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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固有研究基础上精读文本，从叙事模式来探讨《菉竹山房》的三个叙事模式：才子佳人模式，凶宅闹鬼的《聊斋》模式和离去还乡的启蒙模式。这些模式既是对传统和现代的固有叙事模式的拟仿并对其超越与疏离，使该小说获得了多重主题，显示了吴组缃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丰富性。
关键词：吴组缃；菉竹山房；叙事模式
作者简介：黄文靖（1987-），男，汉族，重庆市人，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菉竹山房》是吴组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发表在《清华周刊》月刊上的作品，在当时乃至此后数十年都没引起太大关注。专门提到《菉竹山房》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杨义和赵园两位文学史家。前者着眼于吴组缃的艺术手法，后者则重视小说的内容层面，认为《菉竹山房》“是现代人以现代知识（主要是现代心理学知识）捕捉到的心理现象，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其现代意识映照出的人的心理变态”。 [1]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对这篇小说进行定位。后来的论者研究的兴奋点是二姑姑悲剧根源，普遍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及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压迫，主要是对外因的探究。新时期以来研究其内在的深层意蕴的论者渐多，将观点集中到人物心理研究，同时也注意到小说中作者融贯中西艺术手法的独特。本文在固有研究基础上，精读文本，从叙事模式来探讨《菉竹山房》的三个叙事模式：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凶宅闹鬼的《聊斋》模式和离去还乡的启蒙模式。这些模式既是对传统和现代的固有叙事模式的拟仿并对其超越与疏离，使小说获得了多重主题，显示了吴组缃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的疏离
陈平原认为“我们可以指认出如下四种作用于20世纪初中国小说演进的‘力’”。而“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2]吴组缃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那么古来有之的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无疑在《菉竹山房》中留下痕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写到：“才子佳人之事……始式乖违，终多如意”。[6]才子佳人模式暗合了中国人浪漫也追求现世安稳的心理。这个模式从《西厢记》《牡丹亭》，以至到《红楼梦》的清代小说都是大众喜欢阅读的经典。到了晚清五四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3]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与西学东渐，影响到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体验，这些变化都反映在文学上。那么传统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
《菉竹山房》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框架中突出了“佳人”的后来的心理“异化”，在这点上疏离了旧有的叙事模式。文中的二姑姑是善绣蝴蝶的小姐与叔祖父的聪明年少的门生，这样一对才子佳人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互生爱慕，并敢于无视礼教的束缚，产生了私情，相约后花园。这样的叙事在文学作品是常见的，无论《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牡丹亭》等都会是大快人心的大团圆结局。“性本能是人的本能中最为可行的本能，而人的所有快感均与性有关”。[4]这里的二姑姑是一个人性健康，不悖乎正常人性的渴慕爱情的青春少女，人性之光在这里大放异彩！但是少年的船翻身亡，多情小姐自缢未遂，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深渊，抱着灵牌做了新娘的二姑姑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地狱之门的开启。二姑姑在封闭的环境中，坚守作为一个寡妇的道德操守。但潜意识里，作为一个女性有权利获得的性与爱情却缺失，二姑姑心理开始扭曲变异。二姑姑对喜欢的夫妻表现了超出常态的好奇和窥探。吴组缃以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脱离社会的真实情况。鲁迅早就指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吴组缃一反传统的爱情故事“公子落难，花园赠别，私定终身，荣归团圆”的模式，对这一传统叙事模式进行了反拨和疏离，获得了现代的意蕴，对于控诉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无疑加深了其深度。
二、对“凶宅闹鬼”《聊斋志异》模式的颠覆
“吴组缃的短篇《菉竹山房》则以类似《聊斋志异》的背景，讲了个妇女被疑为女鬼的故事”，“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亦古亦今，幽明并存的世界是有承自《聊斋志异》之处”。 [6]故事发生在菉竹山房外的金燕村，一派陶渊明诗歌的田园意境：小溪流水，古村绿树，黑瓦白墙，一派徽派山水图，而那“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槁色”，似乎暗示着读者什么。跨入山房所见都是如此阴气森森：石阶、地砖、柱础、甚至板壁上，都染涂着一层深深浅浅的暗绿，是苔尘。一种与陈腐的土木之气混合的霉气扑满鼻官”。二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彰显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墙内的世界“如一大座古墓”“和姑姑的人相协调的”。连侍女兰花“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已20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时间在这里停滞，失去了力量，只是重复程式化的生活，人也不复拥有任何欲望与感情，而只是菉竹山房的一个幽灵。这些幽灵们在“雨声虫声风弄竹声”里念着晚经，犹是“秋坟鬼唱鲍家诗”。二姑姑被从“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的侄子钉在了“鬼”的十字架上，“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二姑姑却以“鬼”为伴，当作自己生活的精神支柱，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虚妄之上，这才是人性的绝望，绝大的悲哀。菉竹山房成了凶宅，那风雨交加的氛围渲染，推动了这个凶宅闹鬼故事向前发展，“门上那个册叶小窗露着一个鬼脸，向我们张望”，发现“门外是两个女鬼”。
然而这篇小说并不是《聊斋志异》的翻版，“住过西式房子”的我“涌上一股勇气，推开阿圆，三步跳去，拉开门”，门外的女鬼不过是二姑姑和兰花二个人而已，是人而不是鬼。这样强烈的戏剧性转换，“被现代性的‘偷窥’颠覆了，表现了二姑姑与兰花在封建压迫下扭曲的变态心理”。 [7]追寻小说史的转变，吴组缃在“聊斋”式鬼故事里倾注了心理分析的内容，在二姑姑不觉察的内心深处是一直暗潮涌动的欲望，潜意识下的是爱欲。“潜意识是人类精神活动深层和最原始的部分，这个层面中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8]吴组缃深入了二姑姑心理的曲折变化，来表达反封建礼教的主题。这个人物形象不能简约为心理的变态，更成为传统女人渴望正常生活的一种隐喻和象征——“鬼故事因成为试探伦理，情欲，禁忌，疏放意识形态魔魇的重要借口”。 [9] 三、对离家归乡的启蒙模式的疏离与超越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10]在《菉竹山房》通过一个女人在旧传统和礼教下从女人变成“鬼”的故事，来对抗封建思想对人的扼杀，吴组缃站在了启蒙的角度来剖析二姑姑这个旧传奇。
待字闺中的小姐和才气俊逸的书生在太湖石洞里私会，被曝光在世人眼里，以致小姐在书生落水身亡后“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她从而获得了一个合法合理的身份，成为一个终身囚禁在“一大座古墓”里，落得个偷窥的“女鬼”身份的结局。
钱理群认为小说写的是一个“为礼教殉葬”的故事。[11]这个典型的启蒙叙事，在一个新文学中常见的离家还乡模式里叙述出来的。对于20世纪的乡土中国是愚昧和衰败的，老中国的女儿沉溺其中，待鲁迅这辈启蒙者来打开这“黑屋子”的死气沉沉，借用西方的资源来批判旧中国的丑陋与“吃人本质”。那么《菉竹山房》中的“我”是从现代城市中的“归乡人”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用他的视角来打量乡土中国一个人变成“鬼”的事件，揭开田园诗式生活掩盖着沉重的血泪和“鬼气”的灵魂。用这样的模式，使得二姑姑的悲痛和异化才会如此触目惊心。
我们发现：阿圆和“我”亲睹二姑姑在阴森的大屋里过着离奇的“聊斋”生活，感兴趣的是姑姑的传奇经历，还说“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不多么有趣”。对二姑姑身上的支离破碎的内心，并没有同情，更像一个猎奇者满足自己的趣味。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新婚夫妇讲着“聊斋”，把二姑姑和兰花，连同这鬼魅的环境当成了一个鬼故事的现场演绎，少了一种批判的眼光。
在最早的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
朋友某君供给我这篇短文的材料，说是虽无意思，但颇有趣味；叫我写写看。我知道不会弄得很好，果然被我白白糟蹋了。
那么这种结尾更像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故事中的结尾处理的“异史氏曰”，来对文本进行点出意旨。从小说的叙事角度来看，“朋友某君”是二姑姑故事的真正的叙述者与参与者，而“我”只是这个故事的转述者。“我”在写成文本的时候，一方面“朋友某君”对二姑姑往事的“虽无意思，但颇有趣味”的态度，让“我”把二姑姑的往事写成了才子佳人的传奇和“聊斋”的鬼故事。启蒙意义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成为归乡人的传奇，那么主题的启蒙意义无形中遭到消解，成为落后乡土的“看客”，“我”和“某君”连同文本中的新婚夫妻都在窥视二姑姑，窥视还没有被现代文明烛照的乡村。在“有趣”的眼光下，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力度也随之绵软。因此吴组缃“跳出态度的同一性，把悲剧写成了传奇”， [12]这样的处理似乎疏离了启蒙的精神。
总之《菉竹山房》内含了三种叙事模式，每种叙事模式对前人有传承有疏离。作为被归为“社会剖析派”的小说家，吴组缃调用不同的叙事手法来丰富自己的创作，遵循艺术的律令，没有淹没在公式化的创作中。那么吴组缃用自己的作品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给出了最好的例证，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一笔，并以自己的践行探究了叙述和人性的无限可能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得以生生不息。
注释：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3-399.
[2][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8，3.
[4]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鲁迅.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9]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 小说 叙事[M].三联书店，2003：215，217.
[7]孙生民.被囚禁的女人：吴组缃的小说《菉竹山房》解读[J].扬州教育学报，2003（3）.
[8]杨绍刚（等译）.佛洛依德心理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三联书店，2008.
[1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6.
[12]李丽，古大勇.当悲剧成为传奇：论《菉竹山房》对五四启蒙主题的疏离与超越[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
关键词：吴组缃；菉竹山房；叙事模式
作者简介：黄文靖（1987-），男，汉族，重庆市人，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菉竹山房》是吴组缃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发表在《清华周刊》月刊上的作品，在当时乃至此后数十年都没引起太大关注。专门提到《菉竹山房》并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杨义和赵园两位文学史家。前者着眼于吴组缃的艺术手法，后者则重视小说的内容层面，认为《菉竹山房》“是现代人以现代知识（主要是现代心理学知识）捕捉到的心理现象，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其现代意识映照出的人的心理变态”。 [1]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对这篇小说进行定位。后来的论者研究的兴奋点是二姑姑悲剧根源，普遍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及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压迫，主要是对外因的探究。新时期以来研究其内在的深层意蕴的论者渐多，将观点集中到人物心理研究，同时也注意到小说中作者融贯中西艺术手法的独特。本文在固有研究基础上，精读文本，从叙事模式来探讨《菉竹山房》的三个叙事模式：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凶宅闹鬼的《聊斋》模式和离去还乡的启蒙模式。这些模式既是对传统和现代的固有叙事模式的拟仿并对其超越与疏离，使小说获得了多重主题，显示了吴组缃作为一个杰出作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的疏离
陈平原认为“我们可以指认出如下四种作用于20世纪初中国小说演进的‘力’”。而“传统文体之渗入小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2]吴组缃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那么古来有之的才子佳人的传奇模式无疑在《菉竹山房》中留下痕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写到：“才子佳人之事……始式乖违，终多如意”。[6]才子佳人模式暗合了中国人浪漫也追求现世安稳的心理。这个模式从《西厢记》《牡丹亭》，以至到《红楼梦》的清代小说都是大众喜欢阅读的经典。到了晚清五四后，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3]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与西学东渐，影响到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体验，这些变化都反映在文学上。那么传统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
《菉竹山房》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框架中突出了“佳人”的后来的心理“异化”，在这点上疏离了旧有的叙事模式。文中的二姑姑是善绣蝴蝶的小姐与叔祖父的聪明年少的门生，这样一对才子佳人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们互生爱慕，并敢于无视礼教的束缚，产生了私情，相约后花园。这样的叙事在文学作品是常见的，无论《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牡丹亭》等都会是大快人心的大团圆结局。“性本能是人的本能中最为可行的本能，而人的所有快感均与性有关”。[4]这里的二姑姑是一个人性健康，不悖乎正常人性的渴慕爱情的青春少女，人性之光在这里大放异彩！但是少年的船翻身亡，多情小姐自缢未遂，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深渊，抱着灵牌做了新娘的二姑姑将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地狱之门的开启。二姑姑在封闭的环境中，坚守作为一个寡妇的道德操守。但潜意识里，作为一个女性有权利获得的性与爱情却缺失，二姑姑心理开始扭曲变异。二姑姑对喜欢的夫妻表现了超出常态的好奇和窥探。吴组缃以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没有脱离社会的真实情况。鲁迅早就指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吴组缃一反传统的爱情故事“公子落难，花园赠别，私定终身，荣归团圆”的模式，对这一传统叙事模式进行了反拨和疏离，获得了现代的意蕴，对于控诉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无疑加深了其深度。
二、对“凶宅闹鬼”《聊斋志异》模式的颠覆
“吴组缃的短篇《菉竹山房》则以类似《聊斋志异》的背景，讲了个妇女被疑为女鬼的故事”，“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亦古亦今，幽明并存的世界是有承自《聊斋志异》之处”。 [6]故事发生在菉竹山房外的金燕村，一派陶渊明诗歌的田园意境：小溪流水，古村绿树，黑瓦白墙，一派徽派山水图，而那“竹子一半是绿色的，一半已开了花，变成槁色”，似乎暗示着读者什么。跨入山房所见都是如此阴气森森：石阶、地砖、柱础、甚至板壁上，都染涂着一层深深浅浅的暗绿，是苔尘。一种与陈腐的土木之气混合的霉气扑满鼻官”。二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彰显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墙内的世界“如一大座古墓”“和姑姑的人相协调的”。连侍女兰花“陪姑姑住守这所大屋子已20多年，跟姑姑念诗念经，学姑姑绣蝴蝶”。时间在这里停滞，失去了力量，只是重复程式化的生活，人也不复拥有任何欲望与感情，而只是菉竹山房的一个幽灵。这些幽灵们在“雨声虫声风弄竹声”里念着晚经，犹是“秋坟鬼唱鲍家诗”。二姑姑被从“羁留外乡，过的是电灯电影洋装书籍柏油马路的另一世界的生活”的侄子钉在了“鬼”的十字架上，“觉得那钟馗，那恶鬼，姑姑和兰花，连同我们自己俩，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二姑姑却以“鬼”为伴，当作自己生活的精神支柱，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虚妄之上，这才是人性的绝望，绝大的悲哀。菉竹山房成了凶宅，那风雨交加的氛围渲染，推动了这个凶宅闹鬼故事向前发展，“门上那个册叶小窗露着一个鬼脸，向我们张望”，发现“门外是两个女鬼”。
然而这篇小说并不是《聊斋志异》的翻版，“住过西式房子”的我“涌上一股勇气，推开阿圆，三步跳去，拉开门”，门外的女鬼不过是二姑姑和兰花二个人而已，是人而不是鬼。这样强烈的戏剧性转换，“被现代性的‘偷窥’颠覆了，表现了二姑姑与兰花在封建压迫下扭曲的变态心理”。 [7]追寻小说史的转变，吴组缃在“聊斋”式鬼故事里倾注了心理分析的内容，在二姑姑不觉察的内心深处是一直暗潮涌动的欲望，潜意识下的是爱欲。“潜意识是人类精神活动深层和最原始的部分，这个层面中充满着不容于社会的各种本能和欲望。”[8]吴组缃深入了二姑姑心理的曲折变化，来表达反封建礼教的主题。这个人物形象不能简约为心理的变态，更成为传统女人渴望正常生活的一种隐喻和象征——“鬼故事因成为试探伦理，情欲，禁忌，疏放意识形态魔魇的重要借口”。 [9] 三、对离家归乡的启蒙模式的疏离与超越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10]在《菉竹山房》通过一个女人在旧传统和礼教下从女人变成“鬼”的故事，来对抗封建思想对人的扼杀，吴组缃站在了启蒙的角度来剖析二姑姑这个旧传奇。
待字闺中的小姐和才气俊逸的书生在太湖石洞里私会，被曝光在世人眼里，以致小姐在书生落水身亡后“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她从而获得了一个合法合理的身份，成为一个终身囚禁在“一大座古墓”里，落得个偷窥的“女鬼”身份的结局。
钱理群认为小说写的是一个“为礼教殉葬”的故事。[11]这个典型的启蒙叙事，在一个新文学中常见的离家还乡模式里叙述出来的。对于20世纪的乡土中国是愚昧和衰败的，老中国的女儿沉溺其中，待鲁迅这辈启蒙者来打开这“黑屋子”的死气沉沉，借用西方的资源来批判旧中国的丑陋与“吃人本质”。那么《菉竹山房》中的“我”是从现代城市中的“归乡人”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乡，用他的视角来打量乡土中国一个人变成“鬼”的事件，揭开田园诗式生活掩盖着沉重的血泪和“鬼气”的灵魂。用这样的模式，使得二姑姑的悲痛和异化才会如此触目惊心。
我们发现：阿圆和“我”亲睹二姑姑在阴森的大屋里过着离奇的“聊斋”生活，感兴趣的是姑姑的传奇经历，还说“这故事要不是二姑姑的，并不多么有趣”。对二姑姑身上的支离破碎的内心，并没有同情，更像一个猎奇者满足自己的趣味。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新婚夫妇讲着“聊斋”，把二姑姑和兰花，连同这鬼魅的环境当成了一个鬼故事的现场演绎，少了一种批判的眼光。
在最早的小说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文字：
朋友某君供给我这篇短文的材料，说是虽无意思，但颇有趣味；叫我写写看。我知道不会弄得很好，果然被我白白糟蹋了。
那么这种结尾更像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故事中的结尾处理的“异史氏曰”，来对文本进行点出意旨。从小说的叙事角度来看，“朋友某君”是二姑姑故事的真正的叙述者与参与者，而“我”只是这个故事的转述者。“我”在写成文本的时候，一方面“朋友某君”对二姑姑往事的“虽无意思，但颇有趣味”的态度，让“我”把二姑姑的往事写成了才子佳人的传奇和“聊斋”的鬼故事。启蒙意义上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剧成为归乡人的传奇，那么主题的启蒙意义无形中遭到消解，成为落后乡土的“看客”，“我”和“某君”连同文本中的新婚夫妻都在窥视二姑姑，窥视还没有被现代文明烛照的乡村。在“有趣”的眼光下，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力度也随之绵软。因此吴组缃“跳出态度的同一性，把悲剧写成了传奇”， [12]这样的处理似乎疏离了启蒙的精神。
总之《菉竹山房》内含了三种叙事模式，每种叙事模式对前人有传承有疏离。作为被归为“社会剖析派”的小说家，吴组缃调用不同的叙事手法来丰富自己的创作，遵循艺术的律令，没有淹没在公式化的创作中。那么吴组缃用自己的作品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给出了最好的例证，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一笔，并以自己的践行探究了叙述和人性的无限可能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得以生生不息。
注释：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3-399.
[2][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8，3.
[4]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5]鲁迅.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9]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 小说 叙事[M].三联书店，2003：215，217.
[7]孙生民.被囚禁的女人：吴组缃的小说《菉竹山房》解读[J].扬州教育学报，2003（3）.
[8]杨绍刚（等译）.佛洛依德心理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1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三联书店，2008.
[1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6.
[12]李丽，古大勇.当悲剧成为传奇：论《菉竹山房》对五四启蒙主题的疏离与超越[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