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高的礼遇，可以说也是中国画家能够得到的最高礼遇了。但即便如此，在老人身后的“文革”时期，齐白石和他的艺术还是受到了批评和贬斥，如说老人的艺术腐朽的，如说老人吝啬，眼里盯着钱之类，等等。
　　关于齐白石的逸事，在许多人的笔下都有介绍，例如：1950年代初，有书画雅好者请齐白石作画，当时齐白石仍按润例收费按尺幅大小明码标价，而且在润格幅度内，一幅画画几只虾几只蟹，老人心里都有数，一般不会多画。但西泠印社2009年出版的一本齐白石册页《花鸟草虫册》里却有两幅都是破例，也留下了两则逸事：一幅是墨虾，一幅是雏鸡。老人画完了两只虾和三只雏鸡后，正要题款，但在场的求画者又求老人在画上再添些什么，老人没有说话，意思大概是再添就得加钱了……不过最终老人还是加了—他是在两幅画的右上角各“吝啬”地添了半只虾和半只雏鸡，边画嘴里边嘟囔着说这些添笔算是送的。但后边添加的半只虾和半只雏鸡，确实也多了几分情趣和神韵。其实，举这个例子并非是说老人吝啬，而是想说，齐白石的画和他的艺术已经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滋养。
　　齐白石属于大器晚成的典型。他十二岁开始学木匠，二十七岁开始拜师学习诗文书画和篆刻，并以卖画为生。1917年夏，五十五岁的齐白石为避兵乱，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南纸店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到了齐白石的篆刻印章，特去拜访齐白石，相谈甚欢，成了知音。其时陈师曾担任教育部的编审员，擅长写意花卉，在北京已是有盛名的名家。齐白石从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陈师曾鉴定，陈说齐白石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并题诗一首：“襄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用齐白石的话说，陈师曾是在劝说他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
　　1922年，齐白石六十岁。春天，陈师曾应邀去日本参加画展，陈让齐白石预备几幅画，交陈带到日本去展览。结果陈带去的齐白石的画都卖了出去，且画价甚高，齐白石的花鸟画每幅卖了一百银元，山水画更贵。这样的画价，在当时的北京是难以想象的。齐白石为此赋诗一首：“曾点胭脂作吉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这次日本展览之后，齐白石在琉璃厂的画价也一天天高了起来。用齐白石在自传里的话说：“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对于早逝的陈师曾，齐白石的确是永远忘不了的，对此也不“吝啬”笔墨，直到晚年，他还不断写诗题画纪念着这位当年对自己有鼓励和推介的友人，如在《题陈师曾画》一诗里，齐白石写道：“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忆腕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泉勿相昧。”
　　1949年以后，白石老人的生活更是安逸，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3月邀他入中南海赏花抒谊；徐悲鸿在出任新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又续聘他为名誉教授，在1953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还刊文《祝贺画家齐白石九十三岁寿辰》，如此评价说：“齐白石的作品是从对自然景物精神的观察中来，具有形神兼备真实生动的特色，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勤朴不倦的劳動热情，和对生活景物的细腻精心的观察能力，以及表现景物的那种富有精炼创造才能的匠心。”
　　李泽厚在《纪念齐白石》里说，齐白石的构图、画境、笔墨，是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国意味、中国风韵。它的确代表中国，它是民族的，却又并不保守。