到美国政府更多的支持，1946年11月，蒋介石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而且驻华美军海军陆战队竟保持有六万人，还有，五千多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遍布于蒋军之中。于是美军仗势凌人，惹是生非的恶行在我国层出不穷，我们人民的怒火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恶毒的造谣诬陷
1946年12月24日阴冷的圣诞节前夕，北平市政府宴请驻平美军人员，醉醺醺的美国大兵酒后遂出外胡闹。
那天晚上，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年纪还不满十九岁、刚从上海来的女生沈崇，从她借住的王府井大街北的八面槽、甘雨胡同的表姐家去王府井南口的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电影《民族至上》，散场后正在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两名美国大兵挟住，拖到邻近的东单广场的小树林的雪地上强奸。沈崇奋力反抗，高声呼喊。过路的工人孟昭杰闻声前来救助未成，便跑到邻近的警察分局报警。警察很快来到肇事地点时，两个美国兵之一已经逃走，另一个被带走，沈崇被送往医院检查。后来查明，被抓住的美国兵是美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皮尔逊，主凶、逃跑的是下士华伦·普理查。
那年12月25日，北平民营的“亚光通讯社”获知此事，便发布了这条新闻。北平警察局局长汤永咸却决定封锁这消息，他打电话给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要他们通知各报不得登载这新闻。在北平新闻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李炳泉立即把这情况反映给地下学委负责人袁永熙和陈琏夫妇（他们都曾是“西南联大”学生），他们马上决定把这消息捅出去。有些报纸的负责人也认为应该维护正义，发表了这消息。26日，北平的《新民报》、《世界日报》、《新生报》、《北平日报》都刊载了“亚光通讯社”这一新闻，北京的许多市民、学生都很愤怒，而蒋介石政府当局本来想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掩盖不住，遂恬不知耻地加以歪曲、抵赖。
蒋介石北平行辕的官员居然说：“酒后失控，这样的事，各国都在所难免。”还令人们更愤慨的事，混进北大的特务分子更造谣说：“最近延安派出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他们诬陷沈崇是“共匪女谍施行‘苦肉计’勾引美军成奸的”。
原西南联大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头目，此时任北大训导长的陈雪屏居然把北大先修班的座次表找来，把沈崇的名字抹掉，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陈雪屏是沈崇的姨父，他这样做，暴露此人是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
至于官方的“中央通讯社”则故意含糊其辞地说什么“沈崇似非良家妇女”，“尚无显著被奸之迹象”。
揭穿谎言
以上这种种谎言是很容易识破、被揭穿的。
就在沈崇受辱后的第三天，北大女学生会主席刘俊英和北大几位同学专门去沈崇借住的表姐家，一是慰问沈崇，二是澄清官方对沈崇的诽谤。沈崇的表姐说：“沈崇是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928年，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她的曾祖父是晚清的封疆大吏，曾任江西巡抚后又接替左宗棠任总理船政大臣多年，造了很多当时很先进的舰艇，工作成绩卓著。沈崇的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后留学美国的桥梁工程专家，现任交通部次长（即副部长）。沈崇的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著名的翻译家，曾任北大教授林纾（字琴南）之女。”
这次，刘俊英等同学也见到了沈崇，他们都说：沈崇穿着朴素，一看就知道她是正派的好姑娘。
刘俊英等同学访问沈崇表姐家回校后，即用大字报将访问所得加以公布，这立刻轰动了全校。北大学生争相围观。这访问记也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北平各校，许多学校的同学都来北大抄录，加以传播，有些报纸也作了报道。
我当时是历史系学生，也到图书馆作了查证。我看了作为“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也得知这有名的史籍撰有沈崇曾祖父沈葆桢的传记，记载沈葆桢是“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数上书论兵事，为文宗（咸丰帝）所知”。这也就是说，他曾中进士，点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为司监察的御史，正直，有学识，故受清咸丰帝器重；后任江西巡抚，被爱国名臣左宗棠保荐为总理船政大臣。该书对沈葆桢的评价是：“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其首创船政，精果一时无偶。”该书还记载有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沈崇的祖父是举人，叔祖父也曾任贵州巡抚。凡此种种，都一再证明沈崇是出身于仕宦之家、书香门第，这样的姑娘怎么会受人唆使去干诱奸美军那种很下贱卑污之事？
蒋介石政府如此造谣污蔑，我们广大学生更不能忍受了。抗暴的巨浪立刻掀起，北平古城怒吼了。
古城的怒吼
12月27日，北大同学就开会决定发表《告全国同学书》，抗议美军暴行，提出了三项要求：严惩施暴美军；驻华美军当局应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任何非法事件；美军应立即撤出中国。大会决定12月30日罢课一天，并成立“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负责处理有关事宜。这次“抗暴”罢课也得到教授们的大力支持。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理学院院长江泽涵和郑天挺、朱光潜、袁翰青、吴恩裕、沈从文、闻家驷、马大猷、费青等四十八位教授都发表了致美驻华大使的抗议书。
当然，这抗暴行动也受到当权者的阻挠。比如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百余名暴徒进入北大校园撕墙报、撕标语、乱打人；但北大为数更多的同学奋起反击，把他们赶走了。同学们更激愤，要求上街示威游行。
清华大学同学那些天也是怒火升腾，抗暴标语、墙报贴满了校园要处。29日晚各系级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并授权该会根据情况的发展决定是否游行。学生们的抗暴也得到教师们的支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都赞成学生采取罢课、游行的行动。朱自清、张奚若、吴晗、潘光旦、冯友兰等教授都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学生的这些正义行为；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都说不能阻挡学生的罢课、游行，并要求政府当局保障学生罢课、游行的安全。
我所在的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于27日召开了全校同学大会，通过了罢课决议，并责成学生自治会加强与各校的联络，必要时也可与他们上街游行。
燕大时为美国教会在中国办得最好的大学。校中多有外国教员，但这次他们中有多数人也同情我们学生的抗暴。燕大也有很多留学美国的教授，如校长陆志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文学院长齐思和、历史系教授翁独健、周一良，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关瑞梧，经济学系教授郑林庄等也是美国哈佛等著名大学的、荣获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们无不发表抗议美军暴行的谈话。
还使我们很感动的是美国教授夏仁德博士（Dr.Randolph C.Sailer）对我们学运的非常热情的支助。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燕大后，不仅教心理学很受学生欢迎，而且思想进步，爱护学生，他是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久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国立大学名为训导长），一贯同情、支援我们的爱国学生运动，大义凛然。在1936年的“一二·九”学运中，当局追捕进步学生，清华学生领袖蒋南翔等就躲藏在他的家里。1937年初，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斯诺从陕北根据地访问归来，也是在他家客厅向二十多位进步学生如黄华、龚澎、陈翰伯等介绍了他们访问陕北的情况。这次他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抗暴大游行，他骑着自行车，一直跟着我们的游行队伍行进，背上贴着“抗议美军暴行”的醒目标语，沿途许多市民看见一个外国人也这样参加游行，都热烈鼓掌欢迎。
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我们这次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示威，是1946年12月30日举行的，那天气候严寒，朔风凛冽，但清晨清华一千多同学即来到燕园与我们五百来人的游行队伍（占全校学生百分之六十）会合。由燕大打头，两校都打着校旗沿着公路进西直门。我当时充当联络员，骑着自行车跟着我们的领队同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以便发生事故时与后面清华的领队联系。我们两校的大队步行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沙滩（今名“五四大街”）北大校部所在的“民主广场”与北大同学聚集。时已过中午，与我们一起从出发和在途中参加游行的除了北平各高等院校的同学外，还有师大女附中、贝满女中、慕贞女中、育英中学、汇文中学等校众多同学，总数约万余人。这次规模声势空前浩大的游行示威，经过东皇城根、东华门大街到达王府井。沿途我们都向市民散发《告北平父老书》、《一年来美军暴行录》，所经过的街道两旁建筑物上、地面上、行驶的车辆上都贴有标语。
市民看见我们游行队伍来了，纷纷从家里跑出来鼓掌欢迎，有的人还愤慨地说：“打走了东洋鬼子，却又换来了西洋鬼子！”
我们来到协和医院，“军调部”美军代表处所在地，同学们更用英语高呼：“Get out U.S.Army,We hate you!”，“Go home U.S.Army！”
我们游行队伍穿过东单三条，到了东单广场，这里附近的美国兵营（今经贸部所在地一带），是圣诞夜沈崇被侮辱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举行了控诉美军暴行的大会，发表了演说，演出了活报剧，还有朗诵诗，附近市民赶来围观助威的有两万多人。那天天气阴沉，雨云低垂，悲愤之气象在广场上空回荡。
抗暴席卷全国
在北平学生举行抗暴大游行之后，这爱国运动即很迅猛地在全国城市中扩展开来了，先是上海、南京、天津也游行示威了，稍后继起的还有重庆、成都、武汉、杭州、广州、长沙、昆明、西安等城市，抗暴的怒潮震撼了全中国。我也很同意石天河同志的看法，认为这样的全国性的、从下而上发生的中国学生怒潮，“从根上说，都不是受什么人的挑拨和利用而被制造出来的”。这些大规模的很热烈的学潮，“每一次都是从青年学生内心沸腾的热血喷涌出来的。可以说，那是青年学生爱国心或社会正义感的表现，也就是纯洁的善良人性对污浊与邪恶之难于忍受的表现”。
为了更进一步揭露蒋介石政府当局的邪恶，著名的福州英华中学的刚毕业的高才生，也于1946年考入燕大新闻系的石美浩去访问了自己的同乡沈崇的表姐夫妇和沈崇本人，写了《沈崇女士访问记》。文章说，1947年元旦早晨九时，“记者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跨进了沈小姐现在住着的杨公馆。这是十分难得的访问。假如不是记者与杨府熟悉的话，这个访问怕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两天杨府已被包围监视。美浩遂请杨太太的外甥、他的老友来到胡同口等候，这样他才进了杨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便有美军方带领译员并美军医官五、六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杨公馆，要求检查沈崇被污情况。时为我国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要负责人、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后已经检查过，乃拒绝。美方来人说，如不愿再检查，则美方不负责。这些美方来人态度蛮横，十分无礼。但杨先生镇静地说，在美国，黑人污辱了白人，一定会受严惩；还说按美国军法，美军人员犯了强奸罪，不处死也会判无期徒刑。美军来员凶狠地问：“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杨先生回答说：“我在你们国家读书多年，对你们美国的风土人情很了解。”美军来人听后立刻变得非常客气礼貌了。他们说，美方已考虑对肇事美军由中、美双方会审，又表示了他们可以赔款。杨先生声言中国人被污辱绝不是赔款可了结，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美浩又问北平警察局调查情况如何？
杨先生说，沈崇被污之后，来了一个警察。那天夜里漆黑，警察来到出事地点，看到美军暴行和沈小姐，马上打了这个少女一耳光，喝道：“你赚了他几块美金？”
“谁赚了他的美金？我不认识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沈小姐悲痛地回答。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警察回身恭敬地叫美军说一句英语。
狡猾的美兵懒懒地说：“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她只好照着翻译。
啪！警察又打了沈一耳光。说：“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问。
“八面槽甘雨胡同杨公馆。”
“呸，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八大胡同。”警察还是非常恶毒地侮蔑沈小姐，随后又把她带去警察局，最后同意用电话通知了杨公馆。杨先生星夜赶至，并作了检查等手续后，次日清晨五时才带沈小姐回到杨家。
这次，美浩也见到沈崇。美浩说她脸色很苍白，但态度镇静严肃，穿的是蓝布旗袍，绒布鞋，毫无奢侈浮华之气。
这篇访问记很快在《燕京新闻》上发表了。《燕京新闻》很受大学生欢迎，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也立即转载。广大同学从这访问记中更了解了美军当局之骄横，蒋介石政府的警察局又是如何欺压民众、青年的。北平各校同学又纷纷出大字报，谴责蒋介石政府，要求一定要会审、严惩凶手。我也记得，北京的美国军事法庭虽判处那个主凶五年徒刑，但也如石天河同志文章所述，第二年竟宣布那个美国兵“无罪释放”，而蒋介石政府听之任之。
半个世纪以后
时光如梭，转眼此事已过去了六十余年。沧海桑田，时势人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抗暴运动掀起了蒋介石统治区的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的新的一页。由于蒋介石政权坚持独裁专制，大打内战，物价不断猛涨，民不聊生，而又镇压爱国志士、青年学生，致使“反饥饿”、“反迫害”等进步学生运动迭起不辍，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完全丧失民心，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逃到台湾去了。但也令我们深感遗憾、惋惜的是，当年具体领导蒋管区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不少骨干，如南系学委的负责人、工作成绩卓著的袁永熙同志，却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自己被发配到农村，受尽折磨、摧残，疾病缠身，到１９７９年彻底昭雪平反后不久便病故了。还有代表我党中央，一直主管蒋管区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德高望重的钱瑛老大姐和刘仁同志，他们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四人帮”投入秦城监狱，备受迫害而死。
应该指出，我国自古代就很发达的史学，历来就讲求反映历史真相的“信史”。以史求实，以实求理。中国学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主要来自史学，而把那些歪曲篡改的“历史”称为“秽史”，加以鄙弃。“前车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也只有好好研习秉笔直书的“信史”，才能真正得到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像伟大的古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起到以史为鉴的巨大作用。
也因为须讲求“信史”，我国也重视考据学，考证历史的真相。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名学者段玉裁讲到考据学时就说得好，“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论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可叹的是，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也曾写过一些好文章的谢泳先生竟根据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也就是“底本”）来对抗暴这样正义的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出质疑。这的确是很轻率，不慎重的。第一，从本文前面我们的亲身经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与蒋介石政府为偏袒不法美军所炮制的对清白无辜的女大学生、我们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造谣、诬蔑毫无二致，十分雷同。第二，当年“抗暴”等爱国学运的回忆录和专著，新中国建立后，已有大量出版，谢先生如果稍作考证也就不会轻信什么美国政府有关档案。谢先生这样质疑，以讹传讹，真是不足为法。
还是把话题说回来吧。当年撰写沈崇访问记的石美浩同志很快就被吸收入党，并多有好诗、文继续在《燕京新闻》上发表。在1948年秋的蒋介石政府对各大学的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中，他奉党组织之命，撤退到香港工作，改姓名为“石方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因发表了高质量的新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而享盛誉于我国文坛。1953年，他与燕大同系同级后为青年团干部的卢粹持校友恋爱结婚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夫妇都被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他俩夫妇是我的老同窗、知交。事情也很凑巧，卢粹持也曾是沈崇在上海英租界的工部局女子中学的同班好友。因此，方禹粹持夫妇遂与沈崇保持有联系，而我也与他俩夫妇在闲谈中得知沈崇后来的情况：
沈崇受辱后即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入学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改名为沈峻。她在上海的工部局女子中学就有很好的英文根底，在复旦大学改学了俄文，毕业后即分配到在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因此她很胜任工作。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中期，她与著名的漫画家丁聪结婚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发生，沈峻怀有一子之时，丁聪却被打成“右派”，先后发配到“北大荒”和另几个农场劳动多年，沈峻因此而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上更多有困难，但她还是把独子抚养成人。现这孩子已留学美国，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她在工作上则十分尽职尽责，尤其在培养青年编辑人员中成绩更为显著，这样她被吸收成为共产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职称制度了，她即被评为高级编辑。到八十年代末，她年已六旬，应该退休了，但出版社还让她留下做好培养年轻编辑的工作。现今丁聪虽然已经病故，愿年已耄耋的沈峻能很好地颐养天年。
早年的见闻
我是成都市人。很多人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日寇即对我抗战大后方城市如重庆、成都、昆明等不断进行狂轰滥炸，这些城市的民众死伤严重。1941年日、美开战，我国与美国结成为反日、德、意法西斯的盟友。翌年战局即变为美强日弱，美军派出大量的“B29”巨型轰炸机（我们亦称为“空中堡垒”），以成都、昆明为基地轮番轰炸日占领区机场和日本本土城市，如东京等。从此日机不敢再来，我们抗战大后方的城市民众都很高兴，从此就不再日夜忙于躲日机的空袭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城市进驻了美国空军及其地勤人员，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我们这些抗战大后方城市市民也日益不满不守军纪的美军的骚扰。我们最常见的也是，不少美军驾着吉普车，载着年轻的中国妇女（多是妓女，少数是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市民称之为“吉普女郎”）在大街上飞驰，有时他们的吉普车横冲直撞，辗死辗伤一些市民、孩子也不管。成都最繁华的商业区——“春熙路”上的一些大饭店则成为他们寻欢作乐、玩弄中国妇女的场所。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翌年夏，抗战时期内迁到大后方的平津、江浙的大学开始复员。我所上的燕京大学，是抗日时期由北平内迁到成都的，此时也分批复员，我是那年5月随校复员的。三千里路云和月，由于内战烽火四起，交通时断时续，行路难，我们由成都动身，经西安、太原、石家庄等地，备尝艰辛，为时二十多天才抵达北平。我们乘火车进入前门车站，想不到在车站维持秩序的竟是腰挎手枪、臂佩“Ｍ．Ｐ．”臂章的美军宪兵。我们住进了燕园后，进城游览或购物，也发现有美国兵开车，载着“吉普女郎”在大街上奔驰。他们打伤驾驶三轮车“车夫”的事更常有所闻。那时国、共和谈还在进行，在北平设立的军事调处执行处有美方代表参加。但是美国政府却暗地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武器抢占华北、华东、东北重要城市。为了得到美国政府更多的支持，1946年11月，蒋介石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而且驻华美军海军陆战队竟保持有六万人，还有，五千多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遍布于蒋军之中。于是美军仗势凌人，惹是生非的恶行在我国层出不穷，我们人民的怒火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恶毒的造谣诬陷
1946年12月24日阴冷的圣诞节前夕，北平市政府宴请驻平美军人员，醉醺醺的美国大兵酒后遂出外胡闹。
那天晚上，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年纪还不满十九岁、刚从上海来的女生沈崇，从她借住的王府井大街北的八面槽、甘雨胡同的表姐家去王府井南口的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电影《民族至上》，散场后正在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两名美国大兵挟住，拖到邻近的东单广场的小树林的雪地上强奸。沈崇奋力反抗，高声呼喊。过路的工人孟昭杰闻声前来救助未成，便跑到邻近的警察分局报警。警察很快来到肇事地点时，两个美国兵之一已经逃走，另一个被带走，沈崇被送往医院检查。后来查明，被抓住的美国兵是美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皮尔逊，主凶、逃跑的是下士华伦·普理查。
那年12月25日，北平民营的“亚光通讯社”获知此事，便发布了这条新闻。北平警察局局长汤永咸却决定封锁这消息，他打电话给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要他们通知各报不得登载这新闻。在北平新闻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李炳泉立即把这情况反映给地下学委负责人袁永熙和陈琏夫妇（他们都曾是“西南联大”学生），他们马上决定把这消息捅出去。有些报纸的负责人也认为应该维护正义，发表了这消息。26日，北平的《新民报》、《世界日报》、《新生报》、《北平日报》都刊载了“亚光通讯社”这一新闻，北京的许多市民、学生都很愤怒，而蒋介石政府当局本来想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掩盖不住，遂恬不知耻地加以歪曲、抵赖。
蒋介石北平行辕的官员居然说：“酒后失控，这样的事，各国都在所难免。”还令人们更愤慨的事，混进北大的特务分子更造谣说：“最近延安派出若干女工作人员赴各地专门以各种技术诱惑美军，造成事件。”他们诬陷沈崇是“共匪女谍施行‘苦肉计’勾引美军成奸的”。
原西南联大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头目，此时任北大训导长的陈雪屏居然把北大先修班的座次表找来，把沈崇的名字抹掉，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陈雪屏是沈崇的姨父，他这样做，暴露此人是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
至于官方的“中央通讯社”则故意含糊其辞地说什么“沈崇似非良家妇女”，“尚无显著被奸之迹象”。
揭穿谎言
以上这种种谎言是很容易识破、被揭穿的。
就在沈崇受辱后的第三天，北大女学生会主席刘俊英和北大几位同学专门去沈崇借住的表姐家，一是慰问沈崇，二是澄清官方对沈崇的诽谤。沈崇的表姐说：“沈崇是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928年，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她的曾祖父是晚清的封疆大吏，曾任江西巡抚后又接替左宗棠任总理船政大臣多年，造了很多当时很先进的舰艇，工作成绩卓著。沈崇的父亲是上海交大毕业后留学美国的桥梁工程专家，现任交通部次长（即副部长）。沈崇的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著名的翻译家，曾任北大教授林纾（字琴南）之女。”
这次，刘俊英等同学也见到了沈崇，他们都说：沈崇穿着朴素，一看就知道她是正派的好姑娘。
刘俊英等同学访问沈崇表姐家回校后，即用大字报将访问所得加以公布，这立刻轰动了全校。北大学生争相围观。这访问记也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北平各校，许多学校的同学都来北大抄录，加以传播，有些报纸也作了报道。
我当时是历史系学生，也到图书馆作了查证。我看了作为“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也得知这有名的史籍撰有沈崇曾祖父沈葆桢的传记，记载沈葆桢是“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数上书论兵事，为文宗（咸丰帝）所知”。这也就是说，他曾中进士，点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为司监察的御史，正直，有学识，故受清咸丰帝器重；后任江西巡抚，被爱国名臣左宗棠保荐为总理船政大臣。该书对沈葆桢的评价是：“清望冠时，力任艰巨，兵略、吏治并卓然，其首创船政，精果一时无偶。”该书还记载有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沈崇的祖父是举人，叔祖父也曾任贵州巡抚。凡此种种，都一再证明沈崇是出身于仕宦之家、书香门第，这样的姑娘怎么会受人唆使去干诱奸美军那种很下贱卑污之事？
蒋介石政府如此造谣污蔑，我们广大学生更不能忍受了。抗暴的巨浪立刻掀起，北平古城怒吼了。
古城的怒吼
12月27日，北大同学就开会决定发表《告全国同学书》，抗议美军暴行，提出了三项要求：严惩施暴美军；驻华美军当局应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任何非法事件；美军应立即撤出中国。大会决定12月30日罢课一天，并成立“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负责处理有关事宜。这次“抗暴”罢课也得到教授们的大力支持。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理学院院长江泽涵和郑天挺、朱光潜、袁翰青、吴恩裕、沈从文、闻家驷、马大猷、费青等四十八位教授都发表了致美驻华大使的抗议书。
当然，这抗暴行动也受到当权者的阻挠。比如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百余名暴徒进入北大校园撕墙报、撕标语、乱打人；但北大为数更多的同学奋起反击，把他们赶走了。同学们更激愤，要求上街示威游行。
清华大学同学那些天也是怒火升腾，抗暴标语、墙报贴满了校园要处。29日晚各系级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罢课委员会，并授权该会根据情况的发展决定是否游行。学生们的抗暴也得到教师们的支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都赞成学生采取罢课、游行的行动。朱自清、张奚若、吴晗、潘光旦、冯友兰等教授都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学生的这些正义行为；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都说不能阻挡学生的罢课、游行，并要求政府当局保障学生罢课、游行的安全。
我所在的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于27日召开了全校同学大会，通过了罢课决议，并责成学生自治会加强与各校的联络，必要时也可与他们上街游行。
燕大时为美国教会在中国办得最好的大学。校中多有外国教员，但这次他们中有多数人也同情我们学生的抗暴。燕大也有很多留学美国的教授，如校长陆志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文学院长齐思和、历史系教授翁独健、周一良，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关瑞梧，经济学系教授郑林庄等也是美国哈佛等著名大学的、荣获博士学位的学者，他们无不发表抗议美军暴行的谈话。
还使我们很感动的是美国教授夏仁德博士（Dr.Randolph C.Sailer）对我们学运的非常热情的支助。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燕大后，不仅教心理学很受学生欢迎，而且思想进步，爱护学生，他是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久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国立大学名为训导长），一贯同情、支援我们的爱国学生运动，大义凛然。在1936年的“一二·九”学运中，当局追捕进步学生，清华学生领袖蒋南翔等就躲藏在他的家里。1937年初，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斯诺从陕北根据地访问归来，也是在他家客厅向二十多位进步学生如黄华、龚澎、陈翰伯等介绍了他们访问陕北的情况。这次他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抗暴大游行，他骑着自行车，一直跟着我们的游行队伍行进，背上贴着“抗议美军暴行”的醒目标语，沿途许多市民看见一个外国人也这样参加游行，都热烈鼓掌欢迎。
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我们这次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示威，是1946年12月30日举行的，那天气候严寒，朔风凛冽，但清晨清华一千多同学即来到燕园与我们五百来人的游行队伍（占全校学生百分之六十）会合。由燕大打头，两校都打着校旗沿着公路进西直门。我当时充当联络员，骑着自行车跟着我们的领队同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以便发生事故时与后面清华的领队联系。我们两校的大队步行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沙滩（今名“五四大街”）北大校部所在的“民主广场”与北大同学聚集。时已过中午，与我们一起从出发和在途中参加游行的除了北平各高等院校的同学外，还有师大女附中、贝满女中、慕贞女中、育英中学、汇文中学等校众多同学，总数约万余人。这次规模声势空前浩大的游行示威，经过东皇城根、东华门大街到达王府井。沿途我们都向市民散发《告北平父老书》、《一年来美军暴行录》，所经过的街道两旁建筑物上、地面上、行驶的车辆上都贴有标语。
市民看见我们游行队伍来了，纷纷从家里跑出来鼓掌欢迎，有的人还愤慨地说：“打走了东洋鬼子，却又换来了西洋鬼子！”
我们来到协和医院，“军调部”美军代表处所在地，同学们更用英语高呼：“Get out U.S.Army,We hate you!”，“Go home U.S.Army！”
我们游行队伍穿过东单三条，到了东单广场，这里附近的美国兵营（今经贸部所在地一带），是圣诞夜沈崇被侮辱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举行了控诉美军暴行的大会，发表了演说，演出了活报剧，还有朗诵诗，附近市民赶来围观助威的有两万多人。那天天气阴沉，雨云低垂，悲愤之气象在广场上空回荡。
抗暴席卷全国
在北平学生举行抗暴大游行之后，这爱国运动即很迅猛地在全国城市中扩展开来了，先是上海、南京、天津也游行示威了，稍后继起的还有重庆、成都、武汉、杭州、广州、长沙、昆明、西安等城市，抗暴的怒潮震撼了全中国。我也很同意石天河同志的看法，认为这样的全国性的、从下而上发生的中国学生怒潮，“从根上说，都不是受什么人的挑拨和利用而被制造出来的”。这些大规模的很热烈的学潮，“每一次都是从青年学生内心沸腾的热血喷涌出来的。可以说，那是青年学生爱国心或社会正义感的表现，也就是纯洁的善良人性对污浊与邪恶之难于忍受的表现”。
为了更进一步揭露蒋介石政府当局的邪恶，著名的福州英华中学的刚毕业的高才生，也于1946年考入燕大新闻系的石美浩去访问了自己的同乡沈崇的表姐夫妇和沈崇本人，写了《沈崇女士访问记》。文章说，1947年元旦早晨九时，“记者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跨进了沈小姐现在住着的杨公馆。这是十分难得的访问。假如不是记者与杨府熟悉的话，这个访问怕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那两天杨府已被包围监视。美浩遂请杨太太的外甥、他的老友来到胡同口等候，这样他才进了杨府，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便有美军方带领译员并美军医官五、六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杨公馆，要求检查沈崇被污情况。时为我国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要负责人、沈崇的表姐夫杨先生说，事情发生后已经检查过，乃拒绝。美方来人说，如不愿再检查，则美方不负责。这些美方来人态度蛮横，十分无礼。但杨先生镇静地说，在美国，黑人污辱了白人，一定会受严惩；还说按美国军法，美军人员犯了强奸罪，不处死也会判无期徒刑。美军来员凶狠地问：“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杨先生回答说：“我在你们国家读书多年，对你们美国的风土人情很了解。”美军来人听后立刻变得非常客气礼貌了。他们说，美方已考虑对肇事美军由中、美双方会审，又表示了他们可以赔款。杨先生声言中国人被污辱绝不是赔款可了结，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美浩又问北平警察局调查情况如何？
杨先生说，沈崇被污之后，来了一个警察。那天夜里漆黑，警察来到出事地点，看到美军暴行和沈小姐，马上打了这个少女一耳光，喝道：“你赚了他几块美金？”
“谁赚了他的美金？我不认识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沈小姐悲痛地回答。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警察回身恭敬地叫美军说一句英语。
狡猾的美兵懒懒地说：“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她只好照着翻译。
啪！警察又打了沈一耳光。说：“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问。
“八面槽甘雨胡同杨公馆。”
“呸，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八大胡同。”警察还是非常恶毒地侮蔑沈小姐，随后又把她带去警察局，最后同意用电话通知了杨公馆。杨先生星夜赶至，并作了检查等手续后，次日清晨五时才带沈小姐回到杨家。
这次，美浩也见到沈崇。美浩说她脸色很苍白，但态度镇静严肃，穿的是蓝布旗袍，绒布鞋，毫无奢侈浮华之气。
这篇访问记很快在《燕京新闻》上发表了。《燕京新闻》很受大学生欢迎，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也立即转载。广大同学从这访问记中更了解了美军当局之骄横，蒋介石政府的警察局又是如何欺压民众、青年的。北平各校同学又纷纷出大字报，谴责蒋介石政府，要求一定要会审、严惩凶手。我也记得，北京的美国军事法庭虽判处那个主凶五年徒刑，但也如石天河同志文章所述，第二年竟宣布那个美国兵“无罪释放”，而蒋介石政府听之任之。
半个世纪以后
时光如梭，转眼此事已过去了六十余年。沧海桑田，时势人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抗暴运动掀起了蒋介石统治区的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的新的一页。由于蒋介石政权坚持独裁专制，大打内战，物价不断猛涨，民不聊生，而又镇压爱国志士、青年学生，致使“反饥饿”、“反迫害”等进步学生运动迭起不辍，诚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完全丧失民心，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逃到台湾去了。但也令我们深感遗憾、惋惜的是，当年具体领导蒋管区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不少骨干，如南系学委的负责人、工作成绩卓著的袁永熙同志，却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自己被发配到农村，受尽折磨、摧残，疾病缠身，到１９７９年彻底昭雪平反后不久便病故了。还有代表我党中央，一直主管蒋管区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德高望重的钱瑛老大姐和刘仁同志，他们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四人帮”投入秦城监狱，备受迫害而死。
应该指出，我国自古代就很发达的史学，历来就讲求反映历史真相的“信史”。以史求实，以实求理。中国学术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主要来自史学，而把那些歪曲篡改的“历史”称为“秽史”，加以鄙弃。“前车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也只有好好研习秉笔直书的“信史”，才能真正得到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像伟大的古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起到以史为鉴的巨大作用。
也因为须讲求“信史”，我国也重视考据学，考证历史的真相。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名学者段玉裁讲到考据学时就说得好，“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论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可叹的是，时间才过去半个多世纪，也曾写过一些好文章的谢泳先生竟根据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也就是“底本”）来对抗暴这样正义的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提出质疑。这的确是很轻率，不慎重的。第一，从本文前面我们的亲身经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有关当局新近解密的档案与蒋介石政府为偏袒不法美军所炮制的对清白无辜的女大学生、我们的爱国学生运动的造谣、诬蔑毫无二致，十分雷同。第二，当年“抗暴”等爱国学运的回忆录和专著，新中国建立后，已有大量出版，谢先生如果稍作考证也就不会轻信什么美国政府有关档案。谢先生这样质疑，以讹传讹，真是不足为法。
还是把话题说回来吧。当年撰写沈崇访问记的石美浩同志很快就被吸收入党，并多有好诗、文继续在《燕京新闻》上发表。在1948年秋的蒋介石政府对各大学的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中，他奉党组织之命，撤退到香港工作，改姓名为“石方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因发表了高质量的新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而享盛誉于我国文坛。1953年，他与燕大同系同级后为青年团干部的卢粹持校友恋爱结婚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夫妇都被调到北京，他被任命为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他俩夫妇是我的老同窗、知交。事情也很凑巧，卢粹持也曾是沈崇在上海英租界的工部局女子中学的同班好友。因此，方禹粹持夫妇遂与沈崇保持有联系，而我也与他俩夫妇在闲谈中得知沈崇后来的情况：
沈崇受辱后即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入学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改名为沈峻。她在上海的工部局女子中学就有很好的英文根底，在复旦大学改学了俄文，毕业后即分配到在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因此她很胜任工作。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中期，她与著名的漫画家丁聪结婚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发生，沈峻怀有一子之时，丁聪却被打成“右派”，先后发配到“北大荒”和另几个农场劳动多年，沈峻因此而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上更多有困难，但她还是把独子抚养成人。现这孩子已留学美国，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她在工作上则十分尽职尽责，尤其在培养青年编辑人员中成绩更为显著，这样她被吸收成为共产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职称制度了，她即被评为高级编辑。到八十年代末，她年已六旬，应该退休了，但出版社还让她留下做好培养年轻编辑的工作。现今丁聪虽然已经病故，愿年已耄耋的沈峻能很好地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